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作為符號，在《詩報》發行之前，被較少在漢詩的書寫中出現18，到了三○年代，隨著幾種重要文藝報刊雜誌的刊行，「基隆」逐漸被看見，1930年（昭和5）創刊的《三六九小報》，便曾出現自署為「雞籠山下水濂洞主」的戲謔文字，內容為三貂嶺下古猴硐實為老猴精（27：1930.12.6：4）19，連橫作〈雅言〉，提及「淡水為今之臺北」（157：1932.2.26：4），早期的景象：

草萊未伐，長年陰霧，罕晴霽，故里諺曰：「淡水是這天，雨傘倚門邊」，可以其知多雨矣，建省以來，山嵐漸歛，民戶日殷，雨雖稍殺，而自冬徂夏，連綿不絕，基隆且稱「雨港」，是其氣象之陰晴與臺南迥異矣。

此文提點臺灣南北風物殊異的狀況，而，南北關係的對轉，則以「建省」為分野；然，即使感知南北有所差異，在傳媒的使用上，基隆詩人發稿此處並不多見，而兩次鐘亭擊鉢錄，便收攏周士衡、張鶴年、張一泓、許柱珠、李紹蓮等人20，此後，聲跡幾渺，僅少壯李春霖（1912-1935）較多詩作，如：〈詠寄廬四君子贈主人一枝詞兄〉（46：1931.2.13：4）、〈感作敬步校長葉紹曾先生憶京華韻(二首)〉「一帆去國不勝愁，散髮聊為放浪遊」（59：1931.3.26：4）、〈南京錢漢祥同學以書懷詩索和依韻奉答〉（92：1931.7.16：4），唯多不記基隆風物，加上詩人多病21，幾年後因染肺疾而逝，「基隆」遂不被看見。

《三六九小報》發行於1930-35年間，雖然略早於《詩報》（1931-1944），但關於基隆的書寫，仍屬片面、斷裂的內容，或許是由於地理隔閡，以及主導《小報》的南社編輯群，突顯台南文化傳統所致，隨著《詩報》的發刊，作為北台的傳媒，內容取向，除了漢詩，其中呈顯的詩人酬唱、詩社運作、漢詩閱讀等，可看出以「漢詩」為核心的生存世界，隱然成立，然而，作為審美符號的「基隆」，它是具有一種意指的作用，「符號存在於世界並在那裡向我示意」22，在《詩報》中，這個能指與所指就向知覺開放著，李石鯨、張一泓、蔡景福、陳其寅等人的大量詩作，與此發生關係，即便是風月吟詠，也就具備一定的意義；這是因為，《詩報》開放語言，將活生生的經驗，與具體描述的事物、歸返自身的感覺，以漢詩的形式，向世人言說。

《詩報》創刊於1930年（昭和6）10月30日，每半月(1、15日)發刊乙次，厚約十八頁，發行初期，稱為「吟稿合刊詩報社」，詩文兼收，設址在：桃園郡桃園街桃園字中南一Ο四番地（1：1930.10.30:6），周石輝（生卒待查）自述發刊緣由，「一以通文人聲氣，一以合刊吟稿互相研究，引起後起學詩讀漢文之興為主旨，為海國風騷之共同機關」23，可說是以合刊吟稿為公共空間，在此分享共同視域，其目的以維持「臺灣漢學」（魏潤庵：〈詩報發刊詞〉），亦即危機感（perceptions of crisis）的產生，促發傳統詩人的集資出刊，「蟹行文字之曼衍於瀛壖也，漢學危微，欲墜未墜之秋，撐持其間者詩社也」（邱筱園：〈詩報發刊詞〉），初期發行、編輯、印刷都在北臺的桃園進行，其中編輯員：周石輝、林雲帆、王篆、吳周元等，檢閱人：鄭永南，皆為「桃園吟社」（社址：桃園郡桃園街）社員24。

