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譯家。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雜記》、《隨想錄》，譯作《往事與隨想》、《處女地》等。

死是謎。有人把生也看作一個謎。

許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於願意知道死。而我則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卻沒有一次對於生起過疑惑。

世間有不少的人喜歡拿“生是什麽”、“為什麽生”的問題折磨自己，結果總是得不到解答而悒郁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的；雖然有，也不會多。人不了解生，但是人依舊活著。而且有不少的人貪戀生，甚至做著永生的大夢：有的乞靈於仙藥與術士，有的求助於宗教與迷信；或則希望白日羽化，或則禱祝上登天堂。在活著的時候為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積來世之福——這樣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個人都努力在建造“長生塔”，塔的樣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無形。有人想為子孫樹立萬世不滅的基業；有人願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這一切都變成過去的陳跡而做了後人憑吊唏噓的資料了。沒有一座沙上建築的樓閣能夠穩立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一百四十幾年前法國大革命中的啟蒙學者讓·龔多塞不顧死刑的威脅，躲在巴黎盧森堡附近的一間頂樓上忙碌地寫他的最後的著作，這是歷史和科學的著作。據他說歷史和科學就是反對死的鬥爭。他的書也是為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寫下最後兩句話以後，他便離開了隱匿的地方。他那兩句遺言是：“科學要征服死，那麽以後就不會再有人死了。”

他不夢想天堂，也不尋求個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學征服死，為人類帶來長生的幸福。這樣，他雖然吞下毒藥，永離此世，他卻比誰都更了解生。

科學會征服死。這並不是夢想。龔多塞企圖建造一座為大眾享用的長生塔，他用的並不是平民的血肉，像我的童話裏所描寫的那樣。他卻用了科學。他沒有成功。可是他給那座塔奠了基石。

這座塔到現在還只有那麽幾塊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見它的輪廓！沒有人能夠有把握地說定在什麽時候會看見它的完成。但有一件事實則是十分確定的：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於這座高塔的建造。這些人是科學家。

生物是必死的。從沒有人懷疑過這天經地義般的話。但是如今卻有少數生物學者出來企圖證明單細胞動物可以長生不死了。德國的懷司曼甚至宣言：“死亡並不是永遠和生物相關聯的。”因為單細胞動物在養料充足的適宜的環境裏便能夠繼續營養和生存。它的身體長大到某一定限度無可再長的時候，便分裂為二，成了兩個子體。它們又自己營養、生長，後來又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間和營養的限制，它們可以永遠繼續繁殖、長生不死。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當然沒有死亡。

拿草履蟲為例，兩個生物學者美國的吳特拉夫和俄國的梅塔尼科夫對於草履蟲的精密的研究給我們證明：從前人以為分裂二百次、便現出衰老狀態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蟲，如今卻可以分裂到一萬三千次以上，就是說它能夠活到二十幾年。這已經比它的平常的壽命多過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斷定說這些草履蟲經過這麽多代不死，便不會死了。但這也只是一個假定。不過生命的延長卻是無可否認的。

關於高等動物，也有學者作了研究。現在雞的、別的一些動物的、甚至人的組織（tissue）已經可以用人工培養了。這證明：多細胞動物體的細胞可以離開個體，而在適當的環境裏生活下去，也許可以做到長生不死的地步。這研究的結果離真正的長生術還遠得很，但是可以說朝這個方向前進了一步。在最近的將來，延長壽命這一層，大概是可以辦到的。科學家居然在顯微鏡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決人間大問題——生之謎的一把鑰匙。過去無數的人在冥想裏把光陰白白地浪費了。

我並不是生物學者，不過偶爾從一位研究生物學的朋友那裏學得一點點那方面的常識。但這只是零碎地學來的，而且我時學時忘。所以我不能詳征博引。然而單是這一點點零碎的知識已經使我相信龔多塞的遺言不是一句空話了。他的企圖並不是夢想。將來有一天科學真正會把死征服。那時對於我們，生就不再是謎了。

