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馬拉默德:女仆的鞋子

呂俊、侯向群譯

這個女仆把她的名字留給勤雜工的老婆。她說她想找一份穩定點的活兒,幹什麽都行,就是不願意侍候老太太。可是臨了,又囑咐說,如果只能如此的話,她也可以答應。她今年四十五歲,看上去遠不止這個歲數。她的臉雖然蒼老,可頭發還挺黑,眼睛和嘴唇也挺好看。她已經沒有幾顆好牙了,所以笑的時候總是不敢張開嘴,顯得有點兒窘。那年的羅馬,天氣冷得早,十月初那些賣炒栗子的小販已經燒起炭火爐開始他們的生意了。這個女仆還穿著一件破舊的羅棉布裙,左側靠臀部的接縫的地方有個 兩英寸長的裂縫,連內衣都露了出來。她已經縫過多少次了,這回又綻開了。她那粗壯但很勻稱的腿上沒有穿襪子。她去找勤雜工的老伴談話時就穿了一雙在室內穿的拖鞋;她剛給這條街的一位太太洗了一天衣服,鞋子用一個紙袋裝著提在手裏。這條起伏不平的街上有三個較新的公寓大樓,她給每幢公寓都留下了她的名字。

那個勤雜工的老婆是個身材矮胖的女人,穿著一條棕色粗花呢的裙子,是原來住在他們那幢公寓的一家英國人送給她的。她說她一定記住她的事兒,可是轉身就忘了。一天一個美國教授搬進了他們這幢公寓五樓的一套帶家具的公寓,讓她幫助找一個女仆,她這才想起了這件事。她開始給教授找來一個剛從翁布裏亞來的十六歲的小姑娘。她是同她姑媽一塊兒來到羅馬的。但是奧蘭多·克蘭茨教授不喜歡她的姑媽總在背後出謀劃策的做法,所以就辭退了她。他告訴那個勤雜工的老婆說他想找一個年紀大一些、不用他操心的女傭。這時她才想起那個曾給她留下姓名和住址的女仆,於是她就去了地下墓地[指早期羅馬基督徒的墓地]附近的阿卑亞安蒂長街,告訴她一個美國人想找一個中年的女傭。如果她認為可以試一試她就把他的名字留給她。這個名叫羅莎的女傭聳了聳肩膀,兩只眼一直望著大街,她說她沒有什麽東西來報答這個勤雜工的妻子。

“你看我穿的這身衣裳,”她說,“看這屋子亂糟糟的,哪兒像個家呢?我和兒子還有他那個混賬媳婦住在一塊,我喝一勺兒湯那個媳婦都要算計。他們對我就像對待一堆垃圾,而在我名下的,也只有一堆垃圾。”

“如果這樣的話,我可就無能為力了,”那個勤雜工的老婆說,“我得照顧我自己和我的丈夫。”但是她走到汽車站後又回來了,對這個女傭說如果她願意從頭一個月的工錢中拿出五千裏拉給她作為報酬,她還是願意為她推薦的。

“他願意給多少工錢?”女傭問她說。

“我和他說要每月一萬八千裏拉,告訴他你每天坐車就得花兩百裏拉。”

“也差不多要花這個數,”羅莎說,“單程要四十裏拉,回來又是四十。如果他每月給我一萬八千裏拉,我會給你五千的,只要你把這事定下來,我是應該給你這筆錢的。”

