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吳飛的《浮生取義》作為“新史學&多元對話”叢書第三本面世。書封改了十幾次，最終定以遒勁而幹枯的樹枝挑明華北農村中生死之間的張力。這套叢書策劃人譚徐鋒說，這是對書和作者必要的尊重。

沒有腰封，沒有炒作，本可打上“哈佛博士”、“農村自殺現象研究”的噱頭，但出於對作者意願及叢書氣質的尊重，低調出版。

當下叢書出版，有些氣魄和規模架得很大，有些因呼應公共議題而掀起時潮。“新史學&多元對話”卻一直以史學應有的沈潛氣質，守本分，執水準，與變幻風雲溫和相抵。2006年春，“新史學&多元對話”叢書在10年間出版14本。

“有一本做一本，作者是誰，哪門哪派，都不重要。”促成叢書創立的歷史學者楊念群說，重點是作品質量是否符合叢書的水準、氣質與理念，守住本土史學的一點倔強。

B05-B06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孔雪

“香山論劍”

史學新法的自覺反思

“新史學&多元對話”的緣起可追溯至2002年的“香山論劍”。梁啟超提出“新史學”概念的百年之際，楊念群召集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知名學者匯聚香山，探討多學科交叉的背景下，歷史學如何與社會科學展開對話的問題。

“史學在很大程度上被壓抑了。”楊念群說。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由西方渡來的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及其對新文化史、歷史記憶、全球史、圖像史和歷史書寫的關註，給歷史學帶來很大沖擊。在這個當口，歷史學需要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說方法論的自覺反思對此做出回應。

譚徐鋒說，“香山論劍”提出了問題，但沒有立即解決問題：如何把新的史學研究方法運用到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去？

2006年，楊念群和譚徐鋒著手以這套叢書（國內學者或華裔學者撰寫）的每一本原創著作，來踏實地解答這個問題。可10年下來，不足20本——在層層相依的史學考據慣性與西方話語套用泛濫的現狀下，好書並不好找。

叢書書目選擇來自策劃人的尋找與甄選、學界的推薦和豆瓣等公開平臺上的征集，再通過嚴格的匿名評審篩選。因為著眼於“新”，還多了一種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篩選。

譚徐鋒把“新”字理解為一個動詞。首先，入選學者及其著作需要有學術方法的自覺；研究不可為新而新，背後需要有深刻的歷史發展趨勢訴求；叢書更側重明清史和近代史，原因之一是這一時段內新材料的大量湧現有助於更新史學研究和歷史認知；最後，“新”還落實在史學“新人”之上：80後青年學者也在叢書作者之列。

“如果10年間，一位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沒有更新，不能不斷與‘昨日之我’角逐，那麼這位學人的論著或許就不會入選這套叢書。”相比大多叢書，譚徐鋒的甄選標準顯得有點“苛刻”。

譚徐鋒的觀察是，國內的叢書並未形成穩定的標準，部分叢書中單本質量良莠不齊，一些出版社又過分強調利潤，並未給學術性較強的叢書留出充分的發展空間。

即便面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個可以把叢書做成啟蒙運動的大好時代，譚徐鋒依然保持他一貫的審慎態度，對那個時代的叢書出版也有反思：雖然當時的翻譯主力如今都已成為老師輩，但他們當時的語言能力及翻譯時一些掐頭去尾的做法在今天來看值得商榷。另外，國內對於西方學術整體性演進脈絡的把握並不精準，熱潮之後的消化不良給之後的學術研究留下後遺癥，如對西方術語和理論的僵化套用。與此同時，國內史學界的部分短板依然存在。例如，微觀史的研究少有真正能以小見大的佳作，國內歷史學者的敘事能力依然有待整體性地提升。

相比之下，他更欣賞國外高校出版社的出版風氣與氛圍。由於對利潤的追求較低，它們更偏於公益性的定位使書籍出版更純粹。“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東亞研究叢刊和加州大學出版社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叢書，數十年苦心經營，每年出5本左右，堅持至今”，譚徐鋒眼光所及的叢書標桿，正是它們。

“上世紀80年代時，知識分子還是精英。但隨著大學和知識分子的平庸化，社會大眾開始變得反精英化了。當下，叢書的學術意義會越來越明顯，而文化意義會越來越稀薄”。從人民大學出版社到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譚徐鋒說自己很幸運，先後服務的兩家出版社，領頭人都有出版家的人文情懷，無形中消解了學術出版的自我煎熬。

與其說譚徐鋒是一位叢書策劃人，不如說他在以此身份和做叢書的方式在做學術，至少是一門學問。“‘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的調性是開放而沈靜的，或許是由於進入出版圈已近十年了，我們已經過了要標榜什麼的年紀”，他笑著說，“我們在以平和的方式做建設性的事”。

“對話的理念”

