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

【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8年03期
【原文出處】《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07年6期第21～25,41頁
【作者簡介】毛瑞方，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博士生；周少川，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76)
【內容提要】 明初鄭和船隊七下西洋，隨行的馬歡撰《瀛涯勝覽》、費信撰《星槎勝覽》、鞏珍撰《西洋番國誌》。三書表達了明朝“宣德柔遠”，加強中外聯系、“共享太平之福”的意願。書中大量記載了海外各國的天時氣候、“土產之別，疆域之制”；記載了萬裏遠航中“浮針於水，指向行舟”的行程；還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經濟活動等各個方面，向國人介紹海外諸國的社會面貌，用以開闊明朝觀察世界的視野。三書說明了中外交流的歷史成就和意義，以及中華文明在世界範圍的重要地位，反映出鮮明的世界性意識。

中圖分類號：K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134(2007)06—0021—06

明永樂至宣德年間，鄭和率領二百艘寶船和兩三萬人組成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記述鄭和船隊下西洋事跡的史料有多種，然而其中最為紀實的基本文獻，應屬多次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所撰《瀛涯勝覽》、費信所撰《星槎勝覽》，及最後一次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所撰《西洋番國誌》三書，這是記載鄭和船隊所見所聞和思想意識的第一手材料。本文擬從世界文明史的視角，藉三書的記述、詩賦和作者自序，闡釋三書對當時域外史地的實錄及其蘊含的世界性意識，以期進一步認識明代史學的世界史視野。
一、“宣德柔遠”的歷史使命
永樂一朝到宣德初期，明廷多次派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巡航西洋，其目的是什麽，以往多有論說。有說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 有說是為了海外貿易的經濟目的；[2] 有的認為是為防禦帖木兒帝國的入侵。[3] 我以為，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和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永樂帝即位以後，急切希望一展新朝的氣象，力求建立一個以明帝國為主導的和平友好國際邦交的新局面。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歷來都有以我為中心，“君臨萬方”、“敷德四海”的思想。永樂皇帝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給禮部的詔諭裏就認為：“帝王居中，撫馭萬國，當如天地之大，無不復載”，因而要令“遠夷知尊中國”[4]。這是明王朝當時“銳意通四夷”的世界意識。[5] 雖然這種世界意識中帶有唯我獨尊的消極思想，但是仍應看到，其遣使各國是以通問結好、相互親睦等美好願望為出發點的。比如，永樂皇帝在永樂七年(1409)鄭和二下西洋時給各國的“敕書”中就說，“今遣鄭和賫敕普諭朕意，爾等只順天道，恪守朕言”，“不可欺寡，不可淩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6] 明確指出了與各國相互親睦、共享太平的意願。因此，永樂朝溝通四夷是以宣德柔遠，以求和平共處為主要目的的。
永樂皇帝即位之時，明朝西北邊鄰的中亞一帶，雖在洪武初年興起了強大的帖木兒帝國，並於1404年正式向中國宣戰，集步騎兵四五十萬人開始東征。然而，永樂三年(1405)帖木兒病死於兀答刺兒，東征之役只好作罷[7]57,58。而且，帝國也隨之陷於分裂，不能再威脅明廷西北邊陲的安全。東南一帶，洪武時就有走私豪民勾結方國珍舊部或倭寇橫行掠奪；永樂即位初，則有豪民“私截海舡，交通外國，因而為寇”[8]。而海外西洋諸國，也因明朝內政的變化，許多與明廷失去了聯系。“由於商旅阻遏，諸國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朝貢如故”[9]。因此永樂皇帝將註意力集中於東南、南海及西洋一線，屢遣鄭和船隊遠航西洋各國，“開讀詔敕”，恢復明廷與海外的關系。