至於，屬地基隆的相關人士，僅有贊助員許梓桑，援助員劉其淵（24：1931.11.15：16）等人；年餘，第44號有〈啟事〉：本事務所，自十月一日起移基隆，編輯及收支事務，歸蔡清揚君負責辦理，此後投稿及惠報代請交：基隆市旭町二丁目四十番地 蔡清揚收，吟稿合刊詩報社 周石輝敬告 （44：1932.10.01：3）

隨著編輯所的轉移，次號印刷所易改為基隆當地印刷所：「仁華活版所」，位址於福德町一丁目二五番地（今愛二路前段，與仁三路交叉口附近，今改華年印刷廠）25，印刷人則為張朝瑞（張曹朝瑞，1888-1960），本號尚可見張朝瑞以「仁華」(鳳頂格)徵詩26，又，以編輯室發文，可見編輯亦隨往基隆：

◎本社事務所因初移基隆故本期發行延遲數日……。
◎又，台北王省三先生本月十四日來基，順到本社一談。（45：1932.10.25：1）

越一號，詩稿改寄基隆，「基隆市旭町二ノ四０ 吟稿合刊 詩報社蔡清揚收」（46：1932.11.1：1），原社長盧纘祥（1903-1957）亦於同號，刊發〈啟事〉，推薦許梓桑任社長，至此《詩報》的主事、編輯、印刷、發送俱在基隆，直至停刊，發行人亦由基隆蔡清揚擔任（旭町二丁目四十番地，47：19321115：1），可考基隆時期投入編輯者，亦以基隆詩人為主，如張一泓諸人，總計發行到1944年底的最終號，共計309期，時為戰爭末期，一共持續十四年，成為日治時期的傳統文學報刊中，出版時間最久者，也是私家傳媒裡，次於《民報》的發行時間27。

通過《詩報》，「基隆」自我呈顯在傳媒，言說自身，並銘刻全臺詩人心版：
吟稿合刋詩報社創自桃園移於基津光陰迅速迄今已閱四載
號數多至一百為我臺漢字文藝雜誌未曾有之長壽命者誠可慶也。
（摘錄尤人鳳：〈詩報百期祝辭〉，100：1935.03.01：16）

詩報創刊桃園始。方便移轉基隆市。營業駸駸日擴張。購讀紛紛來遐邇。
吾台自有雜誌來。誰與詩報長久比。文風挽住興吾台。梨棗殷勤無暇晷。
（摘錄尤人鳳：〈祝詩報發刊十週年記念〉，239：1941.01.01：24）28

不唯《詩報》，「基隆」亦通過《破浪吟草》（1920）、《壯棄齋吟稿》（1927 ）、《南雅文藝》（1938）、《懷德樓文稿》（1992）、《竹潭詩稿》（1997），在地言說，《南雅文藝》係由李春霖主其事，設址基隆市福德町一ノ一三，是作為臺灣漢學研究會會報之用29，惜因經濟關係，雜誌遂中輟，〈晤紉秋君〉「藻香南雅盡沉淪，到此難容再樂貧」（293：1933.5.29：4），「近又有編輯《鯤海鐘聲集》之舉，未幾，蘧霜凋夏綠，齎志以歿」30，記錄了漢文雜誌的維持困難。

二、地方感知與基隆意象

「現象學」，把握本質的方法，首先是現象的「還原」(reduction)，將過去被遮蔽的，都轉化成意識所能感知的具體現象，第二步是本質的還原，呈現現象的本質，無涉的部份，則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並以直觀方式，掌握不變的根本，最後，則以超越還原，歸返意識的本源、意義的基礎31，但，由於現象學本身的複雜與晦澀，理解與疑惑者，往往同時並存爭論，連身為此學說的要角，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1908-1961），都坦言「現象學是什麼呢？」，接著，他試著揭諦此一大哉問，現象學作為哲學上的思索，「哲學也不是反省前於存在的真理，而應該是類似於藝術──是將真理帶進存有的一種活動」32，至此，詩學作為藝術活動中，最精粹、朦朧歧義，思接天地的語言，其在現象學中的位置，也就不言自明了。

