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1945～），生於上海，學者、作家。著有散文集《守望的距離》，隨感集《人與永恒》，詩集《憂傷的情欲》，學術專著《尼采與形而上學》等。

1.面對苦難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難。所謂苦難，是指那種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個人不能抗拒的天災人禍，例如遭遇亂世或災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絕癥，摯愛的親人死亡；也包括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戀，婚姻破裂，事業失敗。有些人即使在這兩方面運氣都好，未嘗吃大苦，卻也無法避免那個一切人遲早要承受的苦難——死亡。因此，如何面對苦難，便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課題。

我們總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會如此，生活將照常進行下去。

然而，事實上遲早會有意外事件發生，打斷我們業已習慣的生活，總有一天我們的列車會突然翻出軌道。

“天有不測風雲”——不測風雲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禍福”——旦夕禍福是無所不包的人生的題中應有之義，任何人不可心存僥幸，把自己獨獨看做例外。

人生在世，總會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難，世上並無絕對的幸運兒。所以，不論誰想從苦難中獲得啟迪，該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機會和材料的。世態炎涼，好運不過爾爾。那種一交好運就得意忘形的淺薄者，我很懷疑苦難能否使他們變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聲稱一個人無須歷盡苦難就可以體悟人生的悲涼，現在我知道，苦難者的體悟畢竟是有著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幸福的反面是災禍，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織著幸福，但災禍絕無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無聊。可是，當我們從一個災禍中脫身出來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其實，“大難不死”即福，何須乎後福？

2.苦難的價值

人們往往把苦難看做人生中純粹消極的、應該完全否定的東西。當然，苦難不同於主動的冒險，冒險有一種挑戰的快感，而我們忍受苦難總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為人生的消極面的苦難，它在人生中的意義也是完全消極的嗎？

苦難與幸福是相反的東西，但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直接和靈魂有關，並且都牽涉到對生命意義的評價。在通常情況下，我們的靈魂是沈睡著的，一旦我們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難時，它便醒來了。如果說幸福是靈魂的巨大愉悅，這愉悅源自對生命的美好意義的強烈感受，那麼，苦難之為苦難，正在於它撼動了生命的根基，打擊了人對生命意義的信心，因而使靈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義僅是靈魂的對象，對它無論是肯定還是懷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靈魂在出場。外部的事件再悲慘，如果它沒有震撼靈魂，僅僅成為一個精神事件，就稱不上是苦難。一種東西能夠把靈魂震醒，使之處於雖然痛苦卻富有生機的緊張狀態，應當說必具有某種精神價值。

快感和痛感是肉體感覺，快樂和痛苦是心理現象，而幸福和苦難則僅僅屬於靈魂。幸福是靈魂的嘆息和歌唱，苦難是靈魂的呻吟和抗議，在兩者中凸現的是對生命意義的或正或負的強烈體驗。

幸福是生命意義得到實現的鮮明感覺。一個人在苦難中也可以感覺到生命意義的實現乃至最高的實現，因此苦難與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人們在苦難中感覺到的卻是生命意義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這樣，只要沒有被苦難徹底擊敗，苦難仍會深化一個人對於生命意義的認識。

痛苦和歡樂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乏弱，既無歡樂，也無痛苦。

多數時候，我們是生活在外部世界裏。我們忙於瑣碎的日常生活，忙於工作、交際和娛樂，難得有時間想一想自己，也難得有時間想一想人生。可是，當我們遭到厄運時，我們忙碌的身子停了下來。厄運打斷了我們所習慣的生活，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迫使我們與外界事物拉開了一個距離，回到了自己。只要我們善於利用這個機會，肯於思考，就會對人生獲得一種新眼光。古羅馬哲學家認為逆境啟迪智慧，佛教把對苦難的認識看做覺悟的起點，都自有其深刻之處。人生固有悲劇的一面，對之視而不見未免膚淺。當然，我們要註意不因此而看破紅塵。我相信，一個歷盡坎坷而仍然熱愛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著許多從痛苦中提煉的珍寶。

至於說以溫馨為一種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氣了。人生中有順境，也有困境和逆境。困境和逆境當然一點兒也不溫馨，卻是人生最真實的組成部分，往往促人奮鬥，也引人徹悟。我無意讚美形形色色的英雄、聖徒、冒險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認了苦難的價值，就不覆有壯麗的人生了。

領悟悲劇也須有深刻的心靈，人生的險難關頭最能檢驗一個人的靈魂深淺。有的人一生接連遭到不幸，卻未嘗體驗過真正的悲劇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風順的人也可能經歷巨大的內心悲劇。

歡樂與歡樂不同，痛苦與痛苦不同，其間的區別遠遠超過歡樂與痛苦的不同。對於一個視人生感受為最寶貴財富的人來說，歡樂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賬本上沒有支出。這種人盡管敏感，卻有很強的生命力，因為在他眼裏，現實生活中的禍福得失已經降為次要的東西，命運的打擊因心靈的收獲而得到了補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賭場上輸掉的，卻在他描寫賭徒心理的小說中極其輝煌地贏了回來。

