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學高端論壇」除了草原文學基本理論的深入討論以外，還對草原文學的個案進行了有針對性地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范子燁以長嘯與呼麥的關係為切入點，表達其從音樂的角度對草原文學的關注；內蒙古大學教授高建新以北方遊牧文化為背景，探究唐詩在其影響下的新變化；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多洛肯則將哈薩克語文學放在草原文化視閾下進行了深入解讀，並提出了學界要關註內蒙古草原之外的草原文學，關註草原民族的母語創作和草原絲路與綠洲絲路的互動；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院院長郝青雲從學科建設的角度提出建設草原文學話語權的主張，副教授王雙梅則通過對元代扈從詩解讀，旨在提煉詩歌中的草原文學特徵。這些文章為草原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也為草原文學的研究拓展了思路，對深化草原文學文本和文學本身的研究具有啟示作用。

從北方遊牧文化尋找草原文學的源頭活水

◎高建新

草原文學與北方遊牧文化一樣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蘊，都產生於廣袤的北方草原，二者的聯繫千絲萬縷，難以分隔，要開展草原文學研究，勢必關註北方遊牧文化。

北方遊牧文化的主體是北方遊牧民族，大都生活在黃河以北的高原地區。各個遊牧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這裡，他們善於騎射，不斷地遊動、遷徙，在與嚴峻的生存環境抗爭中鍛鍊出了強健的體魄，培養了豪俠尚武的精神以及粗獷豪放、堅韌頑強的民族個性，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他們唱出的歌不以圓潤甜美取勝，卻以感情的激昂奔放、音調的亢直高遠打動人心。一如德國18世紀文藝批評家赫爾德論述得那樣:「一個民族越是粗獷，就是說，它越是活潑，就越富於創作的自由；它如果有歌謠的話，那麼它的歌謠也就必然越粗獷，這就是說，它的歌謠越活潑、越奔放、越具體、越富於抒情意味」（《論鄂西安和古代民族歌謠》），如千古絕唱《敕勒歌》，是一首敕勒族民歌，全詩寥寥二十七字，抓住北方草原上典型的景物，描繪出一幅蒼莽壯闊的遊牧圖景，使人強烈地感受到大自然勃發的生命熱力與「逐水草遷徙」的草原生活的無窮魅力。《敕勒歌》語無雕飾，純是天籟之聲。眼前有景，心中有情，猝然相遇，即成佳構。元好問說:「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論詩絕句》)；沈德潛說:「莽莽而來，自然高古，漢人遺響也」(《古詩源》) 。如果沒有敕勒川那樣的地理環境、自然條件，沒有像草原一樣寬闊的胸懷和豪邁的個性，是不可能發出這樣大氣磅礴的聲音來。《敕勒歌》既是北方遊牧文化的結晶，也是典型的草原文學。如果脫離了北方遊牧文化產生的地理形態基礎及其創作主體敕勒部族，就不能充分了解《敕勒歌》的獨特價值。

總之，北方遊牧文化是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豪情快爽，陽剛大氣，充滿魅力，這與草原文學的內質是相通的。所以研究草原文學不能不研究北方遊牧文化，不能不去找尋草原文學與北方遊牧文化之間內在有機的聯繫。惟其如此，草原文學研究才會有源頭活水，有歷史的縱深度和文化的厚重感。

草原文學的維度與話語權

◎郝青雲

草原文學是植根於草原生態文化的一種文學體系，從體裁到題材都有草原文化的屬性特徵。作為一種文體系統，就體系之外的文學體系而言，草原文學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草原文學的學科維度

草原文學的時間維度。草原文學是世世代代草原人民在漫長的發展演進歷程中形成的文學遺產，並一直在傳承和發展。草原文學在時間上跨越了多個草原民族的發展歷史，因而草原文學是一個超越民族歷史的學科範疇，草原文學有相對獨立的縱向自我發展系統。

