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懷疑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感情，但我們還必須知道，我們用怎樣的眼光來關註中國與世界，才能讓它更健康、更積極地成長。

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一個重要國際現象，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在國際社會希望有所作為的意識也越來越清晰：倡建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派遣中東事務特使斡旋中東、積極對待伊拉克與朝鮮半島問題、主動同北約接觸……中國這一系列的舉動展現了某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外交姿態。及至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發展目標，事實上更是自覺地宣示了中國要建設自己大國地位的方向。

這就產生兩個問題：世界如何看待綜合國力上升的中國？中國人自己如何看待中國的國際地位？事實上後一問題更為重要，它在相當程度上將決定前者的答案。

以學習心態去除自大

準確地說，多數中國人還沒有做好“中國強大了將如何對世界”的心理準備。許多人無意識流露出來的是一些不健康的心態。這些不正常的心態來自中國獨特的歷史遭遇。

《劍橋中國史。晚清卷》指出：“鴉片戰爭前夕，清朝的對外政策以三個長期以來遵循的假定為依據：中國在戰爭中占優勢、中國善於使外來民族‘開化’、中國有貴重商品可使外國人接受納貢地位。”嘉慶帝甚至認為，西歐各國是由於有了中國物品才強盛，若中國與之斷絕往來，則西歐各國無法生存，而西歐商品對中國均為可有可無之物。結果，清政府在危機中徹底崩潰。

西方列強對中國懷有野心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則是自大心態使中國喪失了與當時西歐強國發展貿易關系進而迅速促變自己的可能性。

值得指出的是，當時中國面對列強的“自大”，並非僅為統治者所有，大量的國民也同樣視西方國家為蠻夷之邦而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能承認“華夷之勢大變”而將眼光放諸四海如魏源者，畢竟是少數。

自大心態並沒有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覆滅而終結，它在中國此後步向現代社會的漫長過程中時時浮現，“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另一個高潮。1967年10月，中國某位駐外使節在國慶招待會上點名對駐在國的內政進行批評，引起駐在國官員的不滿並退席。毛澤東知道後，嚴厲批評該大使有大國沙文主義心態。

現在，中國國力有了很大提升，又有不少人不能清醒地認識中國，盲目樂觀，進而誇大中國的成就而忽視中國存在的問題，甚至只去看發達國家的問題而看不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網絡上還出現了要建立所謂中國的“勢力範圍”的“高論”。

雖然自晚清以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幾度沈浮，但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人一直都保存著“大國心態”，“地大物博”的自豪感如影相隨，即便在最危難的時刻，也不忘憧憬民族復興後的盛況。這樣的心態自然是一種不絕望、不放棄的民族精神，但也常常妨礙了中國正常地看待自己成長力量的來源。

所以，今天中國要構建自己健康的國家心態，首先就必須客觀地評價自己。中國目前還不是世界大國：在經濟上，同美歐日等國有相當差距；在軍事上同美俄的差距也不小；在綜合國力上跟美國相比，並不在一個級別上，有研究機構量化後指出，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僅為美國的1／4。

中國為自己未來20年描繪的藍圖，固然令人振奮，但這還只是建立在國際環境不發生大變化、中國的對內對外戰略不出現失誤前提之下的最佳前景。退一步來講，中國過去20多年取得的建設成果，來源於改革開放的國策，而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外面的世界學習。

去除自大，正視差距，依然強調學習，這是中國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所需要的第一種心態。

以自信心態樂觀前瞻

在西方列強的進攻下，清朝統治者繼而喪失了信心，由自大變為自卑，對列強采取投降妥協的立場；許多民眾也由此認定中國什麼都不行，對中國的未來總報以懷疑甚至悲觀的心態。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流行“全盤西化”的觀點與理論，有極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漢字為拼音、奉基督教為國教，以徹底改變中華民族的種屬，好跟世界“接軌”。

在這種心態下，中國的國內問題被看得過於嚴重，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沒有資格做一個世界大國，並且應當永遠放棄這種民族的訴求。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急需建樹起來的，還有堅固的自信心態。

一個國家能否成長為大國，有硬件與軟件兩方面的要素。從硬件上說，一定面積的國土與一定數量的人口，中國都是具備的。因此，與世界上許多放棄大國追求的小國不同，中國存在成為大國的物理基礎。這個認識應當成為進一步判斷國內外形勢的基礎與起點。

從國際力量對比來看，雖然美國現在是惟一的超級大國，但這種強大顯然不可能永續，至多也只是相對的；俄羅斯、歐洲、印度以及東亞一些中小國家的力量正在增長。

而從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來說，應當現實地看到國際上確實有一股力量試圖阻止中國的成長，但如果中國對自己有信心，實行正確的內政與外交戰略，小心謹慎地處理國際問題，外力是無法從根本上阻止這一進程的。

中國內部的發展當然也面臨各種困難和問題，其中最迫切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建設、反貪以及建立法治社會，在經濟上則是解決國企和失業問題。但這些困難本質上都屬於發展中的問題，只要主觀上認識到了，是可以通過自身努力逐步解決和克服的。

臺灣問題是制約中國發展的重大因素。現在臺獨勢力比較囂張，但自1996年大陸強硬地表態將對臺獨予以堅決的軍事打擊後，臺灣民眾充分意識到臺獨就意味著戰爭。僅此一點，臺獨力量就不可能發展到不可控的地步。

