國內外很多學者常用“地緣政治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工具去分析“一帶一路”，但我更願意將該戰略視為“文化經濟學”的典型案例。只有同時實現經濟收益與文化收益，才是中國想要的、真正能夠贏得國際社會尊重的“一帶一路”產品。換句話說，該戰略受歡迎，不僅因為它是一個給各方帶來實惠的經濟事件，更因為它能夠成為一個引起共鳴的文化事件。

 2013年9月開始，我從西北地區的新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到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從沿海省份的遼寧、山東、安徽、浙江、江蘇、福建、廣東、海南到內陸省份的內蒙古、山西、河北等，“一帶一路”使我有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國的機會。與此同時，從歐洲的英國、意大利，到中東的以色列以及亞洲的韓國等，該戰略也使我有了深入了解國際社會的機會。在調研中我了解到,從中國西北發貨到天津港的成本甚至遠遠大於從浙江義烏發貨到阿聯酋的成本；著名的口岸城市二連浩特只有10萬人口，且遭遇水資源短缺的嚴重瓶頸；還看到中國企業對於“一帶一路”的迫切需求以及不得其法的滿臉困惑。總之，該戰略給很多中國人創造了打通己學和彼學的機會，也倒逼中國城市和企業思考如何醫治諸多不聯不通的痛點。

 “一帶一路”與中國的文明型崛起

 2015年3月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的最大收獲是“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的發布。該戰略的成功不僅在於務實的經濟項目，更在於人心、思想、思路、文化、制度，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等。從本質而言，“一帶一路”必然是“中國風”、“人文情”、“潮流感”與“國際範”,它的成功是中國文明型崛起的標志。

 目前，對“一帶一路”的前景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甚至極端樂觀與悲觀並存的評價，一個是“新版的朝貢體系”，另一個是“國際關系史上最大的爛尾工程”。其實我們不需要預設其最終結果是什麼，關鍵是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中國人能否凝神聚智，展現一個不斷進步的中國。我常常在想，中國如何超越“崛起困境”，即中國不僅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更要成為一個受尊重的國家；她不僅要有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奮的經濟成就轉化成實實在在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她不僅要經濟成長，更要贏得民心和人心，其中，民心是全體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忠誠，人心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人心向背。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標就是“議程設置”能力的提升，即“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麼，但能決定大家一段時間集中討論什麼”。2013年9月之後，“一帶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隨著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一系列組合拳的使用，使周邊國家甚至西方國家開始熱議互聯互通、經貿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詞”。短期內，中國依然不能確定其他國家能否從內心接受“一帶一路”理念，但這一理念顯然已經成為各方的話語焦點，有很多人開始談論甚至慢慢喜歡上了這一中國詞匯。“議程設置”能力的提升是擁有國際“話語權”的前提條件。

 有一位朋友的話很有道理：“中華文明曾經被富強（列強）征服，今天我們不能為了富強而放棄文明。”筆者也常常感嘆：“中華文明如此偉大，可我們如何讓沈睡的文明蘇醒呢”，“中國人如何充滿自信地去探索推動社會進步的各種可能，逐漸擁有被國際社會所分享的文化與價值”。“一帶一路”不是要和別人競爭，更不是要同美國爭奪霸權，而是要挖掘中國自身的潛力，提升自我，它不是轉移財富的過程，而是創造財富的過程。

“一帶一路”與傳統理念的超越

 在中國，中華民族長期存在“中原中心主義”，這會周期性地約束中國的文明型崛起，導致中國經濟與社會頑固地存在“排他主義的地方化傾向，以及保守主義的本地化傾向”。

 在國外，國際社會長期存在“中心-邊緣秩序”，其在國際政治上的特點是：以民族國家為核心、以“典型歐洲範式”的主權國家框架去規範世界不同的政治主體；其在全球經濟上的特點是：以全球化為核心、以“資本主義範式”的“中心-邊緣”框架去約束世界不同經濟體，其內在邏輯是“中心侵蝕邊緣”、“邊緣依附中心”。

 美國社會學家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在世界體系中，國與國之間存在等級，少數國家成為核心國，多數國家成為它們的附屬國。他在為中文版《現代世界體系》所作的序言中真誠的指出，“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的歷史進程）中起重大的作用。”的確，“一帶一路”是對傳統西方主導理念的一種超越，路、帶、廊、橋等聯通性質的、以及“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中國式話語開始崛起，代表著平等、包容，代表著國際社會的“非極化”發展傾向。“互聯互通”開始成為一種時尚，“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中國式文化與哲學思想開始備受矚目。

 歷史上，英美崛起同樣需要理念的超越，需要通過制度安排引領當時的國際時尚。在英國霸權時代，政治層面，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議會制，以及英聯邦制就是時尚；經濟層面，自由貿易與金本位制就是時尚。在美國霸權時代，美國成功地在政治上建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模式，共和的觀念開始取代立憲的精神；經濟上，通過多邊主義和制度主義方式使戰後國際體系打上明顯的美國烙印，貿易上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金融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共同構成了美國霸權的制度骨架。那麼，今天所有中國人需要認真思考，在中國和平發展與文明型崛起的關鍵時刻，中國能為國際社會帶來什麼樣的新理念、新時尚？“一帶一路”如何使中國推動的全球公共產品更具鮮明的文明識別度？

“一帶一路”與痛點經濟學

 痛點經濟學，就是文化經濟學，因為找痛點就是讀心、暖心、攻心的過程，就是打造文化與經濟精品的過程。文化是行走的經濟，經濟是可持續的美好，美好是認真展現的態度，態度是由內而外的文化。

