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讓你坐上 

去中國的小船， 

只坐你我兩人， 

船兒永借不還…… 

——舊時歌謠 


1 

遇上第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呢？ 

這篇文章將從一可謂考古學式的疑問開始。各種各樣的出土文物被貼上標簽，區分種類，加以考證。 

遇上第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呢？ 

我推定是一九五九年或是一九六○年，哪一年都沒有錯，準確地說，全然沒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對於我就像是穿同樣奇裝異服的雙胞胎。即使真能穿越時光隧道倒回那個時代，我恐怕也還是要費好大力氣才能分清孰為一九五九年孰為一九六○年。 

盡管如此，我仍在頑強地進行這項作業。豎坑的空間得到擴展，開始有——雖說少得可憐——新文物出土。記憶的殘片。 

不錯，那是約翰遜和帕特森爭奪重量級拳擊桂冠那年。記得從電視上看過兩人的較量。這就是說，去圖書館翻閱舊新聞年鑒的體育欄目即可了然，所有疑問都可迎刃而解。 

翌晨，我騎自行車來到附近的區立圖書館。 

不知何故，圖書館門旁竟有雞舍。雞舍裏五只雞正在吃不知是晚些的早餐還是早些的午餐。天氣甚是令人舒暢。我先沒進館，坐在雞舍旁邊的石條上吸煙，邊吸煙邊不停地看雞啄食。雞急切切地啄著雞食槽，那副急不可耐的樣子，仿佛早期的快動作新聞紀錄片。 

吸罷煙，我身上毫無疑問有了什麼變化發生。何故不曉得。而在不曉得的時間裏，一個同五只雞僅隔一支煙距離的新的我向我自身提出兩個疑問。 

一、有什麼人會對我遇上第一個中國人的準確日期懷有興趣呢？ 

二、陽光充足的閱覽室桌子上的舊新聞年鑒同我之間，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種因素嗎？ 

我以為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疑問。我在雞舍前又吸了支煙，然後跨上自行車告別圖書館和雞舍。所以，如同天上的飛鳥沒有名字一樣，我的記憶也不具日期。 

誠然，我的大部分記憶都沒有日期。我的記憶力極其模糊。由於過於模糊，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說不定是在用這種模糊性向別人證明什麼。至於到底證明什麼，我卻又渾然不知。說到底，準確把握模糊性所證明的東西豈非水中撈月！ 

怎麼說呢，反正我的記憶便是這樣的極端不可信賴，或置前或顛倒，或事實與想象錯位，有時連自己的眼睛同別人的眼睛也混淆起來了。如此情形甚至已無法稱之為記憶。所以，整個小學時代（戰後民主主義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個晨昏）我所能確切記起的不外乎兩件事，一件是關於中國人的，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個下午進行的棒球比賽。那場比賽中我守中場，第三局弄出了腦震蕩。當然並非無緣無故弄成腦震蕩的，那天腦震蕩的主要原因在於那場比賽我們使用的僅是附近一所高中的運動場的一角——我在開足馬力追逐越過中場的飛球時猛地迎頭撞在了籃球架子上。 

蘇醒時已坐在葡萄架底下的長椅上，太陽已經偏西，幹燥的運動場上潑灑的水味兒和代替枕頭的新皮手套味兒最先鉆入我的鼻孔。往下就是倦慵慵的偏頭痛。我似乎說了什麼，記不得了，身邊照料我的朋友後來不大好意思地告訴了我。我大約說了這麼一句：不要緊，拍掉灰還可以吃。 

如今我已不曉得這句話從何而來。大概夢見什麼了吧，或者夢見拿著學校供給的面包上樓梯時失腳跌下去也未可知，因為此外別無可從這句話聯想到的場面。 

即使在時隔二十年的現在，我也不時在腦袋裏轉動這句話： 

不要緊，拍掉灰還可以吃。 

我把這句話定格在腦海裏，開始考慮我這個人的存在和我這個人必須走下去的路，考慮這種思考必然到達的一點——死。至少對我來說，考慮死是非常不著邊際的作業。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國人。 


2 

我之所以到位於港街的高地上那所為中國人子弟辦的小學（校名早已忘了，以下姑且稱為中國人小學。稱呼可能欠妥，望諒），是因為我參加的一場模擬考試的考場設在那裏。考場分好幾處，而我們學校被指定去中國人小學的唯有我自己，什麼原因不清楚，估計是某種事務性差錯造成的，因為班裏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場。 

中國人小學？ 

我逢人就問——無論是誰——中國人小學的情況，但誰都一無所知。若說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中國人小學距我們校區乘電車要用三十分鐘。當時的我並非能夠獨自乘電車去哪裏那種類型的孩子，因此對我來說，那裏實際上無異於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的中國人小學。 