然而我們這一代（恐怕還有以後的幾代）和我們的祖先一樣，是沒有這種幸運的。我們帶著新的力量來到世間，我們又會發揮盡力量而歸於塵土。這個世界映在一個嬰孩的眼裏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們慢慢地活下去。我們舉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盡情地飲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們全嘗到了。新奇的變為平常，陌生的成為熟習。但宇宙是這麽廣大，世界是這麽復雜，一個人看不見、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們仿佛走一條無盡長的路程，遊一所無窮大的園林，對於我們就永無止境。“死”只是一個礙障，或者是疲乏時的休息。有勇氣、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在勝景當前的時候。所以人應該憎恨“死”，不願意跟“死”接近。貪戀“生”並不是一個罪過。每個生物都有生的欲望。蚱蜢饑餓時甚至吃掉自己的腿以維持生存。這種愚蠢的舉動是無可非笑的，因為這裏有的是嚴肅。

俄羅斯民粹派革命家妃格念爾“感激以金色光芒洗浴田野的太陽，感激夜間照耀在花園天空的明星”，但是她終於讓沙皇專制政府將她在席呂謝爾堡中活埋了二十年。為了革命思想而被燒死在美國電椅上的鞋匠沙珂還告訴他的六歲女兒：“夏天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教你讀書寫字，或者看你在綠的田野上跳蕩、歡笑、唱歌，摘取樹上的花朵，從這一株樹跑到那一株，從清朗、活潑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夠過這樣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貧苦人家的小孩能夠快樂地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活。”

“生”的確是美麗的，樂“生”是人的本分。前面那些殺身成仁的誌士勇敢地戴上荊棘的王冠，將生命視作敝屣，他們並非對於生已感到厭倦，相反的，他們倒是樂生的人。所以奈司拉莫夫坦白地說：“我不願意死。”但是當他被問到為什麽去舍身就義時，他卻昂然回答：“多半是因為我愛‘生’過於熱烈，所以我不忍讓別人將它摧殘。”他們是為了保持“生”的美麗，維持多數人的生存，而毅然獻出自己的生命的。這樣深的愛！甚至那軀殼化為泥土，這愛也還籠罩世間，跟著太陽和明星永久閃耀。這是“生”的美麗之最高的體現。

“長生塔”雖未建成，長生術雖未發見，但這些視死如歸但求速朽的人卻也能長存在後代子孫的心裏。這就是不朽。這就是永生。而那般含垢忍辱積來世福或者夢想死後天堂的“蕓蕓眾生”卻早已被人忘記，連埋骨之所也無人知道了。

我常將生比之於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蕩，在創造它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惟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還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是我們生活裏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些都跟著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到死，都朝著一個方向走，這是生之目標，不管我們會不會走到，或者我們會在中途走入了迷徑，看錯了方向。

生之目標就是豐富的、滿溢的生命。正如青年早逝的法國哲學家居友所說：“生命的一個條件就是消費。……個人的生命應該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為他人犧牲。……這犧牲就是真實生命的第一個條件。”我相信居友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有著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慕，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們分散給別人，否則我們就會感到內部的幹枯。居友接著說：“我們的天性要我們這樣做，就像植物不得不開花似的，縱然開花以後便會繼之以死亡，它仍舊不得不開花。”

從在一滴水的小世界中怡然自得的草履蟲到在地球上飛騰活躍的“蕓蕓眾生”，沒有一個生物是不樂生的，而且這中間有一個法則支配著，這就是生的法則。社會的進化、民族的盛衰、人類的繁榮都是依據這個法則而行的。這個法則是“互助”，是“團結”。人類靠了這個才能夠不為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毀，反而把它征服，才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個民族靠了這個才能夠抵抗他民族的侵略而維持自己的生存。

維持生存的權利是每個生物、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的。這正是順著生之法則。侵略則是違反了生的法則的。所以我們說抗戰是今日的中華民族的神聖的權利和義務，沒有人可以否認。

這次的戰爭乃是一個民族維持生存的戰爭。民族的生存裏包含著個人的生存，猶如人類的生存裏包含著民族的生存一樣。人類不會滅亡，民族也可以活得很久，個人的生命則是十分短促。所以每個人應該遵守生的法則，把個人的命運聯系在民族的命運上，將個人的生存放在群體的生存裏。群體綿延不絕，能夠繼續到永久，則個人亦何嘗不可以說是永生。

在科學還未能把“死”完全征服、真正的長生塔還未建立起來以前，這倒是惟一可靠的長生術了。

我覺得生並不是一個謎，至少不是一個難解的謎。

我愛生，所以我願像一個狂信者那樣投身到生命的海裏去。

1937年8月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