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前的許多年裏，我每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畔度過的。一個世界最高的水電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電鐵軍，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聞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兩天，我還從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看到劉源將軍將一把象征著羊卓雍湖水電站竣工的巨大金鑰匙交到自治區領導熱地手中。正如電視解說詞所言：“羊卓雍湖電站是數千武警官兵經過八年拼搏奉獻建成的……”電視鏡頭從儀式現場翻到羊卓雍湖，又翻到甘巴拉山，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我突然潸然淚下。淚水出於心底的呼應，而不是由於被煽騙。事實上，時光是不會流走的，時光都留在我們心中，就像我們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樣。

1993年夏天，我陪中央電視台兩位記者下部隊去采訪，深夜返回，大雪驟然紛飛，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兩記者為夏天落雪驚喜不已，司機卻苦不堪言，因為他出門時忘帶了防滑鏈。山高路滑，車行不止，如履薄冰，生死懸乎。像蝸牛一般爬行數裏，司機已汗流浹背，忽看見一束光亮，如見救星。一間陋屋，一張惶惑的笑臉，亮在車燈中，令我們倍感親切。我就這樣認識了“４站長”：一個1992年入伍的藏族兵。他的真名叫索拉，喊他“４站長”是因為他獨個人掌管著４號變電站。這裏海拔4537米，缺氧使記者的防風打火機變成了一塊廢鐵。那天晚上，“４站長”索拉為我們忙乎了近一個小時，總算使車輪變得粗糙而有一定防滑能力。他誠懇的笑臉和默默勞作的樣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以後，我曾幾次順便去看過他，由於他不會漢話，我們無法交流。但眼睛足夠讓我了解了他，一台晝夜鼓噪不止的發電機，一部“熊貓”牌全波段收音機，陪伴他度著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他喜歡笑，張嘴動手，臉上總是堆著滿滿的笑。可我老覺得他似乎並不會笑，不論為什麽，總是那麽一個笑容，充滿羞澀和誠懇。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經常對著收音機一個人發笑的緣故。如果說發電機是他的工作，收音機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戰友，是老師，是願望，是生活。對這樣一個給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東西，他似乎只能對它這樣笑：誠懇而愧疚。所有藏族兵入伍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學會說漢話，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機幫他達成這一美好願望。最好的收音機也不能跟一個漢族戰友比，所以他學漢話的過程比其他藏族兵要顯得艱難又緩慢。這年冬天，我出藏前去見過他一次，他依然無法與我交流，咿咿呀呀的聲音聽了使我有些難受。也許我是有能力說服個別領導為他配一個漢族戰友的，這樣的話，我想他的日子不會被無盡的寂寞拉長，他學漢話的道路也不會如此漫長。我雖然想到了，卻沒有去做，我的難受正是因此而發。

休了兩個月假，又去北京學習了半年，當我再見到索拉時，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長的路都有盡頭。這回，他嘴裏發出的不再是咿呀聲，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話，比我想象的要流暢得多。但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我們的交流依然問題諸多，他常常答非所問，像是聽不懂我說的，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話又像不是在對我說，而是對空曠的大山，聲音大得像喊叫。後來他指著耳朵跟我說：“這個……不行了。”笑笑，又指著轟鳴的發電機說，“這樣也好，免得我每天聽它噪噪。”臉上毫無痛苦表情。我卻非常替他難過。我知道，正因為它不盡的“噪噪”，才讓他失去了聽覺。失聰的他，聽不到的不僅僅是發電機的噪音，還有收音機的聲音。失卻了收音機，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無情切割了，寂寞將加倍地陪伴他度過分分秒秒。而他千辛萬苦學會的漢話，又跟誰去說呢？有了人，又怎麽跟人去說？他並不識字，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前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學習識字，因為現在的他只有通過漢字才能與我們交流。我想這肯定比他當初跟收音機學說漢話還要難，但這跟他一個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的。

羊卓雍湖的歲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筆濃彩，“４站長”索拉又是我這段歲月中的一個亮點，他誠懇的笑容時常浮現在我眼前。有時候我想，生活並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否則他不會這麽打動我。

1998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