兩星期後的星期日早上，我以極為黯淡的心情削好一打鉛筆，按老師的布置，把飯盒和拖鞋塞進塑料袋。那是個秋天裏有點偏熱的晴朗的星期天，母親卻給我穿上厚厚的毛衣。我獨自坐上電車，一直站在窗前留意外面的景物，以免坐過站。 

不用看準考證後面印的路線圖就很快曉得中國人小學在哪裏了——只要尾隨書包裏鼓鼓地裝著飯盒和拖鞋的一幫小學生即可。很陡的坡路上幾十幾百個小學生排著隊朝同一方向行進，那情形說不可思議也真是不可思議。他們只是默默走路，沒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沒有人扯低年級同學的帽子。他們的陣勢使我想起某種不均衡的永久性運動。爬坡當中，厚毛衣下汗一直出個不停。 

出乎我朦朧的預想，中國人小學外表上與我們小學不但幾乎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長的走廊、潮乎乎的黴味兒等兩個星期來在我腦海中隨意膨脹的圖像根本無處可尋。穿過別致的鐵門，一條花草簇擁的石板路畫著舒緩的弧線長長地伸展開去。主樓門正面，清冽的池水光閃閃地反射著早上九點的太陽。沿校舍樹木成行，每棵樹上都掛著一塊中文解說板，有的字我認得，有的不認得。主樓門對面是被校舍環繞的運動場，狀如天井。每個角落分別有某某人的胸像、氣象觀測用的小白箱、單雙杠等。 

進得樓門，我按規定脫鞋，走入規定的教室。明亮的教室裏排列著正好四十張開啟式小桌，每張桌上用透明膠粘著寫有準考證號碼的紙片。我的位置在靠窗一排的最前邊，就是說這教室裏我的號數最小。 

黑板嶄新，墨綠色，講桌上放著粉筆盒和花瓶，花瓶裏插一支白菊。一切都是那麼幹幹凈凈整整齊齊。墻上的軟木板沒貼圖畫沒貼作文。或許是故意取下的，以免幹擾我們考生。我坐在椅子上，把筆盒和墊板擺好，托腮閉起眼睛。 

過了約十五分鐘，腋下夾著試卷的監考官走進教室。監考官看樣子不超過四十歲，左腿有一點點跛，在地板上擡腿不大利索。左手拄一根手杖，手杖是櫻木做的，很粗糙，頗像登山口土特產商店賣的那種。由於他跛的方式顯得甚為自然，以致唯獨手杖的粗糙格外顯眼。四十名小學生一看見監考官——或者不如說一看見試卷，頓時鴉雀無聲。 

監考官走上講台，先把試卷放於桌面，繼而“橐”一聲把手杖靠在一旁。確認所有座位無一空缺之後，他咳嗽一聲，瞥了一眼手表。接著，手像支撐身體似的拄在講桌兩端，直挺挺地揚起臉，望了一會天花板。 

沈默。 

每個人的沈默持續了大約十五秒。緊張的小學生大氣也不敢出地盯視著桌上的試卷，腿腳不便的監考官目不轉睛地望著天花板的一角。他身穿淺灰色西裝白襯衫，打一條轉眼即可讓人忘掉色調花紋的很難留下印象的領帶。他摘掉眼鏡，用手帕慢慢擦拭兩側鏡片，重新戴回。

“本人負責監督這場考試。”本人，他說，“試卷發下以後，請扣在桌上別動。等我說好了，再翻過來答題。差十分到時間時我說最後十分鐘，那時請再檢查一遍有沒有無謂的差錯。我再說一聲好了，就徹底結束，就要把試卷扣在桌上，雙手置於膝蓋。聽明白了麼？” 

沈默。 

“千萬別忘記先把名字和準考號寫上。” 

沈默。 

他又看一次表。 

“下面還有十分鐘時間。這個時間我想給大家講幾句話，請把心情放松下來。” 

幾聲“籲——”泄露出來。 

“我是在這所小學任教的中國老師。” 

是的，我就這樣遇上了最初一個中國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國人。這也難怪，畢竟那以前我一次也沒遇到中國人。 

“這間教室裏，”他繼續道，“平時有和大家同樣年齡的中國學生像大家一樣刻苦學習……大家也都知道，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說起來像是一對鄰居。鄰居只有相處得和睦，每個人才能活得心情舒暢，對吧？” 

沈默。 

“不用說，我們兩國之間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相似之處，既有能夠相互溝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溝通的地方。這點就你們的朋友來說也是一樣，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時候也不能溝通，對不對？我們兩國之間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們一定能友好相處。為此，我們必須先互相尊敬。這是……第一步。” 

沈默。 

“比如可以這樣想：假定你們小學裏有很多中國孩子來參加考試，就像大家坐在這裏一樣，由中國孩子坐在你們書桌前。請大家這樣設想一下。” 

