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隆」，自身總在言說，基隆漢詩的「在地言說」，是由於在地住民，基於住地共感，所產生出來的，言說的同時，亦即現身，都可視為意向性的書寫，將「基隆」納入意識之中，成為基隆漢詩，這樣的書寫，開展在《詩報》等相關書寫中，通過反覆意象的語言掌握，以「此地此時」為核心的特殊性，便突顯出來；其中，現象學概念的援引，有助於對詩的把握，因此，理解漢詩時，有現象學視角的加入，對於複雜的殖民話語，能夠有撥除遮蔽的效果。

再者，日人所執行的現代化舉措，將時間空間，納入殖民語境，如農業的節氣，人與自然間，以和諧的方式共處，詩人則通過「居」的現象，以及日常生活敘事，建構詩學空間，此詩學空間與現代時間，成為並行於基隆漢詩的體驗中，而詩的多義與歧語，使此時空的建構，成為可能。

離去與召喚

「基隆」，總在言說自身，漢詩的「在地言說」，是由於在地住民，基於住地共感，所產生出來的文字；離去基隆，是在大學負笈外地，自此，未曾再長時間居留該地，然而，肉身的物理疏離，反而種下思念；某日，漫步坊間書肆，偶然披閱《詩報》連期原稿，再度燃起遭遇的念頭，因此本論文，不只是作為一個研究者的企圖，更是通過部分《詩報》殘卷，面對整體的召喚，從存有思考，迴照基隆在地人的身份，藉以省視，孕育我三十年的基隆，而此地，總像港灣庇護遊子。

「基隆」一地，早期住民為凱達格蘭人，隨後荷蘭、西班牙、零星漢人來去此地，留下片段的記錄與遺跡，依據可信的歷史中，從南到北，則是較晚開發的區域，到了清代中葉，隨著北台地位的重要，通商口岸的開闢，基隆位置的優越、礦藏的富饒多產，成了帝國貪覬的目標，「煤炭，灰黑，氣味如硝磺，可以找薪，焰甚烈，北方多用之。出雞籠八尺門諸山，傳荷蘭據雞籠時，煉鐵器皆用此」（《諸羅縣志‧物產志》），這段早出於康熙年間的記載，正是十九世紀末，法、日列強發動戰爭的原因之一。

由於自然資源的豐富，引進了西方的陌生器物，如鐵路鋪設、電報開通等1，可以說，基隆成為臺灣文化的現代窗口，吳德功（1850-1924）曾有感而發，見物即興，就韻成詩：〈台北雞籠頭上奇峰屴崱，怪石嶙峋，今將獅毬嶺開地道以通火輪車〉，其中「屴崱雞籠道，輪車瞬息通」，「通」一字，彷彿預告了在未來發展中，「基隆」作為流動的關鍵地方，處於「幅輳」的特殊位置，因而，晚清以後的歷史，此地具有重要位置。

以傳統文學的發展觀察，「基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如1912年（大正3）10月，顏雲年的別業：環鏡樓落成（建物不存，原新店街，今基隆市忠二路上），11月23日，召開瀛社大會與六社聯吟會，全臺詩人約五十多人與會2，敦聘許南英（1855-1917）主持詩盟，這次聚會，成為日後全島聯吟的先聲3，擊鉢得詩，四百八十餘首，呈錄在《環鏡樓唱和集》；日後，環鏡樓成為顏氏公私所在之地，如劉學三在此與幕士張純甫見面，並以詩記之，「環鏡樓臺高百尺。容君嘯詠吐生平。滿山草色樽前笑。大海濤聲筆底鳴」4，可見其地景位置與引發詩興。

未幾，顏雲年又築日治少數著名庭園：陋園（現不存，原田寮港畔，今基隆市信二路建國新村一帶），復於1919年10月，舉行詩人擊鉢吟會，遂成《陋園吟集》；這兩次成功地邀約全島詩人，赴會基隆，為日後定期雅集的詩人大會，開了先聲，成為日治時期臺灣詩壇，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

