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相聚一場，夫妻伴隨一世，最後都要揮淚告別；不是你送我返冥，就是我送你歸西，生生息息是自然的規律，不必忌諱，更不必妄圖萬歲。可這自然界也實在不講道理，隨便擾亂秩序，破壞規律，不分先來後到，生死任意調遣。鮑昌同志小我兩歲，我卻揮淚與他告別。他走得太早，而且是走在不該走，不能走的時候。作家協會有那麽多的工作要他去做，他自己還有許多未曾寫完的東西。鮑昌同志在病危之際曾經有個強烈的願望，希望能找到某種醫療的辦法，再活兩年，讓他能寫出他急於要寫的東西。人力無法回天，這對一個作家來說實在是夠殘酷的。

我很尊敬鮑昌同志，因為他和我幾乎有著相同的經歷。可他比我早慧，而且認真刻苦，勤奮縝密，沒有那種不求甚解，靈機一動，大大咧咧的所謂才子氣。可他卻實在是個才子，在文藝領域裏樣樣皆能，甚至對現代自然科學的某些領域也有所涉及。他是個小說家、劇作家、詩人、文藝理論家、教授、編輯、出色的文學組織工作者。像他這樣多才多藝的人在我們同輩之中實在是不多見的。王蒙同志曾經提出過作家要學者化，鮑昌同志卻早就是個學者化了的作家。他沒有化成純粹的學者，而是作家與學者的交叉。他沒有讀過正規的大學，真正的學歷只是高中肄業，像當年許多愛好文藝的革命青年一樣，他之所以拿起筆來是憑著對文藝的愛好，對革命的熱情以及在革命隊伍中的生活經歷。他二十一歲時便出版了獨幕劇集，二十三歲時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二十七歲時出版了評論集、詩集和長篇小說《青青的草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之前的一兩年間，是五十年代一批作家的出土期，當今文壇上一些中年或將跨入老年的作家，都是在那幾年間破土而出的。到了一九五七年的七月以後，鮑昌同志在劫難逃了，被打成了右派。

當右派，當脫帽右派，當牛鬼蛇神有四種當法：一種是天真地認真改造，以求脫胎換骨；一種是灰心喪氣差點兒上吊或吞安眠藥片；一種是心猶未死，但待來年；一種是暗地裏學，暗地裏寫，把學問裝在腦子裏，把作品藏在墻洞裏。不必去評論這四種方法的憂劣，只是說第四種方法更需要刻苦和毅力。鮑昌同志屬於第四種，他當了右派之後，勞動之余便研究美學，研究藝術的起源，研究《詩經》，研究歷史，研究魯迅。寫下了百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庚子風雲》還與人合編了上下兩冊的《魯迅年譜》。他所以能成為學者，成為教授，都是在勞動改造之余打下的基礎。每想起鮑昌同志的這段經歷時我總覺得慚愧，我和他的境遇和條件差不多，他孜孜不倦，我卻把時間都裝進了酒壺。

我和鮑昌同志都參加過一九五七年全國青年創作者代表會，參加那個會議的青年作者，絕大多數都成了右派、反黨份子、中右、內控等等的玩藝。這以後風雨橫掃二十年，大難來時各分飛，誰也不知道誰在哪裏。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們這些人也不來往，因為頭上還有頂帽子，不敢去呼朋引類。直到一九八０年初夏，右派問題改正了，心裏的一塊石頭暫時放下了，鮑昌同志忽發豪情，借了個機會重下江南，到南京、到蘇州來看看《探求者》的幸存者。他走路和打聽地址是很有本事的，居然能七拐八彎地摸上我住的大樓。他穿著一套中山裝，戴一頂鴨舌帽，背一架不大靈光的照相機。我開始以為來了一位記者，及至通報姓名後才驚喜交集。那一天蘇州陰天，正是江南多雨的季節。我們兩人都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暢談二十多年來各自的經歷，有時候自己也弄不清楚，人居然有那麽頑強的生命力，而且常常是好了瘡疤忘了痛，談論起來加進點諷剌挖苦和幽默還十分有趣。古代的中國人講究覆仇，古代的歐洲人講究決鬥，我們這些人都受過良好的訓練，講究不計前非，因而容易獲得某種平衡也容易不分是非。我們暢談了一個下午，等我送他下樓時天色已暗，細雨霏霏，這時候鮑昌才想起那架照相機，邀我站在小巷深處合拍了一張照片，後來他告訴我那張照片的效果不好，我想大概全是黑的。

四次作代會以後，鮑昌調到了北京，任作家協會的常務書記。這時間我們見面的機會較多，有時候也到左家莊他們所往的大樓裏去挨戶叨擾點酒食，談談工作中的煩惱和創作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聽鮑昌同志談煩惱時，見他那煩惱的情緒比他的話還要多，所以總是把話題引向創作方面。我讀過他的許多理論文章，十分敬佩，當我被各種文學理論弄得頭昏腦脹的時候，他總能不慌不忙，正本清源地談出一番道理。同時，談文藝總比談人際關系輕松愉快些，適合於茶余酒後的調劑。談到後來我總是勸他快把煩惱收起，抓緊一切時間寫東西，含有鼓勵和促進之意。現在想起來我這樣做是錯誤的，因為鮑昌同志對待自己的創作已經到了拚命的程度，不能再激勵。他每天為自己規定了一定的創作量，不寫完決不休息，完不成便要自我檢討，自我懺悔。他在作家協會任職期間，工作那麽繁忙，每天早出晚歸，居然還創作了那麽多的中篇、短篇、散文、文藝評論，甚至還主編了大型文藝工具書《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那洋洋數百萬言都是熬燈油熬出來的。對於這樣的拚命三郎，實在不應該再鼓勵了，而是應該多多提醒，那燈油是定量供應，夜夜都點三根燈草，很快就會熬幹的。死神對作家決不照顧，會乘機偷襲。李準大病一場，至今還在作恢覆練習；劉紹棠死裏逃生，落下個半身不遂，還有幾位很有才能的作家身體也堪憂慮。《文藝報》在同一個版面上發表了鮑昌、鐵依甫江、莫應豐去世的消息，這在許多朋友間引起震動，相互致意，保重身體。日子比以前好過了，也得好好地多活幾年。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即使身體健壯如牛，老不耕田，活著也沒有多大的意義。鮑昌同志死得早，但把他的工作實績和時間相除，其得數是長命百歲。安息。

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