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就是推動力——境遇，個性，像潮汐一樣無法阻擋。我沒辦法去談可能影響過我的書本或者作家，難以多少有把握地確定那種影響，即來自文學的影響。如果我說我讀過的一切都對我產生了影響，那就跟我說我認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響過我一樣並非實情。例如，一直以來我很喜歡海明威的長篇及短篇小說，但是又覺得勞倫斯·達雷爾的作品獨樹一幟，語言上無人能出其右。當然，我寫得不像達雷爾，他當然根本不能算是“影響”。有時，人們說我寫的東西“像是”海明威寫的，可是我不能說他寫的東西影響了我的。我二十幾歲時最早讀到和佩服過許多作家的作品，例如達雷爾，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說不上來來自文學的影響，可是關於別的影響，我的確有想法。我有點了解的那些影響，經常是以乍看上去神秘的方式對我產生作用，有時幾乎就是奇跡般的。但是隨著我的工作進展，我看清楚了這些影響，它們曾經是（現在還是）持續性的。正是這些影響，把我送上這條道路，送到了這帶海岬，而不是別的——比如說這個湖遠處的那一帶。但是如果對我的生活和寫作的主要影響是負面的、壓制性的，經常也是有害的——我認為是這樣——我該怎樣看待這一點？

先說一下，我寫這篇文章，是在一個名叫亞多的地方，就在紐約州薩拉托加溫泉市邊上。現在是8月初的一個周日下午，時不時——每隔25分鐘左右——我能聽到3萬人放開嗓子，集體發一陣大喊。這種激動人心的喧囂，來自薩拉托加賽馬場，那裏正有一場有名的集會。我在寫作，但是每隔25分鐘，能聽到喇叭裏傳出廣播員的聲音，在宣布各匹馬的賽道。觀眾發出的吶喊聲越來越響亮，沖上樹梢，是種來勢兇猛、真正驚心動魄的聲音，越來越大，直到各匹馬跑過終點線。結束時，我感覺精疲力竭，似乎我也參與了。我能想象自己手握投在某匹馬上的馬票，這匹馬最後跑贏了，要麽甚至是匹差點跑贏了的馬。如果需要看終點照片來定勝負，我可以預期一兩分鐘後，在膠卷沖出來並公布最終賽果之後，再次聽到爆發出一陣喊叫。

從我到這兒第一次聽到喇叭裏傳來廣播員的聲音和觀眾激動的吶喊聲以來，到現在已經好幾天了，我一直在寫一個背景在埃爾帕索市的短篇小說，我以前在那裏住過。這個短篇是寫幾個去埃爾帕索市郊一處賽馬場看賽馬的幾個人。我並非想說這個短篇一直在等著給寫出來，不是的，那樣說會讓這件事聽著像是別的什麽事。可是就具體這一個短篇來說，我需要什麽事來誘使我把它寫出來。我到了亞多這裏，第一次聽到觀眾的聲音和喇叭裏傳來的廣播員的聲音，之後，我想到了在埃爾帕索那段生活中的幾件事，讓我有了這個短篇的構思。我想起了我在當地去過的那處賽馬場，還有在兩千英裏以外那裏發生過、本來會發生、將會發生（反正是在我的短篇裏）的幾件事。

所以我就寫起了這個短篇，這方面的“影響”可見於此。當然，每個寫作者都會受到這種影響。這是最普通的一種——這件事讓人想到那件事，那件事又讓人想到別的。這種影響對我們來說，就像雨水一樣普通，一樣正常。