由方法論到問題意識的更新

直接促成叢書創立的楊念群，把“新史學&多元對話”放在中國史學的發展脈絡中解讀，認為它記錄著國內史學自我更新道路上的轉向。

他對叢書這種出版模式非常謹慎。“叢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存在質量不穩的現象。從出版社的角度，叢書的確有規模效應和品牌效應。但對於學界，有時候反而會把一些好書淹沒。”

或許正因為策劃人和核心學者的審慎，“新史學&多元對話”有點另類。除了有一本做一本的精與慢，叢書作者群也很松散。無論從學術傳承脈絡、學派、地域還是具體的研究對象和學者代際，都不太能規整這套叢書。叢書中80後青年歷史學者胡恒的觀察是：這套叢書不誌於形成有一致研究旨趣與研究風格的學術團體，更倡導一種開放、多元的學術對話理想,不要求或強求作者在具體問題上達成共識，但需要大家認同一種對話的理念。

“對話的理念”是楊念群召集“香山論劍”的初衷之一。有感於社會科學對人文傳統的沖擊和壓抑，他倡導學科之間的多元對話，並以“新史學&多元對話”叢書和與之互動良好《新史學》集刊落實。在歷史學越發專門化的趨勢下，學術訓練和專業知識呈現出嚴重碎片化傾向。“史學的問題意識在一個專門領域裏是有效的；突破了這個專門領域則無效。這種問題意識無法形成對話，會導致自我封閉，甚至成為某種自戀。”

胡恒在學生時代就曾目睹師長一代有關史學研究碎片化的討論,走上職業學術道路後一直在反思：史學研究的碎片究竟要碎到什麼程度？史學該如何對碎片進行整合，更新對於傳統歷史的認識？

在上周的“數字人文與清史研究”研討會上，胡恒再一次體會到史學研究碎片化導致的尷尬和多元對話的迫切需求。“經濟學討論清史問題的氣魄很大，盡管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它會給歷史學者一種刺激:當你過多關註於碎片化的知識而缺少整合，放棄對一些重大史學問題的討論，史學的失語狀態恐怕還會延續。比如，遺傳學家已經在用DNA來談論早期人類起源了，那歷史學要如何對此回應？”

胡恒於2015年出版《皇權不下縣？》,嘗試以宏觀性的“問題意識”回應史學研究過於碎片化的現狀。這項研究本可做成一個傳統的政區地理研究，但在楊念群的引導下轉向了一個更大的整體性問題，對費孝通之後“皇權不下縣”這一普遍認知提出修正，從而爭取和其他學科對話的空間。“歷史學也可以把問題提得很尖銳。”楊念群說。這種沈靜的尖銳指向學理討論。《皇權不下縣？》出版後，的確引發了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的熱議，甚至爭議。

胡恒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他觀察到中西史學訓練的差異：中國史學界往往不太提倡在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之前提出一些概念性的話語，也不太強調邏輯思維的訓練。美國學界在這方面更寬容，允許學者大膽提出概念——即便它們仍不算豐滿和準確，但可以就此討論，不斷修正。提出問題甚至比解決問題要更重要。這種方式在中國史學界很少見。當《皇權不下縣？》一上來就指向一個宏觀問題時，有爭議很正常。

《皇權不下縣？》體現出“新史學&多元對話”叢書關註點的轉向與更新。2006年以來，叢書也在不斷成長。早期三本書很明顯強調“方法”：楊念群的《再造“病人”》是後現代史學的一次嘗試；王笛的《街頭文化》反映出對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關註；海青的《自殺時代的來臨？》則是精神史的研究，側重於對歷史場景的再現。至《皇權不下縣？》，叢書的側重點由方法論轉向了整體性的問題意識。

轉向並不局限於叢書自身的更新。往前推30年，80年代史學界關註的是現代化，90年代眼光下移，轉向底層。時代的種種轉型自然地滲透進入各個學科。自80年代起便被社會科學強勢壓抑的傳統史學，在邊緣化的狀態下如何對外進行對話，又同時對內進行自我更新？這段路必然走得艱難。“新史學&多元對話”從理念到實踐之路已經走了十多年。楊念群有一種不緊不慢的“野心”：“堅持下去20年，這套叢書會成為中國史學自我更新的全景式記錄。”

“史學的自我”

被壓抑的本土人文傳統

談“自我更新”，首先要廓清中國史學的“自我”。

把近代史學發展脈絡拉回到梁啟超發表“新史學”概念的那個節點。此前，傳統史學關註帝王將相的政治風雲；此後，舊史學過渡到新典範，並產生多元的史學派別，如傅斯年的史料學派和郭沫若偏向的史觀學派。1949年後，預設性和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宏觀問題占據了主流地位，傳統史料學逐漸邊緣化，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80年代。90年代起，實證學占據重要的地位。此後的故事又可接回到2002年的“香山論劍”。

僅僅百年，史學如此多舛。尤其是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幾經風雨，很難完全發揮出自己的才華。