假設。 

“設想星期一早上，大家走進這所小學，坐在座位上。結果怎麼樣呢？桌面到處亂寫亂畫滿是傷痕，椅子上粘著口香糖，桌子裏拖鞋不見了一只——對此你們會有何感覺呢？” 

沈默。 

“例如你，”他實際指著我，因我的準考號最小，“會高興嗎？” 

大家都看我。 

我滿臉通紅，慌忙搖頭。 

“能尊敬中國人嗎？” 

我再次搖頭。 

“所以，”他重新臉朝正面，大家的眼睛也終於看回講桌，“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亂寫亂畫，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裏面亂來。明白了麼？” 

沈默。 

“中國學生可是會好好回答的。” 

明白了，四十個學生答道。不，三十九個。我口都沒張開。 

“註意：擡起頭，挺起胸！” 

我們擡起頭，挺起胸。 

“並懷有自豪感！” 

二十年前的考試結果，今天早已忘了。我能想起的，唯有坡路上行走的小學生和那個中國老師，還有擡頭挺胸滿懷自豪感。 

那以後過去了六七年——高三那年秋天，一個同樣令人心情舒坦的星期日下午，我和班上一個女孩走在同一條坡路上。我正戀著她，至於她對我怎麼看則不曉得，總之那是我們的初次約會，兩人一起走在從圖書館回來的路上。我們走進坡梅正中間一家咖啡館喝咖啡，在那裏我向她講起那所中國人小學。聽我講完，她嗤嗤地笑了起來。 

“真是巧啊，”她說，“我也同一天在同一考場考試來著。” 

“不會吧？” 

“真的。”她任憑冰淇淋滴在咖啡杯薄薄的邊口，“不過好像教室不同，沒有那樣的演講。” 

她拿起咖啡匙，往杯裏定定地看著，攪拌了幾次咖啡。 

“監考老師是中國人？” 

她搖頭道：“記不得了。想都不會想到那上面去的。” 

“沒有亂寫亂畫來著？” 

“亂寫亂畫？” 

“往桌子上。” 

她嘴唇貼著杯口，想了一會兒。 

“這——寫過畫過沒有呢？記不清了。”說著，她微微一笑，“畢竟是以前的事了。” 

“可桌子不全都幹幹凈凈嶄新嶄新的麼？不記得？”我問。 

“呃，是啊，好像是的。”她顯得興味索然。 

“怎麼說呢，感覺上有一種滑溜溜的味道，滿教室都是。說我是說不明白，就像有一層薄紗似的。這麼著……”說到這裏，我用右手拿住咖啡匙的長柄，沈吟片刻，“對了，桌子是四十張，全部嶄新嶄新，黑板也漂亮得很，墨綠墨綠。” 

我們沈默了一會兒。 

“沒有亂寫亂畫？想不起來了？”我又問了一次。 

“跟你說，真的想不起來了。”她笑著回答，“給你那麼一說，倒也好像那麼做來著。終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也許她的說法更合乎情理。任何人都不至於記得什麼好幾年前往哪裏的桌子上亂寫亂畫過沒有。事情早已過去，何況原本就怎麼都無所謂的。 

把她送回家後，我在公共汽車中閉起眼睛，試著在腦海中推出一個中國少年的形象——一個星期一早在自己桌子上發現誰的塗鴉的中國少年。 

沈默。 


3 

高中位於港街，於是我周圍有了不少中國人。雖說是中國人，也並非跟我們有什麼不同，並非他們具有共同特征。他們每一個人之間固然千差萬別，但這點無論我們還是他們都完全一樣。我常常想，人的個體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範疇任何概論。 

我所在的班上也有幾個中國人。成績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性格有開朗的，也有沈悶的；住處有堪稱氣派的，也有光照不好的一個六張榻榻米大小的房間且廚房亦在裏面的，各種各樣。但我和他們之中哪個人都不怎麼要好。總的說來我不屬於那種不論跟誰都要好得來的性格，無論對方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他們當中的一個十多年後同我偶然相遇，這點我想稍後再說為好。 

舞台轉到東京。 

按順序——我是說除掉沒怎麼親切交談過的中國同學——對於我來說的第二個中國人算是大學二年級那年春天在做課余工的地方認識的一個沈默寡言的女大學生。她十九，和我同歲，個子不高，換個角度，說長得漂亮也並非不可。我和她一起幹活幹了三個星期。 

