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的電燈，好象通夜也沒有關，所以我醒來一次看看墻壁是發藍的，再醒來一次，也是發藍的。天明之前，我聽到蚊蟲在帳子外面嗡嗡嗡嗡的叫著，我想，我該起來了，蚊蟲都吵得這樣熱鬧了。

收拾了房間之後，想要作點什麼事情這點，日本與我們中國不同，街上雖然已經響著木屐的聲音，但家屋仍和睡著一般的安靜。我拿起筆來，想要寫點什麼，在未寫之前必得要先想，可是這一想，就把所想的忘了！

為什麼這樣靜呢？我反倒對著這安靜不安起來。

於是出去，在街上走走，這街也不和我們中國的一樣，也是太靜了，也好象正在睡覺似的。

於是又回到了房間，我仍要想我所想的：在席子上面走著，吃一根香煙，喝一杯冷水，覺得已經差不多了，坐下來吧！寫吧！

剛剛坐下來，太陽又照滿了我的桌子。又把桌子換了位置，放在墻角去，墻角又沒有風，所以滿頭流汗了。

再站起來走走，覺得所要寫的，越想越不應該寫，好，再另計劃別的。

好象疲乏了似的，就在席子上面躺下來，偏偏簾子上有一個蜂子飛來，怕它刺著我，起來把它打跑了。剛一躺下，樹上又有一個蟬開頭叫起。蟬叫倒也不算奇怪，但只一個，聽來那聲音就特別大，我把頭從窗子伸出去，想看看，到底是在那一棵樹上？可是鄰人拍手的聲音，比蟬聲更大，他們在笑了。我是在看蟬，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在看他們。

於是穿起衣裳來，去吃中飯。經過華的門前，她們不在家，兩雙拖鞋擺在木箱上面。她們的女房東，向我說了一些什麼，我一個字也不懂，大概也就是說她們不在家的意思。日本食堂之類，自己不敢去，怕人看成個阿墨林。所以去的是中國飯館，一進門那個戴白帽子的就說：

“伊拉瞎伊麻絲……”

這我倒懂得，就是“來啦”的意思。既然坐下之後，他仍說的是日本話，於是我跑到廚房去，對廚子說了：要吃什麼，要吃什麼。

回來又到華的門前看看，還沒有回來，兩雙拖鞋仍擺在木箱上。她們的房東又不知向我說了些什麼！

晚飯時候，我沒有去尋她們，出去買了東西回到家裏來吃，照例買的面包和火腿。

吃了這些東西之後，著實是寂寞了。外面打著雷，天陰得混混沈沈的了。想要出去走走，又怕下雨，不然，又是比日裏還要長的夜，又把我留在房間裏了。終於拿了雨衣，走出去了，想要逛逛夜市，也怕下雨，還是去看華吧！一邊帶著失望一邊向前走著，結果，她們仍是沒有回來，仍是看到了兩雙拖鞋，仍是聽到了那房東說了些我所不懂的話語。

假若，再有別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著雨，我也要去找他們，但實際是沒有的。只好照著原路又走回來了。

現在是下著雨，桌子上面的書，除掉《水滸》之外，還有一本胡風譯的《山靈》，《水滸》我連翻也不想翻，至於《山靈》，就是抱著我這一種心情來讀，有意義的書也讀壞了。

雨一停下來，穿著街燈的樹葉好象螢火似的發光，過了一些時候，我再看樹葉時那就完全漆黑了。

雨又開始了，但我的周圍仍是靜的，關起了窗子，只聽到屋瓦滴滴的響著。

我放下了帳子，打開藍色的電燈，並不是準備睡覺，是準備看書了。

讀完了《山靈》上《聲》的那篇，雨不知道已經停了多久了？那已經啞了的權龍八，他對他自己的不幸，並不正面去惋惜，他正為著鏟除這種不幸才來幹這樣的事情的。

已經啞了的丈夫，他的妻來接見他的時候，他只把手放在嘴唇前面擺來擺去，接著他的臉就紅了，當他紅臉的時候，我不曉得那是什麼心情激動了他？還有，他在監房裏讀著速成國語讀本的時候，他的夥伴都想要說：“你話都不會說，還學日文幹什麼！”

在他讀的時候，他只是聽到象是蒸氣從喉嚨漏出來的一樣。恐怖立刻浸著了他，他慌忙的按了監房裏的報知機，等他把人喊了來，他又不說什麼，只是在嘴的前面搖著手。所以看守罵他：“為什麼什麼也不說呢？混蛋！”

醫生說他是“聲帶破裂，”他才曉得自己一生也不會說話了。

我感到了藍色燈光的不足，於是開了那只白燈泡，準備再把《山靈》讀下去。我的四面雖然更靜了，等到我把自己也忘掉了時，好象我的周圍也動蕩了起來。

天還未明，我又讀了三篇。

索非亞的愁苦

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著：“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著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會討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著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夫。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象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為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著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表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為著一種感情，我從不以為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為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粉，嘴唇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著。

“呵！壞的，不好的，‘涅克拉西為’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為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著服裝，談著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著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著：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著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為著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象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著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她的解說有意思：“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不，可是……”她的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回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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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斯哈”節：即“逾越節”，約在每年陽歷三、四月間，猶太民族的主要節日。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手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唇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著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為這個好象又增加起來。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為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雞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為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哪個醫院。”

“專為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著幹面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

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空吃面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為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它的朋友家裏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裏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我還看到那還不很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

呢？”這樣話，好象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賽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為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為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象在黎明時候靜止著的樹葉，一點也沒有搖擺。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舞著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裏一種沈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裏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聽著鼓聲，一面聽到喊著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為什麼他喊著瓦夏？”我問。

“瓦夏是他的夥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風琴的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著瓦夏，那一雙肩頭一齊聳起又一齊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長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樣奇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非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非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著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非亞述說著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她“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什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賽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正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正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著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灑，他傷心……他給我們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情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哪裏的歌？’他接著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著許多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它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賽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著‘家鄉’。可是，吉卜賽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著，她舉起酒瓶來跟著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著三弦琴。”

索非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為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為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總是說：‘哪裏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裏啷啷地響著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非亞才從床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不要回去吧！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為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樣子再不象跳舞，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著糖果。

“索非亞進了醫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