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我回麗江參加茶馬古道學術研討會，其中有一天走了從玉龍縣拉市鄉到龍蟠鄉的茶馬古道，隨後又和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政協主席和秀瓊等人一起去考察茶馬古道的幾個古村落以及著名的龍蟠渡口。我的學生楊傑宏博士也一起前往。途中知道他參與此次會議的籌備，已經在龍蟠鄉走村串寨做了認真的田野調查。時隔兩年，傑宏竟已經寫出了這本《龍舞高原——龍蟠茶馬古道民族志》，全書基於認真的田野調查，可見其用心學術，專註田野第一手資料的治學精神和踏實學風。

 我曾在《茶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護的幾個問題》[1]中談了如下觀點：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茶馬古道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外多學科、多行業、多角度的重視，出版了不少論文和書籍。但就筆者所見，目前關於茶馬古道的論著，除了部分是從歷史、宗教、民族關系等角度進行研究的功力比較深厚的論著之外，更多的是邊走邊看邊記錄的遊記和圖文實錄，而嚴謹地從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角度進行深鉆細研的學術著作和田野調查民族志等還很少，特別是對沿線的村鎮、商幫及其經濟和文化變遷等方面進行細致調研的還不多見。我自己也曾寫過一本文圖兼備的《西行茶馬古道》，我覺得類似的書是有價值的，但我們不能滿足於寫這樣宏觀談論茶馬古道整條線的書，而忽略了對這條古道沿線的村鎮和人事進行認真的調研。

 在麗江那次茶馬古道的研討會上，我也舉了傑宏的《阿喜渡口民族志研究》等幾個麗江青年學子在茶馬古道沿線村子調研的例子，認為這是一個研究茶馬古道的新氣象。如果這樣對茶馬古道進行微觀研究的成果逐漸多起來，我們將會從這種細致入微的田野民族志積累中，對茶馬古道有更為深刻的認識。這個道理非常清楚，如果沒有一磚一瓦的積累，我們是很難建構起“茶馬古道”研究的學術大廈的。

 茶馬古道是馬蹄踏出的輝煌，因其線路多在西南邊地高山峽谷間蜿蜒盤旋，往往為中原史家所忽略，與汗牛充棟的絲綢之路、大運河等線路遺產的文獻記載相比，茶馬古道文獻記載確實乏善可陳，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條古道所蘊涵著的歷史價值的遜色，反而突顯了它對於中國，乃至東南亞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價值。“二戰”後期茶馬古道成為中國通向國外的唯一大陸交通線，國難時期撐起了一方危局，從中足見其歷史貢獻。正因為茶馬古道在文獻記載中甚少，且多穿越高原極地，所以對它的探知意味著必須深入實地，老老實實地行走、體驗、訪談、考察。20年前，雲南的幾個青年學者也是在這樣的行走過程中提出了“茶馬古道”的概念。而茶馬古道研究的深層拓展更需要這樣持續地“行走”下去，走實走深，方能走出一方天地。

 茶馬古道是由點線面構成的文化體系，正如前文所言，當下茶馬古道研究現狀而言，除了幾種從歷史的角度進行鉤沈梳理深入探尋的力作外，以行走觀察沿線民俗風物和進行面上評論的作品居多，而紮紮實實立足於點的實證調研並不多，由此影響了茶馬古道研究的深入拓展。本書作者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如書中所言，“通過茶馬古道一個典型鄉村的民族志深描來揭示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通過茶馬古道上的一點來聯結它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區域，形成一個點、線、面結合的個案研究。於是就有了寫一本茶馬古道民族志的想法。”龍蟠無疑是一個較好的選擇，“麗境大渡，總歸阿喜。”龍蟠地處麗江、大理和迪慶藏區這樣一個多元文化融合地帶，在茶馬古道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直至今天仍留存著豐厚的茶馬古道文化遺留。通過對龍蟠一地的民族志“深描”，可以對這一區域的文化構成、民族關系、經貿往來、宗教共融有個由表入裏的切實認識，其間，茶馬古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世界已經形成古跡的諸多線路遺產相比，茶馬古道至今仍活著，不少原來的老路仍在運轉，而且仍有不少當年的趕馬人還活著；好多茶馬故事、趕馬調、馬幫傳奇仍在這塊土地上流傳著。這也是選擇田野民族志這一學術利器的理由所在。傑宏不管是在讀研深造期間，還是在麗江、北京工作時，一直行走在滇西北高原，行成於思，從《溪村社會》、《納西族民俗通論》到博士論文《從洞經音樂到納西古樂》，無一不是行走田野結出的碩果。這次，他把學術視野轉向茶馬古道，並定位於龍蟠，也是多年秉持的學術路徑的堅守與深化。

