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學意蘊

盡管19世紀以來，哲學家們一直致力於拯救主體的至上權力，但精神分析、語言學、人種學等反人文科學都還是偏離了主體，摧毀了人類學和人本主義這對孿生形象。《詞與物》所談論的“人之消解”，所預告的“人之死”，其哲學意蘊可從主體觀、歷史觀、方法論、哲學觀這四個方面加以揭示，以澄清乃至消除把《詞與物》看作結構主義作品的重大思想混亂，還福柯思想的本來面目。

1.“人之死”所預告的是笛卡爾-康德-胡塞爾-薩特意義上的傳統意識主體哲學的終結，並不意味著福柯一概拒斥主體哲學。《詞與物》所講的人之生死命運，主要是發生在19世紀西方知識史的場景中，主要是生物學、語言學、政治經濟學這三大人的科學所共同經歷的事件。這樣的“人之死”，並沒有讓福柯感到特別激動，因為這不是上帝之死，而是大寫的意識主體之死，作為知識、自由、語言和歷史的源頭和基礎的意識主體之死。就西方思想和真理都訴諸意識、自我、主體而言，福柯期待一個新世界誕生於大寫主體轟然倒下的轟鳴聲中，誕生於話語實踐擺脫了對大寫主體的屈從而獲得的具體性、特殊性和真實性。我們在新的世界中會遇到新的主體、話語主體：這樣的主體不再是一個，而是分裂為多個；主體不再是至高無上的，而是有所依賴的；主體不再是絕對起源，而是可不斷改變的功能(cf. Foucault，1994a，pp. 788-789)；主體也不再能起經驗綜合的作用，而是話語實踐的產物和參與者。

我們不能因為福柯宣告“人之死”而斷定他倡導一種無主體的哲學思想，其實，主體問題是福柯畢生探討的核心問題，他終關註主體在知識-權力的真相遊戲中之被動和主動這兩種方式的構成問題。福柯拒斥意識主體，而重視具有歷史維度、處於力量關系之中並作為話語產物的真實主體、特殊主體、具體主體(癲狂主體、病患主體、不法主體、性反常主體、經驗主體、欲望主體、話語主體甚至經濟主體等)。通過分析話語關系、話語與作者的關系、話語與文化的關系、話語與社會關系的關系，福柯重新檢驗和質疑了主體的優先權、初始性和奠基性，轉而聚焦話語主體的嵌入點、功能方式和從屬關系。一個主體如何、依據哪些條件並以什麽形式而能出現在話語領域之中？(ibid，pp. 810-811)主體在每種類型話語中能處於什麽位置？實施哪些功能？遵循哪些規則？福柯這些設問批判了起實體奠基作用和經驗綜合作用的意識主體，闡發了起功能作用的話語主體。

2.預告“人之死”，這不僅批判傳統意識主體的奠基、綜合作用，也拒斥傳統哲學的線性歷史觀。因為倡導歷史連續性、進步甚至解放等總體歷史觀的歷史主義思想史總是充當了意識統治權的一個優先庇護所，“連續不斷的歷史是主體之奠基功能所不可或缺的相關者”(Foucault，1969，pp. 21-22)。“把歷史分析變成連續性之話語，把人類意識變成任何生成和任何實踐的原初主體，這是同一個思想體系的兩個方面。”(ibid，p. 22)福柯始終要表明：歷史、知識史根本不遵從與意識相同的模式；知識的時間或話語的時間根本不像實際時間那樣被組織或處理，而是呈現出種種間斷性和特殊的轉換；間斷性表明在不同認識型之間人們的思考方式發生了突然終止和改變；分析認識史，無需通過主體，通過作為主體的人。因而，福柯批判基於西方大寫的理性主體之上的“真理目的論”和“理性因果鏈條說”，批判觀念史所謂的“起源說”、“連續說”和“總體化”，以表明知識史和思想史的展開是無先驗主體的，是匿名的，是無身份的。

福柯想知道為何在某些時候，在像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精神病學和醫學等經驗知識中，會發生與人們通常具有的平靜而連續的景象不同的突然中斷、加速發展和轉型。(cf. Foucault，1994c，p. 143)福柯要為我們展示西方文化和知識史發生斷裂的真實場景並分析間斷性歷史的具體特征和運行方式。於是，間斷性、斷裂、界線、裂口、轉型、機緣、歧異、差距、散布、多重、多樣、起伏、變化、並合、個體化、力量關系等都是福柯崇尚的尼采譜系學歷史的特色詞語。

3.福柯運用人文科學考古學方法，而不是結構分析方法，預告了“人之死”。“考古學”既不研究最初起源意義上的開端，也不挖掘人類意識深處種種隱秘的關系，而是探尋那些相對的開端(創立點、轉換點)，闡明那些雖處於話語表層卻為人所忽視的關系。福柯既不分析話語的語言系統，也不分析話語構造的形式規則，也不想要知道什麽使得話語合法、可理解和在溝通時有用，也不提出編碼問題，而是關注事件問題：陳述的存在法則，使陳述可能的一切；陳述得以特殊湧現的條件；不同陳述及其與非陳述之間的相關性等。“考古學”描述和分析全部實際說出來的話語，即檔案。考古學既不是對源自於意識主體的觀念史所作的分析，也不是一種對科學結構作內在分析的認識論。

鑒於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拉康、巴爾特的結構分析方法特別探索了語言、文學作品、神話、認識的無意識結構，從根本上探究無所不在的邏輯結構和邏輯相關性，而與尼采譜系學方法具有真正內在親緣性的福柯考古學方法則聚焦於話語事件、話語實踐中話語主體的功能問題，盡管這兩種貌似的方法殊途同歸地履行了足以讓傳統哲學家恐懼的共同時代使命：拒斥傳統主體意識哲學。福柯詰問：如果語言或無意識真的能依據結構而得到分析，那麽，這個著名的講話主體(他運作語言，講語言，轉換語言，使語言存活)又是什麽呢！被認為具有無意識、能意識和負責這個無意識並使無意識的命運成為歷史這樣的人又是什麽呢！福柯強調自己的人文科學考古學並非處在結構主義之中，而實際上是與結構主義一樣都包含在人文科學知識的重大轉型內部，而這個轉型的頂點，如其說是結構分析，還不如說是質疑人類學地位、主體的地位、人的特權。(cf. Foucault，1994a，p. 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