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創造了世界經濟，而且是高度競爭的世界經濟，這已經成為二戰後世界經濟轉型的基礎。日本的崛起就是基於知識的運用；而這些知識的運用，主要是二次大戰期間為美國所提出來的管理和訓練知識。這個過程是在1950或1952年以後才開始的，但是到了1960年，它所產生的日本經濟已經能夠憑自己的能力產生領先世界的公司了。幾年以後的韓國走的，也是這條路子。（266頁）

現在要像日本人和韓國人那樣做，已經是不可能了。低的產業工資，加上高的生產力，已不再能夠為建立經濟實力提供足夠的競爭優勢，但是如果將原先用來創造低工資、高生產力的過程用於產生先進知識――無論是在工程、行銷還是研究領域――都可以在短時間產生同樣的競爭優勢。（266頁）

至少，新加坡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在1965年，當這個城市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之時，它還依賴於碼頭工人非技術性的勞動力。十幾年以後，它已成為低技能產品的出口國（這些產品是由廉價但訓練良好的勞動力制造的）。而躍入世界經濟的行列。但與此同時，新加坡也大力促進教育的發展，並為教育單位提供雄厚的財力。到了1994年，新加坡已不再是一個低工資產品的生產國。它已成為高附加價值和高精良產品的生產國，如藥品、電子產品、電腦、電訊裝備、光學產品等，他們是由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的知識工人制造的，事實上，在不到十五年的時間，新加坡就獲得了設計這類知識密集型產品的能力。現在，新加坡人正在運用這一最新獲得的知識能力，以使新加坡成為中國大陸新新“資本主義”的領袖，如銀行家、產業主和大商人。（2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