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所謂黃河改道，是指河流決口後放棄原來河床而另循新道的過程。千百年來，黃河由於多沙善淤，變遷無常，改道頻繁，中遊的寧夏銀川平原，內蒙古河套平原一帶的黃河河道都曾多次改道變遷，但影響重大的是黃河下遊河道改道。歷史上黃河下遊改道波及的廣大地區，南達江淮，北抵天津，西起孟津，東至黃海，縱橫25萬平方公裏。據史載，從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到公元二十世紀末的四千余年間，黃河下遊共發生過一千五百余次決口，先後26次改道。《尚書·禹貢》中所記載的改道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最早黃河改道。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高宗為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縣西南決河，黃河入泗水進入淮河，“奪淮入海”。之後700多年間，黃河的流向都在江淮及魯南地區。1855年黃河在河南蘭考決口後，奪山東大清河入渤海。此後一百五十余年間，蘇北海岸線向大海不斷延伸，雲台山始與大陸接壤，呈現滄海變桑田的壯觀歷史地理景象。

黃河每一次改道，在人們的記憶中，充滿著恐怖、死亡、流離失所和家破人亡。所以黃河也是世界上給人類造成災難最多的河流之一。然而就在這苦難的歷史沿革過程中，產生了古老燦爛的中國黃河改道文化。幾千年來，連雲港（古海州）在黃河改道中數次沈浮，歷受磨難，由桑田變滄海，再由滄海變桑田，承受著改道造成的苦難，也繼承著改道文化的豐厚遺產。

史學界形成的普遍共識是，文化孕育於江河，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中華主流文化起源於黃河中下遊，因此“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這裏提出的“改道文化”概念，是基於“黃河文化”這一範疇，根據黃河數千年來南北大遷徙這一歷史事實，以及在遷徙過程中所積澱的各類文化元素，所形成的與黃河文化一脈相承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成果。“改道文化”是這一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黃河最後的一次改道北流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在當今人們的記憶中，海州至雲台山乃至太平洋西海岸，是一馬平川，車水馬龍的現代都市。然而，就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溯700多年間，在黃河水的推波助瀾下，雲台山是一個飄蕩在黃海之中的孤島。

筆者由黃河中上遊來連雲港生活工作已10余載，出於對黃河文化的熱愛，近年來潛心觀察了由滄海變桑田的古海州地區的人文地貌，傳聞史籍，對黃河改道所形成的獨特歷史景觀及文化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總的說來，黃河改道對下遊地區的歷史文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對連雲港地區的影響尤為顯著，積澱尤為深厚，成果尤為豐碩；從某種意義上講，具有宏觀上的主導作用和決定作用。連雲港的重大文化遺產，基本上都與黃河改道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黃河改道，就沒有今天如此絢麗多彩的連雲港區域文化。本文試圖通過四千余年來，黃河改道在連雲港地區所留下的重要的人文遺跡，對黃河改道與連雲港五大文化遺產的關系，依時間順序排列，闡述一些個人見解，供社會有關方面參考。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藤花落”——毀於黃河改道的史前人類生活遺跡

公元2000年，國家公布了當年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江蘇省連雲港市“藤花落遺址”榜上有名。[1]“藤花落”這個多少有些詩情畫意的史前中國古代人類部落遺址名稱，首次見著於考古史冊中。

“藤花落”遺址，位於現今的連雲港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地處中雲台山北麓的沖積平原上，海拔6—7米。遺址埋藏於距地面1.5—2米的黃土淤積層之下。已發掘的古人類遺址面積約2100平方米，由內城和外城兩部分組成：外城平面呈圓角長方形，由城墻、城壕、城門等組成，城圍1520米，墻基21—25米，殘高1.2米，總面積約150000平方米，用堆築和板築相結合的技術組成；內城位於外城內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門和哨所組成，城址平面呈圓角方形，主要由版築夯打而成。城內眾多房址中有一座“回”字形大房址，面積約110平方米。遺址內還發現有供排水用的水溝、寬3—4米的道路、石埠碼頭、水稻稻田和兒童屍骸等遺跡200多處，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錛、石刀和陶鼎、缽、盆、盤、杯、紡輪以及動植物標本、玉器等共計1200余件，還發現100多粒炭化稻米粒。通過對遺址土壤植物矽酸體測定和眾多遺址現象初步認定，城外和北部外城之間有著保存較好的稻作物農業生產區，，充分證明這一時期居民的生產生活活動主要以稻作物農業為主。“在1999年發掘的城南部的一個工作區域的剖面上，發現了另外一個重要現象，外城墻墻體兩側的底層堆積明顯不一樣，外側耕作土層下是若幹層水平狀淤沙土堆積，多為純凈的黃灰沙土和青灰沙土，明顯是受到海潮倒灌和洪水沖擊而形成”。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認為，“藤花落”遺址距今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生活遺址。對研究中國史前人類遺址的平面布局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海岱地區的古文化和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考古工作者還在遺址中發現，有十分明顯的偶蹄類動物腳印和人類腳印及圈養動物的柵欄。由此專家們判斷：史前人類已開始了圈養家禽牲畜的歷史。這在考古中還是首次發現。這是江蘇省內目前保存最好、面積最大的一處龍山文化遺址[2]。

