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筆者寫這篇帶有公共政策建議成分文章的間接原因，是兩個時隔多年、而在核心機制上卻密切相關的反差式經驗。直接刺激筆者寫這篇評論的，是臺灣眼下的政權變更，以及隨後一定會層出不窮的海峽兩岸須嚴肅對付的老困擾和新麻煩。

　　它山之石，不可以攻玉?

　　第一個間接經驗來自2006-2008年在北京期間，筆者參與美國和中國有關全球化對雙方關系新挑戰的合作研究項目，多次聽到中方資深研究人員對美國形形色色智庫的羨慕，和把這一體制引進中國運作的熱切希望。有位中方的小組負責人特別提及他們小組訪問加州斯坦福大學及鄰近的著名智庫胡佛研究所，坐在課堂裏聽國際關系專業研究生班的討論。授課教授就是幾年前卸任的美國外交和國防系統的高中級官員，他們幾十年深度介入美國對外和軍事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把這樣的切身參與、觀察、操作、反思形成的洞見容納進課堂教學，效果當然不同於一般的紙上談兵，因為對外關系和安全事務不是抽象思維的玄學，而是實踐性極強的應用知識分支。這位中方人士感嘆地說：“要是我們中國的名牌大學也能請這樣的前資深外交和防務官員當教授，那咱們的政策研究素質和培養出來的學生水平就不是今天這模樣了!”

　　第二個間接經驗來自2014-2015年期間，筆者多次參加中國內地新成立的智庫和準備成立智庫的高校舉辦的小型座談會。為什麽都是小型座談會?原因多半是：由於中國黨政領導層首肯，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自己的智庫系統，為日益增加的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等的新難題作出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籌劃方略，供各級決策機構作參考，提升決策水平。可是，所有這類難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不便於舉辦更大規模的公開研討會，怕惹麻煩。

　　筆者幾次誠懇地建議中國內地智庫的成員：只要與會者不泄露被清楚界定的國家機密，專門就難題本身進行實事求是的探討，就不應該那麽限制研討會的規模尤其是它的開放性。越是開放式的針鋒相對的辯論，越是能夠刺激大家產生出新主意、新觀點、新設想、新方案、新對策;否則，智庫會慢慢被搞得“智枯”的(參閱筆者《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3頁)。對方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他們不願意冒風險。

　　筆者讀到多篇報道，近來中共高層一再強調“不許非議中央!”“不許妄議大政方針!”這種警示一定要有嚴格清晰的界定，決不能成為一個“彈性籮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否則，中國內地的智庫就更難有效運作了。智庫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它們的成員能夠認真負責地分析、討論、評價既定的上層決議和政策的缺陷和失誤，建議修改乃至放棄它們，推出更好的預備方案或替代對策。如果智庫成員天天只能高呼“堅決擁護、完全贊成、全面貫徹”既定的決議和政策，那要花大錢成立智庫幹嗎?所以筆者感到，中國傳承數百年的智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應用到企圖引入美國智庫的經驗進中國內地一事上，目前恐怕要在中間加上一個“不”字。

　　有必要另辟奇徑增生智源

　　按照海內外某些觀察家的樂觀估計，以上提及的中國內地對“議政”的嚴格限制，至少要維持到中共十九大之後。可是有些重大問題還是需要及時開啟嚴肅議政的有效渠道，其中自然包括臺灣海峽兩邊關系的大難題。筆者覺得，中國大陸最高層應該開啟推陳出新的智庫運作奇徑——邀請今年5月20日臺灣權力交接以後，已經卸任的馬英九博士到北京一家合適的教學研究機構作短期的訪問教授。“訪問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職稱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安排，是落實卸任的高官們把經驗智慧反饋於社會、服務公共利益的方便體制，花錢不多，靈活機動。

　　北京眾多的教學研究機構裏邊，哪一家相比起來更合適?以筆者所見，中共中央黨校最佳，理由有三條。其一，該校學員都是中共黨政系統的高中級官員，他們最有機會把聽課的內容融化進決策思考之中。其二，該校管理嚴謹，省卻了北京高層對馬英九講課內容可能引發失控效應的擔心，而在常規的大學裏面，就難以作這麽嚴謹的管理。其三，該校邀請馬英九作訪問教授，也符合過往多次兩岸高層人士交流的慣例。卸任後的馬英九可能會當上國民黨內的一個名譽職務，也可能是裸退，但他還是國民黨黨員。所以，中共中央黨校作為一家黨的機構，邀請他來對雙方都名正言順。

