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日本人絕不是鐵板一塊”，日本社會的不同階層對中國的認知與立場，存在很大差異。日本人的中國觀有整體性的特征，但整體又由不同個體組成，對於個體的分析不可或缺。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對中國存有怎樣的疑慮甚至恐懼？我在這裏嘗試按照政治家、企業家、知識分子、年輕人、普通百姓五大群體，“分類討論”這個問題。
上個月在東京出差，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從早到晚都在和中國發生聯系。

起床後到便利店買咖啡，服務員是中國留學生；上午到一家企業做報告，話題是中國市場的機遇與風險；下午在議會會館，與日本政界人士討論的是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學界與媒體的知識分子聊的是，中國經濟下滑會不會硬著陸，會不會像日本一樣泡沫崩潰；傍晚接受日本大學生集體訪問，他們關心“日中關系如此惡化，中國學生的對日交流會不會受到政治限制？”；晚上跟幾個投資界的前輩吃飯，探討了日中企業互相並購的可能。

當今的日本社會，無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還是經貿、文教、政治、國防等領域，中國兩個字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從事與中國相關事業的日本人不計其數。誠然，中國崛起引發的討論已是全球性議題，並非日本獨有。不過，無論從歷史傳統、民族文化、地理位置、利益關系和價值體系等角度看，中國崛起帶給日本現實和心理上的沖擊力都是獨一無二的。

日本人為什麽對中國的一舉一動如此敏感，如此警惕，如此擔憂，甚至產生“反華”的情緒？

幾乎每一個日本人從小接受教育時，便接觸到中國古代的思想、人物，比如《論語》和三國故事。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令日本人心生敬仰，因此日本人對中華二字的期望值從來是很高的。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今天日本電視畫面上，不時播出“反日遊行”--中國人對日本使館、餐廳、企業“打砸搶”的鏡頭。雖然知道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只是中國人中的少部分，大多數日本人在心理上還是無法接受“禮儀之邦暴徒化”。

在我看來，這種“想象中的中華”與“現實中的中國”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緒化看待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背後始終存在一個對歷史認識的問題。也就是說，很多日本人沒有明白，也沒有努力理解中國人為什麽對日本如此憤怒。我想，一是因為日本人對當代中國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人對近現代史了解不足。

不過，我有一個強烈的切身體會。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日本人絕不是鐵板一塊”，日本社會的不同階層對中國的認知與立場，存在很大差異。日本人的中國觀有整體性的特征，但整體又由不同個體組成，對於個體的分析不可或缺。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對中國存有怎樣的疑慮甚至恐懼？我在這裏嘗試按照政治家、企業家、知識分子、年輕人、普通百姓五大群體，“分類討論”這個問題。

這些年，日本人或多或少體會中國崛起，並感到擔憂。這種擔憂既是害怕被中國趕超，也是聯想到歷史上的“萬邦來朝”，怕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在我看來，這是貫通五個群體的共同意識。至於具體擔憂什麽，怎麽擔憂，五者之間存在差異。忽視這些差異，就很難真正理解當代日本人的中國觀。

政治家畢竟是國民的代表，必須照顧全體社會的利益，他們對中國的態度與政策必然是多元的。但整體而言，他們一方面強調中國快速的發展與龐大的市場對日本經濟是一種催化劑，應該加強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鼓勵日本企業到中國市場賺錢；一方面也強調，無論從歷史上曾成為過超級大國的先例看，還是從中國至今貫徹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中國的崛起將是擴張性的，日本國民必須對此保持清醒和警惕，提前為未來的風險做準備。

與中國崛起正相關生長的日本民族主義和通過修憲成為“普通國家”的言論日益滲入日本政治家的中國觀。去年9月，日本民主黨內閣對尖閣諸島“國有化”便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行動，反映出日本國內輿論對於中國的海上擴張，日益憂懼。去年12月，重新上台的自民黨繼承並且強化了“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日本必須鞏固自身的防禦能力”的觀念。據我觀察，從2009年9月自民黨到民主黨的政權交替到2012年12月民主黨到自民黨的政權交替，大約三年多的時間裏，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兩黨領導人或多或少都覺得對華強硬對鞏固權力、迎合選民有利，在這個意義上，當前不少主流政客是“歡迎”中國崛起的。