但是在寫到我想談的方面之前，讓我再舉一個影響方面的例子，跟第一個類似。不久前在錫拉丘茲——我在那兒住——我正在寫一個短篇時，電話響，我接了，電話那頭是個男的聲音，顯然是個黑人，他找一個名叫納爾遜的人。電話打錯了，我這樣說了後就掛了電話。我又去寫我的短篇，但是很快，我不知不覺在短篇裏寫了一個黑人角色，一個多少有點邪物，其中一件惡的角色，名叫納爾遜。現在，這個短篇有了個不一樣的轉折，可是對這個短篇來說，是正確的轉折，我現在看出來了，當時不知怎麽也知道。我開始寫那個短篇時，不可能有所準備或者預見到那個短篇裏需要出現一位納爾遜。可是現在，這個短篇完成了，即將刊登在一份全國性刊物上，我認為裏面有納爾遜而且帶著邪物，其中一件惡的一面，是正確和適當的，我相信從美學上講，也是恰當的。對我來說這樣做對了，也就是這個角色以一種巧合的正確性，設法進入我的短篇，我判斷正確，相信了那種正確性。

我記性不好，我這麽說，指的是我所經歷過的許多事情都忘掉了——當然是件幸事——可是有那麽一些較長的時間段，我就是說不清楚或者回想起來。還有我住過的鎮和城市，人們的名字，人們本身。大片的空白。可是我能想起一些事，小事情——某個人以不同尋常的方式說了什麽話；某個人瘋狂的或者低沈、緊張的笑聲；一片風景；某個人臉上悲哀或者困惑的表情；我也能想起一些戲劇性的事——有人怒氣沖沖地拿起一把刀子對著我，要麽聽到我自己的聲音威脅別人。看到某個人打破一扇門，要麽摔下一段樓梯。那些記憶中，有些更具戲劇性，我在需要時能夠想起來。可是我沒有那種記性，無法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整場談話，並帶著所有動作和實際說話中的細微之處；我也回憶不起任何一間我在裏面待過一陣子的房間裏，有什麽樣的陳設，更不用說，我無法記得整個家裏的陳設。甚至對於一處賽車場，我也回憶不起很多具體事物——我們來看看吧，除了大看台、投們一起收進屋註窗口、閉路電視屏幕、人山人海、一片喧囂等等。我在短篇小說裏編出對話，我對短篇中人物的周圍進行陳設，還有具體的東西，因為我需要那些。也許因為這一點，人們有時候說我的短篇小說不加渲染、樸素，甚至是“極簡主義式”，但也許無非是需要和便宜行事兩者有效的結合，讓我以自己的方式來寫這類短篇小說。

當然，我的短篇小說中所寫的事無一真正發生過——我不是寫自傳——但是不管有多麽不突出，大多數還是跟生活中經歷過的事或者情形有相似之處。可是當我試圖回憶起短篇小說中某個情形的具體周圍環境或者陳設時（如果有花，是什麽花？有什麽氣味？等等。）我經常完全糊裏糊塗，所以只能邊寫邊編——除了短篇裏的人做什麽，還有他們互相說什麽，這樣來來回回說過話之後，接下來他們又怎麽樣。他們互相說的話是我編出來的，不過在對話中，也許會有某個時候、某個特定場合我聽到過的具體短語或者一兩個句子，那個句子甚至有可能是寫作這個短篇的出發點。

亨利·米勒四十幾歲寫作《北回歸線》（對了，我很喜歡這本書）的時候，曾談到他在一間借來的房間裏努力寫作，隨時可能被迫停筆，因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從他屁股下面抽走。直到最近，這也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態。因為就我所記得的，從十幾歲起，我就總是得擔心馬上會有人從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年覆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東奔西走，努力讓頭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們沒有錢，沒有看得見的，也就是說可以推銷出去的技能——沒有什麽能讓我們把日子過得比勉強維生更好一點。我們也沒受過什麽教育，不過都迫切想得到，相信教育會為我們打開大門，有助於找到工作，好讓我們為自己和孩子創造出自己想要的那種生活。我們有過宏偉的夢想，我和我妻子。我們本來以為可以埋頭苦幹，決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們想錯了。

我得說，對於我的生活以及直接、間接對我的寫作影響最突出的，來自我的兩個孩子，他們都是在我二十歲之前出生的，我們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那麽多年——總共有19年左右——自始至終，我的生活中，他們強烈而且經常是負面的影響無處不及。

