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出生時，呼蘭河水是清的。月亮喜歡把垂下的長發，輕輕浸在河裏，洗濯它一路走來惹上的塵埃。於是我們在蕭紅的作品中，看到了呼蘭河上搖曳的月光。那樣的月光即使沈重，也帶著股芬芳之氣。蕭紅在香港辭世時，呼蘭河水仍是清的。由於被日軍占領，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緊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買了一對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這個無奈之舉，在我看來，是冥冥之中蕭紅的暗中訴求。因為蕭紅是一朵盛開了半世的玫瑰，她的靈骨是花泥，回歸花瓶，適得其所。

香港淪陷，為安全計，端木蕻良將蕭紅的骨灰分裝在兩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淺水灣，如戴望舒所言，臥聽著“海濤閑話”；另一只埋在戰時臨時醫院，也就是如今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一棵樹下，仰看著花開花落。

我三月來到香港大學做駐校作家時，北國還是一片蒼茫。看慣了白雪，陡然間滿目綠色，還有點不適應。我用晚飯後漫長的散步，來融入異鄉的春天。

從我暫住的寓所，向南行五六分鐘吧，可看到一個小山坡。來港後的次日黃昏，我無意中散步到此，見到圍欄上懸掛的金字匾額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時，心下一驚，難道這就是蕭紅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難道不期然間，我已與她相逢？

我沒有猜錯，蕭紅就在那裏。

蕭紅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呼蘭河畔，舊中國的苦難和她個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讓她飽嘗艱辛，一生顛沛流離，可她的筆卻始終飽蘸深情，氣貫長虹。蕭紅留下了兩部傳世之作《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前者由魯迅先生作序，後者則是茅盾先生作序。而《生死場》的原名叫《麥場》，標題亦是胡風先生為其改的。可以說，蕭紅踏上文壇，與這些泰鬥級人物的提攜和激賞是分不開的。不過，蕭紅本來就是一片廣袤而葳蕤的原野，只需那麽一點點光，一點點清風，就可以把她照亮，就可以把她滿腹的清香吹拂出來。

蕭紅在情感生活上既幸運又不幸。幸運的是愛慕她的人很多，她也曾有過歡欣和愉悅；不幸的是真正疼她的人很少。她兩度生產，第一個因無力撫養，生下後就送了人；而在武漢的白朗家生下第二個孩子時，蕭紅身邊，卻沒有相伴的愛人，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婚姻和生育，於別人是甜蜜和幸福，可對蕭紅來說，卻總是痛苦和悲涼！難怪她的作品，總有一縷擺不脫的憂傷。

蕭紅與蕭軍在東北相戀，在西安分手。他們的分手，使蕭紅一度心灰意冷，她遠赴日本療傷。那期間，她的作品並不多，有影響的，應該是短篇小說《牛車上》。赴日期間，魯迅先生病逝，這使內心灰暗的她，更失卻了一份光明。蕭紅才情的爆發，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時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後歲月。《呼蘭河傳》無疑是蕭紅的絕唱，茅盾先生稱它為“一幅多彩的風景畫，一串淒婉的歌謠”，可謂一語中的。她用這部小說，把故園中春時的花朵和蝴蝶，夏時的火燒雲和蟲鳴，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飛雪和麻雀，連同那些苦難辛酸而又不乏優美清麗的人間故事，用一根精巧的繡花針，疏朗有致地繡在一起，為中國現代文學打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後花園”，生機盎然，經久不衰。

蕭軍、端木蕻良和駱賓基，這幾個與蕭紅的情感生活緊密相連的男人，在蕭紅故去後，彼此責備。蕭紅身處絕境，一盞燈即將耗掉燈油之際，竟天真地幻想著尚武的蕭軍，能夠天外來客一樣飛到香港，讓她脫離苦海。蕭紅臨終前寫下的“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以說是她對自己淒涼遭遇的血淚控訴！事實是，蕭紅去了，但她的作品留下來了，她用作品獲得了永恒的青春！

我想起了多年以前，追逐著蕭紅足跡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先生，對我講起他當面指責端木蕻良辜負了蕭紅時，端木突然痛哭失聲。我想無論是葛浩文還是我們這些蕭紅的讀者，聽到這樣的哭聲，都會報之以同情和理解。畢竟，那一代人的情感糾葛，愛與痛，歡欣與悲苦，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端木蕻良能夠在風燭殘年寫作《曹雪芹》，也許與蕭紅的那句遺言不無關系：“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而且，按照端木蕻良的遺囑，他的另一半骨灰，由夫人鐘耀群帶到了香港，埋葬在聖士提反女校的樹叢中，默默地陪伴著蕭紅。只是歲月滄桑，蕭紅那一抔靈骨的確切埋葬地，沒人說得清了。只知道她還在那個園子裏，在花間樹下，在落潮聲裏。

