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中國養蠶織絲起源於有史以前。到殷商時代,已經能夠織造花紋精美的絲綢。西周以來,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男耕女織是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並且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一般紡織物因此得到普遍的提高,絲織品更得到高度的發展。根據《禮記》上《月令》、《王制》及《考工記》幾篇文獻記載,絲、染色當時都特別設有專官主管,楚國還設有主持生產作靛青用的“藍尹”工官。紡織物輕重長闊,各有一定的標準度量,凡是不合規格的生產品,不能用它納稅,也不許上市售賣。到春秋戰國,陳留襄邑出的美錦,齊魯出的薄質羅紈綺縞和精美刺繡,都著名於全國,不僅在經濟上占有重要地位,並且在工藝上也達到了高度水平。近年長沙楚墓出土幾種有花紋的絲綢,可證明當時絲織物的品質已有很大提高。
漢代統一大帝國完成後,社會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山東特種絲織物,國家特別設官監督生產。長安還另有東西織室,由“織室令”主管。西漢開始有大量錦繡羅向外輸出。近如朝鮮、蒙古,遠及羅馬、波斯,都重視中國錦繡。此種品質精美的生產品,對世界文化作了巨大的貢獻。同時,西北工人織的毛織物氍毹、、花,西南織的筒中黃潤細布,白疊、欄幹木棉布,也達到高度工藝水平,經濟價值不下於中原錦繡。近五十年來,由於地下材料不斷發現,充分證明了歷史文獻記載的正確性。我們並借此明白,菱形花紋的綾羅,和各種雲紋刺繡,圖案多出於戰國,和當時漆器、錯金銀器的花紋都有聯系。虎豹熊羆、糜鹿鴻雁和仙真羽人在雲氣中遊行,都是漢代一般裝飾藝術的基本花紋,並且是一種新的發展,或創始於武帝時代,因此也反映於當時高級絲織物的錦緞圖案中,成為錦紋的主題。許多錦還織有人名和吉祥文字。當時用的染料,只是紅花、紫草、櫟鬥、青蘆、藍靛、黃梔子、五倍子幾種容易種植和采集的植物的根葉子實,和價值極廉的黑礬、綠礬。經過了二千年時間,從地下發掘出來的錦繡,圖案色澤還鮮艷如新。古代中國工人在印染技術的進步上,和提花技術一樣,也創造了奇跡。東漢以來,西蜀織錦起始著名,除彩錦外,已有了加金錦繡的產生。三國時馬鈞改良錦機,簡化了提花手續,晉代以後的生產,因之得到更進一步的提高。《東宮舊事》敘述到的文綺彩錦,花紋已見出許多新變化。至於蜀中的織錦工業,直到宋代,卻還在全國居領導地位,生產品並且向海外大量輸出。
六朝以來,北方定州和南方廣陵,逐漸成為高級絲織物生產的中心,花紋也有了新的發展。除《鄴中記》提起的“大小明光”、“大小登高”、“虎文”、“豹首”諸錦,猶沿襲漢代式樣以外,幾種為多數人民所喜愛的花鳥,如花中的蓮荷、牡丹、芙蓉、海棠,鳥中的鴛鴦、白頭翁、、練雀,也逐漸在錦繡中出現,對於隋唐以後的絲織物圖案有重要的影響。隋煬帝是個非常奢侈的封建帝王,傳說運河初開時,乘船巡遊江南,就用彩錦作帆,連檣十裏。唐詩人詠《隋堤》詩有“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錦帆百幅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語句,一面說明這種荒唐的舉措,不知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一面卻可以看到絲織物大量生產,和花紋發展的新趨勢。唐代著名錦樣,多出於唐初在益州作行臺官的竇師綸。張彥遠在他著的《歷代名畫記》上就說起過,所作瑞錦、天馬麒麟、花樹對鹿、對雉、鬥羊、翔鳳、遊鱗等十多種式樣,到中唐以後百余年間還流行。因竇師綸封爵“陵陽公”,當時人就稱這種錦作“陵陽公樣”。