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登岸的那個人名叫約翰尼斯·達爾曼，是福音派教會的牧師；1939年，他的一個孫於，胡安·達爾曼，是坐落在科爾多瓦街的市立圖書館的秘書，自以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戰步兵二團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裏爾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邊境上用長矛刺死；在兩個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間，胡安·達爾曼（或許由於日耳曼血統的原因）選擇了浪漫主義的先輩，或者浪漫主義的死亡的家世。一個毫無表情、滿臉胡子的人的銀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劍，某些音樂引起的歡樂和激動，背誦《馬丁·菲耶羅》中一些章節的習慣，逝去的歲月，憂郁孤寂，助長了他心甘情願但從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達爾曼省吃儉用，勉強保住南方的一個莊園，那註產業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現在只剩一個空架子；他經常回憶的是那些香桉樹和那幢已經泛白的紅色大房子的模樣。瑣碎的事務和容或有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覆一年，他滿足於擁有一註產業的抽象概念，確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歸去。1939年2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

從不認錯的命運對一些小小的疏忽也可能毫不容情。一天下午，達爾曼買到一本不成套的威爾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這一新發現，不等電梯下來，就匆匆從樓梯上去；暗地裏他的前額被什麼刮了一下，不知是蝙蝠還是烏。替他開門的女人臉上一副驚駭的神情，他伸手摸摸額頭，全是鮮紅的血。誰油漆了窗於，忘了關上，害他劃破了頭。達爾曼那晚上床睡覺，淩晨就醒了，從那時候開始嘴裏苦得難受。高燒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一千零一夜》裏的插圖在他惡夢中頻頻出現。親友們來探望他，帶著不自然的微笑，反覆說他氣色很好。達爾曼有點麻木地聽他們說話，心想自己在地獄裏受煎熬，他們竟然不知道，真叫人納悶。八天過去了，長得像是八個世紀。一天下午，經常來看他的大夫帶了一個陌生的大夫同來，把他送到厄瓜多爾街的一家療養院，因為要替他拍X光片於。達爾曼在出租馬車裏想，他終於可以在不是他自己的房間裏睡個好覺。他覺得高興，很健談；到了療養院，他們替他脫光衣服，剃光腦袋，用金屬帶把他在推床上固定，耀眼的燈光使他頭暈，他們還替他聽診，一個戴口罩的人在他胳臂上紮下註射針。他蘇醒過來時頭上紮著繃帶，感到惡心，躺在井底似的小房間裏，在手術後的日日夜夜裏，他體會到以前的難受連地獄的邊緣都算不上。他嘴裏含的冰塊沒有一絲涼快的感覺。在那些日子，達爾曼恨透了自己；恨自己這個人，恨自己有解大小便的需要，恨自己要聽人擺弄，恨臉上長出的胡子植。他堅強地忍受了那些極其痛苦的治療，但是當大夫告訴他，他先前得的是敗血癥，幾乎送命的時候，達爾曼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悲哀，失聲哭了。肉體的痛苦和夜裏的不是失眠便是夢魘不容他想到死亡那樣抽象的事。過了不久，大夫對他說，他開始好轉，很快就可以去莊園休養了。難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來到。

現實生活喜歡對稱和輕微的時間錯移；達爾曼是坐出租馬車到療養院的，現在也坐出租馬車到孔斯蒂圖西昂市。經過夏季的悶熱之後，初秋的涼爽仿佛是他從死亡和熱病的掌握中獲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早晨七點鐘的城市並沒有失去夜晚使他產生的老宅的氣氛；街道像是長門廳，廣場像是院落。達爾曼帶著幸福和些許眩暈的感覺認出了這個城市；在他放眼四望的幾秒鐘之前，他記起了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這個質樸的城市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差別。在早晨的黃色光線下，往事的回憶紛至沓來。

誰都知道裏瓦達維亞的那一側就是南方的開始。達爾曼常說那並非約定俗成，你穿過那條街道就進入一個比較古老踏實的世界。他在馬車上從新的建築物中間尋找帶鐵欄桿的窗戶、門鈴、大門的拱頂、門廳和親切的小院。

在火車站的大廳裏，他發現還有三十分鐘火車才開。他突然記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館（離伊裏戈延家不遠）有一只好大的貓像冷眼看世界的神道一樣，任人撫摩。他走進咖啡館。貓還在，不過睡著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緩緩加糖攪拌，嘗了一口（療養院裏禁止他喝咖啡），一面撫摩貓的黑毛皮，覺得這種接觸有點虛幻，仿佛他和貓之間隔著一塊玻璃，因為人生活在時間和時間的延續中，而那個神秘的動物卻生活在當前，在瞬間的永恒之中。

