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制定科學發展觀，並將“以人為本”確立為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是緩解直至基本消除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社會等五大發展失衡的需要，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完成執政理念飛躍的需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覆興的需要——這就是將“以人為本”確立為戰略指導原則的現實的和歷史的根據。將“以人為本”確立為戰略指導原則，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恢宏主題——也是人類進步的永恒主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學說和終極價值目標(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它的理論根據。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考察，將“以人為本”確立為戰略指導原則，也是博大深厚的中華文化基本精神的繼承、超越和升華。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的十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系國家教委推薦的公用教材)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為四條：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這個概括是精辟的，深刻的；評價是中肯的，公允的。從總體上看，“以人為本”是中華文化基本精神的核心。現將該書中的“以人為本”一節刊登於此，供研究“以人為本”的讀者參考。

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內容。“以人為本”，就是指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用中國傳統方式來說，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間，以人為中心；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中心。

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確立，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嬗變，中國古代各種哲學派別、文化思潮的關註焦點，以及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始終圍繞著人生價值目標的揭示，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實踐而展開。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間人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

世所公認，中國文化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感和功能。換言之，在中國文化中，神本主義始終不占主導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義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中國文化中，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人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考察事物，明辨物理，既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還要“中考之人”。人是衡定萬物的尺度。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了天人之間的統一性。一方面，用“人事”去附會“天命”，把人的行為歸依於“天道”的流行，以獲得一個外在的理論構架。另一方面，人又往往把主體的倫常和情感灌註於“天道”，並將其人格化，使其成為主體意識的對象化和外在體現，“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封建帝王宣稱的“奉天承運”，起義農民堅持的“替天行道”，不過是這種思維格局和心理狀態的不同衍射而已。從表面看，是人按天意在“承運”、在“行道”。但在實際上，“天”卻成了人們實現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天人之間，人為主導，人是目的，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

中國古代思想家，特別是儒家學者，一貫反對以神為本，而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立場。孔子雖然承認天命，但對鬼神采取存疑的態度。他教導弟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弟子問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人死後的情況，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孔子是將現實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將事奉鬼神、人死後的情況等放在無所謂的地步。正因為不相信鬼神，所以孔子不相信禱告有效。當他病重時，子路請求為他禱告，他用“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婉言謝絕。《論語》中還明確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同上)這些都有力地表明，孔子關註的是現實的社會人生問題，並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於人，而不是神。

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後來的封建社會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和創造性的發展。東漢思想家仲長統說：“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也，吉兇之祥又何取焉……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一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以此言之，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不其然與?”(《全後漢文》卷八十九)這就是說，人們要順應四時自然，用天道指引人道，建功立業，而不要利用自然現象妄言人事的吉兇。天道和人道，不能混為一談。天道和人道，前者是末，後者是本。可以說，仲長統這裏關於“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論述，精辟地概括了儒家人本思想的精髓。後來的進步思想家，基本上都繼承、發展了這種思想。

人本思想的確立，不僅有助於人們合理地對待人與神的關系，增強人的主體意識，而且有助於抵制宗教神學。佛教傳入中國後，宣傳靈魂不滅、三世輪回的觀念，世俗之人頗受影響，但進步思想家奮起辯駁。南北朝時期的何承天撰寫了《達性論》，批判佛教神學，宣揚人本思想。他指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人“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因此，不能把人與飛鳥蟲蛄“並為眾生”。而且，“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這就是說，人與動物迥然不同，不能將其歸為一類，都叫做“眾生”。有生必有死，形朽神消，不可能再生。這就否定了靈魂不滅、三世輪回的神學迷信。何承天在這裏所堅持的正是傳統儒學的人本思想。後來，南朝的範縝寫了《神滅論》，提出形質神用、形謝神滅的觀點，系統而科學地論證了形神關系，徹底批駁了神不滅論，捍衛了人本主義。

宋明理學也力倡並躬行人本主義。宋明理學中有三個主要派別：氣本論、理本論和心本論。氣本論以張載為代表，主張世界統一於氣，萬物不過是氣的聚散而已。理本論以朱熹為代表，主張世界統一於理，萬事萬物不過是“理”的體現。心本論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世界統一於“心”，萬事萬物不過是“心”的外化而已。三派之間盡管有種種不同，甚至有尖銳的思想分歧和理論鬥爭，但都反對靈魂不滅論，否認鬼神的存在，高揚人的主體性，肯定精神生活的價值，強調道德理性對於個人境界的提升和社會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氣本論認定道德倫理來自氣的稟受，理本論宣稱道德倫理源於宇宙本原之“理”，心本論鼓吹道德倫理出自“本心”的要求。這些論斷各有其片面性。但是，它們都突破了宗教信仰的樊籬，在對道德倫理價值的肯定和日常踐履中，弘揚了主體的能動作用，從而發展了傳統儒家的人本思想，在客觀上消弭了宗教神學對人們精神的腐蝕作用。

從總體上看，以儒道兩家思想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的文化。無論是儒家的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道家的修道積德，無不以道德實踐為第一要義。至於宋明理學家宣揚的“存理去欲”理論，則更是一種道德修養的學說。這種以道德修養為旨趣的人本主義，可以稱之為道德的人本主義。

道德的人本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中國文化總是把人放在一定的倫理政治關系中來考察，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個體道德精神境界的升進，寄托於整體關系的良性互動。政治上的君臣關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婦、兄弟關系，社會上的朋友關系，構成所謂“五倫”。這五種倫常關系，各有其特定的道德行為規範，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婦從，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每一個人既處於五倫的關系網絡之中，又同時處於整個社會家國一體的宗法政治關系網絡之中。於是，就有了一整套與之相應的道德規範。每個人依此規範，在社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履行一定的義務，彼此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轉，實現各自的人生價值目標。

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的道德人本主義的思想傳統，把道德實踐提到至高地位，對於人的精神的開發，對於個體道德自我的建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覺抵制宗教強制，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當然，傳統的人本主義思想，由於過分強調道德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忽視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的消極因素。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科學技術逐漸落後於西方，原因固然很多，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所固有的道德至上偏向，也是不可否認的一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或人文主義思想，由於有明顯的重人倫輕自然、重群體(家族)輕個體的傾向，只強調個人的義務和道德人格的獨立性，而不重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因此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人本主義或人文主義還有質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