而，置放在文學閱讀時，學者也提出觀察的心得，「現象學落實在文學論評時，多半不是系統性的，而是局部的、選擇的、個別觀念的借用」33，本文除了援引現象學的觀念，尤其，重要主題與意象的反覆出現，更是詩人意識的具體顯現，換言之，掌握漢詩中的重複主題與意象，也就掌握詩人在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主客體間的現象關聯。

再者，人類通過「物」，進行思考與行動，「在地」的意義，是詩人在此行住坐臥，對此地有著特殊的意向，掌握漢詩，便能深契詩人的體驗，這體驗，來自時間與空間構築的「地方性」（locality），通過文字，進行體驗的深描，在地觀點得以言說地方知識，與官方的文化詮釋，成為多音交響。

（一）基隆詩人的住地共感

「漢詩」，作為詩人意識的具體開顯，「基隆」，則是創作意識指向的對象，因此，追索「基隆」意識之所由，則要考察何謂「在地詩人」；前文所及，生於斯、長於斯，或恆常居住/活動在基隆的詩人，由於身體的感知（perception），賴以憑藉，創作與基隆相關風物的漢詩，此詩人在日治時期的系譜，可開列出：陳庭瑞、蔡景福、黃斌、王金火、劉其淵、李登瀛、劉明祿、周士衡、蔡清楊、黃景岳、張添壽、簡銘鐘、何崇嶽、楊靜淵、賴炳煌、簡清風諸人，目前可考生卒年，並擬作小傳者，其中，以許梓桑(1874-1945)、顏雲年（1875-1923）等較為知名，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身份，除了書房教師外，商人佔有相當比例，也反映基隆的職業組成，另外，張純甫（1878-1931）是由新竹一地，來此生活，代表基隆的多方聚合，其餘人士，逕見附錄（表1：日治基隆重要詩家小傳）。

在地詩人的存在，清楚地揭示「居住」(dwelling)，對於產生在地「體驗」的重要（「居」的現象學，請見第三節的討論），這也不言自明地，清代的基隆書寫，與日治時期輩出的基隆漢詩/人，在本質上根本的不同，無論是官宦、旅遊，甚或身在而心懷他方的流寓者，根本上與栖居於此者，思考面向的差異。

諾伯舒茲曾援引海德格「居住」的概念，來表示人為與場所的關係，並以為「當人定居下來，一方面他置身於空間中，同時也暴露於某種環境特性中。這兩種相關的精神，更可能稱之為『方向感』（orientation）和『認同感』（identification）」34，其中，要以李碩卿（石鯨，1882-1944）堪為代表，時人記載其人事蹟行誼：

保粹書房教師也，聰穎好學，誨人不倦，才比七步，學富五車，久為壇坫所瞻仰，每為振興漢學，關心教授，滿地桃李，多出其門焉。35李氏作為「恆常居住/活動在基隆」的人，放入在地詩人，加以探討，這是著眼基隆區域的特殊性，具有海洋的「移動」(mobility)性格，來去之間，「流動」（flow）頻繁36。李氏先祖從閩汀遷臺，落戶樹林，「壯歲來基」，恰逢顏雲年（1882-1923）招聘記室，遂深耕/生根於斯，時顏雲年築環鏡樓，鼓吹詩學，禮聘名士為記室，氏應其聘，相與振興風雅，地方文風日盛」，長居基隆，入瀛社，「設保粹書房於新興街，歷時廿載，及門得其傳授，多有精擊鉢吟者」37 ，晚年出版《東台吟草》（1939）；一生可謂詩文相伴。李氏在1932年夏日，登山完後，赴宴奎山吟社，寫下系列詩作，清楚地書寫基隆，使得此詩具有可辨識的效果：