近年在西北出土的絲織物,和唐代流傳到日本保存到今天的絲織物,還可以見山陵陽公錦樣的特殊風格,集壯麗秀美為一體,在裝飾美術上展開了一個新面貌。唐代官服多用本色花綾,鳥雀銜花作主題,依照不同品級,各有不同顏色和格式。此外用於婦女歌衫舞裙上的,多寫生花鳥蜂蝶;用於佛帔幛幔袈裟金上的,多大小纏枝花。除織成外,其中又可分彩繪、刺繡和泥金銀加工。一般褥墊屏幛用的,有方勝平棋格子、大小寶照、盤絳、樗蒲等等。這些生產品逐漸都成了絲織物圖案的一般格式,得到普遍發展。這時期又發展了六朝以來出自西南民間的印染加工藝術,大致可分“絞纈”、“夾纈”、“蠟纈”三類。“絞纈”多形成撮暈效果,“夾纈”即藍地白花布前身,“蠟纈”有用色三種以上的;單色染和復色染都得到了極大成功。印染花紋有團花、連枝和小簇花數種。同時外來的花紋,也融合於中國本來裝飾圖案中,絲織物圖案因之也更多樣化。敦煌石窟大量綾錦的發現,和新疆各地有花紋的絲綢的出土,豐富了我們這方面許多知識。宋代絲織物發展了寫生花,又發展了遍地錦紋,成為一種色彩更加復雜的工藝品。刻絲出於漢代的織成,到了宋代,把名畫家黃筌、崔白等作的寫生花鳥,一筆不茍反映到新生產上去,達到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政府制度,每年必按品級分送“臣僚襖子錦”,共計七等,給所有高級官吏,各有一定花紋。如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雀、寶照大花錦,寶照中等花錦。另有倒仙、球路、柿紅龜背、瑣子諸錦。當時實物雖已少見,但是從名目上和後來實物比證,我們還可以借此認識這些錦類的價值和等級。國家主持茶馬貿易的茶馬司,還在四川特設錦坊,織造西北和西南民族所喜愛的各種不同花錦,作為交換茶馬的物資。宜男百子、大纏枝青紅被面錦、寶照錦、球路錦,多發展於這個階段中。
以上只是我國在明代以前絲織物生產和花紋發展的簡略概況,可作為我們認識明代和明代以前絲織物一種線索,讓我們明白,中國絲織物的成就,和一個優秀工藝傳統分不開。是從舊有的基礎上發展而出,並隨時代發展,不斷改進,豐富以種種新內容才得到的。
本集材料的來源,全部出於明代刊印的《大藏經》封面。經文刊刻於明初永樂正統時期,到萬歷時期全部完成。這些裱裝經面的材料,多從內庫和“承運”、“廣惠”、“廣盈”、“贓罰”四庫中取用,有當時新織上貢的,也可能有宋元的舊料。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產品。圖案設計的風格,有的富麗雄渾,有的秀美活潑,處理得都恰到好處。特別是配合色彩,可以說豐富而大膽。其中的灑線繡,繼承了宋代的制作方法,宋時或名叫“刻色作”,是說配色如同填彩。“秋千仕女”是明代工藝圖案中通用的題材,“描金”、“嵌甸”、“雕填”等各種制法的漆器,彩繪與青花瓷器,都經常使用到。這幅繡工彩翠鮮明,不啻一幅情調優美的風俗畫。極重要是幾片復色暈錦,可能是明代以前的產品,這種格式起源於宋代,宋代叫“八達暈”,元代叫“八搭韻”,當時已珍貴著名。配色丹碧玄黃,錯雜融渾,達到錦類布色的極高效果。燈籠錦創始於北宋,別名“慶豐年”、“天下樂”。從文彥博守成都織造金線蓮花中置燈籠圖案加金錦創始,這裏選了幾片不同式樣。就中一片,燈旁懸結谷穗作流蘇,燈下有蜜蜂飛動,隱喻“五谷豐登”之意。這種受人民歡迎的題材,宋代以後被普遍使用,一直沿襲下來,更發展到桌圍椅靠上。直到現代,西南民間刺繡圍裙、頭巾和枕套,還經常用它作主題。要求發展生產和懸燈結彩慶祝農產豐收的題材,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也表現了人民的生活願望。這些彩錦,雖不是宋蜀錦格式,但這個風格顯然還是從蜀錦發展而來。方勝平棋格子、方勝合羅、龜子龍紋、團鳳幾種式樣,還和宋代李誡(明仲)著的《營造法式》書中的建築彩畫相通。此外如翔鸞、舞鳳、遊魚、如意雲諸圖案,全部活潑生動、優雅大方,在藝術上的成就是新鮮而有現實性的。大小纏枝唐代已盛行,大纏枝最初多用於佛帔金裝飾,小纏枝多用於婦女衣裙。宋代擴大了使用範圍,特別是幛子屏圍用大朵花,已成慣例。