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處於守勢

和這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國盡管有經濟崛起，但文化則處於守勢。這種守勢，即使在中國國內也是很顯然的。原因很簡單，中國人的思維本身就已經相當西方化了。中國現在所進行的文化推廣活動，盡管聲勢浩大，但不會對中國文化的擴張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中國缺少的是一套核心價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價值（shared value）。很顯然，中華文明如果不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價值，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共享價值，那麼就會被前面兩種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關鍵在於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化知識產品，更沒有基於文化產品質上的話語權。西方從中國的傳統中學到了很多，並且已經大大超越了中國。中國很難再繼續依賴傳統來推銷自己了。不求進步，光想著從傳統中找些什麼，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已經解釋不了當代中國。盡管今天的中國有傳統傳承的一方面，但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中國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變。當然，這種巨變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來的歷史。這要就我們生產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追求新的話語。沒有這些，一種新的文化無從談起。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嗎？這種新文化能否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呢？也就是說，這種文化不僅為中國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為處於其它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所接受。

 現在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至少離這個目標還遠得很。一種文化要成為“軟力量”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這個文化，不管是產自本土還是結合了從外面“輸入”的因素，必須是能夠解釋自己。如果一種文化不能解釋自己，那麼如何讓“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這種文化必須能夠讓“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對這種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麼便是沒有軟力量。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者”能夠自願接受這種文化。這是軟力量的本質。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尤其不需要通過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廣。在唐朝，沒有政府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是西方政治軟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過各種手段要把這些價值強行推銷到其它國家，強迫其它國家接受，那麼便不再是軟力量，而是軟力量的反面。

 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樣一種文化，因此各種“推銷”行為顯得很吃力。中國現在所有的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要不依附於自己的歷史傳統，要不依附於西方文化。中國文化裏面包含有傳統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這不僅沒有問題，而且也是優勢。但這種文化必須能夠滿足第一個條件，即能否解釋自己。中國缺少的是能夠解釋自己的文化產品。現在所有的產品是覆制品，具有濃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進行所謂的“文化創新”過程中，要不簡單照抄照搬，要不就是應用性，也就是西方技術，中國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國往往是用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結果是很顯然的。中國那麼大的國家，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用西方的話語來打扮自己，更因為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國那樣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國家。中國強力反對西方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自己，但什麼是中國自己的邏輯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很多年裏，在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間，大家都在呼籲“文化創新”。但是效果怎樣呢？這些呼籲往往淪落為簡單的政策口號和政策運動。現在國家有錢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塊蛋糕。能否把得來的錢用在文化創新上呢？沒有人能夠知道。但以往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旦得到了錢，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錢能夠用到“文化創新”的領域，也不見得能夠保證文化創新。

 實際上，從歷史上看，錢不是文化創新的前提條件。歐洲豐富的文化的確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錢是結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創造都是在貧窮的狀態下進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貧困潦倒的條件下進行艱難創作的哲學家、小說家、畫家、音樂家，那麼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會如此吸引我們了。實際上，一旦個人或者文化的創造者淪落為錢的奴隸的時候，就很少與文化創造相關了。要進行文化創造或者創新，就要尋找另外的途徑。

 缺少文化發展和創新使得中國文化很難“走出去”。不僅如此，正如上面所討論的，中國文化的生存空間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擠壓。不過，從歷史上看，中國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人們可以相信，中國可能也能夠再次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化範式，一種能夠容納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質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國的選擇並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種情形，那麼就必須重生。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文化創新的全部意義。

註：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為浙江人文大講堂所作題為《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範式？》的演講節選的第二部分。（收藏自2011-12-3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