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1915～），上海人，學者、作家、中科院院士。著有《古稀手記》、《碎思錄》、《窗外的石榴花》等。

之一：“吾思故吾在”別解

從1987年起，每個新年開始我都寫一封賀信給外地的親友，報告過去這一年自己是怎麼過的，新一年如何打算。頭一封信中我寫道：“有人問我：你一不鍛煉身體，二不註意飲食，為什麼身體那麼好？我的回答：一是靠偶然性：細菌或疑難病沒有來找我；二是靠馬克思主義，使我在任何時候對社會的進步充滿勝利的信念，情緒好。”

可是從去年——嚴格說來，弄不清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癌細胞找上了我，因為動手術時，它已經數量不少，大概已有幾十億個（從書上得到的知識）。而今年8月前的某一個時候，肝病毒光臨敝體。因此，素來非常健康的我，從去年11月起，一年的時間裏，我住了將近半年的醫院。第一次住在北京醫院。病雖重，但吳蔚然前院長對我非常寬容，允許我住院期間可以工作。因此，我寫得不算太少。最近出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就是那次住院時開始寫的。

第二次住院患的是肝炎。302醫院最擅長的是對肝病的治療。醫院對病人的休息抓得特別緊。因為肝病的痊愈，三分靠治，七分靠養，所以必須臥床，要求把活動量減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腦子也要休息。但是我多年來養成了一個習慣：“無時不思，無日不寫”，腦子怎麼也停不下來，我作不了自己的主。這個醫院對肝炎的治療，主要靠在靜脈中輸入它的一個拳頭產品“69·12”——1969年12月研制成的一種藥物。進院四十天中倒有三十多天都要輸液四小時左右。雖然不能坐起來，但我的腦子還在動，還可以打腹稿。

在這種生活中我悟出一個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前些日子認識了一個比我年紀還大的學者，他說自己曾經患過一場病（很巧，也是肝病），肝區痛得很厲害。後來他悟出一個道理：自己不是還有強烈的生存欲望嗎？而正是痛向他證明，他還活著。因此，痛使它得到一種安慰。而我則是用自己還在思考來證明我存在。這樣“吾思故吾在”成了適合於我的一句話了。

當然這是“別解”，笛卡兒這句話的本來含義並非如此。它的本意，一切哲學教科書、工具書都講得很清楚。再說一遍，我無意為它辯護，也不想去曲解它，我只是借用這句名言，講我自己的感受。

之二：何必藏拙

因為自己缺少文學修養，就羨慕文筆好的人。這也許要怪自己小時候沒有在這方面下功夫。建國初期有一個朋友發表感想說：一個人中學時代如果沒有把文筆練出來，他一生就很難寫出有文采的文章。我一直相信這個說法。因為我從中學時候起，興趣轉到數學上面，因而寫文章如演算，邏輯性尚可，而文采就說不上了。但是後來一想，中學以後，自己沒有好好地增進自己的文學和與文學有關的各種歷史知識，也是造成我現在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

因為自知有這方面的弱點，在寫我認為需要文筆好一點的文章時，我就會遲疑：寫還是不寫。寫了，又會猶豫是拿出去還是不拿出去。後來一想，不把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出來，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如何與別人交流？自己的感情如何表達？自己的主張如何陳敘？更多的事實又如何傳播？再一想，人貴真實，自己的水平如此，自己的表達能力如此，實無藏拙之必要。而且自己的歲數已經有了一大把，把文筆練好已經來不及了，但多寫，總可以有點進步。如果一直把拙藏下去，這拙不會因此減少，可能還會越來越多。

我想請人為我刻一方閑章，內容就是這四個字。當自己有藏拙心理，而不敢把可以拿出去的東西拿出去時，在稿子上打上這方印章，幫我下決心。

之三：愛吾齋

我的書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車間。

中國的學者，把圖書館作為自己工作車間的，我想不會多。市內交通不便和圖書館借書手續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決心跑北京圖書館，還專門去了一趟辦借書證，但至今沒有去利用它（不過我並沒有死心）。我寫的那些東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書齋裏生產的。

“文革”前，我的書齋頗有規模。那時它在沙灘中宣部和《紅旗》雜志共有的大院內的一個小的“獨門獨院”裏。“文革”中姚文元進駐《紅旗》，為了純潔他的環境便把中宣部處以上幹部和家人攆出大院。我被攆到了我現在住的地方。當時我家的居住面積比現在要小得多。空間一壓縮，大量的圖書資料不得不被當作廢品處理掉，藏書損壞十之七八。“文革”後空間就地擴充了些，書籍資料又逐漸增加起來。在那裏有我需要的許多生產工具，又儲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與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那裏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知識分子愛自己的工作，也就愛自己的工作環境。不過平時在那裏生活和工作，習以為常，沒有多想我的書齋之可愛。近一年來有六個月住在醫院，就越來越感到它之可愛。盡管這個書齋現在仍在一個雜院內，我還是感到它的可愛。我急切地想恢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盡快回到自己的書齋。