弗蘭納裏·奧康納在一篇隨筆中，說一位作家年滿二十歲後，就不需要經歷很多事，此前能寫成小說的經歷已經很多，遠遠足夠，她說，足以讓他在余下的創作生涯中使用。但對我來說不是這樣，現在讓我想到可以作為短篇小說素材的事情，多數都是在我二十歲後找上門來的。對於我當上父親以前的生活，我真的沒記住多少。我也真的感覺在到我年滿二十歲、結婚和有了孩子之前的生活中，沒有經歷過什麽事，之後才經歷事。

60年代中期時，有次我去了愛荷華市一間繁忙的自助洗衣店，想把五六堆衣服洗了，主要是小孩子的衣服，當然還有我們的衣服，我和我妻子的。我妻子在那個周六下午，去了大學的運動俱樂部當服務員。當時我負責家務，也照顧兩個小孩。那天下午他們跟別的小孩在一起，也許是參加一場生日派對什麽的。可是就在那會兒，我在洗衣服。我已經為了幾個我不得不使用的洗衣機數量跟一個老太婆吵了幾句，這時我在跟她或者別的像她一樣的人一起等待下一輪。我也在緊張地留意那間人很多的洗衣店裏幾台正在轉動的幹衣機，哪台幹衣機一停下來，我就準備提著盛濕衣服的購物籃沖過去，要知道，我已經提著這滿滿一籃子衣服在洗衣店裏待了半個鐘頭等待機會。我已經錯過了幾台幹衣機——有人先趕過去了。我快要急瘋了。如我所說，我不清楚那天下午我的兩個孩子去了哪兒，沒準我得去哪兒接他們，而且時間越來越晚，也讓我的心情更加糟糕。我的確知道，就算我能把衣服塞進一台幹衣機，卻還是要再等一個鐘頭或者更多時間衣服才能幹，然後我可以裝起來，帶著衣服回家，回到我們所住的已婚學生宿舍的公寓。最後，有台幹衣機停了，停下來時我正好在那兒。裏面的衣物不再翻滾，停在那裏。再過半分鐘左右，如果沒人來取衣物，我準備拿出來放進我的，那是洗衣店的規定。可是就在這時，一個女的走到幹衣機前，打開幹衣機門，我站在那兒等。那個女的手伸進機器捏了捏幾件衣服，可是她認為不夠幹。她關上幹衣機門，又往機器裏塞了兩枚一角錢的硬幣。我感到眩暈，推著購物車走開了，又去等候。可是我記得當時，在讓我幾乎落淚的無法排遣的挫敗感中，我想到了自己在這個地球上所經歷的事，對我來說，和我有兩個孩子這樣的事實相比，沒有什麽——乖乖，我是說沒有什麽——稍有可能相提並論，同樣重要，具有同樣的分量。我還想到我將永遠擁有他們，永遠發現自己處於這種處境，即無以解脫的責任和永遠無法專心。

我現在是在談真正的影響，在談月亮和潮汐。可我就是那樣才明白的，就像一陣疾風吹來，窗戶啪的一下打開了。在那之前，我一輩子都在想著——我不知道具體怎麽想的——不管怎樣，事情都會解決，我生活中希望擁有或者想去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實現。可是當時在自助洗衣店，我意識到完全不是那樣。我意識到——我以前都是怎麽想的？——主要說來，我的生活庸碌、亂七八糟，沒有多少光線照進來。當時我感覺——我知道——我所過的生活，跟我最崇拜的作家的生活差別極大，我覺得作家是這樣的人：他們不會把周六的時間花在自助洗衣店裏，不會在醒著的時時刻刻，都要受制於自己孩子的需要和任性。沒錯，沒錯，有很多作家曾面臨影響寫作的更嚴重的阻礙，包括坐監、失明和受到以這樣那樣方式折磨至死的威脅。那時——我發誓都發生在那間自助洗衣店——除了還有好多年這種肩負責任、內心困惑的生活，別的我什麽都看不到。事情多少會有些變化，但是永遠不會真正好轉。我明白這一點，可是我能夠就這樣生活嗎？當時，我看出來一定要做些調和。目標得調低一點。我後來意識到，我已經有了洞察力，但是那又怎麽樣？洞察力算什麽？洞察力又不能當飯吃，只會讓事情更難辦。