馬歡、費信、鞏珍所撰三書皆以親身的見聞，記載了鄭和下西洋的詳細經歷。三書中馬歡《瀛涯勝覽》記西洋國家與地區20處，寫成於永樂十四年(1416)，成書最早，故有首創之功；且其書記各國物產最為豐富，描述最為詳盡。費信《星槎勝覽》寫於正統元年(1436)，所記西洋各國家地區數量最多，達45個，全書分前後集，前集是費氏親歷之地，後集是費氏據他人講述而記錄之地。鞏珍《西洋番國誌》寫成於宣德九年(1434)，亦記20國，此書內容多承襲《瀛涯勝覽》，無太多新意；然書中對某些物產的記述，對航海活動的介紹，也可補充其他二書。
馬歡等人所撰下西洋三書雖在內容上詳略有別、各具特點，然而卻都明確記述了鄭和船隊“前往海外，開詔頒賞，遍諭諸番”[10]5；“宣布綸音往夷域”[11]1 的共同使命。
三書的自序從不同角度反映“宣布綸音”的內容，即要告訴西洋各國：大明皇帝英明無比，天朝地土遼闊，百物富庶，禮儀美奐。比如，費信說：“太宗文皇帝德澤洋溢乎天下，施及蠻夷，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親。執圭捧帛而來朝，梯山航海而進貢。禮樂明備，禎祥畢集。”[12]9 言語之間充溢著天朝盛世的恢宏氣度和自豪。《瀛涯勝覽》和《西洋番國誌》也都表現出這種氣勢，如馬歡說“聖明一統混華夏，曠古於今孰可倫”[11]2；鞏珍則認為永樂皇帝“制作謀謨，騰今邁古”[10]6。“宣布綸音”的目的意在“振綱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使“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罔不悉歸於涵養之內”[12]9，“莫不知有其君而尊親”[11]1。就是要用仁義來感化西洋各國，使他們都來效法中國的禮樂制度，敬順天道綱常，彼此和睦相處，密切聯系，以共享太平之福。
二、域外地理、氣候物產的實錄
下西洋三書記載了萬裏遠航中“浮針於水，指向行舟”[10]5 的航程；大量記述了海外各國的天時氣候、物產之別、疆域之制。從而豐富了人們的地理概念和航海知識，擴大了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每次都要涉滄溟十萬余裏，航行中常常是“烈風陡起，怒濤如山，危險至極”[10]6。然而船隊的成員依然雲帆高張，無所畏懼，尤其是馬歡、費信、鞏珍三人，不僅克服了航行中的困難，還秉筆記錄了沿途航行的路程、山水形勢等豐富的航海資料。以費信的《星槎勝覽》為例，書中就詳細記錄了沿途的航線和日程。如曰，中國至占城，海舶從福建五虎門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可至。[12](前集)1 占城至爪哇，順風二十晝夜可至。[12](前集)13 爪哇至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12](前集)18 舊港至滿刺加，順風八晝夜可至。[12](前集)19 滿刺加至蘇門答刺，順風九晝夜可至。[12](前集)23 滿剌加至錫蘭山，順風十晝夜可至。[12](前集)30 錫蘭山至古裏，順風十晝夜可至。[12](前集)35 古裏至忽魯謨斯國，順風十晝夜可至。[12](前集)37 忽魯謨斯至天方，順風十晝夜可至。[12](後集)26 可以看出，以上航程是以占城、滿刺加、蘇門答剌、古裏為重要航站的，船隊總是先到達這幾個航站，再由這幾個重要的中轉站，分抵西洋各國的。
三書還記錄了航行沿途的山形水勢，及運用羅盤浮針、牽星過洋等航海知識。比如，費信就提醒遠航船隊在經過中南半島海面的昆侖山時，應註意避險，“凡往西洋商販之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雲：上怕七洲，下怕昆侖，針迷舵失，人船莫存”[12](前集)8 印度半島的大棋喃“地與都欄礁相近”，“若風逆，則遇巫裏洋險阻之難矣。及防高郎阜沈水石之危”[12](後集)16。而溜洋國附近海面，“弱水三千”，水的浮力極小，“若商舶因風落溜，人船不得復矣”[12](後集)23。費信還提醒航行中要警惕海盜打劫，如印尼附近的龍牙門、重迦邏就有“專尚寇掠”的海盜出沒。