“我會和他說定的。”勤雜工的老婆說。她的確向教授推薦了她。

奧蘭多·克蘭茨是個有些神經質的六十歲的老頭,淺灰色的眼睛,寬寬的嘴,下巴尖尖的。他圓圓的頭頂已經禿了,整個身材都很瘦,只是肚子大一些。那個勤雜工的老婆告訴羅莎,別看他長的樣子怪,可是個法學權威呢。教授整天坐在書齋裏寫東西,但每隔半個小時總以這個理由或那個借口神經兮兮地出來各處轉轉。他總擔心事情做不好,所以常常出來看看。羅莎幹活時,他總是在一旁看著,過一會再回去寫東西。過半個小時後他再出來,表面上是到衛生間洗洗手,或喝杯涼水,實際上,他是想看看羅莎在幹些什麽,她在做那些她必須做的活兒。羅莎手腳非常麻利,特別是他在看她的時候。他想,她似乎是不太高興,但這並不關他什麽事。他知道,她們的生活中麻煩事多著呢,常常是些齷齪的事。最好是別和這些事沾邊兒。

這是教授到意大利的第二年,頭一年是在米蘭度過的,第二年才來羅馬。他租的公寓是有三個臥室的大套公寓。他把其中一間臥室作為書房,他的妻子和女兒用另外兩間臥室。她們在八月份時回了美國,但很快就會回來。教授說要是她們都回來,他要讓她上全天班。公寓裏一間是傭人的臥室,實際上她已經在用那間屋子了,盡管她現在只是每天從九點到下午四點幹活。羅莎是同意全天工作的,因為這意味著每天有一頓飯,還不必再付給兒子和媳婦房租了,也不必再看媳婦的臉色了。

在他妻女都沒有回來這段時間,羅莎只管買菜燒飯,她去之後就準備早餐,午餐在下午一點鐘,她說她可以四點以後再回去,以便給他把晚飯也準備出來,但是教授堅持到外面去吃。他一般是六點鐘吃晚飯。把菜買回來之後,她就打掃房間,把大理石地板用濕拖布都拖一遍,盡管有時他說地挺幹凈的,可以不拖。此外,她還洗衣服,熨衣服。她幹活兒真不錯。她的拖鞋隨著她在各屋走動時不斷發出踏踏的響聲。她常常是在四點鐘下班前一個小時左右就把活兒都幹完了。這時,她就回到傭人的房裏,讀讀《時代報》或《時代周刊》,有時也看看帶有照片的愛情故事,在每幅照片下面都有意大利文的文字說明。有時也把床放下,蓋上毯子,暖和暖和。這些日子下雨較多,屋子裏有些冷得難受。按照這裏公寓的管理習慣,十一月十五日才供暖氣。在這之前如果天氣太冷,比如今年這種情況,人們就只好各顯其能了。教授也冷得坐不住椅子,他戴著手套和帽子寫作。同時,他那種神經質也變得更嚴重了,更加經常地走出書房看她幹活。他的衣服外面又套上一件浴袍,有時在浴袍裏面,還包著一只熱水瓶子,放在後腰的外衣裏面,有時坐在一個熱水袋上寫字。每當看到他這個模樣,她總忍不住掩口而笑。每當吃過午飯,他把熱水袋丟在餐廳時,羅莎總是問問他,是否她也可以用一下。他總是讓她用的,毫無例外。於是她就把這個膠皮袋子用胳膊肘壓在腹部,幹活去了。她說她的肝臟有病,所以教授從不介意她在幹完活後下班之前在傭人房裏躺一會兒。