對於沈溺於眼前瑣屑享受的人，不足與言真正的歡樂。對於沈溺於眼前瑣屑煩惱的人，不足與言真正的痛苦。

我相信人有素質的差異。苦難可以激發生機，也可以扼殺生機；可以磨煉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啟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揚人格，也可以貶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質如何。素質大致規定了一個人承受苦難的限度，在此限度內，苦難的錘煉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則會把人擊碎。

這個限度對幸運同樣適用。素質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難，也能承受大幸運，素質差的人則可能兼毀於兩者。

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劑，它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3.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

苦難是人格的試金石，面對苦難的態度最能表明一個人是否具有內在的尊嚴。譬如失戀，只要失戀者真心愛那個棄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同為失戀，有的人因此自暴自棄，委靡不振，有的人為之反目為仇，甚至行兇報覆，有的人則懷著自尊和對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間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異。當然，每個人的人格並非一成不變的，他對痛苦的態度本身也在鑄造著他的人格。不論遭受怎樣的苦難，只要他始終警覺著他擁有采取何種態度的自由，並勉勵自己以一種堅忍高貴的態度承受苦難，他就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著自己的人格。

凡苦難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質。不過，在多數情況下，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喪失了某種重要的價值，但同時人生中畢竟還存在著別的一些價值，它們鼓舞著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難。譬如說，一個失戀者即使已經對愛情根本失望，他仍然會為了事業或為了愛他的親人活下去。但是，世上有一種苦難，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著其余一切價值的毀滅，因而不可能從別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氣。在這種絕望的境遇中，如果說承受苦難仍有意義，那麼，這意義幾乎惟一地就在於承受苦難的方式本身了。弗蘭克說得好：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這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因為它證明了人在任何時候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終歸要面對一種沒有任何前途的苦難，那就是死亡。而以尊嚴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確是我們精神生活的最後一項偉大成就。

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這種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項巨大成就，因為它所顯示的不只是一種個人品質，而且是整個人性的高貴和尊嚴。這證明了這種尊嚴比任何苦難更有力，是世間任何力量都不能將它剝奪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受難者如同偉大的創造者一樣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

知道痛苦的價值的人，不會輕易向別人泄露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親近的人。

喜歡談論痛苦的往往是不識愁滋味的少年，而飽嘗人間苦難的老年貝多芬卻唱起了歡樂頌。

面對社會悲劇，理想、信念、正義感、崇高感支撐著我們，我們相信自己在精神上無比地優越於那迫害乃至毀滅我們的惡勢力，因此我們可以含笑受難，慷慨赴死。我們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這個劇場裏的觀眾全都渾渾噩噩，是非顛倒，我們仍有勇氣把戲演下去，演給我們心目中絕對清醒公正的觀眾看，我們稱這觀眾為歷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對自然悲劇，我們有什麼呢？這裏沒有舞台，只有空漠無際的蒼穹。我們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眾生。任何人間理想都撫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災人禍面前也談不上什麼正義感。當史前人類遭受大洪水的滅頂之災時，當龐貝城龐貝城：意大利坎佩尼亞的古城，位於意大利南部維蘇威火山東南麓，公元79年被火山噴發物掩埋。城市被毀時人口約25000。該城是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海港。居民被維蘇威火山的巖漿吞沒時，他們能有什麼慰藉呢？地震、海嘯、車禍、空難、瘟疫、絕癥……大自然的惡勢力輕而易舉地把我們或我們的親人毀滅。我們面對的是沒有靈魂的敵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優越自慰，卻愈發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沒有上帝來拯救我們，因為這災難正是上帝親手降下的。我們憤怒，但無處泄憤；我們冤屈，但永無申冤之日；我們反抗，但我們的反抗孤立無助，註定失敗。

然而我們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許，沒有浪漫氣息的悲劇是我們最本質的悲劇，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氣是我們最真實的勇氣。在無可告慰的絕望中，我們咬牙挺住。我們挺立在那裏，沒有觀眾，沒有證人，也沒有期待，沒有援軍。我們不倒下，僅僅是因為我們不肯讓自己倒下。我們以此維護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後的尊嚴——人在大自然（＝神＝虛無）面前的尊嚴。

面對無可逃避的厄運和死亡，絕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後，總還有一個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運時的尊嚴感。由於降災於我們的不是任何人間的勢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們的勇敢中體現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嚴——人在神面前的尊嚴。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著，還得朝前走。經歷過巨大苦難的人有權利證明，創造幸福和承受苦難屬於同一種能力。沒有被苦難壓倒，這不是恥辱，而是光榮。

佛的智慧把愛當做痛苦的根源而加以棄絕，扼殺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當做愛的必然結果而加以接受，化為生命的財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於痛苦，我只願有一種智慧足以使我不毀於痛苦。