列車停在倒數第二個月台旁邊。達爾曼穿過幾節車廂，有一節幾乎是空的。他把手提箱擱在行李架上；列車起動後，他打開箱子，猶豫一下之後，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冊。這部書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連，他帶這部書出門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經勾銷，是對被挫敗的邪惡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戰。

列車兩旁的市區逐漸成為房屋稀稀落落的郊區；這番景色和隨後出現的花園和鄉間別墅使他遲遲沒有開始看書。事實上，達爾曼看得不多；誰都不否認，磁石山和發誓要殺死恩人的妖精固然奇妙，但是明媚的早晨和生活的樂趣更為奇妙。幸福感使他無心去註意山魯佐德和她多余的奇跡；達爾曼合上書，充分享受愉悅的時刻。

午飯（湯是盛在精光鋥亮的金屬碗裏端來的，像遙遠的兒時外出避暑時那樣）又是寧靜愜意的享受。

明天早晨我就在莊園裏醒來了，他想道，他有一身而為二人的感覺：一個人是秋日在祖國的大地上行進，另一個給關在療養院裏，忍受著有條不紊的擺布。他看到粉刷剝落的磚房，寬大而棱角分明，在鐵路邊無休無止地瞅著列車經過；他看到泥路上的騎手；看到溝渠、水塘和農場；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雲層，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夢境。他還覺得樹木和莊稼地似曾相識，只是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因為他對田野的感性認識遠遠低於他思念的理性認識。

他瞌睡了一會兒，夢中見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車。中午十二點的難以忍受的白熾太陽已成了傍晚前的黃色，不久又將成為紅色。車廂也不一樣了；不是在孔斯蒂圖西昂離開月台時的模樣：平原和時間貫穿並改變了它的形狀。車廂在外面的移動的影子朝地平線延伸。漠漠大地沒有村落或人的跡象。一切都茫無垠際，但同時又很親切，在某種意義上有些隱秘。在粗獷的田野上，有時候除了一頭牛外空無一物。孤寂達到十足的程度，甚至含有敵意，達爾曼幾乎懷疑自己不僅是向南方，而是向過去的時間行進。檢票員打斷了他這些不真實的遐想，看了他的車票後通知他說，列車不停在慣常的車站，而要停在達爾曼幾乎不認識的稍前面的一個車站。（那人還作了解釋，達爾曼不想弄明白，甚至不想聽，因為他對事情的過程不感興趣。）

列車吃力地停住，周圍幾乎是一片荒野。鐵軌的另一面是車站，只是月台上一個棚子而已。車站附近沒有任何車輛，但是站長認為在十來個街口遠的一家鋪子裏也許能找到一輛車。

達爾曼決定步行前去，把它當做一次小小的歷險。太陽已經西沈，但是余輝在被夜晚抹去之前，把深切闃靜的平原映照得更輝煌。達爾曼緩步當車，心醉神迷地深吸著三葉草的氣息，他走得很慢，並不是怕累，而是盡量延長這歡快的時刻。

雜貨鋪的房屋本來漆成大紅色，日久天長，現在的顏色退得不那麼刺眼。簡陋的建築使他想起一幀鋼版畫，或許是舊版《保爾和弗吉尼亞》①裏的插圖。木樁上拴著幾匹馬。達爾曼進門後覺得店主面熟；後來才想起療養院有個職員長得像他。店主聽了他的情況後說是可以套四輪馬車送他；為了替那個日子添件事，消磨等車的時光，達爾曼決定在雜貨鋪吃晚飯。

①《保爾和弗吉尼亞》，法國傷感主義作家聖比埃爾（1737—1814）寫的小說。主人公保爾和弗吉尼亞從小青梅竹馬，但未能結合。小說地理背景是遠離文明的當時法屬毛裏求斯島。

一張桌子旁有幾個小夥子又吃又喝，鬧鬧嚷嚷，達爾曼開頭並不理會。一個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櫃台蹲在地下，像件東西似的一動不動。悠久的歲月使他抽縮，磨光了棱角，正如流水磨光的石頭或者幾代人錘煉的諺語。他黧黑、瘦小、幹癟，仿佛超越時間之外，處於永恒。達爾曼興致勃勃地打量著他的頭巾、粗呢鬥篷、長長的圍腰布和小馬皮制的靴子，想起自己同北部地區或者恩特雷裏奧斯人無益的爭論，心想像這樣的高喬人除了南方之外，別的地方很難見到了。