最後，對中國處理復雜的國際局勢的能力也應持有信心。經過近半個世紀與國際社會的交往，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在外交思想、外交戰略、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朝鮮核危機等問題上的外交舉動，已經顯示了中國的大國作用和氣質。

與自信心態相關聯的，是樂觀主義精神。現在不少人一講中國的國際環境，總喜歡強調所謂的“兩難困境”，如中國加入世界體系會被西方束縛手腳，會鉆入西方陷阱，遲早會被西方化掉；中國不加入世界體系，又會陷於孤立，可能會重新回到封閉之路上去。

而用樂觀心態來看中國的外交問題，就會承認中國面臨許多困難，但決不是沒有出路和前景。比如，中美關系的確存在種種矛盾、沖突，但中美之間沒有對抗的必然性。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既取決於美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取決於中國如何處理中美關系。考慮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復雜性、社會輿論的多元化和變化性，就沒有必要因某人、某報、某議員發表了某種反華的觀點而認定它已經是美國既定的對華政策；考慮到美國對華政策一貫的搖擺性和矛盾性，也沒有必要因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些反華的政策就認定美國將長期實行這種政策。

退一步講，即使以同樣的力量面對同樣的問題，采用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對待，可能也會有大不同的結果。

正常心態走出歷史

100多年屈辱外交的歷史，使中國在1949年後形成了自尊心態。這種自尊心態有兩種表現，一表現為自強不息和奮鬥精神，另一則表現為過分自尊，對國與國交往中出現的一些沖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靜面對，往往作出超出需要的強烈反應。

長時期以來，中國對加入世界經濟體系與多邊合作相當敏感，總有一種謹防再次受西方列強包圍與控制的心態。特別是在與西方大國的交往中，一有問題，就會聯想到八國聯軍，聯想到晚清時列強對中國的淩辱。

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提出產品傾銷的指控，不少人想到的，首先是西方國家又在歧視中國，把經濟問題政治化。其實，許多這樣的貿易糾紛是正常現象，多數是能通過現有的貿易機制得到妥善解決的。

這種過分自尊的心態在民間也有相當反映。許多人在觀察中國的外交問題時，一有風吹草動就懷疑外國是否要重新侵略中國。

所以，大國外交的心態必須是正常心，要以現實、發展的心態面對世界。對中國來說，這也是一個如何吸取歷史教訓與面對現實世界的關系問題。

中國要成長為大國，記住歷史教訓是必要的，但也要學會自我療傷，走出陰影，恢復正常心態。否則，就容易走進中國越發展、西方各國越防範的怪圈。

作為對苦難歷史的另一種記憶，中國社會還存在著報復心態———既然中國貧窮落後時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侮，所以中國應當對一切外國的東西都加以拒絕，這演變成以義和團運動為典型的排外心態。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互聯網上體現出來的復仇心態。這種心態將那些曾經侵略過中國的國家視為中國永遠的敵人，要求尋找一切機會給予懲罰，使之“永世不得翻身”。每當中國與這些國家發生矛盾和沖突時，一些網站上經常可以看到諸如“抵制外貨”、“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或者“打到某某地方去”的話語。殊不知這樣的“愛國”言行，正好為西方許多反華人士提供了“遏制中國”的口實，同時也讓周邊國家更傾向於接受“中國威脅論”。

以責任心態貢獻世界

中國將來強大了，不應該帶著歷史的仇恨往後看，而應帶著對世界的責任感向前看。責任心和主動心是中國目前需要的對待世界的正常、積極心態。

“中國強大了也不稱霸。”這句話不只是外交上的口號。事實上，中國成為大國，也只是多極世界中的一極。責任心與主動心，也不是像前蘇聯那樣，要帶著“彌賽亞”(上帝的選民)的情結去“挽救”全世界，而是要在現代世界體系中主動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與集體安全、促進經貿文化交流的相當責任，作為世界文明的守護者和推進者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在外交方面，激進盲動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余痛猶存，韜光養晦的告誡言猶在耳。但“韜光養晦”的策略是在特定國際形勢背景下提出來的，體現了鄧小平作為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沈著冷靜，對我們正確理解和處理歷史大變動下的對外事務起了指導作用。

今天，中國在國際國內都還面臨著各種問題和壓力，但鄧小平當年提出“韜光養晦”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時，西方社會準備繼對前蘇聯和平演變之後，把和平演變的重心轉移到中國來，把中國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而今天，就總體而言，國際社會的多數成員包括西方的大多數國家，已經對在同一個國際社會中與改革開放的中國交往有了廣泛的共識，中國也應當充滿自信地積極融入國際社會。

更何況“韜光養晦”後面還有“有所作為”四字。應該說，中國的外交決策者對“有所作為”有了越來越積極的理解。在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朝鮮核問題、南亞核危機中，中國都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穩定人民幣匯率提供外援，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和有所作為，還包括中國參與、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導創立國際規則。近年來，中國改變了過去在軍控問題上過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傳統立場，有選擇有條件地參加主要由西方主導的防擴散和軍控外交，以防止其蛻變成強權政治的工具，這是在參與國際規則中求轉變的較好做法。中國在2000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還首次倡議了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首腦會議。

總之，中國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也要積極建設中國的國家心態。大國主義不可有，自信的、不亢不卑的、開放的、坦蕩的、主動的、樂觀的、負責任的大國心態不可無。如何構建這種積極的大國心態，不僅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大課題，也將是中國國民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議題。 （論文網2003-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