中國文人喜歡給自己讀書、寫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學風雅，也想給我的書齋起個“愛吾齋”的名稱。雖然我也主張人應自愛，但這愛吾齋三字，並不意味是“愛吾”之齋，而是愛“吾之書齋”也。我希望有人為我刻一方印章，當起這個“愛吾齋主”。

之四：多愁善感

病中本來可愁之甚多，因此我也決不會希望“多愁”，而寫了一篇《病中紀趣》，《揚子晚報》把它登出來了。文章中我講自己信奉的是“喜哲學”，不想去紀“愁”、紀“善”、紀“病”、紀“煩”，只想紀些“趣”事，自己開開心，也讓別人開開心。

但是我還是寫這篇雜感，提倡“多愁善感”。這當然不是欣賞林黛玉的那種病態心理。她那樣是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個人遭遇造成的。讀《紅樓夢》時我是很同情她的。但是當代人、當代青年不要像林黛玉那樣。要豁達瀟灑。我說的這四個字，不必說是另外的意思。

我說的多愁，是出自對社會的關心。社會進步是在兩種勢力的鬥爭中實現的。但阻礙社會進步的力量在某一個時期可以在某些領域中占到上風，如果不發愁，豈不是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社會責任心？

我說的善感，指的是要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物，有強烈的感情，樂於感受，而不是感情淡漠，感覺遲鈍。

總之我說的多愁善感總是一種好的素質。

多愁善感也有一個能力的問題。尤其是社會科學家文學家，如果不為社會進步發愁，缺乏感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不可能有所作為的。我認為這種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我只是對社會上一部分人提出這樣的要求。但是我相信，“這一部分”是會不斷擴大的。

之五：關於病中雜感

我是就病中雜感本身講一些雜感。

所謂雜感就是沒有一個主題，有什麼感想就寫什麼感想。

雜感也就是隨感，隨時隨地有感想。困難只是在醫院中，身不由己活動範圍受到限制，不能出病房，只能在病房裏去產生感想。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感想還不少，有可能是在它時它地產生的感想，現在正進行反芻。

病中感情的產生固然受到了限制，但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時間去想。病房是個寫雜感的好地方。寫雜感不必去查資料，在病房中可以做。因為沒有其他工作，也有心思和時間做。困難只是醫生不讓我寫，不過，簡單寫幾句有時也可以得到允許（寫長篇大論，在北京醫院裏還允許，在302醫院是不允許的），但充其量也只能寫些雜感之類的東西。

我這個人，慣性特別大。小時候，我初學牛頓慣性定律，那時候這個定律的表達方式是“靜者靜、動者動”。我幹事，不幹則已，一幹就停不下來，要幹出一個規模才能停下來。病中雜感一寫，也許就是幾十篇。不過，如果很快出院，就寫不多了。

之六：隨感錄和回憶錄

在病房中可以作一點零零碎碎的回憶，但是不適宜寫回憶錄。

這幾年，親友們建議我別的工作放一放，先把我的回憶錄寫出來。我認為這個建議應該考慮。寫回憶錄是我這樣的老年人應盡的一種社會責任。我一生中雖然沒有擔任過什麼要職，但畢竟有一些自己接觸到的事情是應該寫一寫的，不寫，這些也許只有我和少數人知道的事情，以後就不會有人知道了。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就應該對歷史負一點責任。

但是我這個人老是“向前看”，總是在不斷地去想新的事情，想起做新的工作，因此寫回憶錄這樣的事情一直沒有真正開始。我的這種思想狀況應該說沒有什麼不好。老年人不斷向前看，我認為應特別得到肯定。青年時代的老戰友李昌，他比我還大一歲，對社會、對國家的事業特別熱心，到處奔波。他說他正在創業。有人覺得七十八歲的人說這樣的話有些奇怪，可是我卻很欣賞他的這種精神。

不過寫回憶錄這樣的事情還是要做的。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做。寫回憶錄不能只靠回憶。為了把歷史事實講得確實，講得具體，不出差錯，除了回憶之外還要查必要的資料。寫回憶錄是憑著作者作為歷史見證人這種特別的身份和資格來寫的。它是靠作者忠於歷史事實的信譽來取得讀者信任的一種可靠的文獻，所以要求特別嚴格，它應該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成果。因此它不是在病房中可以進行的工作。適合於在病房寫的還只是隨感錄。當然回憶的片斷是適合於在病房裏寫的。