再現「基隆」，關於漢詩的傳播，遲於清代，相關方志與筆記，便有記載，隨著現代印刷的開展，出版《基隆誌》等刊物，影響深遠，但，最能代表基隆刊物，則首推《詩報》。目前，針對《詩報》進行的研究，大多是將《詩報》，視為歷史史料或文獻的徵引、或者論文意志的注腳5，所知見的學位論文，或許囿於卷帙浩繁，並未知見專文的研究，至於，以現象學的核心觀念，面對臺灣漢詩，則是屬大膽嘗試。

所謂「基隆漢詩」的界定，是從黃得時而來，作為臺灣文學奠基之作的系列論述：〈台灣文學史序說〉與〈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當可相當程度，反映文學史討論的對象，在〈台灣文學史序說〉系列文字中，預計分述鄭氏時代、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與改隸以來，而所要探討作家與文學，包含由狹到廣，幾個層次6，依據此概念，「基隆漢詩」的文本範圍，有三層內涵，最核心是依人觀詩，居處在基隆的詩人，立基於基隆經驗，創作與基隆相關的漢詩，次一層，屬地繫詩，內容以基隆為書寫範疇，作者則不限於基隆當地人，屬於域外觀察者，最外一層，則是屬人繫詩，出生在基隆的詩人，雖可能從基隆經驗出發，但寫出與基隆不相涉的漢詩，此與本文關聯性最疏離，不擬列入討論。特別指出來的，黃得時將「短暫逗留」者，納入文學史探討，這與基隆的開放性相吻合，本文將從之。

至於研究視角，將從「在地言說」的概念入手，所謂的「在地言說」，一方面是閱讀胡賽爾（Husserl，Edmund，1859-1938）、海德格（Heidegger，Martin，1889-1976）諸人，一系列關於意識與現象的討論，乃至據以闡發的「建築現象學」7
，一方面則得自江寶釵年前的論文：〈台灣漢詩言說現地的建構與離散〉8，獲得的啟發；直指核心地說，這一切的初衷，是想思考「地方感」的意義，人如何居所其中，存在與周遭世界的關係，也就是海德格反覆申言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而，本文暫時擱置，思辯存有的本體問題，而是將這類知識化為先前理解，鋪陳與土地「共感」的可能；而其深遠的企圖，則是建構「在地言說」的可能，為區域意識/書寫的文學史問題，提供基石磚瓦。

一、「在地言說」的意向性

「在地言說」，係指當地居住的人民，所產生的「共通感」9 ，這樣的共通感，是對住民、土地、場所，乃至通達自然等，彼此共有的情感，因此，「在地言說」，不只是表現在住民的言說上，自然同時開放自身，向人言說，形成視域交流，正如海德格所提示的，「言談同現身、領會在存在論上是同樣源始的」10，對海德格而言，「言說」是存在開顯的方式，是此有以共同存有資格對別人的存在性開放。

（一）殖民形塑「基隆」

以此理解「基隆」，不僅作為實存的空間，通過時空的反覆銘刻，因人而具有多重內涵，地理學上的「基隆」，在清代以前的文字記錄，是模糊、不精確的，「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明史（卷三二三）‧列傳‧外國（四）》），清領時期，由於異族統治者的意志，要求確實掌握土地、人口、戶政等事項，通過編纂方志、采風問俗……，邊緣之地漸明；放在清代疆域的版圖，「基隆」最初是以「雞籠」的自然想像出現的，作為側居帝國的邊緣，初期是隸屬諸羅縣治，而其位置是相對於首府「臺灣」，「（臺灣府）北至雞籠城二千一百七十五里」（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一）‧封隅》），「道里計」的數字本身，對於天高皇帝遠的中樞，只是抽象的數的概念，對於在地住民，大多不曾也不會見到這方志的記載，然而，卻不影響自己對「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認識，再者，就算是仔細閱讀過這段文字的文人，也不能立即構成深層的對物的認識，這是「居住」體驗的獨特之處。