 這是最差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常常有人問我：五年、十年以後，中國社會還會討論“一帶一路”嗎？其實，對中國以及國際社會而言，“一帶一路”不是要我們去接受這四個字，而是去把握它的基本內涵，以及這一內涵是否適應了國際社會發展的迫切需求。該戰略的基本內涵就是“互聯互通”，而這一內涵的確找到了國際社會的最大痛點。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五年、十年後，中國社會還需不需要互聯互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還需不需要互聯互通。

 今天，中國西北有很多不聯不通地方，甚至沿海也有很多不聯不通的地方，所以要先找準痛點，才能打通痛點，整個過程需要打造“智慧共同體”。首先，“一帶一路”是國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過程，13億中國人中的每一個個體開始嘗試在思想、知識、心靈領域的互聯互通。其次，中國開始真正走向世界，成為世界之中國。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習慣於國際社會主動了解我們，因為我們是中國之世界，我們了解別人的意願和能力始終不強，但今天，“一帶一路”迫使中國人上路，去了解這個美麗星球。

 “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痛點”更值得我們關註，如中國西部投資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物流成本高，根源則是中國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閉性，缺乏互聯互通。“一帶一路”的機遇在於，找準體驗痛點就找到了商機的盈利點和機制的突破點。

 今天，中國的城市和企業有很多痛點。中國城鎮化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土地面積擴大的城鎮化（土地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矛盾），第二個階段是人口數量增多的城鎮化（戶籍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矛盾），第三個階段是尋找歸屬感的城鎮化（解決人內心的歸屬與認同問題）。在第三階段，城市的發展目標，不僅是高樓大廈、公共服務，也包括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城市理念，以及市民對城市的歸屬與依賴，城市發展由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

 絲路城市的成功與否不單純看經濟增長指數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設在社會發展、對外開放中的含金量。2014年底我去英國訪問，從機場往愛丁堡走的時候，一位英國朋友指著我面前的一片城市建築說，“這是我們的新城，是18世紀的。”我以為是自己聽錯了，追問道：“新城是18世紀的，老城是什麼時候的？”對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紀的。”這個時候我突然加深了對一句話的理解：不知是歲月成就了英倫，還是英倫成就的歲月。在這裏，淡淡的一個“CLASSIC”（經典）就遮住了一切浮躁。對中國城市而言，“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崛起的良好契機，更是中華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笞：該戰略不會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細作，只有耐得住寂寞、少折騰，才能造得出精品。

 企業不僅要賣產品，也要賣文化。目前，中國企業的短板是：有企業不一定有產品，有產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價值；漸進性創新不少，但突破性創新不夠。今天，中國企業不走出去也有風險，而且風險可能更大。原來問中國企業為什麼要走出去，很多企業家回答：“要服務國家戰略”，現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決生存壓力。”可見，企業家越來越在商言商，這是件好事。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中，不要過分誇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關鍵是自身要準備好、要把項目選好，要真正具有國際視野和品牌意識。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的企業沒說要做“一帶一路”，但他們實際做的就是“一帶一路”，即用產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實，中國企業的最大風險是中國企業性格的內向性，不走出去，中國企業會越來越被動，會越來越受制於人。

 目前，中國企業向絲路沿線國家重點推銷的是“新三樣”，即高鐵，核電，以及航天、航空與造船等。其中，大多屬於基建類企業，如中鐵、中鐵建、中交建、中建等。但這些“風風火火”的企業背後也有痛點，他們的主要特點如下：一是，初期，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工種；二是，勞動密集型，但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三是，商業風險、政治風險與人員風險疊加；四是，財務成本大，負債率高，但利潤率低。例如，中鐵一年的營業額有7000億元人民幣，但純利潤只有100億，企業有30萬員工，但每年需要雇傭200萬農民工，因此，企業不堪重負、負債率高，因為勞動力成本以及人員風險在不斷上升，每年不是沒事幹，而是忙活一年最後留給自己的錢太少，屬於流血流汗的“低附加值”行業。所以，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企業會不斷發現痛點、解決痛點，如中交建、中電建等企業在海外進行基建主業的同時，努力開拓運營與管理服務業務，利潤率明顯較高。

 中長期，中國企業在絲路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努力推進“硬聯通”與“軟聯通”的互促結合。“軟聯通”就是把中國企業的標準帶出去，例如肯尼亞蒙內鐵路已經在積極使用中國標準。蒙內鐵路是肯尼亞獨立百年來建設的首條鐵路，也是規劃中的東非鐵路網的咽喉，2013年底開工建設，將采用中國國鐵一級標準，把中國的資金、技術、標準、裝備制造和管理經驗帶入非洲。蒙內鐵路建成後，將全面升級肯尼亞現有鐵路網。運營了100多年（英國殖民者100多年前修建的）、時速僅40公裏、年貨運量僅100多萬噸的肯尼亞老窄軌鐵路將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總之，文化自信是三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那麼文化自信的基礎是什麼？是經得起時間檢驗和歷史考驗的人民（國內民眾以及國際受眾）滿意。“一帶一路”標志著中國走向文明型崛起的大道，此時中國人開始找痛點、找差距、找路徑、找歸屬、找信仰。的確，文明型崛起的國家應該像麥穗一下，空心的麥穗舉頭搖向天空，而飽滿的麥穗則俯身低頭朝向大地。（收藏自2015-09-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