“藤花落”是如何成為“地下城”的，至今莫衷一是。來自現場考古學家們的推測是，這座古人類城池很可能毀於某次山洪爆發、泥石流等嚴重自然災害。有關專家學者做過多方面的求證，“自然變遷、商人伐夷、周人伐夷，都可能是被迫離開本土、西遷內地和海外大逃亡的原因”[3]。也有人曾根據遺址內人們建造房屋使用了數以萬計的木料為依據，分析推測，古人過度砍伐，山體植被遭到破壞，生態嚴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災害極易發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懲罰。

筆者分析認為，“藤花落”毀滅於史前某次沒有歷史記載的黃河改道。其論據有三：

（一）“藤花落”時代（公元前2000前後），黃河主流在北方。“研究表明，黃河在距今約4600～4000年間是經淮北蘇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後改道經河北平原註入渤海。距今4000年前後黃河下遊的南北大改道，時間上大致和大禹治水時間相吻合”[4]。早在4000年前（夏商時期），黃河的入海口在今天津市的七裏海一帶，古稱“禹河”，或許跟歷史上的大禹治水有關。改道後，“禹河舊道，有時還行水，至戰國中期才完全斷流”。在這之後的大約1400年間，黃河一直在北部的七裏海與北淮澱（今屬天津）之間遊蕩徘徊。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黃河發生大改道，由北南下，湧入江淮。黃河改道後，遺留下的舊河道被稱之為商周黃河，在河口入海處留下大量的沈積物，形成覆蓋在海積層上的黃土層，就是今天黃河三角形沖擊扇的北翼，土層厚達1至2米（與“藤花落”黃土淤積層厚度相當）。由此得知，距今4000年前，天津七裏海地區是商周黃河的入海口。“藤花落”時代，正值黃河北流時期，當時的連雲港地區大致應該象今天一樣（海拔水位比現在還低），桑田萬頃，人畜興旺，沒有大的水患災害，是一片農林漁牧業繁榮發展的連接大陸的海濱鬧市。

（二）“藤花落”毀滅於水患，其直接原因並非來自海嘯或局部的洪澇災害，而是來自華夏內陸，來自黃河改道所造成的水位陡漲和淤積物沈澱。“藤花落”毀滅於水災，這是近年來考古界一致的共識。如此重大的造成城郭滅頂之災的水患，其來源一是海嘯，二是黃河改道，沒有第三種可能。至於考古學者所推測的“古人過度砍伐，山體植被遭到破壞，生態嚴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災害極易發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懲罰”一說，無論是從時間、空間、自然環境以及氣象條件上講，都形不成如此大規模的、如此影響深遠的災害。一般的雨季洪澇災害不會造成時間上如此持久、受災區範圍如此普遍、沈積物分布如此均衡的遺存現象。假設是史前的某次海嘯或者火山爆發所致，深海淤積物應是夾雜著海生物遺骸的沙石物體，不會是來自黃土高原的泥土。因此說，黃河改道是唯一能夠應證的必要條件和結果。“藤花落”的滅失，在當時的江淮沿海黃泛區，決不是唯一的史前人類棲息地毀於自然災害的個別現象。近年來有人發現，“從孔望山向南沿錦屏山東面的一溜山根到陶灣，約1.5平方公裏的地表下發現有1米多厚的海淤，海淤以下又有1米多厚的瓦礫層，曾出土大量的陶片以及未爛的木料”[5]。在距“藤花落”遺址東北約10公裏的一段濱海地區，被當地人稱作“墟溝”。查究其地名來源，無籍可考。民間傳說“墟溝”這個地名來自“七溝八坡，滿地廢墟”的簡稱。既然是“滿地廢墟”，就應該有一個造成“廢墟”的原因和理由。古代漢語裏對“墟”的解釋有這樣幾重含義：其一是“廢址，故城，毀為廢墟”，“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6]；其二是“有人住過而現已荒廢的地方：廢墟，殷墟”；其三是“毀壞，使成為廢墟”；其四是“鄉村集市”；其五是“村落，墟落，墟井，墟墅(鄉間房舍)”；其六是“墳墓”[7]。由此地名是否可以推測：“墟溝”這個地方，在“藤花落”時代，應該是一個人氣旺盛、商業繁榮的城郭，它也曾毀滅過，也許與“藤花落”同期毀滅於黃河改道。1998年，在江蘇連雲港市連島北側發現了一塊紀年“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的行政區劃石刻：“東海郡朐與瑯琊郡櫃為界，因諸山以南屬朐，水以北屬櫃，西直況其。朐與櫃分，高頂為界，東各承無極。”這裏的“水”，“就是曾經在贛榆縣形成很大水面的艾塘湖。艾塘湖水是個瀉湖，與海相通。它的出海口在今連島北側形成一條河道。由艾塘湖至出海口的河就是史籍中的艾水。航測照片清晰地顯示了從今範河口向北經連島北側入海，長80余華裏。由此證明，兩千年前今連島北側、北雲台到竹島、西墅、臨洪口到青口有一片陸地和大陸相連，這片陸地就是櫃的屬地。或者說是瑯琊的南界”[8]。“墟溝”的“溝”，會不會是艾水形成的溝壑？據此推測：在墟溝至連島（今攔海大堤）北側地下，很可能埋藏著比“藤花落”遺址規模更大的史前人類遺址，或許就是在史冊中有記載的消失已久櫃縣縣治？有關專家學者也在為此緊急呼籲：“必須絕對保護東連島村至連雲港海洋站一線海岸線和自然生態”[9]。