有一回,在羅莎走後,教授在走廊聞到從她的屋裏傳出一股香煙味,他就走進房裏察看,這間屋子不大,除了靠一側安一張床之外就沒有多少空余地方了,但屋裏有一個綠色的櫃櫥,連著屋子有一個小衛生間,裏面有個坐浴浴盆和一個沖水馬桶,但浴盆只有冷水管,沒有熱水管。她常常就用這個坐浴盆,用搓衣板洗衣服,但,據他所知,從不在這兒洗澡。在她兒媳洗禮日的前一天,她要求用他那間大浴室洗了個熱水澡,雖然當時教授曾猶豫了一下,還是答應了。來到她的房間,拉開櫃櫥最底層的抽屜,他發現裏面有不少煙頭,這些煙頭都是他曾丟進煙灰缸裏的。他還註意到她還把他已扔進廢紙簍裏的舊報紙、雜志,也都收集了起來。他發現她連繩頭、紙袋、橡皮套、鉛筆頭等都舍不得扔掉,都收了起來。自從他發現這些之後,他就常把午餐吃剩下的肉,或有點發幹的奶酪等食品讓她帶回去。為了回報,她也給他帶來一些花,有時也給他帶來一兩個雞蛋,是她兒媳婦養的母雞下的蛋,蛋殼看上去不太幹凈。但是他除了表示感謝之外還告訴她這種雞蛋的蛋黃他有些消化不了。他同時註意到她很需要一雙鞋,因為她每天回家時才穿的那雙鞋已有兩個地方裂了口子。而且她總穿那件黑衣服,每天都可以看見那個撕裂的口子。每當他想告訴她這件事時都有些不好意思開口,他想,還是等妻子回來時讓妻子去開口說這些事吧。

做了一段時間,羅莎知道自己幹得不錯。教授付的工資也不少,而且挺及時。他一點也不像那些意大利的雇主那樣一副頤指氣使的樣子。這位雇主雖說有些神經質,有點好挑剔,但總的來說是挺好的一個人。他的主要毛病是不愛說話。盡管他的意大利語還說得過去,但他在不工作時,也只愛一個人坐在起居室的搖椅上讀書看報。整個一套公寓裏,只有兩個人,你怎麽能想象他們會不互相交談呢?有時,她在他讀書時,給他送上一杯咖啡,總想借機向他訴說一下她的丈夫死後長期貧困的生活遭遇,告訴他她的兒子怎麽越來越不像話,以及同她兒媳婦在一起生活的種種感受。但是,盡管他也在聽,盡管他們就在同一個屋子裏,甚至同用一個熱水袋,共用過一個浴室,可是就是很難就同一個話題一起談幾句話。他顯得更喜歡獨處。所以她也就只好不去打擾他,讓他一個人呆著,而她自己有些顯得孤獨。為外國人幹活有其優點,她想,也有其不足。

過了一段時間,教授註意到每天下午在她幹完活休息的那段時間總有人打電話給她。在接下來的一周裏,她就不再呆到四點鐘,而是在接過電話就請假離開了。一開始她說她肝不舒服,後來就幹脆不說任何理由了。盡管他不很讚同這種做法,認為他太好說話而她就利用這一點占些便宜,但還是告訴她,在他妻子回來之前這段時間,只要她完成一切工作是可以提前回去的,但要在三點鐘,且每周只可以有兩個下午這麽做。他知道每次她走以前總是把一切都安排停當的。但他感到他應該這麽說一聲。她老老實實地聽著———眼圈有點發紅,嘴唇在抖動———但還是順從地表示同意。他後來偶然想到這件事時,他估計羅莎應該感到這兒是個不錯的地方,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可以這麽說。這一點很快就應從她的臉上看出來:一掃原來不愉快的表情而換上一副愉快些的表情。不過,這類變化並沒有發生。因為當他偶爾又觀察她時,甚至當她可以提前下班的那兩天,她也仍然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還常常嘆氣,就好像有一座山壓在她的心上。

他從沒有問過什麽,因為不論是怎樣的情況,他都認為還是不介入為好。這些人有著無窮無盡的麻煩事,一旦你卷進去了那就是難以拔足了,陷入無窮無盡的麻煩當中。他想起一個女人說的話,那個女人是他一位同事的妻子,她對她的女仆說:“魯克萊希婭,我很同情你的處境,但是我不想聽你說這些事。”教授想,這倒不失為一個良策。這樣有利於保持他們之間正常的主仆關系。因為不管怎樣,明年四月份他都要離開意大利,不會再見到羅莎,與其現在把自己無謂地卷入到她的個人苦難之中不如以後為她做點事更好,例如過聖誕節時,寄給她一張小額的支票。教授知道自己有時有點神經質,缺乏耐心,他有時也對自己的這些性格感到不滿,但他還是更願意保持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

但是羅莎可不是這樣。一天上午她敲教授書房的門,當他說進來時,她就很不好意思地進來了,她的樣子那麽局促不安,以致使得教授都感到局促起來。

“教授,”羅莎開口了,滿臉愁雲地說,“請原諒我打擾了您的工作,但是我非得找個人說說才行。”

“可我現在正忙著呢,”他有點不高興地說,“能不能等一會兒再說?”