企業家看重現實利益，他們對看待中國偏向理性，較少情緒化。2005年北京、上海、沈陽、成都等地發生大規模反日遊行，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始終把中國視為重要市場的日本企業家，紛紛向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和其他政界要人施壓。企業界的口號是“請政治不要打擾經濟，你們什麽也別做了！”

目前，日本企業家仍高度重視中國市場，但從去年至今年，在與日本企業家們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們對中國市場正漸漸失去信心與耐心。小泉時代的日中關系可以用“政冷經熱”形容，當下的日中關系越來越有“政冷經也冷”的味道。去年，日中關系因“尖閣諸島國有化”更加惡化，日本企業家日益擔憂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存在將成為政治關系的犧牲品。除了“反日”這一政治因素之外，人口紅利消失、知識產權保護缺失、市場化改革滯後等中國的自身問題也加劇了日本企業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

尤其自“雷曼危機”以來，中國人力成本不斷攀升，越來越多的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越南、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近來在緬甸出現的民主化趨勢也正在加強日本企業家對“東盟”地區的信心。最近，在商社、制造業、廣告公司等不同行業從事亞洲業務的幾名年輕企業家紛紛對我表示，“日本企業家有個傳統，他們只能在對自己友好的親日國家做生意。在這個意義上，東南亞各國是絕佳的選擇，中國則是相對落後的。”

知識分子群體主要由學者與媒體人構成，他們對中國的擔憂與政治家有重疊之處，但往往更情緒化，用中國官方批評日本的說法，就是“不負責任”。2005年下半年，我給日本某媒體撰文談中國問題，編輯告訴我說，“寫的過於理性和中立，這樣沒人願意讀你文章，請你寫得煽動一些。”

近兩年，一些日本經濟學家建議日本謀求在經濟上獨立於中國，以規避中國在政治與經濟兩個方面的戰略風險。大和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熊谷亮丸(MitsumaruKumagai)出了一本書《PassingChina》，主旨是日本不需指責中國，而可以“越過”(passing)中國。他認為中國經濟2015年前後可能陷入崩潰，日本應該推進“ChinaplusOne（中國+1）”，即加強與泰國、印尼、印度、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聯系。熊谷寫道，“作為最壞的可能性，根據我的估算，日中關系惡化頂多把日本的GDP降低0.2%左右，影響極小。”

熊谷亮丸的中國觀在日本有不小市場，越來越多的日本學者認識到中國對日本構成了多重的風險：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軍備升級、經濟競爭、環境食品安全等。過去，日本知識分子討論“中國威脅論”，前提是“我們需要面對它，關鍵是怎麽面對”，但自從去年9月以來，不少關心日本經濟未來的有識之士開始從“如何規避風險”的角度討論中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規避論”，即撤離中國。他們自認為這樣主張是出於“責任感”，是認真考慮日本未來的市場戰略，並權衡利益的結果。這類主張對企業家們圍繞如何應對中國風險(Chinarisk)的思考之影響也很大。

我個人認為，作為中國的鄰居，又是面對與歐美國家等不同風險和問題的經濟體，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另類論”、“中國規避論”等各種言論並存，說明這個社會是健康的。不過，在中國經濟已經徹底融入世界經濟，世界各國都在認真談論中國經濟的未來、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與可能爆發的風險的形勢下，部分知識分子如此淡定地提出“中國會崩潰，應該從中撤離”難免令人感到不負責任，不夠耐心，有些情緒化。但這一情緒也實實在在地表明日本社會面對中國崛起的普遍恐懼與擔憂，反過來看，70年代曾經被傅高義(EzraVogel)稱為“日本第一”(JapanasNo.1)的日本如今越來越不自信，“規避論”正是這種心態的重要體現。

年輕人主要是指大學生與剛走向社會的畢業生（大約30歲以下），這個群體將決定日中關系的未來。如今，在日本大學最有人氣的第二外語早已從德語變成漢語，越來越多的學生隨著中國影響力與中文重要性的提升，把留學與關註的對象從歐美轉移到中國，依我觀察，這一趨勢還將持續。

日本年輕人接觸中國同齡人後，真切地感到中國崛起的壓力。我在上學期間參與創辦過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之間的互訪交流項目“京論壇(JingForum)”上，一名東大學生在北大未名湖畔對我說：“沒想到北大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與信息消化能力如此厲害。”這一感受絕不是個案，日本年輕人在與充滿競爭力的中國學生交流後，很多人都對自己和日本的未來感到擔憂。