（三）“藤花落”的毀滅沒有給棲息地的人類造成直接的生命損失。從遺址出土的建築結構、農業及交通設施和人類生活遺存物等分析，遺址內既沒有發現人類以及家禽家畜的屍體，也沒有發現有價值的寶貴遺留物品，都是一些“石斧、石錛、石刀和陶鼎、缽、盆、盤、杯、紡輪以及炭化稻米粒”之類的“壇壇罐罐”。突發性自然災害的基本特征，比如房屋倒塌造成人類、牲畜直接死亡（陳屍遍野）、生活用具及設施的毀壞嚴重等，在這裏沒有得到體現，只是在水稻田裏發現了“兒童遺骸”。黃河改道所致的水位上升是一個伴隨著海水潮起潮落、相對平緩持續的過程，需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或許幾年，幾十年，上百年？據此斷定，在當時黃河改道由北向南的過程中，人類對這次曠世的災難已有所預警，是一次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集體轉移。就在“藤花落”遺址西北約500米的華蓋山南麓，近年來相繼出土了幾處古墓，據考證屬漢代以前的墓穴。是否與“藤花落”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考證。

二、孔望山——被黃河改道遺棄了的東方古文化堡壘

位於新浦區以南3公裏處的孔望山，因孔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其山不高，其貌不揚，孤零零地盤桓在繁華都市一隅，似乎被人們遺忘了。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座山僅僅是因為文化巨人孔子的登臨而得名的一處旅遊景點。

孔望山，一個被黃河改道冷落了的東夷古文化部落，是古海州城東門的登高覽勝之處，也是集儒、釋、道文化和書法、造像等石刻藝術於一體的歷史文化名山。4000多年前，東方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在這裏。東夷首領少昊的遺墟，就在連雲港市海州區孔望山。孔望山至今還有一個“問官台”。秦代曾設朐縣於孔望山。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說起朐山，自然會想到孔望山西南的一個小山頭，其實，歷史上朐山，是以孔望山為中心的連雲港市海州區、新浦區以及灌雲縣部分地區。在歷史上，孔望山不只是一個“山”的概念，它包含著一個幾經興衰的行政府邸。“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為秦東門┄┄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10]。據確切的史料記載，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先後三次東巡至此。公元前212年，在海州的孔望山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海外開放的門戶--秦東門，使古海州成為當時與嘉峪關、山海關、鎮南關遙相呼應的四大開放關隘之一。唐初，這個地區曾升格為統轄四州（漣、海、環、東楚）的總管府。

孔望山摩崖造像距今有2000多年歷史，比敦煌莫高窟還早200年，被史學家稱為“九州崖佛第一尊”。造像位於山體西南側，開鑿於東漢，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目前國內唯一反映原始農業部落精神文化信仰的石刻巖畫，享有“東方天書”的美譽。摩崖石像中有著豐富的佛學內容，其中“涅磐圖”表現了釋迦牟尼離開塵世，到極樂世界去時，眾弟子或悲戚，或哀號等各種痛苦的表情。摩崖石刻中的“舍身飼虎圖”、“漢代宴飲圖”、“疊羅漢圖”等，形態各異，古拙生動，表現出濃厚的佛教色彩，具有較高的考古價值。另外還有一處漢代的遺物，在孔望山南面的山腳下，為一個圓雕石蟾蜍，俗稱“鎮海神蛙”。

