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1910～1999），北京人，作家、記者、翻譯家。有長篇小說《夢之谷》，通訊特寫集《人生采訪》，散文集《蕭乾散文特寫選》，譯作《好兵帥克》等。

死對我並不陌生。還在三四歲上，我就見過兩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賣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張凳子上咽的氣。他的頭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嬸嬸胸前。嬸嬸一邊擺弄他的頭，一邊顫聲地責問：“你就這麽狠心把我們娘兒幾個丟下啦！”接著，那腦袋就耷拉下來了。後來，每逢走過剃頭挑子，見到有人坐在那裏剃頭，我就總想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沒那麽痛快。記得他是雙腳先腫的。舅母淚汪汪地對我媽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沒救了。”果然，沒幾天他就蹬了腿兒。真正感到死亡的沈痛，是當我失去自己媽媽的那個黃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掙錢——地毯房發工資。正如我在《落日》中所描繪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時，我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媽一宿渾身燒得滾燙，目光呆滯，已經不大能言聲兒了。白天幹活我老發楞。發工資時，洋老板剛好把我那份給忘了。我好費了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塊五毛錢。我一口氣就跑到北新橋頭，胡亂給她買了一蒲包幹鮮果品。趕回去時，她已經雙眼緊閉，神誌迷糊，在那裏氣兒哪。我硬往她嘴裏灌了點荔枝汁子。她是含著我掙來的一牙蘋果斷的氣。

登時我就像從萬丈懸崖跌下。入殮時，有人把我抱到一只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後一聲“媽”——親友們還一再叮囑我可不能把淚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坑裏抓的第一把土。離開墓地，我頻頻回首：她就已經成為一個尖尖的土堆了。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時期大部分是在戰爭中度過的。死人還是見了不少。“八一三”事變時，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後身掉了兩次炸彈，我都恰好在旁邊。我命硬，沒給炸著。可我親眼看到一輛輛大卡車把血淋淋的屍體拉走。倫敦的大爆炸就更不用說了。

死究竟是咋回事？咱們這個民族講求實際，不喜歡在沒有邊際的事上去費腦筋。“未知生焉知死！”十分幹脆。英國早期詩人約翰·鄧恩曾說：“人之一生是從一種死亡過渡到另一種死亡。”這倒有點像莊子的“生也死之途，死也生之始”，都把生死看做連環套。

文學作品中，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聯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深淵，就是幽谷。但丁的《神曲》與彌爾頓的《失樂園》中的地獄同樣嚇人。英國作家中，還是哲人培根來得健康，他認為死亡並不比碰傷個指頭更為痛苦，而且人類許多感情都足以壓倒或戰勝死亡。“仇隙壓倒死亡，愛情蔑視死亡，榮譽感使人獻身，巨大的哀痛使人撲向死亡。”他蔑視那些還沒死就老在心裏嘀咕死亡的人，認為那是軟弱怯懦，並引用朱維諾的話說，死亡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樣，都是自然的產物。“人生最美的挽歌莫過於當你在一種有價值的事業中度過了一生。”這與司馬遷的泰山與鴻毛倒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死亡，甚至死的念頭，一向離我很遠。第一次想到死是在1930年的夏天。其實，那也只在腦際閃了一下。那是當《夢之谷》中的“盈”失蹤之後，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船，經上海、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海浪朝我不斷齜著白牙。作為統艙客，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我確實冒出過縱身跳下去的念頭，挽住我的可並不是什麽崇高的理想。我只是想，媽媽自己出去傭工把我拉扯這麽大，我輕生可對不起她。我又是個獨子，這就仿佛非同一般。其實，歸根結底，還是我對生命有著執著的愛，那遠遠超出死亡對我的誘惑。

只有在1966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對我顯得比生更為美麗，因為那樣我就可以逃脫無緣無故的侮辱與折磨。坐在牛棚裏，有一陣子我成天都在琢磨著各種死法。我還總想死個周全、妥善，不能拖泥帶水。首先就是不能牽累家人。為此，我打了多少遍腹稿，才寫出那幾百字無懈可擊的遺囑。我還要確保死就死個幹脆，絕不可沒死成反而落個殘廢。我甚至還想死個舒服。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盡：兩口水咽下去，就人事不省了。那天下午我騎車到自己熟稔的青年湖去，可那裏滿是戴紅箍的。我也曾想從五層樓往下跳，並且還勘察過——下面倒是洋灰地，但我仍然不放心。所以那晚我終於采取了雙重保險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藥，再去觸電。我怕家人因救我而觸電，所以還特意搬出孩子們寫作業的小黑板，用粉筆寫上“有電”兩個大字，我害怕臨時對自己下不去手，就先灌下半瓶二鍋頭才吞安眠藥的。沒等我紮到水缸裏去觸電，就倒下失掉了知覺。