放在胡賽爾提出「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觀念中，以為人對待「物」的方式，不只是物自身的存在，通過現象還原，更能夠重新思索日常生活的意義，學者指出，「地方不只是一組累計的資料，更涉及人類意向」11，「人類意向」的衡定與涉入，成為文本解讀的重要關鍵。

這要到歷史的進入，從「想像雞籠/基隆」說起，在平埔族縱橫在臺灣平原時，「基隆」一地曾是凱達格蘭人的家園，由於沒有文字，成為書寫歷史的靜默者，到了十七世紀，西班牙佔據基隆的社寮一隅，1626年5月，「基隆」進入歷史的時間點，1642年，荷蘭人佔領此地，接著清代康熙版納臺灣，郁永河初履北臺，八景詩作的書寫，「基隆」，是被想像的，隨著開墾與統治的擴大，行政區域的劃分日益細緻，從諸羅縣（1684，康熙23）到淡水廳（1723，雍正元），漢人腳步親履此地，遙望陸與海的交界，仍是用想像的方式，將貌似雞籠的山形，用以指稱，乃至詞彙的泛用，或「大雞籠山」或「雞籠嶼」，「其形上狹下廣，如土人籠雞之器」（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山川》），一說，平埔遺緒，或凱達格蘭族(ketagalan)，取首尾ke-lan音譯，再經台音訛近而成，或凱達格蘭族的社名「雞籠」，時間凐變，遂成地名12；歷史進入方志，到了1892年（光緒18），基隆廳采訪造冊，以纂修臺灣通志，遂有《基隆采訪冊》的存目，惜其稿不傳。

名稱的改變，意向著認識的調整，從清初領臺，高拱乾修志，「因鴻濛初啟，多無名號，今舉其可紀者紀之，誠未得十之一也」（《臺灣府志（卷二）‧敘山‧總論》），名號給定、標記的同時，意謂著更多語言的遺忘，於是先民的「暖暖」、「七堵」、「社寮」諸地，活動聲息的消亡，只遺留在簡短的地名上，以示憑弔；到了晚清的蔣師轍（生卒待考）宦遊臺灣時，以外地身份筆記成《臺游日記》，在卷一「光緒十八年四月」條中，記載：

雞籠本屬淡水廳，光緒元年建臺北府，改廳為縣，更設通判於此，以雞籠名不雅，易之。

地名變遷反映了住民，對於自然地理的理解與詮釋，「雞籠」到「基隆」，人文化育的思維，1875年（光緒元），易為「基地昌隆」，雅馴之間，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設台北府分府通判於基隆，成為首次有官方組織的建立；基隆正式的開發，晚至光緒中法戰爭（1884-85）以後，隨著臺灣的建省，屬台北府淡水縣，1888年(光緒14)，獨立出基隆廳，轄領「金基貂石」四堡，所謂：「金」即金包里堡(今萬里、金山，石門部分鄉治）、「基」即基隆堡(今基隆市區，瑞芳部分鎮治)、「貂」即三貂堡(今貢寮，雙溪部分鄉治)、「石」即石碇堡(今汐止、平溪，瑞芳基隆相鄰部份)。

此基隆四堡，遂成時人記憶的「基隆」行政區域，此一舊朝餘緒，仍殘留在日治住民口語中。至日治時期，行政基隆，多次變遷，1896年(明治29)3月31日，殖民者公佈〈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敕令第91號），次日施行，基隆仍領有四堡，到了924年(大正13)12月25日，「基隆市」首度出現，隸屬於台北州基隆郡，實際轄有區域僅為基隆港周邊一帶，分為濱、社寮、入港、福德、仙洞等24區，較今日基隆為窄仄，更遠去於前清的一廳四堡時期；是以「基隆」的定義，不唯實際官方頒布，更多是以動態方式再現於日常稱呼上。也就是說，「基隆」，是兼具經緯劃分的變動，以及住民認知、舊習傳統等豐富意涵，是一種視野的，而不是一種劃/話地自限的言說，這是以「在地」(local)姿態，展現自身。