之七：不要怕表現自己

恩格斯論個人生活有三個方面的需要：生存、享受及發展和表現。全集中有兩處這樣的論述。過去一直未被註意。十多年前我特別把這個論述引證出來。在我國人們長期不敢講享受，為了糾正這種錯誤思想，我不得不把老祖宗請出來。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講過，在繁榮年份，工人階級還能多少購買一些奢侈品——消費奢侈品同享受是一個意思，而到危機年份，不但奢侈品買不起，就是生活必需品也買不起了。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從社會整體說，也是一要解決所有居民的生存資料問題，二要使居民普遍增加享受資料的消費。在每個社會成員中也應該提倡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能夠更好地享受，不要怕講享受。我認為“共苦”不是我們的目的，“同甘”才是。

恩格斯講的還有第三條：發展和表現自己。這也是人生活中的基本要求。發展什麼？表現什麼？無非是才能和個性。人的生活不能只是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對精神生活，恩格斯的三條並沒有說盡，但是發展自己的才能（才能中當然包括知識）和個性是非常重要的。個性和才能是不能分開的，只有使優秀的個性得到自由的發展，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同時人是喜歡表現自己的。工作的業績要得到社會的確認，研究的成果要得到同行的評價。登台演出或在熒屏上演出，都是表現個人的才能和個性。我是喜歡表現的，我反對把喜歡表現自己作為貶詞。喜歡不喜歡表現也可以作為個性來看待，不應該強求。我只是想講一句同不要怕講享受類似的話：不要怕表現自己。至於表現得好不好，應該讓社會來評論。

之八：文格與人格

文如其人，這句話中的“文”我想應該是指文章的風格而不是文章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如果是後者它“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用“如”這個字就不貼切了。

對於文章的“風格”，中學裏聽語文課老師講過一大篇道理，聽時似乎懂了，又似乎沒有懂。只知道它與文章的思想內容有關又不是思想內容本身。比如左的理論家的文章一看就不會很讓人喜歡，文如其人，也就會知道寫文章的人也是不會讓人喜歡的。

還有一個“文格”問題。龔自珍句：“文格漸卑庸福近”，意思是說，卑下的文格是與追逐庸福的人格相應的東西。在文格與人格的關系上，“文如其人”這句話倒也是貼切的。

我有一個“三格”——性格、風格、人格的說法。我觀察到，社會上一部分人總是對另一部分人的本來是好的或者很好的性格、風格、人格不能容忍，用各種辦法來損害它們。因此我認為凡是好的這三格，本人就應該註意保護它們，不使它們受到損害。後來我想，這麼要求未免太低調了一些，還可以更積極一些，那就是可以多做一些表現自己的三格，尤其是表現自己人格的事，讓更多的人知道保護這樣的人格是必要的。抱這樣的目的寫出來的文章文格會是高的，即用高的文格來表現他的人格。

之九：我與流行文化

在病房中正看一本《我是王朔》，想用這個題目寫一篇雜感。

在快進病房前不久，我才知道有個叫王朔的人，雖然他是一個暢銷書的作者。其實何只是他。青年人中誰都知道的許許多多“明星”，我對他們的無知，使得他們非常奇怪。流行文化傳到我這裏時，許多恐怕已經不流行了。有些也許壓根兒流行不到我這裏。使我成了“流行圈外”的人。

不過在思想上，我並不輕視流行文化。當某些流行文化受到攻擊時，我曾經為它們說過好話、寫過文章。有一篇文章登在剛創刊時的《中國文化報》上，可以作證。後來，《新觀察》上還有人對那篇文章有所評論。

還有一件事。去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請我參加一位博士生的論文答辯。他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工作意義的跨文化研究》。其中討論到文化與中國人對工作的意義的認識之間關系時，只講了傳統文化和社會輿論這兩個方面。我在發言中強調，必須高度重視流行文化的作用。這是我對流行文化又一次發表比較系統的言論。

我也想克服對流行文化知識缺乏的弱點，去年找來了汪國真的詩；在廣州去過一次卡拉OK廳；這次又把兩本王朔的小說和這本《我是王朔》帶進了病房。這樣的接觸，對於我了解當前中國社會的確有些好處。但是要我對這些東西寫出比較有分量的評論，則非我之力量所能及也。

選自《隨筆》，199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