她幹活非常熱心，在她影響下我也幹得挺熱心。不過從旁看她幹活的樣子，似乎我的熱心同她的熱心本質上截然不同。就是說，我的熱心是“既然至少在幹什麼，那麼或許有熱心幹的價值”這種含義上的熱心，而她的熱心則大約屬於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種類。很難表達確切，總之她的熱心裏有一種奇妙的緊迫感，仿佛她周圍所有日常活動都因了這熱心而得以勉強合為一束並得以成立。所以，大多數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節拍，中途氣惱起來。直到最後也不發一句牢騷而同她搭檔幹下來的只有我這樣的人。 

說是搭檔，其實我和她起初幾乎沒有開口。我搭過幾次話，但看上去她對交談沒有興致，我便註意再不說什麼。和她第一次像樣地開口說話，是一起幹了兩星期之後。那天上午她約有三十分鐘陷入一種精神危機，這在她是頭一回。起因是作業順序出現了一點混亂。若說責任的確是她的責任，但在我看來這類失誤是常有的。不過一時馬虎大意罷了，任何人都在所難免，但她卻像不這樣認為。一條小小的裂縫在她的頭腦中逐漸變大，不一會竟成了無可奈何的巨大深淵，她一步也前進不得。她一句話也不說，完全一動不動地呆立在那裏，那 

樣子使我聯想起夜幕下緩緩沈入大海的輪船。 

我停止作業，讓她坐在椅子上，一根根分開她緊握的手指，給她喝熱咖啡，隨後告訴她不要緊，根本不用擔心，又不是來不及了，錯了重來也耽誤不了什麼，即使耽誤了也並非世界就此終止。她眼神悵悵的，但還是默默點了下頭。喝完咖啡，她似乎多少沈靜下來。 

“對不起。”她低聲道。 

午飯時間我們簡單聊了一會，她說自己是中國人。 

我們做工的場所是文京區一家小出版社的又黑又小的倉庫，倉庫旁邊淌著一條臟兮兮的河。工作簡單、乏味、忙碌。我接過賬單，按上面的冊數把書運到倉庫門口，她給書打捆並核對底賬，就是這樣的活兒。加之倉庫連個暖氣設備影兒也沒有，為了不至於凍死，我們不得不一個勁兒勞作。那不是一般的冷，我想在安科雷季機場打臨時工怕也不過如此。 

午休時，我們去外面吃熱些的午餐，暖和身子，一起呆呆地度過一個小時。午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身體暖和起來。不過在她那次精神危機過後，我們開始一點點談起自己。雖然她說得斷斷續續，但稍過些時候還是弄清了她的基本情況。她父親在橫濱從事小規模進口貿易，進口的大半是香港來的準備大減價時拋售的廉價衣服。雖說是中國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陸香港台灣一次也沒去過，中國話幾乎不會，英語呱呱叫。她在東京都內一所私立女大讀書，將來希望當翻譯。住處是在駒達一座公寓，同哥哥住在一起，或者借用她的說法——硬鉆進去的，因為她同父親合不來。對於她，我所了解的事實大致就是這些。 

三月裏的兩個星期，就這樣連同不時飄零的夾雪冷雨過去了。工作最後結束那天傍晚，在財務科領罷酬金，我略一躊躇，邀請了這個中國女孩去新宿一家以前去過幾次的舞廳跳迪斯科。不是想引誘她，我沒有那樣想。我有個自高中時代便開始交往的女朋友，但坦率地說，我們之間已不似以前那樣融洽了。她在神戶，我在東京，一年見面兩個月，至多三個月。我們都還年輕，相互的理解並未充分到足以克服距離和時間空白的地步。同女朋友的關系往後應如何展開，我也心中無數。在東京我完全孑然一身，沒有像樣的朋友，大學裏的課又枯燥無味。老實說，我很想多少發泄一下，約女孩去跳舞，喝酒，和她好好聊聊快活快活，別無他求。我才十九，不管怎麼說，正值最想受用人生的年齡。 

她歪頭沈思了五秒，“我還沒跳過舞。”她說。 

“簡單得很！”我想，“也談不上是跳舞，隨著音樂扭動身體就成。是人就會。” 

我們先進餐館喝啤酒，吃比薩餅。工作到此結束，再無須去陰森森的倉庫搬書，這使得我們身心十分舒暢。我比平時多講了好些笑話，她比平時多見了好些笑容。吃完，我們去跳了兩個小時迪斯科。舞廳充滿令人愜意的溫煦，蕩漾著汗味兒和誰燒的衛生巾味兒。迪斯科舞曲似乎是菲律賓樂隊模仿桑塔那的。出汗後我們便坐下喝啤酒，汗消了又上去跳。不時有彩色閃光燈一閃，彩燈下的她看上去同在倉庫時判若兩人。跳熟以後，她現出樂陶陶的樣子。 

