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成稿、付印到和讀者見面，經過許許多多曲折過程，前後拖延了約十七年。工作前期的進行，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組、美工組等諸同事的辛勤勞動分不開。圖版初次制版排樣，原財經出版社老師傅的工作熱情及高度責任感，也作出顯明貢獻。但此書能最後得以完成，實完全有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為準備了良好工作條件，並充分給以人力物力支持的結果。就中本院考古所方面人力上協助最多，使增補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若沒有這種種幫助和各方面的支援，這本書實不可能如目前樣子呈現於讀者面前。

從一九四九年起始，我就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專搞雜文物研究。照規矩，文物各部門都得懂一點。經常性業務，除文物收集、鑒別並參預一系列新出土文物展出外，兼得為館中繪制歷史人物畫塑提供些相關材料。還必須面對群眾，盡力所能及，為外單位科研、生產和教學打打雜，盡點義務。我名分上屬於陳列組，事實上任何一組有事用得著我時，我都樂意去作。雖感覺到能力薄，牽涉問題廣泛，工作復雜且繁瑣，用力勤而見功不大，但是我理會到，若能把工作做好，卻十分有意義。我深深相信，新的業務接觸問題多還生疏，堅持學個十年二十年，總會由於常識積累，取得應有進展的。

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萬計，且不斷有所增加，為中國物質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資料。一個文物工作者如善於學習，博聞約取，會通運用，顯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個空白點逐一加以填補，創造出嶄新紀錄。

我就從這點認識和信念出發，在大多數人難以理解情形下守住本職，過了整整三十年。盡管前十年比較順利，各類文物大都有機會經手過眼，數以萬計，但是任何一方面，可始終達不到深入專精程度。隨後二十年，事實上有大半時間，全國都在各種運動中時斷時續度過的。我不問條件如何，除了對本業堅持認真的學習和去為別的有關生產、教學方面打打雜、建建議，盡義務幫點忙，其他什麽都說不上。

至於本書由我來編纂整理，似偶然也並不全是偶然。一九六四年春夏間，由於周恩來總理和幾個文化部門的人談及每次出國，經常會被邀請看看那個國家的服裝博物館，因為可代表這一國家文化發展和工藝水平。一般印象，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紀材料。我國歷史文化那麽久，新舊材料那麽多，問是不是也可比較有系統編些這類圖書，今後出國時，作為文化性禮品送送人。當時齊燕銘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長，因推薦由我來作。歷史博物館龍潛館長，對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熱情加以支持，為從美工組安排得力三人協助。由於當作試點進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館中材料和個人習見材料，按年代排個先後次序，分別加以摹繪。我即依據每一圖稿，試用不同體例，適當引申文獻，進行些綜合分析比較，各寫千百字說明，解釋些問題，也提出些新的問題，供今後進一步探討。

總的要求，是希望能給讀者從多方面對於中國古代衣著式樣的發展變化，有個比較明確印象。工作既近於創始開端，從探索中求理解，作得不夠完美是意料中事。方法上和判斷上若還有少許可取處，能給海內外專家學人以小小啟發，或依據本書加以充實，或從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進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覺得十分高興。因為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當時估計，如有十年時間，不受過多幹擾，又得到工作便利，繼續出若幹本不會缺少材料的。

從一九六四年初夏開始，由於歷史博物館美工組幾位同事熱心努力，我對這些材料包含問題又較熟悉，工作因此進展格外迅速。前後不到八個月時間，圖版二百幅，說明文字約二十萬，樣稿已基本完成。經我重作校核刪補後，本可望於一九六四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動蕩已見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價值意義，大都得重新考慮。本書的付印，便自然擱下來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多久，這份待印圖稿，並不經過什麽人根據內容得失認真具體分析，就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凡是曾經贊同過這書編寫的部、局、館中幾個主要負責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我本人自然更難於幸免。其後，於一九六九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鹹寧湖澤地區，過著近於與世隔絕的生活。在一年多一點時間內，住處先後遷移六次，最後由鄂南遷到鄂西北角。我手邊既無書籍又無其他資料，只能就記憶所及，把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余處，一一用簽條記下來，準備日後有機會時補改。一九七一年回到北京後，聽一老同事相告，這圖稿經過新來的主任重新看過，認為還像個有分量圖書，許多提法都較新，印出來可供各方面參考。因此把圖稿取回，在極端惡劣工作條件下，約經過一個月，換補了些新附圖，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向上交去。可是從此即無下落。一擱又是四五年。其時恰在“十年浩劫”期間，這事看來也就十分平常，不足為奇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調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上得到社會科學院領導的全面支持，為在人力物力上解決了許多具體困難，給予了不少便利條件。遂在同年十月，組成一個小小工作班子，在較短的時間內，對本書圖稿作了較大的修改補充。首先盡可能的運用和增加許多新發現的文物資料，同時還改訂添寫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節，使全書約增至二十五萬字左右，新繪插圖一百五十余幅，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增補完成，即交輕工業出版社印行。此後又聯系了幾家國內外出版社，幾經周折，最後才交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

值得令人懷念的，是齊燕銘先生、龍潛先生、劉仰嶠先生。三位都在“十年浩劫”折磨中因傷致病，已先後成了古人。尤其是周恩來總理，已來不及看到這個圖錄的出版，我覺得是極大憾事。這本書如對於讀者還有點滴可取處，首先應歸功於他們幾位對這個工作的鼓勵和支持。

本書在增改過程中還得到國家文物局的經常關心，以及湖南省博物館、雲南省博物館、陜西省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對外文展辦公室、中央美術學院、音樂研究所和榮寶齋等文物、學術機構，各方面充滿熱情與友好的幫助。其次是直接參加過摹繪、攝影、制版、排印諸位勞動的貢獻。至於我個人，只不過是在應盡職務上，把所學的問題，比較有條理、比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務而已。

沈從文

1981年5月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