達爾曼在靠窗的一張桌子旁坐下。外面的田野越來越暗，但是田野的芬芳和聲息通過鐵橫條傳來。店主給他先後端來沙丁魚和烤牛肉。達爾曼就著菜喝了幾杯紅葡萄酒。他無聊地咂著酒味，懶洋洋地打量著周圍。煤油燈掛在一根梁下；另一張桌子有三個主顧：兩個像是小莊園的雇工；第三個一副粗俗的樣子，帽子也沒脫在喝酒。達爾曼突然覺得臉上有什麼東西擦過。粗玻璃杯旁邊，桌布的條紋上，有一個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就是這麼回事，不過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

另一張桌子旁的人仿佛並沒有註意他。達爾曼有點納悶，當它什麼也沒有發生，打開《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蓋現實。幾分鐘後，另一個小球打中了他，這次那幾個雇工笑了。達爾曼對自己說，不值得大驚小怪，不過他大病初愈，被幾個陌生人卷進一場鬥毆未免荒唐。他決定離開，剛站起身，店主便過來，聲調驚慌地央求他：

“達爾曼先生，那些小夥子醉了，別理他們。”

達爾曼並不因為店主能叫出他的姓而奇怪，但覺得這些排解的話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尋釁只針對一個陌生人，也可以說誰也不是；現在卻針對他，針對他的姓氏，鬧得無人不知。達爾曼把店主推在一邊，面對那些雇工，問他們想幹什麼。

那個長相粗魯的人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他和胡安·達爾曼相隔只有一步的距離，但他高聲叫罵，仿佛隔得老遠似的。他故意裝得醉態可掬，這種做作是難以容忍的嘲弄。他滿口臟話，一面罵聲不絕，一面掏出長匕首往上一拋，看它落下時一把接住，脅迫達爾曼同他打鬥。店主聲音顫抖地反對說，達爾曼沒有武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

蹲在角落裏出神的那個老高喬人（達爾曼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屬的南方的集中體現），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腳下。仿佛南方的風氣決定達爾曼應當接受挑戰。達爾曼彎腰撿起匕首，心裏閃過兩個念頭。首先，這一幾乎出於本能的舉動使他有進無退，非打鬥不可。其次，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裏非但起不了防護他的作用，反而給人以殺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樣，他生平也玩過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殺時刀刃應該沖裏面，刀子應該從下往上挑。療養院裏絕對不允許這種事情落到我頭上，他想道。

“咱們到外面去。”對方說。

他們出了店門，如果說達爾曼沒有希望，他至少也沒有恐懼。他跨過門檻時心想，在療養院的第一晚，當他們把註射針頭紮進他胳臂時，如果他能在曠野上持刀拼殺，死於械鬥，對他倒是解脫，是幸福，是歡樂。他還想，如果當時他能選擇或向往他死的方式，這樣的死亡正是他要選擇或向往的。

達爾曼緊握他不善於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約翰·麥克納爾蒂：這兩個流浪漢要不是窮，就會花錢大方

誰都不曉得對走進來的人，這間酒館的老板怎麼那麼快就能做出判斷，但是他的確能，比如對那兩個流浪漢，他們是在一個星期天下午從第三大道拐進來的。

當時是星期天下午的一段時間，老顧客稱之為“禱告時間”，是在四點鐘左右，星期六晚上喝醉又醒酒遲的人一個接一個進來。他們一直那樣，每個人把自己變成一個小島，站在吧台前，人人兩側都留了些空間，就像水圍著小島。這些宿醉未醒的人感覺很糟糕，沒法聊天，反正得再過一兩個鐘頭才可以。他們每個人都盯著吧台後面的鏡子自言自語：“瞧瞧你吧，你永遠會一事無成。你上了學，長大成人，什麼什麼的，現在瞧瞧你，你永遠會一事無成。”第三大道上的資深酒保稱這是跟鏡子吵架，他們都覺得這樣做對一個人很不好。幾個宿醉未醒的人這樣做時，裏面悲傷而安靜，所以有人給星期天下午的這段時間起了個外號，叫“禱告時間”。