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擁有一種信念，那就是如果我們辛勤工作，盡量做對事情，就會心想事成。按照這種信念，盡量營造出一種生活，這樣並不算很糟糕。辛勤工作，目標，好的意願，忠誠，我們相信這些美德遲早會得到獎賞。我們夢想獲得獎賞的那天。但是最終，我們意識到辛勤工作、心懷夢想還不夠。在某個時候，也許是在愛荷華市，要麽是不久以後在薩克拉門多，夢想開始破滅。

那段時間來了又去，當時，我和我妻子視為神聖的一切，或者認為值得尊重的，每種精神價值，都分崩離析了。我們遇到了可怕的事，這種事，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出現在別人家。我們無法徹底理解是怎麽回事，那是侵蝕，我們無力阻止。不管怎樣，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孩子坐上車夫座。盡管現在聽起來不可思議，然而是他們拉著韁繩，拿著鞭子。我們完全沒料到自己會到了這步田地。

在動蕩不安的為人父這幾年裏，我通常沒時間也沒心情去考慮寫什麽很長的東西。我生活中的情形，用D.H.勞倫斯的話來說，具有“艱難跋涉”的特點，不允許我那樣考慮。我有這兩個孩子的情況決定了其他。有人說如果我想寫什麽東西並完成，如果我真的想從完成的作品中獲得滿足感，就一定要守著短篇小說和詩，也就是我可以坐下來，走運的話，能夠寫得快並完成的短東西。很早時，甚至在去愛荷華市之前，我就明白了鑒於我無法在任何事情上長時間集中註意力，寫長篇會很艱難。現在回頭看一看，我覺得在心懷渴望的那幾年裏，我在因為受挫而慢慢瘋掉。不管怎樣，在每一方面，這些情形決定了我的作品形式。千萬別誤會，我現在沒有報怨，只是從一顆沈重而且依然困惑的心出發，講出一些事實。

如果我以前能夠集中思想和精力來寫比如說一部長篇小說，我還是無法去等待結果，如果有，也可能要在那條路上寫上好幾年才行，我看不到那條路，只能坐下來寫我現在、今天晚上或者至少明天晚上（不會更晚）——我下班後開始寫，到我失去興趣之前就能完成的東西。當時，我總是幹一些很差勁的工作，我妻子也是。她當侍者，或者挨家挨戶上門推銷。好幾年後，她終於去了中學教書，但那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我在鋸木廠幹過，還看過門，送過貨，也在加油站、倉庫幹過——隨便你說什麽，我都幹過。有一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亞州阿卡塔，為了養活我們，我白天摘郁金香——我發誓這是真的——晚上給一家打烊的免下車餐館搞室內清潔，也打掃停車場。有次至少有幾分鐘甚至考慮過（工作申請表就放在我面前）去當個收賬的！

當時，我想過要是我在忙完工作和家庭後，每天能為自己擠出一兩個鐘頭，那就挺好的，本身就是幸福之至。能有那一個鐘頭，我就高興了，但是有時候，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我擠不出那一個鐘頭。然後我會盼望周六，不過有時候有了什麽事，周六也泡了湯，不過周日還有希望，也許。

我看出來我不可能用這種辦法寫長篇小說，換句話說，此路不通。在我看來，要想去寫一部長篇小說，作者應該生活在一個合理的世界上，一個可以讓作者信賴的世界，確定要寫什麽，然後就準確地寫起來了。與此同時，還要相信這個世界有其正確性，相信這個所知的世界有理由存在，值得一寫，不太可能好好的就出了岔子。我所知道而且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就不是這樣。我的世界似乎每天都按照自己的規矩換擋，變方向。時不時，我會到了一個時候，比下個月一號更往後的事，以及除了想方設法弄到足夠的錢，好付房租、讓孩子上學有衣服穿之外的事，我都看不到，也無法早做打算。真的是這樣。