孔望山是4000多年來，黃河改道多次奪淮入海，始終沒有被吞沒的連雲港地區首屈一指的古文化堡壘。由於相去年代的久遠，有許多文化遺產遺物失傳了，消失了。至今只留下了一些造像、石刻等物的痕跡和隱隱約約的口頭傳說，給了後人以無限的想象空間，其中有許多難以破解的謎，讓人追思，令人神往。

其一是：古朐縣址之謎——這個古老的城址究竟在哪裏？“淮水於縣（淮浦）枝分，北為遊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朐縣故城”[11]。“海州設朐山縣為直屬縣，其治當在今孔望山”[12]。史料是這樣記載的，但至今連古城址的影子也找不到，會不會在孔望山的山腳下，被某次黃河改道淹沒了？先民們為什麽選擇在這裏安身立業？僅僅是因為這裏地勢較高還是別的什麽原因？它還能為我們今天的城市規劃、建築選址帶來多少有益的啟示？比如“藤花落”被洪水淹埋得連地名都消失了（“藤花落”是遺址發掘者後起的名稱），“墟溝”卻緣何在歷盡劫難“遺名”依然存在？還能為我們以及後人們避免重大自然災害，尤其是黃河改道這樣的幾百年上千年一遇的重大事件提供些什麽樣的幫助？

其二是：孔子望海之謎——孔子身為魯相，在齊魯大地許多地方都可以望海，也肯定望過海，而沒有留下什麽遺跡，卻為什麽舍近求遠到朐縣來望海，留下了一個名垂青史的地名？《論語》中有一段記載：孔子曾經認為東夷不同於南、北、西“三方”，有“仁貴之化”，註重禮儀。所以，他要帶弟子子路到東夷居住。“孔望山”給人的感覺是一種表面現象，一般的解釋是“因孔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僅僅是因為登山望海？沒有真實的歷史文化內涵。恐怕這“居住”就是孔望山成名的答案所在了。既然是一次考察，依孔子的性格不會是走馬觀花式的“登山望海”。當年孔子和弟子子路很可能在這裏居住了不短的時日。孔子當年在望海中的什麽？是對黃河改道塗炭生靈的無奈愁思，還是對郁州仙島婀娜多姿的舉目神往？會不會正如禁煙功臣林則徐憑吊孔望山問官台時即景抒懷的：“千秋孔望誰能企？聊以觀瀾賦水哉!”

其三是：“問官台”之謎——《左傳》記載，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秋天，郯國的郯子到魯國的國都曲阜朝見，孔子認為周王朝和魯國的官僚機構臃腫而瀆職，就向郯子請教郯國的祖先“少昊之國”的官制建置。不久，孔子就親自“往見郯子而學”。他來到郯國，向郯子請教關於官制方面的學問。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孔子“問官於郯”，而郯地（今山東郯城）並沒有留下一個“問官台”，卻留在了距郯百裏之遙的朐縣孔望山？有人解釋說，“孔望山至今還有一個紀念性的問官台”。孔子當年是在“郯”什麽地方向郯子請教官制學問的？據史載，春秋時朐縣隸屬於郯。“孔子問官於郯”在朐縣，也是在郯，與歷史記載並不矛盾。作為一個大國之相，孔子召郯子來朐縣商榷政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個問官台未必是“紀念性的”。

其四是：“秦東門”處所之謎——1994年，連雲港當地政府根據史料素材，經過藝術加工，在海州新建路廣場設計安裝了一組“秦東門”石雕，碑身刻石勒銘文“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引起各界的不同議論，其中寇彬堂先生這樣認為：作為雕塑藝術作品放在海州自然無可厚非，但秦代如作為地理標志，它的指代意義應該十分嚴格，怎麽會在海州孔望山立碑作為剛剛統一的秦帝國的東部邊界呢？《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記載的：“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東海上朐界中”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還有人根據連雲港羊窩頭刻石推定，秦東門沒有門，刻石本身就是“秦東門”。也就是說，秦東門在羊窩頭。在山東威海，也有這樣的記錄：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領文官武將東巡至成山頭，認為到達天的盡頭，便令丞相李斯撰寫了“天盡頭秦東門”，並立碑於成山頭頂峰。就秦東門的確切地址，引發了有關方面的諸多議論。秦東門究竟在哪裏？