　　首選的課題之一：認同的跨代之爭

　　邀請馬英九來講課，首選的課題有兩門，都屬於中國大陸眼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的重大關切點，而且馬對這兩門課題也有紮實的根底講授。

　　第一要請他講一講“政治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未來中國”這個課題。這方面的討論繁榮於20世紀中後期大陸之外的幾大中國人社群，首推臺灣，蔓延至海外多地，在北美特別熱烈，尤其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中。馬英九那些在臺灣成長、同時真誠認同中華價值的青年學子，長期深浸於這場大討論裏的理性和感性潮流之中，獲得了真切豐厚的體會。20世紀中後期，大陸之外的幾千萬中國人群體裏，出於歷史的或現實的原因，有些人在政治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人在政治上認同“中華民國”，有些人出於經濟利益考慮對這兩個政治體系都認同，還有些人出於價值觀的原因對這兩者都不認同，但幾乎所有的人大體上都認同中國文化，盡管對這個龐雜的文明傳統有不盡相同的解釋(參閱洪泉湖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版)。

　　這種源於對政治中國的認同之尖銳分歧，並不僅僅是抽象的名稱符號之爭，它更使得無數大陸之外的中國人，主動或被動地卷入個人和家庭安身立命的沖突和危機。筆者雖然是這場大討論的後進入者，也曾經在北美、臺灣、東南亞、歐洲的中國人群體裏，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因為這樣的認同而有種種哀傷乃至慘痛遭遇的男女老少，動情講述個人閱歷和家族史。

　　以上的政治認同之分歧，大半是基於歷史的根源。那麽，即便所有生活於不同政治體系下的中國人，對歷史的中國無法達成一致看法，對於未來的中國呢?哲人黑格爾有句名言：“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是因為我們有歷史。”可是不要忘了，我們是為了未來而活著的，我們更是為了我們後代的未來而辛勤勞作的。那麽，特別是生活在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對未來的中國，是不是可以而且應該努力達成最大的認同公約數，以擺脫“一個中國”最終分裂的混戰前景呢?在這樣的最大公約數之下，緩慢和堅定不移地以合理合情的方式，消減政治認同上的分歧沖突。我們接觸的大陸之外的中國人，越是年輕，就越是對“歷史的中國”不再糾纏，越是對“未來的中國”多有期待，這是跨代的認同之爭。

　　對於這些問題，馬英九一定能夠給中共中央黨校的學員們，帶來富有啟迪意義的講課，因為他那一類人出於家庭和教育背景，一輩子都在這些問題裏面思考、掙紮、嘗試、實踐著。尤其是他主政八年期間，力圖把這跨代的認同之爭通過具體政策來化解，其中的得失甘苦，恐怕目前兩岸三地的政界，無人有比他更深沈的感悟。

　　首選的課題之二：海域和島嶼爭端的法律問題

　　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於1981年完成的學位論文，主題就是東海這類爭端的法律方面(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Trouble over oily waters: 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i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East

　　China Sea.”)。他在任八年期間，這類爭端變得越來越火爆，他每次發表講話或接受采訪，都能以相當專業的知識作出解釋。與此同時，他也提出過和平開發有爭議的海域資源的建議，頗受國際社會重視。就在今年1月28日他任期的最後階段，還頂著多方壓力和誤解，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視察南海爭議中的太平島，以證明它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島嶼”的條件，而非“巖礁”——這恰恰是眼下菲律賓在國際法庭就此打官司的一個要點。與此對照，勝選後的民進黨出於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考慮，拒絕派該黨高官與馬英九同行(參閱民進黨網站1月27日公告)。

　　東海和南海爭端及其法律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作為戰勝方的中華民國政府著力應對的要務之一，積累的文獻和經驗非常厚實。隨著菲律賓積極把此爭端遞交到國際法庭求裁決，越南等國也會仿效(這也是剛召開的美國和東盟莊園峰會的主題之一)。中國大陸過去在國際法領域的人才和經驗都欠缺，現在惡補也不可能馬上到位。像馬英九這樣具有專門知識和操作經驗的政治家，大可幫助北京決策層對付這一連串難題。

　　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百分之三十的內容被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讓他這匹馬先行一步作訪問教授，更多合格者便可陸續造訪該黨校了。越是開啟新的智源，智庫就越是不至於智枯。

       (發布時間：2016年02月29日 來源時間：2016年02月22日 中美印象分析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