人們愛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絕癥，註定要死，人們也就漸漸習慣了，終於理智地等待著那個日子的來臨。

然而，否則又能怎樣呢？望著四周依然歡快生活著的人們，我對自己說：人類個體之間痛苦的不相通也許正是人類總體仍然快樂的前提。那麼，一個人的災難對於親近和不親近的人們的生活幾乎不發生任何影響，這就對了。

幸運者對別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兩者更強烈的也許是僥幸：幸虧遭災的不是我！

不幸者對別人的幸運或者羨慕，或者冷淡。但是，比兩者更強烈的也許是委屈：為何遭災的偏是我！

對於別人的痛苦，我們的同情一開始可能相當活躍，但一旦痛苦持續下去，同情就會消退。我們在這方面的耐心遠遠不如對於別人的罪惡的耐心。一個我們不得不忍受的別人的罪惡仿佛是命運，一個我們不得不忍受的別人的痛苦卻幾乎是罪惡了。

我並非存心刻薄，而是想從中引出一個很實在的結論：當你遭受巨大痛苦時，你要自愛，懂得自己忍受，盡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攪擾別人。

在多數情況下，同情傷害了痛苦者的自尊。如果他是強者，你把他當弱者來同情，是一種傷害；如果他是弱者，你的同情只會使他更不求自強，也是一種傷害。

不幸者需要同伴。當我們獨自受難時，我們會感到不能忍受命運的不公正甚於不能忍受苦難的命運本身。相反，受難者人數的增加仿佛減輕了不公正的程度。我們對於個別人死於非命總是惋嘆良久，對於成批殺人的戰爭卻往往無動於衷。仔細分析起來，同病相憐的實質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災樂禍。這當然是愚蠢的。不過，無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權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如同肉體的痛苦一樣，精神的痛苦也是無法分擔的。別人的關愛至多只能轉移你對痛苦的註意力，卻不能改變痛苦的實質。甚至在一場共同承受的苦難中，每人也必須獨自承擔自己的那一份痛苦，這痛苦並不因為有一個難友而有所減輕。

4.不美化苦難

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沒有歡樂，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經歡樂滋潤的心靈太硬，它缺乏愛和寬容。

一個人只要真正領略了平常苦難中的絕望，他就會明白，一切美化苦難的言辭是多麼浮誇，一切炫耀苦難的姿態是多麼做作。

不要對我說：苦難凈化心靈，悲劇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難磨鈍了多少敏感的心靈，悲劇毀滅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繪聲繪色，來掩蓋生活中的無聲無息！

浪漫主義在痛苦中發現了美感，於是為了美感而尋找痛苦，誇大痛苦，甚至偽造痛苦。然而，假的痛苦有千百種語言，真的痛苦卻沒有語言。

人天生是軟弱的，惟其軟弱而猶能承擔起苦難，才顯出人的尊嚴。

我厭惡那種號稱鐵石心腸的強者，蔑視他們一路旗開得勝的驕橫，只有以軟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著尋常苦難的人們，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們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輕松的，因為他有凈化和升華；做英雄又是沈重的，因為他要演戲。我們只是忍受著人間尋常苦難的普通人。

張鳴善《普天樂》：“風雨兒怎當？風雨兒定當。風雨兒難當！”這三句話說出了人們對於苦難的感受的三個階段：事前不敢想像，到時必須忍受，過後不堪回首。

一個經歷過巨大災難的人就好像一座經歷過地震的城市，雖然在廢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內心有一些東西已經永遠地沈落了。

許多時候人需要遺忘，有時候人還需要裝作已經遺忘——我當然是指對自己，而不只是對別人。

我相信我有足夠的勇氣面對生活中已經發生的一切，我甚至敢於深入到悲劇的核心，在純粹的荒謬之中停留，但我的生活並不會因此出現奇跡般的變化。人們常常期望一個經歷了重大苦難的人生活得與眾不同，人們認為他應該比別人有更積極或者更超脫的人生境界；然而，實際上，只要我活下去，我就仍舊只能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我依然會被卷入世俗生活的旋渦。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體驗必定也是最無奈的，它們缺乏世俗的對應物，因而不可避免地會被日常生活的潮流淹沒。當然，淹沒並不等於不存在了，它們仍然存在於日常生活所觸及不到的深處，成為每一個人既無法面對也無法逃避的心靈暗流。

我的確相信，每一個人的心靈中都有這樣的暗流，無論你怎樣逃避，它們都依然存在，無論你怎樣面對，它們都不會浮現到生活的表面上來。當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爭奪意義之時，大苦難永遠藏在找不到意義的沈默的深淵裏。認識到生命中的這種無奈，我看自己、看別人的眼光便寬容多了，不會再被喧鬧的表面現象所迷惑。

選自周國平《人生哲思語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