一直跳到筋疲力盡我們才走出舞廳。三月的夜風盡管仍帶寒意，但已可以感覺出春天的氣息了。身體還很暖和，我們把大衣拿在手上，漫無目標地在街頭行走。窺一眼娛樂中心，喝一杯啤酒，便又開始走。春假還有整整一半剩著沒動，更何況我們年方十九。若下令開步走，徑直走到多摩川（註：東京西部的河名。）邊怕都不在話下。至今我仍能記起那個夜晚空氣的感觸。 

表針指在十點二十分時，她說差不多得回去了。“十一點前務必回去的。”她十分抱歉似的對我說。 

“還真挺嚴厲的。”我說。 

“嗯，哥哥很啰嗦，一副監護人的架勢。算是由他關照，牢騷又發不得。”她說。不過從語氣聽得出她滿喜歡那個哥哥。 

“別忘了鞋。”我說。 

“鞋？”走五六步她笑了，“啊，灰姑娘！放心，不會忘的。” 

我們爬上新宿站階梯，並坐在長椅上。 

“我說，可以的話，把電話號碼告訴我可好？”我問她，“下次再和你找地方玩去。” 

她咬著嘴唇點了幾下頭，講出電話號碼。我用圓珠筆記在迪斯科舞廳火柴盒的背面。電氣列車開來，我把她送上車，道一聲晚安。“真快活，謝謝了，再見！”車門合上，電車開走後，我移去旁邊一道月台，等待開往池袋方面的列車。我靠在柱子上，邊吸煙邊依序回想這個夜晚裏的事，從餐館、迪斯科到散步。不壞，我想。好久沒同女孩約會了，我開心，她也快活，至少我們可以成為朋友。她有點過於沈默寡言，還有神經質的地方，然而我對她懷有本能的好感。 

我用鞋底碾死煙頭，重新點燃一支。街上各種各樣的聲音混為一體，悵悵然滲入淒迷的夜色。我閉起眼睛，深深吸一口氣。不妙的事一件也沒有，可是同她分手後，有什麼東西莫名其妙地堵在我胸口。粗粗拉拉的東西卡在喉頭，咽也咽不下去。有什麼出了差錯，我覺得自己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醒晤過來時我已從山手線電車下到了目白站。在這裏我才好歹意識到：我把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線。 

我的宿舍在目白，原來和她同乘一列車回來即可，再沒比這簡單的。我何苦故意把她送上相反方向的電車呢？酒喝多了？也可能腦袋裏裝自己的事裝得太滿了。車站的鐘指在十點四十五分，恐怕趕不上公寓關門時間了。若她及時發現我的錯誤而換乘往回轉的電車自然另當別論，但我想她不會那樣做，她不是那一類型。她所屬的類型是：一旦坐錯車便一直坐下去。再說她本來一開始就該完全知道這點，知道自己被送錯了車。我不由暗暗叫苦。 

她出現在駒達站時十一點十分都已過了。見我站在階梯旁，她停住腳，臉上浮現出不知該笑還是該惱的神情。我姑且抓住她胳膊讓她坐在長椅上，自己挨她坐下。她把挎包放在膝頭，雙手抓著包帶，腳往前伸，靜靜地盯住白皮鞋尖。 

我向她道歉，說不知怎麼搞的，竟稀裏糊塗弄錯了，肯定自己腦袋暈乎來著。 

“真的弄錯了？”她問。 

“還用說！不然怎麼成了這樣子。” 

“以為你故意的呢。”她說。 

“故意？” 

“所以覺得你會生氣。” 

“生氣？”我無法理解她要表達什麼。 

“嗯。” 

“為什麼覺得我會生氣？” 

“不知道。”她聲音小得就要消失似的，“怕是因為和我在一起沒有意思吧。” 

“哪裏沒有意思！和你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不騙你。” 

“騙人。和我在一起根本沒意思，不可能有意思，這點我自己也一清二楚。即便你真的弄錯了，那也是因為實際上你內心是那麼希望的。” 

我喟然嘆息。 

“不必介意的。”她說，並搖了下頭，“這種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她眸子裏溢出兩滴淚，出聲地落在大衣膝部。 

我不知到底如何是好。我們一動不動地沈默良久。電車幾番進站幾番吐客離去。乘客的身影消失在階梯上以後，站內重新歸於寂靜。 

“求你，扔開我別管。”她把額前被淚水打濕的頭發撩到一邊，微微一笑，“一開始我就覺得好像不對頭，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電車上坐著沒動。但車過東京站，一下子沒了氣力。一切都讓我感到厭倦，再也不想落到這個地步。” 

我想說句什麼，但話沒出口。夜風嘩啦啦吹散一疊晚報，一直吹到月台端頭。 

她又一次把額前被淚水打濕的頭發撥往一邊，有氣無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這裏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這裏沒有我的位置。” 

我不知道她所說的場所是指日本這個國家，還是指在黑漫漫的宇宙中繞行不休的這個巖體。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頭，再把自己的手輕輕放上去。她的手很暖，內側潮乎乎的。我毅然開口道： 

