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少年，不會知道那時候……那時候，是1966年的8月。誰也說不清，為什麽一夜之間，就卷起了“橫掃一切”的風暴；誰也不知道這風暴將要刮到什麽時候。許多人睡下的時候還是個革命者，醒來卻成了“反革命”。親人不再相認，同志間不再有真誠。瘋狂、顛倒，整個社會混亂了，人的心也倒懸起來。

那時候，我是個27歲的青年，在大學裏教書。可我卻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在這風暴剛剛騰起的時候，我就被列為“橫掃”的對象，挨了無數次“批鬥”。我不知道為什麽，別人也不知道，連同那些批鬥我的人。他們說我是“漏網右派”，但是，我怎樣的“右”法，又是怎樣“漏網”的，誰也說不清。

我的心充滿了迷惘和痛苦。但我卻因此而出了“名”。當我的名字被大大地寫在紙上倒掛而又劃上紅×的時候，當我被拽到台上被人扭起手臂彎腰低頭的時候，我在學校和宿舍區是個婦孺皆知的“名人”。人人遠離我，仿佛我是個傳染病患者。

當批鬥者也玩膩了的時候，我被打發去拔草，從晨至昏，蹲在熱地裏拔草，是難受的，尤其是心裏難受的時候。

一天中午，太陽正毒。我蹲在校園的鐵欄墻邊拔草，鐵欄外，是一條通往近郊農村的小道。小道上有來來往往的行人。騎車的，步行的，凡看到我們這些拔草者，都會停下來，或者默默地看一陣，或者高聲地諷刺，低聲議論一番。我以為這是種汙辱，我的心淌血了。

不知道什麽時候，在鐵欄外站了一群小學生。他們是去參加義務勞動，還是勞動歸來，我說不清。也許，他們是列席參加了一次“批鬥反革命分子”大會歸來。

他們站在鐵欄外，指手劃腳地議論我們，用最純潔的心詛咒我們，還有幾個男孩子用土塊、小石頭砸我們。

我不能違犯“紀律”離開鐵欄桿。我只有忍受那咒罵、那石塊，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坍了，四周是一片黑暗。假如連純潔的孩子都瘋狂了，生活還有什麽希望。

就在這時候，一聲輕輕的、甜甜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叔叔！”我擡起頭，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站在鐵欄外面對著我。她烏黑的短發下有一雙明澈的眼睛，清秀的臉頰上滴著汗水，手裏捏著兩根冰棍兒。

“叔叔，給！”她把一根冰棍兒從鐵欄外伸過來，兩只眼裏全是真誠和期待。

周圍的孩子們哄地發出一片嘲笑和指責。她連頭也不回，只是伸著那只拿冰棍兒的手，期待地望著我。

在我從睡夢中被人拉起推到學校的時候，在我被草繩捆住，頭上被罩上廁所裏的便紙簍的時候，我沒有一滴淚，這時候，我卻止不住淚水了。我的淚泉被一個小姑娘的心捅開了。

我不敢吃，也實在不願吃那根冰棍兒，這將會給那個小姑娘帶來災禍。我擡起淚眼凝望著她。她卻固執地伸著那只拿冰棍兒的手。周圍一片寂靜，那些哄笑的孩子們也噤了聲，所有的人都看著她，連同那些過路的人。

小姑娘也凝視著我，給我以鼓勵和安慰。我終於忍不住，伸過頭去，咬了一口那冰涼、甘甜的冰棍兒，然後，伸出臟手，捏住那冰棍兒，把它遞給一位現在已經告別這個世界的歷史學老教授。那老教授也淚眼模糊，抖顫著手接過這孩子最珍貴的贈予。

當我再回過頭來的時候，那小姑娘已經走了，只有她洗得褪色的藍布上衣在小路上飄擺……啊，你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愛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給了我希望，給了我力量，使我度過了那瘋狂、顛倒的歲月。我永遠感謝你。

也許你今天已經步入中年，成了國家的棟梁；也許，你早已經把這件小事遺忘。可是，你的那雙眼睛永遠留在我心底，它將伴隨我走完生命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