我認為這種擔憂是積極的，因為，中國年輕人的競爭力可以形成良性的壓力，“刺激”日本年輕人，促使他們更加努力面對自己的生活與工作。雖然年輕人中也存在對中國感到恐懼與擔憂，從而產生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情況，但與政治家、知識分子、老百姓等相比，他們基本能夠把“中國年輕人的崛起”視為“必要的外壓”，從而鼓舞自己，甚至追求與中國青年共同進步。

近年來，不管是從日本大學畢業的還是從中國大學畢業後來到日本的，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在日本企業就職，我的日本朋友們普遍反饋“他們很優秀，日本員工不如他們”。當然，在至今維持“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的日本大企業裏，光靠“優秀”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年輕人也需要學會日本特色的處世方式。

最後是在人口中占大多數的普通百姓。日本老百姓的中國觀，可以用三個字形容--毒餃子。2007年底至2008年初，食用過原產於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天洋食品廠的同一品牌的冷凍餃子的日本居民出現食物中毒癥狀，其中3人情況危重，1名兒童一度昏迷。2010年3月中國警方抓捕並公布犯人，承認這是一起投毒案件。約兩年多時間裏，日本老百姓，尤其是強大的家庭主婦們對中國的好感度急劇下降，2008年5月胡錦濤訪日，8月北京奧運會都沒有改善這種情緒。

民意如此，迫使日本政治家不斷向中方施加壓力。2008年5月初，中國一位領導人在北京私下問我，“加藤，你們日本人到底多重視毒餃子這個事件？”從對方的口氣，我的確感覺到，中方在與日方交往的過程中深感毒餃子事件給日方政客所帶來的輿論壓力，並影響兩國外交談判，包括胡錦濤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2008年5月6日至10日）的議事日程。我對這位領導明確回答說，“巨大，就是巨大。對於絕大多數日本百姓來說，毒餃子事件比國家領導人的國事訪問重要很多。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就是這麽簡單。”

據我這些年的觀察，日本普通百姓的中國觀，影響最大的就如前所述的民生因素，包括像毒餃子事件、三鹿奶粉、“紙肉餡”事件等食品安全問題，這些事件使得日本老百姓覺得“中國社會在食品安全這樣影響生命的問題上沒有道德底線。政府不保護，百姓不重視，媒體不報道，學者不思考。這個社會，究竟怎麽回事？”基於這樣的感受，日本百姓不斷對中國社會產生質疑，甚至恐懼。畢竟，日本百姓也每天食用來自中國的食品；日本與中國的天空是連在一起的，中國的環境汙染也必然影響日本的空氣。

在我看來，從影響日本百姓中國觀的角度說，僅次於民生因素的是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畢竟那些出現暴力行為的電視畫面在日本百姓對中國社會產生恐懼的心態變遷過程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三大影響是領土領海爭端。這個問題歸根到底容易吸引百姓眼球：政治家高度重視，媒體天天報道，不少百姓難免產生“我們會不會被中國吞並”的恐懼，畢竟，熟悉古代史的日本人知道日本向中國朝貢的歷史。

日本政治家、企業家、知識分子、年輕人、老百姓這五個群體的中國觀有共性也有差異，群體之前互相影響。日中關系今天陷入的困境與此息息相關。

去年9月的“國有化”就是典型例子。民主黨野田佳彥內閣出於中國海上擴張戰略的壓力，進行“國有化”；“國有化”後的“反日遊行”加劇了日本老百姓對中國的恐懼與擔憂；企業家被迫重新評估在華經營的風險，甚至考慮撤離中國。在此過程中，包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在內的政治家一面強調重視對華關系，保持與中方多渠道溝通，謀求早日實現日中首腦會談，一面也不忘記對中國表示警惕、抗議。

知識分子則是最為“麻煩”的群體。日中政治關系的惡化被輿論渲染，讓普通百姓基本不經獨立思考地接受反華立場；政治家不得不迎合選民的大眾輿論；中國海監船又進入尖閣諸島海域“的報道，正在加深日本百姓對中國的恐懼，甚至導致”不要把孩子送到中國了“，”不要買中國制造了“；不少年輕人甚至因”輿論壓力“放棄學習中文、留學中國、或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更讓我感到擔憂的是，原來最清醒的企業家群體，現在也日益受到來自政治家、普通百姓、知識分子群體的”輿論壓力“，考慮如何減少而不是加強同中國的聯系。(作者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專欄作家，收藏自2013-08-05《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