蕭紅在淺水灣的墓，已經遷移到廣州銀河公墓，而她在呼蘭河畔的墓，埋的不過是端木蕻良珍存下來的她的一縷青絲而已。一個人的青絲，若附著在人體之上，歲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會將它逐漸染白；而脫離了人體的青絲，不管經歷怎樣的淒風苦雨，依然會像嬰孩的眼睛一樣，烏黑閃亮。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據說範徐麗泰和吳君如就畢業自這裏。它管理極嚴，平素總是大門緊鎖。有一天放學時分，趁學生們出來的一瞬，我混進門裏。然而一進去，就被眼尖的門房發現，將我攔住。我向她申明來意，她和善地告訴我，蕭紅的靈骨確實在園內，只是具體方位他們也不知道。如果我想進園憑吊，需要與校方溝通。她取來一張便條，把聯系人的電話給了我。我悵惘地出園的一瞬，忽聞一陣琴聲。循聲而望，那座古樸的米黃色小樓的二層，正有一位梳短發的女孩，傾著身子，動情地拉著小提琴。窗裏的琴聲和窗外的鳥鳴呼應著，讓我分不清鳥鳴是因琴聲而起呢，還是琴聲因鳥鳴才如泣如訴。

我沒有撥那個電話。在我想來，既然蕭紅就在園內，我可以在與她一欄之隔的城西公園與她默然相望。聖士提反，是首位為基督教殉難的教徒，他是被異教徒用石塊砸死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校，有一股說不出的悲壯，更有一股說不出的聖潔。其實蕭紅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只不過她信奉的教是文學，並且也是為它而殉難。她在文學史上的光華，與聖士提反在基督教歷史上的光華一樣，永遠不會泯滅。

清明節的那天，香港煙雨蒙蒙。黃昏時分，我啟開一瓶紅酒，提著它去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祭奠蕭紅。我本想帶一束鮮花的，可蕭紅在園內四季有鮮花可賞，那紅的扶桑和石榴，紫色的三角梅和白色的百合，都在如火如荼地盛開著。蕭紅是黑龍江人，那裏的嚴寒和長夜，使她跟當地人一樣，喜歡飲酒吸煙。我多想灑一瓶呼蘭河畔生產的白酒給她呀，可是遍尋附近的超市，沒有買到故鄉的酒。我只能以我偏愛的紅酒來代替了。

覆活節連著清明，香港的市民都在休長假，聖士提反女校靜悄悄的。我在列堤頓道，隔著欄桿，搜尋園內可以灑酒的樹。校園裏的矮株植物，有葉片黃綠相間的蒲葵，有油綠的魚尾葵，還有剛打了骨朵的米子蘭。我把它們輕輕掠過，因為它們顯然年輕，而蕭紅已經去世六十八年了。最終，我選擇了兩棵大樹，它們看上去年過百歲，而且與欄桿相距半米，適合我灑酒。一株是高大的石榴樹，一棵則是冠蓋入雲、枝幹遒勁的榕樹。鐵欄桿的縫隙，剛好容我伸進手臂。我舉著紅酒，慢慢將它送進去，默念著蕭紅的名字，一半灑在石榴樹下，另一半灑在樹身如水泥澆築的大榕樹下。紅酒漸漸流向樹根，滲透到泥土之中。它留下的妖嬈的暗紅的濕痕，仿佛月亮中桂樹的影子，隱隱約約，迷迷離離。

灑完紅酒，我來到聖士提反女校旁的城西公園。一雙黑色的有金黃斑點的蝴蝶，在棕櫚樹間相互追逐，它們看上去是那麽的快樂；而六角亭下的石凳上，坐著一個膚色黝黑的女孩，她舉著小鏡子，靜靜地塗著口紅。也許，她正要趕赴一場重要的約會。如今的香港，再不像蕭紅所在之時那般的碧海藍天了，從我居所望見的維多利亞港和它背後的遠山，十有七八是被濃重的煙靄籠罩著。大海這只明凈的眼，仿佛患上了白內障。而聖士提反女校周圍，亦被幢幢高樓擠壓著。蕭紅安息之處，也就成了繁華喧鬧都市中深藏的一塊碧玉。不過，這裏還是有她喜歡的蝴蝶，有花朵，有不知名的鳥兒來夜夜歌唱。作為黑龍江人，我們一直熱切盼望著能把蕭紅在廣州的墓，遷回故鄉，可是如今的呼蘭河幾近幹涸，再無清澈可言，你看不到水面的好月光，更看不到放河燈的情景了。我想蕭紅一生歷經風寒，她的靈骨能留在溫暖之地，落地生根，於花城看花，在香港與拉琴的女生和塗紅唇的少女為鄰，也是幸事。更何況，蕭紅臨終有言，她最想埋葬在魯迅先生的身旁。

走出城西公園，我踏上了聖士提反女校外的另一條路——柏道。暮色漸深，清明離我們也就越來越遠了。走著走著，我忽然感覺頭頂被什麽輕撫了一下，跟著，一樣東西飄落在地。原來從女校花園欄桿頂端自由伸出的扶桑枝條，送下來一朵扶桑花。沒有風，也沒有鳥的蹬踏，但看那朵艷紅的扶桑，正在盛時，沒有理由雕零。我不知道，它為何而落。可是又何必探究一朵花垂落的緣由呢！我拾起那朵柔軟而濃艷的扶桑，帶回寓所，放在枕畔，和它一起做星星夢。（2010年5月10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