“我沒有辦法向你很好地解釋我這個人。我時常鬧不清自己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慮什麼如何考慮，以及追求什麼。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應該怎樣使用都稀裏糊塗。這種事一一細想起來，有時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慮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我變得十分自私，從而傷害別人，盡管我並不願意。所以，我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是一個出色的人。” 

我無法繼續說下去，我的話因而“噗”的一聲半途折斷。 

她默不作聲，似乎在等我的下文，並且依然盯著自己的鞋尖。遠處傳來救護車的呼嘯聲。站務員用掃帚歸攏月台上的垃圾，看也不看我們一眼。由於時間晚了，電車班次已明顯減少。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我說，“不是說謊。但不僅如此。表達我雖表達不好，總之我覺得你這個人非常非常地道，為什麼我不清楚。為什麼呢？只是長時間在一起這個那個交談當中驀然這樣覺得的。而且我始終在考慮——這種地道是怎麼一回事？” 

她揚起臉，定定看一會我的臉。 

“不是故意讓你上錯車的，”我說，“大概是我想東西的關系。” 

她點點頭。 

“明天打電話，”我說，“再去哪裏慢慢聊聊。” 

她用指尖揩去淚痕，雙手插回大衣袋：“……謝謝。老是麻煩你，真對不起。” 

“不該你道歉，出錯的是我。” 

那天夜裏我們就這樣分別了。我一個人坐在椅上沒動，點燃最後一支煙，把空煙盒扔進垃圾箱。鐘已快十二點了。 

我註意到那天夜裏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已是九個小時以後的事了。那實在是愚蠢透頂、徹底致命的過失：我竟把寫有她電話號碼的火柴盒連同空煙盒一起扔掉了。我四處找得好苦，但無論臨時工名冊還是電話簿上，都沒有她的電話號碼。問大學的學生科也沒問出名堂。那以後我再沒見到她。 

她是我遇上的第二個中國人。 


4 

講一下第三個中國人。 

前面也已寫到，他是我高中時代的同學，算是我朋友的朋友，還交談過幾次。 

重逢時我二十八，結婚都已六年了。六年裏我埋葬了三只貓，也焚燒了幾個希望，將幾個痛苦用厚毛衣包起來埋進土裏。這些全都是在這個無可捉摸的巨型城市裏進行的。 

那是十二月一個陰冷的午後。沒有風，但空氣砭人肌膚，雲間不時瀉下的陽光也無法抹去街市上籠罩的暗幽幽的灰膜。去銀行回來的路上，我走進面對青山大道的一家整面落地玻璃窗的咖啡館，邊喝咖啡邊翻動一本新買的小說。小說看倦了，便擡眼打量路上的車流，然後又看書。 

註意到時，他已經站在了我面前，道出我的名字。 

“不錯吧？” 

我愕然地從書上擡起眼睛，答說“不錯”。對方面孔沒有印象，年齡與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輕便西服，配一條顏色諧調、規規整整的領帶，一副精明能幹的派頭。不過，哪一樣都給人以多少磨損了的感覺。倒不是說衣服舊了或人顯得疲勞，單單磨損而已。臉也是那樣的氣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現出的表情卻好像是為了逢場作戲而從哪裏勉強搜集來的殘片的組合，或排列在應付了事的宴會桌上的不配套的盤子。 

“坐下可以吧？” 

“請。”我說。 

他在我對面坐下，從衣袋裏掏出一盒煙和小巧的金色打火機，但未點火，只是放在桌子上。

“怎麼樣，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我不再搜尋記憶，便老實坦白，“抱歉，總是這個樣子，想不起別人的面容。” 

“恐怕還是想忘卻過去的事吧？我是說潛在性地。” 

“有可能。”我承認。真有可能。 

女侍者拿來水，他要了美國咖啡，並囑咐要弄得很淡很淡。 

“胃不好，說實話醫生不讓我吸煙喝咖啡的。”他邊擺弄那盒煙邊說，顯現出胃不好的人談胃時特有的神色，“對了對了，接著剛才的話說——我出於和你同樣的緣由，過去的事一件也沒忘，真的沒忘，也真是怪事。我也想把各種事情忘個一幹二凈來著。越想睡眼睛越有神，是吧？同一碼事。自己也搞不清何以這樣。專門記過去的事，而且記得一清二楚，我真有點擔心再沒余地記憶以後的人生了。傷腦筋！” 

我把仍拿在手上的書扣在桌面上，喝了口咖啡。 

“而且都記得那麼活龍活現，當時的天氣、溫度，甚至氣息，簡直就像現在還身臨其境，以至於自己也不時糊塗起來：真正的我到底在什麼地方活著呢？有時甚至覺得此時此地的事物說不定僅僅是自己的記憶。你可有這樣的感覺？” 