對於我的任何所謂文學嘗試，我都想看到具體結果，拜托，不要好聽話或者承諾，不要說時間會證明什麽，所以我有意識——也是出於需要——限定自己去寫我可以一次坐下來（頂多兩次）就能寫完的東西。我說的是第一稿，我總是有耐心去修改。但是當時，我會高興地盼望修改，因為修改要花時間，我樂意花時間。說起來，我根本不著急把手頭在寫的短篇或者詩定稿，因為什麽定了稿，就意味著我得找時間及信念來寫別的。所以我在寫東西完成了第一稿之後，仍然對它極有耐心。我會把它在家裏放似乎是很久一段時間，搗鼓它，這兒改一改，那兒添一點，別的地方刪掉點。

這種不看成功與否的寫作方式持續了幾乎20年。回頭看，當然有過一些好時光，還有只有為人父母才能體會的某些樂趣與滿足感，但是如果要我再過一遍那段日子，我寧可服毒。

我的生活情況如今大不一樣，可是現在我選擇寫短篇小說和詩，要麽至少我覺得是這樣。也許這只是以前舊的寫作習慣留下的後果，也許我仍然無法調整思想，想到我有很多時間可以用來寫什麽——想寫什麽都可以！——也不用得擔心有人會從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或者哪個孩子無禮地嚷嚷為什麽想吃晚飯卻還沒做好。可是一路過來，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其中之一是我必須變通，否則就會斷裂，我也學到了有可能變通了，卻還是斷裂了。

我要談談另外兩個對我的人生有過影響的人，其中之一是約翰·加德納，我1958年秋天在奇科州立大學所報的初級小說寫作課程是他教的。當時，我和我妻子還有兩個孩子剛從華盛頓州的雅基馬搬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派拉代斯，位於奇科市外十英裏的丘陵地帶。有人答應過我們有廉租房可以住，當然，我們覺得搬到加利福尼亞是件冒險事。（當時還有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總是樂於冒險。）當然，我得工作以養家餬口，但是也打算報名上大學，當一個非全日制學生。

加德納當時剛從愛荷華大學畢業，獲得了博士學位，我還知道他寫了幾部未出版的長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之前，我從來不認識有誰寫長篇小說（無論發表與否）。第一天上課，他讓我們去外面坐在草坪上，我記得我們有6個人。他走了一圈，問我們喜歡讀哪位作家的作品。我不記得我們提到了什麽名字，但肯定不是正確的名字。他宣布他認為我們中間誰都沒有成為真正作家的素質——在他看來，我們中間沒一個擁有所需的火（譯註：原文為“fire”，意為“才華”、“激情”等等，此處采取直譯）。他說他要盡他所能幫助我們，但顯然他也沒指望會有多大效果，可是這也意味著我們即將啟程，我們最好抓緊自己的帽子。

我記得在另外一次全班上課時，他說他除了對其嗤之以鼻，不準備提到任何一份銷量大的雜志。他抱來了一摞“小”雜志——文學季刊——他讓我們讀裏面的作品。他告訴我們全國最好的小說和所有詩歌就發表在這些雜志上面，他說除了教我們怎樣寫作，他也要告訴我們讀哪些作家的作品。他傲慢得令人驚訝。他給了我們一份他覺得有價值的小雜志的名單，並且跟我們過了一遍這個名單，對每份小雜志都簡單地談了談。當然，我們誰都沒聽說過那些雜志，我是頭一次知道有那些雜志。我記得這次——但也許是在一次討論會上——他說作家除了是天生的，也有後天造就的。（真的嗎？天哪，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我想每個教創作並且認真對待自己工作的作家都多少相信這一點。）音樂家、作曲家、視覺藝術家都有學徒期——幹嗎作家沒有？我當時容易受到影響，我想我現在還是，可是他當時所說及所做的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挑選了我早期文學習作的一個短篇，跟我一起從頭到尾討論了一遍。我記得他非常耐心，想讓我明白他努力教給我的，跟我說了一遍又一遍挑選正確用詞來表達想要表達的意思有多麽重要。杜絕含糊其辭，拋棄煙色玻璃式文字。他也一再跟我強調使用（我不知道除了這樣又能怎麽說）普通語言，即日常講話的語言，我們互相對話所用語言的重要性。