 在一年多的調查中，傑宏走遍了龍蟠的山山水水，對這方水土傾註了深沈的關懷：走村入寨，與田間老農共話茶馬舊事今情，鉤沈古道滄桑；奔走於懸崖荒野，破廟古渡，辨識斷碑殘碣，撿拾失落的文明；尋訪那些高僧、名士、儒商的後裔，直面命運多舛的時代風雲，還原被遮蔽和曲解的歷史；重溫古道蒼茫，用腳步丈量茶馬古道的長度、溫度……需要指出的是，這不是為龍蟠一鄉樹碑立傳，而是把龍蟠一地的歷史文化、現實情境置放於茶馬古道這一大歷史下，由此來寫“茶馬古道”這部大書，這也是本書價值所在。

 悅讀性與思辨性的有機結合是本書的第二特點。在一般人的印象裏，學術文章往往是枯燥無味的，主因是裏面的教條框套太多，陳規相襲，其實學術不只是說理，更是說事，深入淺出，返璞歸真才是至境，就民族志而言，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的《憂郁的熱帶》、林耀華的《金翼》、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等無不如此娓娓道來，意味深長。民族志無非是為所研究、描述的對象服務，我們不能盲從西方眼花繚亂的理論沼澤而不能自拔，而應根據實情量體裁衣，運用多種有效手段為研究對象服務。本書中既有寫實風格的地名考證、地方檔案辨析、田野實錄，也糅合了作者本人的感悟、思考，這種夾敘夾議，形散神不散的敘述風格不僅深化了文本的理解，也增強了文本的悅讀性。所以比起以往強調寫實的田野報告而言，這種嘗試無疑具有實驗民族志之風，值得提倡。

 悅讀性源於文本的活態性。民族志不可能完全達到客觀、真實、理性，自以為是的客觀真實往往帶有片面性，所以多角度、多時空、多方位的視角轉換是必須的；同時，民族志不純粹是坐而論道或描述客觀事實，理想效果往往是二者的有機結合。茶馬古道上的諸多歷史風雲已經變幻成了傳奇、故事，而其間史實有多少則無從判斷，但這些傳奇、故事無不蘊涵了歷史與現實的合理性因素，因為它們的產生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社會思潮。這些傳奇、故事雖不是史實，但又屬於歷史的一部分，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構成，現實與歷史就是在這樣的傳統肌脈中得以融合。作者在梳理龍蟠茶馬古道的歷史記憶時，把現存的古跡、文物、文獻作為重要的物證，但因這些“物證”大多殘缺不齊，所以更多轉向了田野口述史，這不只是起到了以野補正之作用，而且更吻合“活著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情境，因為這些當事人心目中的茶馬古道鮮活如初，從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仍在跳動的歷史脈搏，感受到茶馬古道並未遠去，仍在時代風雲中穿梭、延續。

 另外，本書值得一提的一個亮點在於以古論今，古為今用。寫歷史往往滑入泥古歧路而迷失方向，作者並沒有一味地鼓吹覆古之風，強調所謂的“原生態”文化，而是基於傳統之道的理性認識，對茶馬古道的研究方向、現實應用、旅遊選擇、保護傳承提出了獨到的思考與建議。作者認為茶馬古道研究不能單一地為旅遊經濟服務，而是應該打通歷史脈絡，弘揚其主體精神，促進不同民族、地區、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面的交流、理解、合作，以期達成共榮共贏的大同格局，這無疑是茶馬古道的意義所在，也是文化宗旨所歸。從這個意義上來，這不只是一本單純的地方文化讀本，而是一本關於茶馬古道意蘊深遠的融紀實與理性思考為一體的力作。

 茶馬古道，千百年來一直橫亙於青藏高原與雲貴高原間，只有不斷地深入其間，才能有可持續的深度研究。田野也是歷史，而且是歷久彌新，常走常新的一部大書，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走入茶馬古道這條永遠的新田野。

 謹以上述感言，表達我對傑宏的祝賀與共勉。（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