考察孔望山的發展變化歷史，基本上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遇到黃河改道奪淮入海，孔望山就人丁興旺，官衙林立，賓客接踵，商賈如雲，比如少昊時代，孔子望海時代；凡遇到黃河改道北流，就中心轉移，人財四散，成海屬荒墟，門可羅雀，比如“藤花落”時代，當今時代……可以設想，假如今天再次發生黃河改道奪淮入海，那麽，孔望山將會再次成為連雲港地區最適合人類居住的最安全的首選棲息地。

三、田橫崗——黃河改道鑄就的五百壯士的生命悲歌

關於田橫及其五百壯士動人的故事傳說，古今已有多種版本。史書對這段歷史事實及過程的描述基本可以這樣歸納為：田橫系春秋戰國時期齊王後裔，是田儋和田榮的弟弟。公元前209年，田儋借陳勝、吳廣起義之機，起兵反秦，自稱齊王。不久，田儋在與秦將章邯的作戰中戰死。其弟田榮收其余部東走東阿，立田儋之子田市為王，自己為相，任命田橫為將，齊地重新恢覆。公元前206年，楚王項羽立為霸王，立國未穩就大封諸侯。項羽將田榮擁立的田市由齊王改封為膠東王。田榮因此與項羽積怨，便與趙將陳余、梁將彭越相約，發動反項羽的戰爭。由於田市懾於項羽的威勢，不聽勸告，背著田榮、田橫跑到膠東，田榮為此大動肝火，殺田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田榮的行為激怒了項羽，項羽舉兵殺死了田榮。田榮死後，田橫收拾余部，重整了齊國。公元前205年，田榮子田廣被立為齊王，田橫為相，大權悉為田橫掌握。公元前202年，擊敗了項羽的劉邦派漢使酈食其到齊國遊說，酈食其的辯才說服了齊國，田橫罷守戰備，與漢握手言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不料韓信正向東進軍，襲擊齊歷下（濟南）軍隊，占領臨淄。田橫惱怒之下將酈食其烹殺。齊漢反目，追殺了齊王田廣。田橫便自立為齊王。不能立足，遂帶領部屬亡命梁國彭越。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後，封彭越為梁王。田橫只好帶領部屬，輾轉遁逃於黃海中的一個小島上。劉邦對田氏殘余力量的存在很不放心，便派大將艾不作為使者前去勸降，要求田橫入朝為官，“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13]。田橫顧慮重重，回想他曾因歷下（濟南）失守，下令烹殺了酈食其，聽說他弟弟酈商現在是漢朝的大將而且很有才幹，很受重用，現在去和他弟弟並肩而伺候他的主子，縱彼都怕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能不感到心愧嗎？於是懼怕，不敢奉詔，請求劉邦賜他做個平民百姓，駐守在海島中聊此一生。艾不回朝，將田橫的顧慮向劉邦作了匯報。劉邦為此召見酈商，告誡說，齊王田橫要歸附漢朝了，你要敢動他的人馬隨從，我要滅你九族。艾不再次來見田橫，轉告了劉邦的態度。田橫沒有辦法，只好服從，帶領兩個隨從去洛陽見劉邦。當行至河南偃師的時候，田橫托詞“人臣見天子當洗沐”[14]，借故洗澡。他私下對兩個侍從說，我當初與漢王劉邦都南面稱王，如今他做了天下，而我卻成為俘虜向他稱臣侍奉他，這將是多麽大的恥辱！當今皇上所以要見我，不過是想看看我長什麽樣罷了。現在皇上在洛陽，離這裏只有三十裏地，把我的頭斬了，快馬送去，面貌仍不改變，還可以觀看。劉邦見到田橫的首級感慨不已，以王者的禮儀，為田橫下葬。兩個侍從自刎於田橫墓冢旁。劉邦得到消息後，十分驚訝，以為田橫的將士有情有義，派使者前去招安。島上的五百將士得知田橫已死，全部自殺身亡。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貞元十一年（公元803年）九月，到東都洛陽路過田橫墓，撰文吊祭：“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15]。田橫及五百壯士的悲壯故事既已載入史冊，又有多處遺存證實，也為後世仁人志士所感慨萬千。似乎已成為一段不爭的歷史事實。

這裏有兩個歷史遺留問題：第一，田橫及五百壯士當年敗棄梁國後所居住的海島究竟在哪裏？第二，五百壯士究竟是蹈海身亡還是自殺身亡，抑或是人各有志，或殺身取義，或各自保身，擇棲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