金時女真人官服規制,更明白記載,用纏枝花朵大小定品級尊卑。三品以上官的幔帳,許用大纏枝,其余用小纏枝。因此花朵變化極多,配合色調更多獨到處。其中幾種織金,有可能還是元代納石失金錦樣式。蒙古貴族一般使用納石失於衣領邊緣,朝廷舉行“只孫燕”時官服上更不可缺少。散朵花大體可分作兩式:小簇規矩花出於唐代,樸質中顯得嫵媚,布局妥貼,是唐人擅長。寫生花宋代方流行,有彩的應叫“生色花”,在宋金文獻中通稱“散搭花”,明代屬於“裝花”一部分。本集中所收幾種不同式樣,還可以看出不同設計方法。另外幾種折枝,或受宋代染纈法影響而來。特別是幾種褐色地淺花綢緞,更可理會到宋元時的生產。禁止服用“褐地白花”絲織物,見於政府法令,因北宋初年染纈限於軍用,還禁止印染用的花板流行。北宋纈花紋見於《宋史·輿服誌》鹵簿部分極詳盡。所禁止的褐地白花有可能正是契丹人所通行。南宋則染纈已具一般性,得到發展機會。元代在官品上褐色本不重要,但人民特別歡喜褐色,陶宗儀著《輟耕錄》就說起不同褐色約二十種。本集中的銀褐地“落花流水”花綾,可說是一幅構思巧妙而有氣魄的作品。
以上幾種錦緞,在我國絲織物圖案發展史上,都各有重要性。我們如進一步把它和唐宋的彩畫、雕塑,歷代史籍中的輿服誌,以及其他文獻實物聯系來註意,必然還可以觸發許多新問題,而這類問題,過去無從措手,現在有了豐富的實物,再和歷史知識相印證,是比較容易得到解決的。據目前所知,國內現存明代經面錦,至少還可以整理出近千種不同的圖案。這份寶貴遺產,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可以作為研究明代絲織物花紋的基礎,也是進而研究宋元絲織物花紋的門徑。必須全面深入的來理解、來分析比較,才可望得出更正確的結論。這裏提起的,不過是就本圖錄中所選作品略作說明而已。
古代工藝品最難於保存的,無過於絲織物。過去對於古代美術品的研究,多限於銅器瓷器字畫,沒有把綢緞當作中國美術中一個重要部門來註意,因此歷代許多遺存的實物,大都在經常的忽視中被毀壞了。漢代錦緞是因埋藏在幹燥沙漠中才保全下來的,唐代錦緞也是在沙漠中和敦煌洞窟中偶然保存下來的。宋元錦緞小部分幸而能保存下來,都是在被剪裁成零碎材料後,用到字畫包首和冊頁封面上的結果。明錦的內容,也只是從現存的殘余的《大藏經》封面上,才看出一點原來的面貌。新的生產脫離了優良的民族藝術傳統,自然難望有所發展。特別是近五十年來,由於各國對我國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各種劣質紡織品的傾銷以及人造絲的傾銷,使中國一般紡織物生產遭受到嚴重的摧殘,圖案花紋也逐漸形成一種半殖民地化的庸俗趣味,完全失去了本來健康華美的民族風格。近幾年才根本改正了這種情況。目前為了發展新的生產,恢復我國染織工藝固有的優良傳統,排除過去殘留的半殖民地化的不良影響,希望藝術家設計千百種色調鮮明、花紋大方的新作品,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文化要求,在此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改進染織圖案這個問題。因此,這種錦緞參考資料的出版,對於實用美術界說來,是很重要的。這些出自古代機織工人手中的圖案,必然能夠幫助美術工作者,啟發他們的創作熱情,由此產生出許多為人民所歡迎愛好的新產品。
本書材料的收集和編選,是在故宮博物院服務的李杏南先生二十年來熱心愛好的結果。李先生用個人業余時間註意到這個問題,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愛護熱忱,是值得尊重和感謝的。
1954年寫於北京歷史博物館
(原載《明錦》,人民美術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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