我漠然地搖了下腦袋。 

“你的事也記得真真切切。從路上走隔著玻璃一眼就看出是你。打招呼打擾你了吧？” 

“哪裏，”我說，“可我這方面橫豎想不起來，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沒什麼不好意思的，是我自己擅自找上門的，別介意。該想起的時候自然想起，是這樣的。記憶這東西，機制完全因人而異，容量有異，方向性也有異，既有幫助大腦發揮作用的，也有阻礙性的，無所謂哪個好哪個壞。所以不必介意，不算什麼大事。” 

“告訴我你的名字好麼？怎麼也想不起，想不起來心裏不痛快。”我說。 

“名字那玩藝兒怎麼都無所謂，真無所謂。”他說， 

“你想起來也好，想不起來也好，怎麼都好，怎麼都一回事。不過，若是你對記不起我名字那麼介意的話，就當我是頭一次見面的人好了，反正也不影響交談。” 

咖啡上來，他並不覺得好喝似的啜了一口。我琢磨不出他話裏的真正含義。 

“有那麼多水從橋下流過——高中英語教科書裏的，可記得？” 

高中？這麼說，他是我高中時代認識的？ 

“的確是那樣，近來站在橋上呆呆往下看著，就忽然想起這個英語例句來。這回是作為實感把握的：果然，時間這東西就是這樣流逝的。” 

他抱起胳膊，身體深深縮在椅子裏，臉上現出曖昧的表情。盡管那是一種表情，但我全然郴能理解那到底意味怎樣的情感。他的制作表情的遺傳因子似乎邊邊角角磨損了許多。 

“結婚了？”他這樣問我。 

我點頭。 

“小孩？” 

“沒有。” 

“我有一個。男孩。”他說，“四歲了，上幼兒園，身體倒是好。” 

孩子的事至此說完，隨後我們沈默下來。我吸煙，他馬上拿打火機給我點上，手勢極為熟練自然。我不怎麼喜歡別人為自己點煙斟酒，但對於他倒沒甚介意，甚至好一會都沒意識到是他給點的火。 

“做什麼工作？” 

“小買賣。”我回答。 

“買賣？”他怔怔地張大嘴，隔一會才這樣說道。 

“是的。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買賣。”我支吾過去。 

他只點了幾下頭，再未發問。不是不想談工作，但一來談起來話長，二來有點累，沒氣力一一談完，再說我連對方姓名都不知曉。 

“不過吃了一驚，你居然也做起買賣來了。你原本不像買賣人來著。” 

我微笑不語。 

“記得過去你只知道看書。” 

“書現在倒也在看。”我苦笑道。 

“百科事典呢？” 

“百科事典？” 

“對，可有百科事典？” 

“沒有。”我莫名其妙，搖了下頭。 

“不看百科事典？” 

“那個嘛，有的話倒也會看的。”我說。可眼下我住的房間連放那玩藝兒的空位都沒有。 

“老實說，我正到處兜售百科事典。”他說。 

剛才占據我心田一半的對他的好奇心倏然消失。原來如此，他在賣百科事典。我喝一口已經變涼的咖啡，盡可能小聲地把杯子放回碟子。 

“想要是想要，有了還是好的。遺憾的是眼下沒錢，真正一文不名。一大堆債，剛開始還。” 

“餵餵，算了算了！”他說，並搖了下頭，“又不是向你推銷百科事典。我也窮得和你半斤對八兩，但還不至於淪落到那步田地。況且說實在的，我大可不必向日本人兜售的，這是規定。” 

“日本人？”我問。 

“對，我是專門找中國人，只向中國人賣百科事典。用電話簿把東京都內中國人挑出來列成表，然後一戶戶登門拜訪。誰想出來的不知道，但這辦法實在高明。銷路也不壞。按響門鈴，道一聲您好，遞上名片自我介紹，簡單得很。往下靠的就是所謂同胞情誼，事情很快就談成了。” 

有什麼東西突然叩擊我腦袋裏的鍵。 

“想起來了！”我說。 

是我上高中時認識的中國人。 

“不可思議啊！自己現在也鬧不清，到底是因為什麼才落到沿街向中國人推銷百科事典這個地步的。”他一副客觀敘述的口氣，“當然嘍，細節一個個想得起來，但看不清全貌。而意識到時，早已成了這個樣子。” 

我和他不曾同班，個人之間也沒怎麼親密交談過，不過是朋友的朋友那種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記憶，他並非幹百科事典推銷員的那個類型。教養不差，成績也應在我之上，在女孩子裏想來也有人緣。 