“用不了一會兒。您的事是一輩子也完不了的,我的事兒幾句話就說完了。”

“是不是肝臟又犯病了?”他問道。

“不是,我需要您來給我出出主意,您是個有學問的人,而我不過是個無知的鄉下人。”

“出什麽主意?”他有些不耐煩地問。

“什麽主意都行,實際上就是我想找人說說話兒。我不能同我兒子交談,就是像這種情況,我有可能和他說幾句話,可是不等我開口,他就像牛一樣吼了起來。我那兒媳婦就更不值得和她浪費唾沫了。有的時候,我們在房頂上晾衣服時,想和勤雜工的老婆說上幾句話,可是她天生就不知道同情別人。所以,我只好來找你,我會告訴你原因的。”

還沒等教授說他想不想聽,羅莎就已經講開了。她講的是一個政府稅務局工作人員的事兒。他是個中年人,是她的一個鄰居。他已經結了婚,有四個孩子,有時在下午兩點鐘下班以後做點木匠活兒。他叫阿曼多,也就是他總在下午打電話給她。他們是不久前在公共汽車上碰見的。在見過兩三次面之後,他發現她的鞋子實在是不能再穿了,就幾次三番地說要給她買雙新鞋。她勸他別犯傻,因為誰都可以看得出他衣袋裏沒有幾個錢,只夠每星期帶她看兩場電影的。她說,然而每次他們在一塊兒他都說他要給她買一雙新鞋。

“我也是人啊,”羅莎很坦誠地對教授說,“我很需要一雙鞋,可你知道事情會怎樣的,如果我穿上他給我買的鞋子,就很可能跟他上床。就是因為這個,我想我得問問您,我是不是應該接受這雙鞋。”

教授的臉,連光光的頭,都氣得發紅。“我想我不能給你什麽建議———”

“您是個有學問的人,”她說。

“不過,”教授說,“既然這件事情還沒有真正發生,我只能說,你應該告訴那位慷慨的先生,他該把這點責任心用在自己家人身上。讓他別送什麽禮物給你。你也最好別接受他什麽東西。如果你不接受他的任何東西,他也就不可能把繩索套到你的身上,拴住你這個人。這就是我的看法,既然你非要我說,這就是我所要說的,僅此而已。”

羅莎嘆了一口氣。“可事實上,我真的該有雙新鞋,這雙鞋就像狗啃似的,我已經六年沒有買過新鞋了。”

但是教授再也沒有說什麽。

那天羅莎下班以後,他想了想她的事,決定給她買一雙新鞋。他琢磨著她可能就是希望能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是事先策劃好的讓這個計劃能夠奏效。但是,這僅僅是一種臆測,根本沒有證據。他想,只有最後證明的確不是這樣時,才可以說明她只是想讓他出個主意,而並沒有其他目的。他想給她五千裏拉,讓她自己去買一雙鞋子,從而解脫對他的糾纏。但轉念一想,這怎麽能保證她會把錢不用來幹別的事呢?例如,第二天她進門就說她肝痛,不得不請醫生,結果醫生出診費就要了三千裏拉,教授同情這種不幸的情況,只好再拿出三千讓她去買鞋。看來這種方法是不行的。於是,第二天上午,羅莎出去買菜時,教授溜進她的屋子,在一張紙上把她那雙實在不像樣的鞋子留下個樣,這件事他完成得很快。那天晚上,就在他每天晚上吃飯的那家餐館旁邊的一家商店,他花了五千五百裏拉給羅莎買了一雙棕色的鞋,比他預計的多花了一點錢,但是鞋帶很結實,中高跟,是件很像樣的禮品。

