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1918～2001），原籍臺灣省苗栗縣，生於日本大阪，在北京長大。著有《城南舊事》等。

我的小學母校是在大陸的北平，地址在和平門外廠甸，簡稱廠甸師大附小。北平的師範大學，有附屬中學和附屬小學，在同一社區，是文化古都北平有名的校區。我第一次返第二故鄉北平，訪母校附小是1990年五月的事。一群夏家的子侄陪我一道去，因為他們也都是附小畢業的，就連他們的子女，現在也都在附小讀書，是一家三代的母校了。

校園還是老樣子，大校門進去，是環抱兩條斜坡的路，因為校園比大街高出許多。上了坡，眼前顯現的是廣大校園前部，一年級的教室仍在左手邊！腦海裏立刻浮現出下雨天我上課遲到，爸爸給我送衣服來的情景，那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前方對面望去，有一排房子，當年是專為男生上課的勞作教室。旁邊還有兩個窗口的房子，是排隊買早點燒餅麻花（即油條）的地方。

我記得我的門牙掉了，吃起東西來抿著嘴，吃燒餅麻花也一樣，又難看又不舒服。北平的小孩子掉了門牙，大人見了常會開玩笑說：“吃切糕不給錢，賣切糕的把你門牙摘啦？”切糕是一種用黃糯米粉和紅棗、蕓豆、白糖蒸出來的糕，像我們臺灣的蘿蔔糕一樣大，人人都愛吃。

從校園向右往裏走，經過二年級教室、花圃，穿過大禮堂、音樂教室，豁然一亮，就到了大操場和右手一排依舊是臨街墻的老樓房教室，操場也還和從前一樣，有滑梯、秋千、轉塔等。想到我那時從前面的一、二年級升到後面的三、四年級，升高長大，心中好不得意。轉塔、秋千、滑梯是我的“最愛”！

進到樓房廊下，看見一間教室的外墻上，釘著一個牌子，上面橫寫著三行字：

鄧穎超同誌

1920年至1921年

曾在此教室任教

看起來很親切，可見他們對鄧穎超女士的敬重。她是周恩來的夫人，一對模範夫婦，他們生活簡樸，一向喜愛收養撫育孤兒，非常有愛心，所以受人敬重。前些時（七月十一日）鄧女士以八十八高齡於久病後故去，我們也一樣地悼念她。

校園沒有變動，這棟樓房也是我在三、四年級上了兩年課的地方。上下課的時候，鐘聲一響，群生奔向樓梯，木板被跺得咚咚響，我現在還好像聽到吵人的聲音。

校園的最後面，也就是樓房的右邊，原有一排矮屋，是縫紉教室和圖書室，但是現在卻沒有，太陳舊矮小被拆除了吧！但是我在這兒卻有著難忘的生活。女生到了三年級就要到這間教室學針線。這屋裏有兩張長桌和一排靠墻的玻璃櫥，櫥裏擺著我們的成績——鉤邊的毛絹、蒲包式嬰兒鞋、十字刺繡等等。教室的另一頭是圖書室，書架上是《小朋友》、《兒童世界》雜誌，居然還有很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紓、魏易用淺近的文言所翻譯的世界名著，像《基度山恩仇記》、《二孤女》、《塊肉余生記》、《劫後英雄傳》……等等，我都囫圇吞棗地讀過，可見得，當我白話文還沒學好的時候，已經先讀文言的世界名著了，奇怪不奇怪！

在後面繞了一圈，又回到前院去，到我二年級的教室前拍了一照，因為它仍是當年我上課的教室，沒有變動。我忽想起我上二年級的糗事，算術開始學乘法，我怎麽也不會進位，居然被級任王老師用藤教鞭打了幾下手心，到今天還覺得羞愧臉熱。

今天走到這兒，拍了照，我忽然對晚輩講起這些糗事並且笑說：“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教室外掛一個牌子，上面寫：林海音同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曾在此教室挨揍。”子侄們聽了大笑！

五、六年級的教室，就在二年級教室的東面。我們升入六年級的第一天，下午下課前，新級任李尚之老師，指定幾個男同學，要他們下了課留在教室，先不要回家。大家疑心重重，不知道是什麽事要他們留下來，打掃教室？掛貼畫表？功課不好需要補習？