“這樣那樣有好多事情，不過都那麼啰嗦那麼黯淡那麼乏味，肯定不聽為好。”他這樣說道。 

我沒辦法回答，便緘口不語。 

“也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責任，”他說，“很多糟糕事湊在了一起，但原因終歸在我身上。” 

這時間裏，我使勁回想高中時代的他，但想出來的異常模糊。似乎有一次坐在誰家廚房餐桌旁一起邊喝啤酒邊談音樂。大概是一個夏日的午後。可這也很依稀，像是一段早已遺忘的舊夢。 

“為什麼跟你打招呼呢？”他自己問自己似的說，用手指來回轉動桌上的打火機。“不管怎麼說是打擾了吧？對不起啊！不過遇上你怪親切的，倒也不是說哪一點感到親切。” 

“哪裏談得上打擾。”我說。這是真心話。作為我也不明所以地覺得親切，很有些不可思議。 

我們沈默片刻，因不知再說什麼好，於是我吸剩下的煙，喝剩下的咖啡。 

“好了，該動身了。”他邊說邊把煙和打火機揣進衣袋，椅子稍往後拉了拉，“也偷不成多少懶的，還有很多地方要去推銷。” 

“有小冊子？”我問。 

“小冊子？” 

“介紹百科事典的。” 

“噢，”他有點恍惚地說，“現在沒帶，想看？” 

“想看。單純出於好奇心。” 

“那，寄到你家去好了。住址可以告訴我？” 

我從手冊上撕下一頁，寫下住址給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為四折，放進名片夾內。

“事典相當可觀。不是自己賣才這麼說，的確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爾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幾頁，足可解悶。” 

“幾年以後買說不清，但手頭寬裕了或許會買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競選宣傳畫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時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幹了。中國人家庭大致轉完之後，往下就沒事可幹了。幹什麼呢？接著怕是專門勸中國人加入平安保險，或者去推銷墓石。也罷，反正總有什麼可賣吧。” 

當時我想對他說句什麼，因我想恐怕再難見到他了。我想對他說的是有關中國人的，卻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說什麼。結果我什麼也沒說，說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話。 

即使現在，怕也還是什麼也說不出，我想。 

5 

作為一個年逾三十的男人，倘若再一次在外場追球時一頭撞在籃球架子上，再一次頭枕手套在葡萄架下蘇醒過來的話，這回我到底會說出怎樣的話呢？或許我將這樣說：這裏沒有我的位置。 

想到這點是在山手線的電氣列車裏。我站在車門前，把車票像怕丟失似的緊緊攥在手裏，隔窗望著外面的景致。我們的街市。不知為什麼，這景致弄得我甚為黯然神傷。城市生活者那如同舉行某種年度儀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渾濁的咖啡果凍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籠罩了我。臟兮兮的樓宇，蕓蕓眾生的群體，永不中頓的噪音，擠得寸步難移的車列，鋪天蓋地的廣告牌，野心與失望與焦躁與亢奮——其中有無數選擇無數可能，但同時又是零。我們擁有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擁有。這就是城市。驀地，我想起那個中國女孩的話：“這裏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 

我望著東京街頭遙想中國。 

我就是這樣遇上了不少中國人。我讀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書，從《史記》到《西行漫記》。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國。盡管如此，中國仍然僅僅是我一個人的中國，是唯我一人能讀懂的中國，是只向我一個人發出呼喚的中國。那是另一個中國，不同於地球儀上塗以黃色的中國。那是一個假設，一個暫定。而在某種意義上，那是被中國一詞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國漫遊，但無須乘坐飛機。漫遊是在東京地鐵的車廂內或出租車後排座上進行的，這種冒險是在家附近牙科醫院的候診室以及銀行窗口進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東京——甚至東京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線的車廂裏也突然開始失卻其現實性，其景物開始在車窗外急速崩潰。我手攥車票目不轉睛地註視著這一過程。我的中國如灰塵一般彌漫在東京城，從根本上侵蝕著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這裏沒有我的位置。我們的語言就這樣失去，我們懷有的理想遲早將這樣雲消霧散，猶如那原以為會永遠持續下去的無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點突然杳無蹤影。 

謬誤……所謂謬誤，或許正如那個中國女大學生說的那樣（抑或如精神分析醫生說的那樣），歸根結蒂乃是一種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謬誤正是我本身你本身。這樣，便哪裏都沒有出口。 

盡管如此，我仍要把往日作為忠實的外場棒球手的些許自豪藏在旅行箱內，坐在港口石階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線上遲早會出現的去中國的小船。我遙想中國街市燦爛生輝的屋頂，遙想那綠接天際的草原。 

所以，喪失與崩潰之後無論所來何物，我都已無所畏懼。恰如棒球壘安打擊球手不怕球轉換方向，堅定的革命家不怕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願以償…… 

朋友喲，中國過於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