第二天,是星期三,他把這件禮品送給了羅莎。他送給她鞋時,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他曾和她說過不介入她的事,但最終還是卷進來了。但他想送一雙鞋給她完全是出於一種正當的心理。在把鞋給她時,他說:“羅莎,你那天和我說過的那件事,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我送你一雙新鞋。去告訴你那位朋友說你必須拒絕他的好意。你這麽一說,就等於告訴他以後不要再和你來往了。”

羅莎見教授這麽善良,真是喜出望外。她真想吻吻他的手,但他把手很快就抽了回去,背到了身後,然後轉身回了書房。星期四,當他去給她開門時,她已穿上了那雙新鞋。她手裏拿著一個大紙袋,她從袋子裏掏出三個小桔子給教授,桔子上還帶著枝葉。他說她沒必要買這些東西,但是,羅莎半掩著嘴微笑著,這樣看不出她的牙。她說她這麽做只是要讓教授知道她是如何感謝他。後來,她又請他允許她三點鐘下班,她要給阿曼多看看她的新鞋。

他沒有什麽表情地說:“如果你幹完活,可以走。”

她對他真是千恩萬謝。在忙完她該做的活兒之後,在三點剛過一點點就離開了。但是在教授戴著帽子,手套,套著浴袍,站在書房門口檢查她剛拖過的地板時,他註意到她匆匆忙忙地從她那個屋裏出來,穿的是一雙相當漂亮的、有針繡花邊的無帶鞋。這令他十分生氣,第二天羅莎來時,盡管她求他不要解雇她,但是教授還是說她愚弄了他,堅持要解雇她以示教訓。她哭了,請求給她一個機會,但是他決心已定不再改變主意。於是她淒淒惶惶地把她屋裏的破破爛爛用報紙一包就流著淚走了。後來他心裏有些不安,神經也很緊張。他受不了那份寒冷,那天他沒有工作。

一周以後的早晨來了暖氣。羅莎也出現在公寓門口,請求還回來幹活。她幾乎要瘋了,她說,她的兒子打了她,並用手輕輕地指了指又青又紫的嘴唇。她雖然沒有哭出來,但眼淚已在眼圈裏轉來轉去。羅莎解釋說她同時接受兩雙鞋實在不怪她。是阿曼多先給她買了一雙,他是出於嫉妒,怕萬一有個情敵為她買鞋,所以強迫她收下。接著就是教授給她買了一雙,她本想拒絕,但又怕惹他生氣而丟了工作。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她說她已有一個星期沒有見到阿曼多了。這次見到他一定把他那雙鞋送還給他,只要教授肯再次收留她。如果教授不肯原諒,她就只有跳台伯河了。他雖然並不認為這些話可以當真,可還是很同情她。他自己也認為在處理她的事情的過程中,有違自己的初衷。如果說幾句坦誠得體的話,然後冷靜地把這件事放到一邊,不再想它,可能會更好些。但是在辭退了羅莎之後,他的生活就出現了困難,因為就這麽幾天,他又雇了兩個姑娘來做活,但都不合適。一個手腳不老實,一個又太懶。結果,這套公寓裏弄得一塌糊塗,幾乎沒法在裏面工作。那個勤雜工的妻子每天早晨也來一小時幫助收拾屋子,但仍然不行。就在這時羅莎的出現似乎是他的一個福音。這回當她脫下外衣時,他滿意地發現,她布裙上的裂口已經縫好了。