有一些好事的同學便也留下來不回家，躲到離教室遠遠的角落看動靜。

第二天，你們猜是怎麽回事？

好事聽動靜的同學告訴我們了。原來昨天教室門關起來以後，只聽見李老師叫那幾個男同學一字排列，嚴辭厲色地說，他知道他們幾個人在五年級時是班上鬧得不像話、又不用功的學生——五年級的錢老師是個老秀才，是好人，但是管不住學生，我就是從錢老師班上升上來的，所以我知道——現在到了李老師班上。李老師說到這兒便拿起了藤教鞭，“咻！咻！”兩下子，接著說：“到了我這班上，可沒這麽便宜！”便接著在每人身上抽了幾下，幾個出名的壞學生，便閃呀躲呀的，可也躲不及，只好乖乖的各挨了一頓揍。

“你們怎麽知道？不是教室關緊了嗎？”我們女同學問。

“趴在門窗縫看見、聽見了呀！”淘氣的男同學扮著鬼臉說。

“也欠揍！”我也不客氣地撇嘴對男生說。

小學的最後一年，在李尚之老師的教導下，我們成了優秀和模範班。矮矮胖胖、皮膚黝黑的李老師，是河北省人（附小的老師幾乎都是河北省人），他雖嚴厲，但教課講解仔細，也愛護我們，我們實實在在地受益不少。這一年中也有不少學生（男生最多）挨了揍，但是我們不覺得有什麽不妥當，和現在有的老師拿打人出氣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附小記憶中的老師像教舞蹈體育的韓荔媛老師，教縫紉的鄭老師，二年級級任王老師，五年級級任錢老師（他的名字是錢貫一反過來念就是“一貫錢”啦！）都是一生難忘的。

我們附小主任是韓道之先生。他是韓荔媛老師的父親。記得上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他召集全校女生到大禮堂去聽他訓話，他發表談話說，我們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所以不可毀傷的倫理觀念，勸大家不要隨時髦剪掉辮子。因為那時正是新文化運動，西洋的各種風氣東來，一股熱潮，不但文化、衣著、生活上的種種習俗都改變了，剪辮子留短發也是女學生（甚至我母親那樣的舊式家庭婦女）的新潮流，韓主任的一番大道理，誰聽得下去，過不久還不是十個女生有九個剪掉黃毛小辮兒，都成了短發齊耳了。我當然也是。

前面我說過，我們的縫紉教室也是學校圖書室，我喜歡看書架上的雜誌《小朋友》和《兒童世界》。《小朋友》是中華書局出的，《兒童世界》是商務印書館出的。《小朋友》的創辦人有一位是黎錦輝先生，他對中國的音樂教育太有貢獻，我們是中國新文化開始後第一代接受西洋式的新教育，音樂、體育、美術，都是新的，我們小學生，幾乎人人都學的是黎先生編劇作曲的歌劇，像《麻雀與小孩》（太有名啦！）、《小小畫家》、《葡萄仙子》、《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哪一個不是小朋友們所喜歡、所唱過的哪！他辦的《小朋友》雜誌是周刊，每到星期六，我就等著爸爸從郵局（他在北平的郵局工作）提早把《小朋友》帶回來。上面我愛看《鱷魚家庭》，還有王人路（他是電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的翻譯作品。記得有一期登了一篇小說，說是一個王子慈善心腸，他走在路上很小心，低頭看見地上有螞蟻就踮著腳尖走，不願踩到螞蟻，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雖然是任意走路的人，但是真的低頭看見螞蟻，也會不由得躲開走呢！這都是受了《小朋友》上小說的影響吧！

等我長大了，進了中學，當然滿心閱讀新文藝作品和翻譯的西洋作品，《小朋友》就不知道什麽時候從我的讀書生活中消失了。

今年的暮春五月，我們一群兒童文學工作者到上海、北京、天津去和大陸上的同好者開會，熱鬧極了，親熱極了。我在會場上認識了許多人，重要的是在上海的會中，桂文亞給我介紹了今年八十六歲的陳伯吹老先生，他一生至今都是從事兒童文學工作，寫作、編輯或教書。他雖是快九十歲的人了，但健康的氣色、紅潤的膚色，親切的談吐，都使人有沐浴春風的感覺。大家都很敬重他，我也一樣，給他拍了照片。

這時臺北的陳木城過來了，他說：“來，林先生和七十歲的《小朋友》合拍一張。”原來他拿來的是一本《小朋友》創刊七十周年紀念號，全書彩色，雖然是二十四面薄薄的一本，但七十歲可是個長壽呀！算起來這位“小朋友”還比我小，我們都這麽健康，我雖然這麽大歲數，也沒有失掉孩子氣，我願意像陳伯吹先生一樣，一生都要分出時間來為孩子們不斷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