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君（1954～），生於上海。著有《男生賈裏》、《女生賈梅》、《小鬼魯智勝》等。

1976年是我生平最灰的一年，在黑龍江百事不順，度日如年，天天找傷感的音樂聽。無奈中，我向家裏發了封求援信。母親心領神會，一個加急電報打過來，讓我請到一個月事假。

南歸的列車上，坐在我邊上的也是一個上海女知青，呼瑪插隊的，衣著破舊，逢人就像做廣告似的說，她們那兒起早貪黑做一天苦力只掙五角錢。她跟我談了三句話，就開始盤問我的收入。我那時是個從不向外人訴苦的人，而且恨別人同我談錢，只覺得這個旅伴俗得不可藥救，所以便常常獨坐看景，彬彬有禮地拒絕與她聊天。然而她也不在乎，見我網兜裏有只蘋果爛了一角，就討去吃掉了。

列車到了哈爾濱，才知唐山大地震，南去的列車全線停運，於是，我只能再繞道到大連。在大連輪船售票處排隊時，我又見到了她，她依然穿得像個貧下中農，遠遠的，我們彼此點點頭，也許都懶得同話不投機的人廝守在一起。

列車停運後，大連開往上海的客運成了熱門行當，排了半天隊，才買到三天後的四等艙船票。我知道家裏會為我擔心，就擬好了電文去排隊打電報，輪到我付費了，卻發覺錢包被竊。

我真的成了無產者。捏著電報紙發呆，這時，看見那個女知青也來打電報，她問我怎麼了，我說遭小偷劫了，然後扔了電報紙就走。我不願多說，那年我反正是倒運的，碰到這事，好像一點不突然，相反，遇上好事倒會忐忑不安。我盤算著怎麼度過這幾天，候船室向來是知青的免費宿地，只是沒東西吃，網兜裏剩三只蘋果，還有一包幹木耳，再加上水，也許是餓不死的，能撐回上海，一切都好辦。

可是，我第一天就超了計劃，把三只蘋果全當了主糧，後面的幾天怎麼過？我感到處在窮途末路中。正在發愁，她來了，把我的輪船票討了去，一會兒，跟人把四等艙票換成了五等的，將五等艙票和差額的錢交給我。

我拿著錢直奔食品店，買了店裏最大的一種面包。從此，我出遠門總是要帶充足的食品，而且從不怕累贅。

我去謝她，很想跟她說些什麼，可她笑著把話岔開，只說放心好了，一切都會好的。只是以後該學學她的樣，把十元的錢縫在內衣裏。

我和她就這麼匆匆分手，都沒想到要互留地址，或許都想到彼此只是個普通的旅伴，沒有續寫故事的必要。

船到上海，沒料到家人來接船，問他們怎會有這信息，他們說收到電報，是按電報的要求辦的。

我想起了扔掉的電報紙，想起我的旅伴說“一切都會好的”時眼裏特殊的光采，便開始在碼頭找她，可是茫茫人海，哪裏有她的蹤跡。

旅伴的真情點點滴滴地給了我多年的美好回憶。人的希望就在於人心中有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