“歷史學一定要找到自我”，生於60年代的楊念群感嘆，“形成歷史學自身的氣質，很難”。

當“新史學&多元對話”叢書的關註點從方法拓展到有整體性關懷和對話潛力的問題意識時，楊念群循著一條更長的史學發展脈絡開始回尋。回溯點超越了梁啟超基於民族國家建設所提出的“新史學”概念再往前追，追至百年西學東漸之前的人文傳統。我們發現，社會科學對於人文科學的壓抑，只是大學體制化，或者體制西化之後，現代化大潮中的小浪潮而已。

“個人觀點，中國從古到今真正的學問只有史學，我們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但是，中國本土的史學不僅在大學體制建立後被強勢的、西渡的社會科學壓抑了，它也被誤讀著：史學傳統是保守的、復古的、歷史循環論的。”楊念群說。近代進化論被引入中國後，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變得單線化，將傳統史學方法一概視為僵化的舊學。反倒是在我們的傳統之中，存在著“文質之辯”這種辯證而有效的看法。

在這種傾向下，“歷史敘事變成了一種失去的人文傳統。”楊念群說。史學界太註重學術語言，卻中斷了優美地書寫歷史的傳統。學者寫出的歷史枯燥乏味，通觀式的寫作能力也逐漸喪失。“現在，歷史學不缺考據，缺的是義理和辭章”。

與之相應，80後的胡恒一只眼睛關註著代表著未來的“數字人文”對於歷史學的沖擊，另一只眼睛也看到當下史學與本土傳統的斷裂：傳統讀書人對於傳統文化有日常的體會，但現在，史學是獨立於我們身體和精神之外的職業化生存。“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學者，多才多藝，匯於一身，富有情趣。如今我們每個人都只是繼承了其中一段而已，傳統學術已被肢解掉了。而個人在這種大環境中是很難逃脫的，大師也越來越難尋覓”。

胡恒的看法有一些悲觀，要重尋本土史學傳統，並形成一批自由遊走於中西史學與文化之間的新一代史學工作者，大概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而80後的歷史學者或許也將是這一漫長道路中過渡的一代。

“歷史的書寫”

面向大眾的歷史由誰來寫

西學進入中國，百年有余。回望本土的人文傳統，面目多多少少會有些模糊。重新發掘是一種美好的願望，但並不容易。

如果將更多元的歷史書寫方式作為一條具體的探索路徑，那麼這條路上已有嘗試，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和史景遷以講故事見長的暢銷作品，在學界也受到較為普遍的認可。

對於歷史書寫方式的討論，在歷史學界內部正在進行，但若進一步去觀察這種書寫方式能夠達到何種彼岸，則可以牽引出一個外向的問題：史學的學術研究如何通過合適的歷史書寫方式和大眾的歷史認知之間建立關聯？或者說，如何讓學界的研究成果已更新的歷史知識，通過一種有效的路徑被大眾接受，從而更新大眾的歷史知識？

談這個問題似乎有點“急”。在整體學界，由於知識和專業的細化導致對話不足，在非史學的其他人文學科也存在歷史知識更新滯後的現象，且不占少數。當視域擴大到社會公眾的歷史認知，情況又將如何？

70年代末，曾有學者撰寫“中國歷史小叢書”，之後這種面向普通讀者又持有水準的歷史通俗讀物並不多。隨著學術體制逐漸規範化，史學界留給學者進行自由寫作的空間縮小。大家書寫通俗歷史的傳統就此斷掉。學者變得不屑於寫這些作品；又或者，這種娓娓道來書寫歷史的能力在學界已不太多見。反觀日本，講談社出版過一套中國通史作品，作者均為日本一流學者，很受大眾歡迎。

“在中國，這些陣地多數被非史學出身的作者占據。史學界不能一邊指責這些非史學作者的戲說寫作，另一邊，我們自己又不去做這些工作。在這點上，史學界或該檢討。”胡恒說。

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美國公共史學，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在當下已成為美國史學界的新領域。“公共”二字在美國的提法更純粹，實踐也相應地更有效，而且美國公共史學有其具體的發生背景。在“公共”二字語義曖昧，甚至被汙名化的國內，學界對其謹慎待之，的確在情理之中。這種情形之下，誰來寫，如何寫，成了一個新的懸而未決的問題。

譚徐鋒說：“現在國內處在歷史觀比較混亂的時期。歷史還在重建的階段。”由於一些歷史原因，當下國人的思維方式非黑即白，沒有中間地帶，人們缺少看待事物的柔韌性和縱深感。“其實，史學可以成為很好的修正人生觀的方式，它會讓人不會那麼偏激。看似波瀾不驚的閱讀，往往可以掀起更劇烈的波濤。彌爾頓說‘好書是俊傑之士的心血’，好的歷史書值得我們去守候與催生。”

至今出版了14本著作的“新史學&多元對話”叢書，陸續還會有新書面世。它不媚俗，也不張揚。他人很難強加自己的意願在擁有這種氣質的事物之上，它有自己運轉的節奏。在這個重建歷史、重尋史學人文傳統的時代，它緩緩地建立著自己的歷史。(2016-06-15 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