我真有一副結實的胃！也謝謝隆福醫院那位大夫。12個小時以後，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裏啃起饅頭了。對於又重返人世，我感到慶幸，盡管周圍的紅色恐怖沒有什麽改變。我太熱愛生活了，那次自盡是最大的失誤。我遠遠地朝著飯廳另一端也在監視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潔若發誓：我再也不尋死了。

從1966年至今，又快30年了，我越活越歡勢，尤其當我記起自己這條命——這段辰光，真正是白白撿來的。當年，隆福醫院大夫滿可以不收我這個“階級敵人”，勒令那輛平板三輪把我拉走了事。那時，這樣做還最合乎立場鮮明的標準。即便勉強收下，也盡可以馬馬虎虎，敷衍了事。沒有人會為一個“階級敵人”給自己找麻煩。然而那位正直的大夫卻收下了我。當然，他（她）只好在我的病歷上寫下了“右派畏罪自殺”幾個字（我是後來看到的）。這是必要的自衛措施。但是他（她）認真地為我洗了胃，洗得幹幹凈凈。

人在一場假死之後，對於生與死有了嶄新的認識。從此，它使我正確地面對人生了。死，這個終必到來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許多，懂得生活中什麽是可珍貴的，什麽是糞土；什麽是持久，什麽是過眼浮雲。我再也不是霧裏看花了，死亡使生命對我更成為透明的了。

死亡對我還成為一個巨大的鞭策力量，所以1979年重新獲得藝術生命之後，我才對自己發誓要“跑好人生這最後一圈”。“最後”二字就意味著我對待死亡的坦蕩胸懷。我清醒地知道剩下的時間不會很長了。我並不把死看做深淵或幽谷。它只不過是運動場上所有跑將必然到達的終點，也即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在醫院裏散步每走過太平間，我一點也不膽怯。兩次動全身麻醉的大手術，我都是微笑著被推入手術室的。心裏想，這回也許是終點，也許還不是。及至開完刀，人又活過來之後，我就繼續我的跑程。

我的姿勢不一定總是好的，有時還難免會偏離了跑線。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馬，使出吃奶的勁頭來跑。30年代上海有過跑狗場，場上，一個電動的兔子在前頭飛馳，狗就在後邊追。死亡之於我，就如跑道上的電兔子和追在後邊的那只狗。

有人會納悶我何以在寫完《未帶地圖的旅人》之後，還有興致又寫了文學回憶錄。1957年大小報紙對我連篇累牘的揭批以及那位頂頭上司後來寫的《蕭乾是個什麽人》，對我起了激勵作用。我就是要認認真真地交代一下自己。

這12年，我同潔若真是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連在死亡邊緣徘徊的那八個月，腎部插著根橡皮管子，我也沒歇手，還是把《培爾，金特》趕譯了出來。當時我確實是在跟死亡拼搏，無論如何不願丟下一部未完成的譯稿。是死神促使我奮力把它完成。

我已經好幾年沒進百貨公司了，卻熱衷於函購藥物及醫療器械。我想盡可能延年益壽。每逢出訪或去開會，能直直地躺在賓館大洋瓷澡盆裏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固然是一種有益於健康的享受，我卻不願意為此而搬家，改變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愛音樂，但只願守著陪我多年的雙卡半導體，無意添置一套音響設備。奇怪，人一老，對什麽用過多年的舊東西都產生了執著的感情。

既然兒女都不急於結婚，我膝下至今沒有第三代。但我身邊有一簇喊我“蕭爺爺”的年輕人。他們不時來看我，我從他們天真無邪的言談笑聲中，照樣也得到溫馨的快樂。

死亡的必然性還使我心胸豁達，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性質和分量，因而對身外之物越看越淡。我經常對自己也對家人說：“什麽也帶不走了！”物質上不論占有多少，榮譽的梯階不論爬得多高，最終也不過化為一撮骨灰。倒是每聽到一支古老而優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創作出一宗悅耳、悅目和悅心的什麽，能經得起時間的磨損，也不枉此生。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盡了力，默默無聞地做了有益於同類的事，撒手歸去，也會心安理得。

在跑最後一圈時，死亡這個必將使我與家人永別的前景，還促進了家庭中的和睦。由於習慣或對事物想法的差異，緊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時難免會產生一瞬間的不和諧。遇到這種時刻和場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們還能再相處幾年啦”！任何扣子都能在這一前景下，迎刃而解，誰也不願說日後會懊悔的話，或做那樣的事。

怕死，以為人可以永遠不死或者死後還能帶走什麽，都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死亡神通廣大，它能促使人奮勇前進，又能看透事物本質。我想來想去，惟一的解釋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為唯物主義者，因而也就無所畏懼了。“人只有一輩子好活。”認識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勁頭更足，更有目標。

願與天下老人共勉之。199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