草原文學的空間維度。草原文學根植於草原生態文化圈，是與自然地理、氣候環境、生產方式密切相關的文化遺產。梁庭望先生認為「中華文化是由中原旱地農業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獵遊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和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構成的,四個文化圈之間由經濟紐帶、政治紐帶、文化紐帶和血緣紐帶連結在一起,文化相互流動、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中國的草原文學的空間維度應該在「北方森林草原狩獵遊牧文化圈」和部分「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空間範疇之內。

關於草原文學的話語權

隨著民族文化的不斷碰撞與融合，疆域的不斷擴大，多元一體文化格局逐漸形成，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互相交融，在文體形態、文學題材產生交流，最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貌。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多種文學樣式都是在與草原文學的互動過程中激發出來的，如民族交融與詞曲的產生、北方講唱文學與中原小說的產生和發展等。文學題材上的互動交流如北朝民歌、蒙古族胡仁烏力格爾的說唐故事，最具有代表性的如木蘭的故事母題甚至很難確定其源頭是南是北。草原民族的文字產生較晚，文學樣式多以民間口頭文學形式傳承和發展，但作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草原文學歷史上參與了中華文學體系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講，草原文學是依託草原文化體系而產生的文學系統，其相對的獨立性與中原文學構成平行互動的發展關係，草原文學不是從屬或次要的，應該具有平等話語權。

從世界範圍來看，草原文學所依託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在空間上跨越行政區域、國家界線甚至是大陸板塊，是帶有世界性文學現象。尤其是中國北方草原在世界遊牧生態文化圈中最具有代表性特徵。中國的草原民族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就像北極冰川一樣不斷生長、繁衍、遷徙，並融入其他文化系統，從亞洲草原延伸到歐洲甚至美洲、大洋洲，草原文學就在這個過程中傳承和發展，從未間斷，因此，草原文學還應該具有世界話語背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草原文學誕生並發展在最具有代表性的亞洲草原，並且至今還有以蒙古民族為主體的龐大的草原民族文學在傳承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草原文學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意義，應該具有世界草原文學的話語權。

元代文人的兩都之旅 及其紀行之作

◎王雙梅

元代因皇帝的兩都巡幸而有文人的兩都之旅，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兩都紀行之作。兩都間獨特的草原文化，不斷刺激著文人的興奮點，激發文人的時代自信和觀風備覽的文學精神。紀行之作由此在題材內容、文學氣象、表現手法等方面都呈現出獨特的美學風貌。這些作品不僅在元代文壇備受矚目，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兩都間綿延近八百裏，一路地形殊異，風物獨特，氣候無常，多文人行所未行，見所未見，令來自中原、江南等地的文人目不暇接，激動興奮之餘，「隨其所見，輒記而錄之。」（金幼孜《灤京百詠集序》）因此，兩都紀行之作題材豐富而新異。既有對險峻雄偉的山川荒嶺、渾莽遼闊的草原風光、奇異豐富的草原物產的驚嘆和讚美，又有意識地對行程和兩都間生態文化加以史筆的紀述。這些作品因其歌詠對象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即便歌詠同一對象，由於所用詩文詞曲賦文體不同、文人前往上都目的和身份不同而風格各異。而且，這些作品因文人紀實的創作態度，又具有較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它不僅體現在對草原文化的具體事物、區域、景觀、事件等史料的保存上，而且還體現在從元初到元末文人們往返兩都長達百年的歷史變化上，由於方誌等其他史料的粗疏和缺失，這些作品顯得更加珍貴。

兩都紀行之作不僅極大拓展了傳統文學的表現地理空間和豐富奇異的題材內容，而且在藝術風貌上也獨具特色。

元代文人普遍有著強烈的時代自豪感，文人的文學精神也由此得到極大的發揚，文人自覺地承擔起傳盛世之音的責任感，不僅以史筆紀實，以廓見聞。而且，在表現內容上，大多都是帝王巡行的壯闊場面、使者朝見進貢的帝國威儀、疆域的超邁往古、草原文化的奇異與和美等盛世曠舉與壯美風光。由衷表達了天下一統的盛世情懷，作品呈現出鮮明的盛世氣象。