山中怪地稱多士，請看高砂第一峰。磅礡千秋騰秀氣，地靈人傑此攸鍾。山形員秀似雞籠，海拔崔巍壓眾峰。莫向巒頭插吟旂，恐驚跋浪起吟龍。38通過「高砂第一峰」的地景(landscape)，給予視覺焦點的關注，從自然地理的突出性，轉移到人文化育的「地靈人傑」，對於自己鄉土的自豪，形塑詩人在地性格，同時，熟稔風物掌故，隨意捻來，正寫典故，反筆便成「雞籠果否有籠雞，耳畔時聞咽咽啼。一足踢翻滄海去，不羈還汝自由棲」，這樣天生自然的意識流露，正是對土地認同的本發情感，不是通過客觀地分析而來，有學者指出認同是「意指與物的世界產生有意義的關連」，更深一層去說：「認同(identification)意指去經驗一個有意義的完整環境，然而在這整體之中有些事物的特殊重要性必然會顯現出來」39。

文人社群間，集體認同的凝聚，「詩社」是個值得觀察的取徑，正如學者指出，社團的成立，是「雙方建立共知、共識、共感等共同性的過程」，詩歌本身即是傳統文化的積累，兩者結合的「詩社」，其結集與雅會的過程，在三０年代的臺灣，便兼有遊戲宴集、言志通情，以及「見證歷史的言論空間」的多重可能40，可能的變動，則依憑各詩社性質、詩人氣質而定，未可偏論。

日治時期的基隆，最早並無固定組織，以顏雲年、許梓桑，連袂加入台北瀛社，因此之故，瀛社依年分四季，每季舉開集會，其中一季例在基隆，後則有小鳴吟社的結成，開啟詩社在地化，基隆在日治時期，有小鳴、網珊、月曜、復旦等吟社，乃至晚出的曉鍾吟社（1939，詩社列表，參見附錄表2：日治基隆詩社發展略覽），約略勾勒出日治時期基隆詩社的發展；再者，從詩社的性質，可以分為內聚型與開放型，前者以書房為軸心，發展出的師生切磋詩藝、保存漢學，李碩卿主持的月曜吟社、王子清主持的同勵吟社，均屬之，後者，通過詩會聯吟的方式，以風雅為號召，聚集政經的領導階層，如小鳴、復旦吟社與大同吟社，有此類似趨向41。其中，總覽基隆在地詩社中，以「大同吟社」最為重要，除了橫跨日治、國府時期，成員最多、活動活躍，《詩報》在專欄「介紹各吟社近況」中，有如下記載，呈現1931(昭和6)的詩社情形：

◎大同吟社

事務所在基隆市新店七七蔡清揚氏處每月開擊鉢吟例會一次

顧 問：許梓桑
社 員：（以年齒為序）
陳庭瑞、呂献圖、蔡景福、王雪樵、陳耀東、劉其淵、黃梅生、
林思齊、張一泓、李醉霞、李登瀛、劉明祿、周士衡、蕭水秀、
蔡子淘、張文穆、黃景岳、張鶴年、簡銘鐘、杜靄人、何崧甫、
王吞雲、杜二陵、楊靜淵、賴照熙、簡穆如、楊子培。
（14：1931.6.15：16）

換言之，大同吟社是基隆地區能見度最高的詩社，成為標誌，立基於基隆的在地共感，往來網絡，地緣上的聯誼/聯吟唱和，1936年10月，與雙溪貂山吟社、九份奎山吟社，共組「鼎社聯吟會」，或，借公務私事、旅遊之便，參與各地吟會，或者各地詩人結成大會，這是縱貫鐵公路開通、基隆港埠濬深後，往來更加便利，傳媒上的公共空間，則在報刊（日人稱「新聞紙」）雜誌上，大幅開展，尤其是新式印刷技術的引進，使原先沒有傳統雕版、石印技術的基隆，得以傳佈消息。

（二）凝聚的基隆意象

「基隆」，相較於全臺他地，自然景觀、歷史人文各方面都具有獨特性，這個傳統從主觀想像的全臺八景起始，「雞籠積雪」列名系列詩作中，便可看出清領初期，便把此地視為不同於南臺的北方氣象；如上文略述，隨著開發腳步的推展，「基隆」作為意向性的感知對象，涵納人事物地，以及時空交匯的自為存在，此對象客體，為人的意識而存在，唯有意識得以使/始有意義，通過漢詩的媒介，進行「可見－無形」與「無形－可見」的交流，也就是體現兩個世界的雙重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