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鵬：智庫建設的美國經驗與中國特色

　　2016年4月6日，《現代國際關系》編輯部召開主題為“ 新時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建設”的研討會，邀請國內部分智庫、高校的專家學者圍繞當前國內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建設中的成績與不足進行研討，就未來智庫發展提出建議。現將部分與會者發言內容整編發表，以飧讀者。

　　當前，中國的智庫建設得到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方興未艾，熱火朝天，成績可喜，前景廣闊。但要真正做大做強做實，形成既有中國特色又有世界影響的智庫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盡管各國都有智庫( 我更願意叫“思想庫”) ，但智庫真正成為產業並形成規模，始自美國。

　　因此，在目前中國特色智庫建設熱潮中，有一種自覺或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以美國為師，以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等美國智庫為樣板的傾向。這本身沒有錯。

　　畢竟，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使美國在智庫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問題是如何學習美國。美國智庫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美國崛起時期，大體是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是一批由企業家資助的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基金會等，主要為了解決崛起時期美國面臨的新問題，以及為大資本家大企業家自身利益服務;

　　第二個階段是二戰結束後，主要為將戰時資源轉化為和平資源、更好地服務於美國稱霸世界的需要，這一時期以政府資助或扶持的智庫為主，如蘭德公司;

　　第三個階段是上世紀60、70 年代，隨著歐、日的崛起挑戰美國利益，以及中國等大國作用的日顯，如何因應多極化時代復雜的國際問題挑戰，成為美國所需，著名的如三邊委員會、大西洋理事會等智庫，開始湧現;

　　第四個階段則在冷戰結束之後，適應單極獨霸需求，以及國內黨派利益需要一批功能性、中小型智庫應運而生，如美國進步中心、新美國安全中心等。

　　由此可知，美國智庫的形成和發展與美國國家利益需求、政黨政治需求及統治階級需求密不可分，在百余年時間內逐步摸索發展壯大。這就決定了，中國學習美國的智庫經驗，決不能只學其皮毛而忽視其精髓，了解其現在的運作，而忽視其歷史的演進。

　　當今中國智庫的建設，既有中國崛起時期的特殊需求，又伴隨中國實現“兩個百年”中國夢的歷史進程，還要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制度; 既要破解中美之間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又要避免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還要處理比任何一國都要復雜的周邊難題。

　　可以說，今天中國智庫的建設涵蓋了美國智庫上述四個階段發展的所有特征必須兼收並蓄、系統整合，而不能簡單復制，一步到位。

　　無論美國智庫還是中國智庫，智庫的基本角色、定位、功能是大致相同的。首先是同決策系統要建立起密切的關系從而達到“服務決策”( 即基本滿足決策層交辦或委托的任務) 、“影響決策”( 即盡量通過智庫產品或渠道自下而上塑造或影響決策者的觀點) 、“制定決策”( 即通過“旋轉門”制度使智庫人員直接進入政府參與決策) 的目的;

　　其次是塑造輿論、引導公眾，這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更顯重要;再次是通過國際交流發揮政府不便發揮的“二軌”或“一軌半”的作用，達到公共外交的目的除了理解這些智庫的“標配”外，中國特色智庫建設還需要體現一些中國的“高配”。至少包含三層內涵。

　　一是政治性。因為智庫不是孤立於各國政治體制、社會體制之外的東西，而是上層建築的有機組成部分。

　　即使美國智庫，也各有其政治性，除卻蘭德公司、和平研究所等主要資金來源於政府撥款的智庫外，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美國進步中心等智庫的黨派政治色彩鮮明已成為它們的標識，而像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等標榜自己政治獨立性的智庫，了解其運作內幕，也會體察到微妙的政治性，只是表現得比其他智庫更為隱性或老道而已。

　　那種絕對超脫、“不講政治”的智庫似乎並不存在，即使存在過也行之不遠。但是，智庫的政治性必須區隔於政府的政治性，必須更多著眼於長遠國家利益重大戰略問題而相對超脫，而不是把政治性簡單理解為政府的決策背書。把握絕對性和相對性的平衡，是中國特色智庫政治性繞不開的一項任務。

　　二是歷史性。中國業已存在的很多智庫，大多是當年蘇聯模式的遺留，如科學院、社科院及部分高校智庫等，也有一部分適應改革開放需要建立的智庫，如部分依附於大型國企的智庫。當然，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也都有自己的政策研究部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也算智庫。這些應是中國智庫的主體或特色。

　　我們在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中，決不能把這些老智庫一腳踢開，也不能忽視這些老智庫運行機制中合理的東西。智庫建設必須是在既有基礎上的改革創新，而不是簡單地推倒重來、簡單復制。否則容易“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三是文化性。中國歷朝歷代也都有自己的“智庫”和“智囊”，惟其與現行西方智庫體制和機制不一樣，往往被人忽略。其實，自上而下的征詢與自下而上的建言在中國過去一直存在，至今也仍保留領導人愛就某一重大問題召集小範圍人士臨時性咨詢的傳統，這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智庫建設也必須建設性地吸收傳統中國決策文化的有益成分既要“洋為中用”也要“古為今用”。為此，對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智庫建設需要更進一步的頂層設計和系統整合。

　　目前，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關於推進新型智庫、高端智庫建設和鼓勵科研人才發展的文件，為新時期智庫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如何與現行相關政策法規、人事財務政策對接，還需要精細化操作，否則兩邊打架、相互抵消，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國家推出首批25 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意在讓它們先行先試，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第二，智庫建設需要有序推進、合理布局。目前，智庫建設多少存在一哄而上、“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多頭管理的亂象。

　　如不及時加強管理和嚴格規範，勢必出現有名無實、有庫無智的問題，與國家的需求背道而馳。這就需要重新全面盤點中國智庫的家底，發揮優勢、補足短板、保持特色、挖掘潛力。比如社科院系統智庫的優勢在於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沒有必要急功近利地都追求“經世致用”，以謀求短期收益而犧牲長期積澱

　　高校智庫的優勢在於學術研究和區域國別研究，是否應充分發揮博士點、碩士點的效應，就國家關心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通過博士、碩士論文的寫作逐一深入研究? 美國高校智庫就有這個傳統，它們往往通過導師接政府課題、學生做深入調研、然後師生共同完成的方式去推進，頗值得借鑒。

　　再有就是要有區位特色。比如海南的智庫側重研究南海和海洋問題，蘭州的智庫著力“一帶一路”問題，上海的智庫側重經濟金融特色，等等，如此形成各地爭奇鬥妍、全國一盤棋的布局，必然會對智庫建設產生聚合效應。最後，智庫建設不宜搞一刀切，尤其不應忽視中國智庫自身的傳統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