她一聲不響地去幹活兒了,掃地,擦桌子,把一切能看到的東西都搞得幹幹凈凈。她把床上的被子重新疊過,把床也都打掃了一遍。床頭床尾的木板都擦得一塵不染,又鋪上了新床單。雖然她剛剛回來,但效率卻不減當初,她幹活的時候,他註意到,總是不開心的樣子,還常常嘆氣,在和他目光相遇時勉強笑一笑。他想他們就是這樣,他們的生活很艱難。為了不讓她再挨兒子打,他同意她住進來。他要多拿出些錢來買肉,讓她晚餐時吃,但她拒絕了,她說有點面條就行了。她晚飯只吃點面條和沙拉。只是偶爾煮點午餐剩下的洋薊,加點油和醋吃。他讓她喝櫃櫥裏的白葡萄酒,再吃點水果。她偶爾也吃一些,但她總是事後告訴他,她都喝了什麽,吃了什麽,喝了多少,吃了多少,盡管他說不必如此。這個公寓又一切井然有序了。每天三點鐘左右仍然有電話來找她,但她只是在電話裏和阿曼多說幾句話,很少再出去見他。

過了不久,一個陰郁的早晨,羅莎又去找教授,又是那副困惑不安的模樣,她告訴教授她懷孕了。她一臉的絕望;她那條白內褲又從黑裙的開縫中明晃晃地露了出來。

他感到十分的氣惱,怪自己為什麽又把她雇了來。

“你必須立刻離開。”他說,盡量克制自己,不讓聲音發抖。

“我不能走,”她說,“我兒子非殺了我不可。看在上帝的分上,幫幫我吧,教授。”

他讓她這蠢事給氣昏了。“你們這種亂七八糟的事和我一點關系都沒有,我沒有辦法負責。”

“是不是那個阿曼多幹的?”他狠狠地說。

她點了點頭。

“你告訴他這件事沒有?”

“他說這難以置信。”她想笑,但沒笑出來。

“我會讓他相信的,”他說,“你有他的電話號碼嗎?”

她告訴了他號碼。他往阿曼多的辦公室打了電話,確認是他本人在接電話時,就讓他立刻到他的公寓來一趟。

“你對羅莎要負一個重大的責任。”

“我對我的家庭負有重大責任。”阿曼多回答說。

“你在這之前就該考慮到這一點。”

“好吧,我明天下班以後再去吧。今天是不可能的。我還有個木工合同等著要履行呢。”

“她會等著你的。”教授說。

他把電話掛上之後,感到氣消了一點。當然這更多是情緒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你對你目前懷孕的情況很確定嗎?”

“可以肯定,”她這時哭了起來,“明天就是我兒子的生日。要是讓他知道他的母親竟是個破鞋,真是個好生日禮物。他非把我骨頭打斷不可,就是不用拳頭打斷,也得用牙咬斷。”

“你現在還能懷孕,好像不可能,你今年都多大歲數了。”

“我母親五十歲還生孩子呢。”

“有沒有可能是你搞錯了呢?”

“我也不知道,我從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可不管怎麽說,我是個寡婦———”

“我看,還是先搞搞清楚再說。”

“是的,我也想這麽做,”羅莎說,“我想找住在我們家附近的那個接生婆。可我身上一個子兒也沒有,我手中有幾個錢,在我不工作的那段時間都花光了。我連乘車到這兒都是借的錢。現在阿曼多也幫不上忙,這個星期他在給他妻子治牙,她的牙也很糟,可憐的人。所以我才來找您。您能不能先預支我兩千裏拉,我好去找接生婆。”

過了一會兒,他從衣袋裏掏出兩張一千裏拉面值的鈔票。“去找醫生吧。”他說。他還想告訴她,如果她真的懷孕了就不要回來了。但他又怕她會做出些想不開的事兒來,或者她是在騙他,所以還可以繼續工作。不過他不再想再繼續留用她了。一想到妻子女兒很快就要回來了,讓她們如何面對這些烏七八糟的事情,他有些緊張,感到很不舒服。他必須盡快擺脫這個女傭。

第二天羅莎十二點才回來,而不是往常的九點。她那黑黑的面龐顯得蒼白。“請原諒我遲到了,”她低聲地說,“我去我丈夫的墓前去祈禱了。”

“那很好,”教授說,“不過,你是否去看過那個接生婆?”