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面對日人橫向移植現代化的殖民技術，片面、武斷式地割裂臺人原有時空秩序，新/舊、現代/傳統、進步/落後，被殖民的權力話語，橫行置入「統治/被統治」的優位落差，展現在語言的控制上，漢文減少閱讀、台音緘默於公共空間，日文/語強殖的結果，臺灣人或多或少也產生存在的危機，其中，濡染漢文教養的傳統文人，衝擊尤大。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也發生「存在的危機」，胡塞爾思考危機之所由，這成為「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思考起始，企圖超克過去主觀與客觀主義的二元分裂，於是提出「回歸物自身」的方法，擱置預設，直接把握事物本質。

日治時期，大體而言，帝國是以強殖介入的方式，重建聯繫海洋的可能13，從海防到港口吞吐，成為重要的標誌，並為當地住民所認可，無怪乎當地文人李碩卿，作序《基隆誌》，盛讚自己家鄉為「全臺咽喉」「世界良港之一」「全臺第一富源之地」，於是「其地雖小，堪為作誌」，作者自序將過去視基隆為相對位置，重新擺放在世界幅輳的節點（point）上：

地處太平洋上，北通日本內地，南通南洋群島，東通美洲，西通中華歐洲等，且與廈門香港相隣接，實為世界航路之要津，通商貿易之市場。14

《基隆誌》作為基隆，首出的漢文方志，作者簡萬火（1908-1975），係出生於基隆牛稠港(今中山區)，初入台北師範、後為廈門集美學校畢業，著作此書時，為台灣新聞社基隆分局漢文部記者，《基隆誌》的價值，在於繼石阪莊作（1870-1940），以日文書寫的《基隆港》後，有意識地以漢文寫作，提供臺灣人閱讀，內容分卷為：基隆史略、基隆港概觀、基隆市大勢、基隆郡大勢，附錄「基隆重要人物」，將基隆港市合一，並採錄基隆在地人士二百餘人15；至此，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場所精神』由區位、空間形態和具有特性的明晰性明顯地表達出來。當這些觀點成為人的方向感和認同感的客體時，就必須加以保存」16，「基隆」，從他者言說，到自我言說，「基隆」總向我們開放，詩意地言說自身，在地的面貌逐漸清晰，發展出自己的性格。

（二）《詩報》生成意義

日治時期，針對臺灣漢詩的討論，在創作的分類上，區分為：擊鉢/閒詠兩大類，一般咸認言閒詠的文學價值，遠高於擊鉢，然而，在歷史弔詭下，日治時期的擊鉢作品，在詩社林立漸成高峰時，結社聯吟，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為漢學存續的象徵，然而，個別詩社的例會（週、月、季、年，紀/記念會）、小集、雅集，乃至跨社聯吟，都以「擊鉢」作為聚會的主要活動，如中臺的櫟社，「以擊鉢吟號召，遂令此風靡於全島」，雖有同人林癡仙（1875-1915），雖以此擅長，仍以為「雕蟲小技，去詩尚遠，特藉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於是身後，友人編其詩作，「今之無悶草堂集中，亦體兄之意，不錄擊鉢吟」17，連橫（1876-1936）亦稱專事鬪巧，多作則「詩格日卑，而詩之道塞矣」，遂高舉「擊鉢吟之詩非詩也」（連橫：《雅言》），這在日本領臺初期，曾引起一陣辯論。

然而，從歷史發展的過程，「擊鉢」詩作在傳播上，卻有其便利之處，無論在特定詩會上，「擊鉢」的儀式趣味，或者，在傳媒上，利於有限版面的刊登，處處可見擊鉢身影。再者，擊鉢/閒詠的優劣得失，以及帶動新舊文學論爭的探討，已有若干學者，進行深入的考察，本文不擬續貂，將專注在「在地言說」的視角，將擊鉢/閒詠的界線，加以泯除，以挪借現象學的概念，重新傾聽漢詩的言說。這得力於現象學的要旨，著重在「描述」、回歸「事物自身」，強調「我」身為人的存在意義，因此之前的種種紛爭與限見，將放入括弧（bracketing）中，專注在基隆漢詩自身言說的意義。其中，又以大量登載漢詩的《詩報》，特有討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