通觀兩都紀行之作，文人對草原文化至大至美、奇異豐富的驚嘆，仿佛是一瞬間情感的噴薄，自然真率。同時，由於文人親歷其地，一切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感受出發，對描寫對象都極盡具體細緻、生動形象，處處充滿生命的活力，完全迥異於以往多是想像的邊塞之作。

總之，元人的兩都之旅及其紀行之作，帶給中國傳統文學的新異程度和文學史意義，應該不僅僅是以往學者所說的註入新的活力，起碼在客觀上具有文學革新意味。更為重要的是，由此還引發我們關於草原文學精神的思考，即如何看待處於主位的草原民族與漢族為主體的非草原民族的草原文學精神？這是草原文學研究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哈薩克文學 是中國草原文學的一部分

◎多洛肯

哈薩克民族是我國西北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古老民族，哈薩克文學傳統淵源於構成哈薩克族源的古老部落、部族的文化，同表現族源諸部族古代文化有著直接的傳承關係。而這些古老的部族就繁衍生息在「絲綢之路」的橫貫歐亞大陸的草原地帶的交通線上，即人們所說的「草原絲路」上。

草原文化就是一個大熔爐，只有那些反映民族最獨特、最本質的精神特質的文學作品才能在歷史的洗禮中擁有長久不息的魅力。濃郁的草原文化氣息是哈薩克文學最為本質的特色。哈薩克文學品格的最終塑造，是遼闊無邊的大草原賦予的。哈薩克是最為典型的北方遊牧民族之一，這就使得哈薩克文學從內容到形式上都打上了草原文學的深刻烙印。

哈薩克民族有句諺語：「歌謠和駿馬是哈薩克人的一對翅膀。」哈薩克大詩人阿拜也曾說過：「人生的大門由歌聲為你推開，又由歌聲送你進入土中。」吟詠歌唱是草原遊牧民族的天性，演唱民歌確實在哈薩克民族的生活中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哈薩克民族的狹義的「吉爾」相當於歌謠，一般指吟詠的韻文類的民間創作。而這些口頭文學形式與哈薩克民族的生產生活及其習俗密切相關，是構成草原文學的主流文學。

哈薩克草原民歌主要是習俗歌，包括直接反映哈薩克的婚姻制度與習俗的婚嫁歌，反映哈薩克歌唱報喪、安慰死者的弔唁的歌、哀悼、追悼亡人的歌等民俗生活的喪葬歌，相當於春節的「納烏茹孜」節日歌等，還有「巴塔」類的禱詞祝辭。哈薩克民歌中還有不少歌唱馬、駝、羊、牛四種牲畜的四畜歌與洋溢著濃烈草原生活的牧歌。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是阿肯彈唱，主要內容包括風俗習慣對唱和生活習俗對唱。可以肯定的說，哈薩克民歌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濃郁的草原遊牧生活氣息。

哈薩克民族神話與傳說故事，也是充滿草原氣息的民間文學的主要內容。具有典範意義的《迦薩甘創世》《神與靈魂》是哈薩克先民的創世神話，反映出哈薩克先民的遊牧生活，闡釋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宇宙創生模式：由混沌到初開，分為天地冥三界，其中天界以太陽和月亮為中心，地界的中心是生命樹。混沌實為渾脫，就是遊牧民族裝馬奶的皮囊。時至今日，哈薩克民族仍保留有強烈的崇尚迦薩甘福佑靈魂保佑的部落意識。哈薩克民族關於「蒼狼」和「天鵝」的圖騰崇拜的神話傳說，關於太陽和月亮的自然神話《月亮藏身》與《北鬥星》，在民間流傳甚廣。

最為人們稱道的是哈薩克文學中的英雄史詩類的作品，數量眾多，藝術成就突出。《英雄闊布蘭德》、《英雄阿爾帕米斯》等史詩展示了哈薩克先民在部落戰爭中的強大生命力，顯示哈薩克部族的歷史、性格、精神和氣質。英雄崇拜是草原遊牧民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情結，形成了源遠流長的遊牧民族歷史坐標上的「英雄文化」傳統。