最近我們在紐約州的伊薩卡一起吃了次飯，當時我提醒他我們在他的辦公室有過的幾次談話，他回答說他跟我所談的一切大概都錯了，他說：“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改變了看法。”我只知道他給我的建議，正是當時的我所需要的。他是位出色的老師，在我人生的那一階段，對我是件極好的事，也就是會有人足夠認真地對待我，坐下來跟我一起過一遍我的稿子。我當時就知道我正在經歷一件具有關鍵意義的事，一件要緊的事，他幫助我認識到特別重要的，是要精確地說出想說的話，其他一概不要，也不使用“文學性”詞語或者“偽詩意”語言。他曾努力跟我解釋例如“wingofameadowlark”跟“meadowlark’swing”之間的區別。聲音和感覺上有區別，不是嗎？又比如“地面”和“大地”這兩個詞，地面就是地面，他會說，它意味著地面，灰塵，那種東西，可是如果你說“大地”，那就不一樣了，那個詞有衍生含義。他教我在寫作中利用矛盾。他幫助我看到怎樣說出想說的話，同時還要用詞最少。他讓我看到在一個短篇小說中，絕對是一切都重要，逗號和句號標在哪裏並非無關緊要。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因為他把辦公室鑰匙給我，好讓我周末有地方寫作——因為他包容我的急躁和總體上的瞎胡鬧，我會永遠感激他。他對我產生了影響。

過了10年，我還活著，還跟我的兩個孩子住在一起，偶爾還會寫個短篇或者一首詩。我把偶爾寫的短篇之一寄給了《君子》雜志，這樣做，是希望暫時能忘掉它。可是這個短篇給退回來了，還附上了戈登·利什（當時是這份雜志的小說編輯）所寫的一封信，說他要退回這個短篇，他沒有因為退稿而致歉，沒說是“不情願”地退稿，只是退回來。但是他要求看看別的，我就馬上把手頭的全寄過去了，他只是同樣快地全退回來了，可是在我寄給他的作品之外，他再次附了一封友好的信。

那時——70年代初——我和全家人住在帕洛阿爾托市。我當時30出頭，有了平生第一份白領工作——在一家教科書出版社當編輯。我們住的房子後面有間舊車庫，以前的租戶把裏面布置成了娛樂室，每天晚飯我能去都會去那間車庫，努力寫點東西。如果我什麽都寫不出來——經常是這樣——我會只是獨自在裏面坐一會兒，慶幸可以遠離房子裏似乎永不消停的吵鬧。我當時在寫一個名為《鄰居》的短篇，最後我完成了這個短篇，寄給了利什。回信幾乎馬上就來了，他跟我說他有多麽喜歡這篇，說他把題目中的定冠詞去掉，說他在建議雜志購買這個短篇。這個短篇給買下了，也登出來了，當時在我眼裏，一切將會不一樣。很快，《君子》雜志又買了一篇，然後又是一篇，就這樣繼續下去。這段期間，詹姆斯·迪基成了這份雜志的詩歌編輯，他開始發表我投去的詩。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似乎一切都前所未有地順利。可是我的兩個孩子就像我此時能聽到的賽馬場觀眾那樣，在扯著嗓子叫，他們在把我活吃了。我的生活很快改變了方向，一個急轉彎，然後一動不動地停在一條鐵路側線上。我哪裏都不能去，後退不了，前進不得。在此期間，利什收集了我的一些短篇交給麥格勞—希爾公司，這家公司出版了這些短篇。我暫時還停在側線上，哪裏都不能去。如果一度有火燃燒過，那時則是熄滅了。

影響。約翰·加德納和戈登·利什，他們對我的影響不可抹殺，然而還是得數我的兩個孩子，他們對我的影響是主要的，他們是我的生活和寫作最主要的推動者和塑造者。如你所見，我現在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不過相對而言，現在的天氣晴朗些了，而沈默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