“還沒有。”

“為什麽還不去?”雖然生氣,但他說話還是比較平靜。

她兩眼盯著地板。

“回答我的問題。”

“我本想說我在汽車上把那二千裏拉丟了,可是去過我丈夫的墓,我想我該說實話。因為真相總要大白的。”

真是太可怕了,他想,這將無盡無休了。“你用那筆錢幹什麽了?”

“我正要說呢,”羅莎嘆了口氣。“我給我兒子買了禮物,倒不是他配得到這份禮物,可那是他的生日呀。”她已是痛哭流淚了。

他看了看她,說:“請跟我來。”

教授就穿著那件浴袍走出了公寓,羅莎跟在後面。打開電梯門,他走進電梯間,然後讓她也進來了。

他們往下降了兩層樓,然後他走出電梯,貼近每個房門看上面銅牌上的名字。找到了他要找的那個門之後,按動了門鈴。一個女傭來應門,讓他們進去了。她看到羅莎的表情嚇了一跳。

“醫生在嗎?”教授問這個女仆。

“讓我看一看。”

“請問他,能否占用他一會兒時間,我就住在這樓的樓上。”

“好的,先生。”她又看了一眼羅莎,然後就進裏面去了。

那個意大利醫生走了出來,個子不高,留著胡子,是個中年人。教授和他在公寓的院子裏打過照面。他在扣襯衫袖口的紐扣。

“先生,我很抱歉來麻煩您,”教授說,“這是我家的女仆,她現在有點困難,她想確定一下她是否懷孕了。您能幫忙嗎?”

醫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羅莎,她這時還用手帕在擦眼淚。

“讓她到我辦公室來。”

“謝謝。”教授說。醫生點了點頭。

教授上樓回公寓了。半小時後,電話鈴響了。

“餵。”

是醫生打來的。“她沒有懷孕,”他說,“她很害怕。她的肝臟不好。”

“可以肯定嗎,醫生?”

“是的。”

“謝謝你,”教授說,“如果您給她開藥方,就由我來付錢,給我一個賬單就行了。”

“好的。”醫生說,他掛上了電話。

羅莎回來了。“醫生告訴你了吧?”教授問道,“你並沒有懷孕。”

“真是托聖母瑪利亞的福了。”羅莎說。

教授口氣十分平靜地告訴她,她得離開這裏。“羅莎,很抱歉,我不能總被套在這類事情裏,讓我沒法工作。”

她把頭轉了過去。

房門的門鈴響了。是阿曼多,他又瘦又小,穿著一件瓦灰色長大衣。他戴著一頂相當時髦的博爾薩利諾牌的寬檐軟氈帽,蓄著窄窄的短須。黑色的眼睛帶有些憂慮的神色,帽檐向下壓得很低,幾乎把眼睛掩住。

羅莎告訴他她要離開這裏。

“那我來幫你把東西拿走。”阿曼多說。他跟羅莎進了傭人房間,用報紙把她的東西都包好。

他們出來時,阿曼多拿著一只購物袋,羅莎拿著一個鞋盒,也用報紙包著。教授把她那個月工資的剩余部分給了她。

“很抱歉,”他說,“我還得為我妻子和女兒著想。她們再過幾天就該來了。”

她什麽話也沒說。阿曼多,吸著一個煙頭兒,為她輕輕打開門,他們一起出去了。

後來教授檢查那間仆人的房間時,他發現羅莎把她的一切都拿走了,只把他給她買的鞋子留下了。他妻子在感恩節前不久回到了這裏,她把這雙鞋送給了勤雜工的妻子,她穿了一個星期後又把這雙鞋送給了她的兒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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