總之，哈薩克民族文學是中國草原文學的典型範例之一，學界應給予關註。

草原之聲與華夏之詩

◎范子燁

時而如龍吟大澤，時而如虎嘯深山，時而如鳳鳴朝陽，時而如雁叫霜天，時而如鶴唳晴空，時而如蟬唱高枝，時而如萬馬奔騰，時而如廣漠長風，時而如驚雷激越，這就是東方古國的長嘯之音。而這神奇而偉大的聲樂藝術的主體性遺存就是今天蒙古族的浩林·潮爾，俗稱呼麥——我國西部和北部遊牧民族的喉音藝術。

首先，「一聲能歌兩曲」，長嘯與浩林·潮爾在音樂形態上具有同一性。在音樂形態上，長嘯與浩林·潮爾的吻合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即五聲音階的調式特徵，一口氣旋律與拖腔的吟唱特徵以及二重音樂織體的結構特徵。而二重結構的音樂織體是長嘯與浩林·潮爾最主要的吻合之處，也是二者最本質的藝術特徵，這種藝術特徵上的吻合在人類的聲樂藝術中是獨一無二的。元伊世珍《瑯嬛記》引《志奇》說曹操的歌女：「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所謂「一聲能歌兩曲」說的就是浩林·潮爾，就是長嘯。晉王隱《晉書》記載，魏末名士孫登善長嘯，其特點是「如簫、鼓、笙、簧之音，聲震山谷」，王隱連用4種樂器作為喻體，也是意在凸顯其多聲部的音樂結構特徵。《世說新語·棲逸》說「蘇門真人」之嘯「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這足以表明長嘯是一種由一人創造的多聲部聲樂藝術。

其次，長嘯與浩林·潮爾在發聲方法上具有同一性，那就是縮喉與反舌，在人類的聲樂藝術乃至非聲樂藝術層面的聲音現象中，這種相同或一致具有唯一性。浩林·潮爾發聲的要領有二：一是縮喉，二是反舌，縮喉在先，反舌在後，但先後相承的間隔是很短的，幾乎縮喉的同時就要反舌。舌頭是將氣息一分為二的工具，由此而創造一種神奇的複音聲樂。元劉賡《嘯台》詩曰：「舌如卷葉口銜環，裂石穿雲詎可攀。鸞鳳不鳴人去久，荒台無語對共山。」「舌如」一句將長嘯的發聲方法和口型特徵說得既貼切又形象，「裂石」句則是誇飾長嘯的藝術效果。《嘯旨》強調「和其舌端」，並且詳細記載了以反舌之法為核心的10種嘯法。

第三，從音樂演奏者和欣賞者的民族屬性看長嘯與浩林·潮爾的同一性。中古時代的許多嘯者都是胡人或胡人的後裔。如劉元海、石勒和爾朱兆等等。而發生在西晉末年的太原保衛戰中，劉琨的一聲清嘯以及胡笳的吹奏，使匈奴人愀然動容，悽然長嘆，隨後退兵。可見長嘯乃是當時的胡人，尤其是匈奴人諳熟的聲樂藝術。

蒙古民族的呼麥藝術作為人類原始音樂世界的活化石，為我們研究長嘯藝術的歷史提供豐厚的文化資源。長嘯的魅力就在於它是一種文化中的聲音和一種聲音中的文化，它代表了一種聲音中的歷史和一種歷史中的聲音，由此我們能夠發現音樂是如何書寫並表征歷史的，也能夠找到一條東方世界連接並維繫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之密切關係的紐帶，從而為偉大的華夏古國的多元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現代性闡釋。聆聽嘯聲，就是在聆聽歷史老人的述說，因為長嘯作為人類的藝術音聲，對人類的情感具有最廣大的包容力和最集中的顯現力，東方社會乃至東方各民族的情感賴此得以凝聚。長嘯，這種似歌非歌，似唱非唱，似吟非吟的喉音藝術，在我國文化史上實際構成了另一種歷史書寫方式——其本質就是聲樂形態的詩史。（ 2016-08-28 原文網址：壹讀 https://read01.com/BDj8J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