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晶

“翻譯家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外語，而在於母語。現在中國文學翻譯面對的最大問題就在母語。”9月19日，德國漢學家顧彬來到上海長寧區圖書館，就“翻譯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主題與覆旦大學德語系教授魏育青展開對談。這位以犀利言辭批評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對於當下的漢語寫作及翻譯仍然持有自己的一貫態度。

“最大的問題在於母語”，中國當代作家母語寫作的問題，在顧彬看來很大原因在於他們的外語不太好，“無法讀原著，因而也就無法吸收其他語言來豐富自身的表達”。“會很多語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這種感覺和只在一種語言裏是不一樣的”，顧彬以自身為例，“中文給了我一個新的房子，開了一扇新的門，由此也就給了我一個新的視角”。多種語言的熟悉運用，讓他得以在翻譯時有豐富的表達，“翻譯時我的腦子裏有好多語言，面對有些作品時我甚至會故意破壞德文的語法，因為這樣才能更好地傳達原著的意思。”

顧彬關於“中國作家不懂外語”的觀點引起了很多的討論，魏育青認為並不能一概而論，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沒有接觸外語的機會，外語就比較差，但更年輕一輩的作家，很多人外語非常好。”但他讚同顧彬對於外語的看法，“一種語言並不是一個傳達信息的工具，盡管這種想法非常普遍，實際上外語對我們認識世界、對我們的思維有很大的影響。學會了外語，就會給你打開新的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家如果懂得多種外語，他的視野會寬泛得多，思維方式會豐富得多。”

那麽，翻譯對於社會究竟有什麽意義？“‘文革’還沒結束前，北島看到了戴望舒翻譯的《洛爾迦的詩》，他開始知道怎樣寫作，進而影響了中國一代的詩歌。”翻譯對於社會的意義，顧彬認為從北島的身上或許可以看見一些端倪。“社會是太覆雜的現象，文學及其翻譯和社會肯定有關系，但是什麽關系值得思考。”

他進一步解釋翻譯與社會的關聯，“為什麽‘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學非常落後？為什麽上世紀30、40年代的德國遠遜於其他國家？因為那時候德國不允許翻譯國外的文學，包括奧地利、瑞士、德國在內的德語國家沒有現代文學。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現在中國和德國現代文學發達：中國1979年開始大量翻譯外國作品，而目前在德國圖書市場上出版的書籍中70%是譯文。”顧彬援引一位美國漢學家的觀點：“在歐洲，哪一個民族開始翻譯，它的發展就開始了。”

“翻譯對於社會的意義，效果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但優秀文化的引進對整個民族的素質的提高有長遠的影響。”魏育青看重翻譯對於普通讀者和民眾的意義，“曾經一般民眾對外國文學的興趣非常大，甚至大家會為買到某一個難得的譯作而‘顯擺’，而《外國文藝》《世界文學》等介紹西方文學的雜志對於一代中國民眾、中國作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翻譯足以影響社會，那麽作為譯者，他們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如何準確傳達譯作的語言魅力、風土人情、思想力度？“外國作家的作品，如果對它的翻譯符合中國讀者的欣賞要求時，它會得到更多的歡迎；反之，如果說為了豐富我們的語言，保留盡可能多的異域風情，估計會死得很慘。”魏育青提出當下翻譯界一個不爭的事實，但他對此卻並不認同，“如果作品本身有一定的阻力和張力，可能未必要翻譯得那麽通順”。

有一種說法，譯者應該是“玻璃人”，他不應該出現個人意志，主體性不應該存在。魏育青認為在翻譯過程中其實很難做到這點：“老一輩有‘競賽論’，我的學養、文字、審美趣味比原作者高的話，那就要改動。就像錢鍾書所說的，如果我比較好，何妨出他一頭。往往能這樣做的先生中外文功底都很好。”但他表明，一般情況下，中國譯者對作品都不會有太大的改動。

這個情況在西方翻譯界中則有所不同，他們鼓勵譯者的再創造。顧彬即是如此：“我這樣說可能會被認為是吹牛，但不少人告訴我，翻成德文的北島比北島本身好得多。”有些人甚至認為，他的翻譯不是翻譯，而是他寫的作品。顧彬說，這是因為他在翻譯時對自己有一個要求，“這個要求正如詩人楊煉所說的：我應該努力使我的翻譯能夠進入德國文學史”。

由此他也提出一個問題，現在中國文學翻譯的問題在於“母語功力不夠”。他最近在《China　Daily》上看到一篇文章上說，中國做翻譯的都是年輕人，他們20歲開始翻譯，30歲停止去做別的。在顧彬看來，翻譯需要經驗：“在德國，有名的譯者年紀都很大，大量集中在50到80歲。”今年七十歲的他，會重新翻譯他已經譯過的作品，“我現在才覺得自己會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