老板當時親自在吧台服務，這個星期天下午，他又在戒酒，所以站在吧台後面，幾乎一句話都不說。他不喝酒時脾氣不好，因為他這個人，不喝酒就感覺不大對勁。

兩個流浪漢走了進來，他們的腳似乎是搖椅的底架，走路方式就像競走，跟被打得頭暈眼花的拳擊手那樣，先是腳後根著地，然後過渡至腳尖離地，就像搖椅從後往前搖那樣。不過他們可絕對不會是拳擊手，長得太單薄了，耳朵也沒有開花（*指拳擊者多次挨打而變形的耳朵）。

他們是“抓撓”流浪漢。在這一帶，人們稱落魄到底的人為“抓撓”流浪漢，這種人甚至不去理會自己身上長了臭蟲，所以叫“抓撓”流浪漢。

其中一個流浪漢頭上戴了頂可以說是草帽吧，從哪兒撿來的，很可能是從時髦街區的垃圾桶裏，屬於以前被稱為“花生草帽”的那種，看著像給太陽曬得顏色變深的巴拿馬草帽。那頂帽子有著很時髦的寬帽檐，襯著那個“抓撓”流浪漢的衣服，一副滑稽的樣子。另外一個流浪漢腋下夾著一個合著的雪茄煙盒，天知道是幹嗎的，始終沒人能搞清楚。兩個流浪漢挽著胳膊進來，幾乎悄無聲息。

老板抽了口煙又放下，他準備讓流浪漢馬上轉身走人時，就會那樣做，但是他還沒開口，兩個流浪漢就到了吧台前。他們用自己的搖椅底架式雙腳走到吧台前，其中一個流浪漢——滿臉愁容的那個——從口袋裏摸索出兩枚五分硬幣推到吧台上。

“一杯葡萄酒多少錢？”那個流浪漢問道，就連那幾個宿醉未醒的人也聽到了他的話，露出吃驚的表情。在這一帶，幾乎從來沒人會點葡萄酒，除了也許在聖誕節時，有些不喝酒的人會因為是聖誕節而放開一下，點葡萄酒喝。酒吧裏有葡萄酒，只是充門面，所以那個流浪漢點葡萄酒時，兩個宿醉未醒的人看著他，老板也看著他。老板像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過他回答說：“哎，葡萄酒是兩角五分。”老板說。他把兩枚低值鎳幣推回流浪漢面前。

“哦！”那個流浪漢說，就那麼“哦”了一下。他拿起兩枚硬幣，跟他的夥伴轉身就要出去。他們往門口走了兩步，就在這時，老板突然喊了聲：“嗨，等一下！”一邊晃動一根手指，示意他們回來。

好了，兩個流浪漢站在那裏，納悶會有什麼事。老板走到吧台那頭，向後面伸手取過兩個最漂亮的葡萄酒杯，擦掉了上面的灰塵。他興致很高地把兩個杯子放到吧台上，兩個流浪漢面前。在這裏，他們把進口的東西——因為在打仗，不容易弄到——放在儲藏櫃裏，老板又走過去從櫃子裏拎出一瓶進口的西班牙雪利酒，不是垃圾酒，而是真正的好貨色，這裏最好的。他走到兩個流浪漢面前，倒了滿滿兩杯，然後說：“幹掉吧，夥計，歡迎！”

你也許會以為兩個流浪漢會吃上一驚，可是他們沒有顯得那樣。就像對待任何別的事一樣，他們的態度不卑不亢，端起酒杯，慢慢地把葡萄酒喝了。

“謝謝您，先生。”戴著闊邊帽的那個說，“我們不再打擾您了。”兩個人用手背慢慢擦了擦嘴巴，轉身從吧台走到門口。兩個流浪漢一副矜持的樣子。

“哎，你他媽到底幹嗎要那麼做？”一個宿醉未醒的人問老板。

“別管我幹嗎要那麼做。”老板暴躁地說，“那兩個夥計幾千塊錢都肯花，要不是他們連兩角五分錢都沒有，只有兩個五分硬幣。別管我幹嗎要那麼做。”

有一陣子，老板一直在抽煙，根本不去管那幾個宿醉未醒的人。過了幾分鐘，他竟然又去吧台那頭，把他的帽子拿過來，對著鏡子，把帽子這樣戴了那樣戴。

“我真希望，”他說，“我能把這頂帽子戴得像那個流浪漢一樣。哎，他那樣戴，可不他媽的有型極了？”

摘自《第三大道的這間酒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