此外，他還記錄在蘇門答剌東岸有一處淡水港，“汪洋二千余裏，奔流出海之中，一流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水日用”[12](後集)4,12,3。鞏珍在《西洋番國誌自序》中也記錄了許多重要的航海知識，如曰：“惟觀日月升墜，以辨西東，星鬥高低，度量遠近。皆斵木為盤，書刻幹支之字，浮針於水，指向行舟。”這是記述當時船隊用“牽星過洋”和水羅盤定向相結合的方法來確定航向。為了準確的判定航向和裏程，船隊還要選取有經驗的船師擔任“火長”，執掌“針經圖式”，以保“更數起止，計算無差”。鞏珍還描述了下西洋寶船“體勢巍然，巨無與敵，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的壯觀景象；記載了船隊每停泊一處，需及時“汲取淡水，水船載運，積貯倉儲，以備用度。斯乃至極之務，不可暫馳”[10]5,6。
下西洋三書更詳記了途經三十余國的地理位置、疆域範圍、氣候變化，以及礦產、林木、果蔬、禽獸、水產等自然資源。三書對亞非各國記載的地理範圍雖然沒有超出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然而卻對《島夷誌略》的內容有重要的補充。從各書的內容上看，三書作者顯然在出航之前已對《島夷誌略》有過深入的研究，正如馬歡在《瀛涯勝覽自序》中所言，經其“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誌》所著者不誣，而尤有大可奇怪者焉”。於是他們註意在航行中對汪大淵的記載進行考察和補苴。從三書對西洋各國地理物產的記載上看，有兩點是大大超越《島夷誌略》的。一是汪大淵對亞非國家地區的記載，每條之下往往只有寥寥幾句，語焉不詳，讓人費解。而三書中每國每地的內容都十分豐富，其中費信書於地理、疆域的記載更詳；馬歡書則於物產的敘述更細。二是三書對西洋各國地理物產的記錄亦對《島夷誌略》有重要補充。比如，三書所記之“柯枝國”、“阿丹國”、“佐法兒國”，《星槎勝覽》所記之“九洲山”、“翠藍嶼”、“剌撒國”、“竹步國”、“木骨都束國”、“蔔剌哇國”，《瀛涯勝覽》、《西洋番國誌》所記之“黎代國”等10個國家與地區皆為《島夷誌略》所無，故可補汪大淵記載之缺。此外，三書所記之錫蘭山國、忽魯謨斯國、溜洋國、阿魯國，汪大淵則分別稱為僧加剌、甘埋裏、溜山、淡洋；馬歡、鞏珍書所記之南淳裏國，汪大淵稱喃巫哩；費信書所記之吉裏地悶，汪大淵則稱古裏地悶，這些也可以看出明代中國對西洋地區的認識，在元人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變化。
至於對西洋各國物產的記載，三書可補《島夷誌略》的內容就更多了。《島夷誌略》所記海外物產品名的數量可謂繁多，據蘇繼庼的統計有350余種，[13] 而三書對西洋各國物產的記錄可補《島夷誌略》者，又多達100余種。其中珠寶類的如青米藍石、昔剌泥、金剛鉆、瑪瑙、黑珀等；林木類的如白檀香、花梨木、觀音竹等；果蔬類的如沙弧米、萬年棗、蘆薈、胡荽、胡蘿蔔等；禽獸類的如火雞、馬哈獸、珍珠雞、飛虎、麒麟等；水產類的如馬鮫魚、鼉龍、神珠等，不勝枚舉。尤為可貴的是三書的作者以細致的觀察和了解，形象記錄了西洋許多奇珍異產的詳狀，為人們展示了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精彩畫面。比如，馬歡記占城的觀音竹“如細藤棍樣，長一丈七八尺，如鐵之黑，每一寸有二三節，他所不出。”[11]3 記舊港的火雞“大如仙鶴，圓身簇頸，比鶴頸更長，頭上有軟紅冠，似紅帽之狀，又有二片生於頸中。嘴尖，渾身毛如羊毛稀長，青色。腳長鐵黑，爪甚利害，亦能破人腹，腸出即死。好吃燒炭，遂名火雞。”[11]18 類似這樣精彩的描述，還有如記滿刺加所產的一種樹脂稱“打麻兒香”[11]23，以及當地常見的被稱為“鼉龍”的鱷魚；[11]25 記在阿丹國所見，被馬歡稱為“麒麟”的長頸鹿。[11]58 此外，《星槎勝覽》也有不少這樣的記載，其中如記龍涎嶼海面上的抹香鯨所產龍涎香，[12](前集)27 詳細生動，也比汪大淵所記更為準確。《島夷誌略》“龍涎嶼”曰龍涎香須合它香發之，方有香，不符合實際；以《星槎勝覽》所記“焚之，其發清香可愛”為確。
總之，三書對西洋諸國地理物產以及航海知識的記載，豐富而詳贍，可補前人記述之缺，為增強當時國人的世界觀念做出了貢獻。
三、西洋各國社會制度、生產生活的記載
下西洋三書的世界性意識還表現在他們特別註意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經濟活動等各個方面，向國人介紹海外諸國的社會面貌，用以開闊人們觀察世界的視野。
下西洋三書記載了西洋各國的社會制度、軍事、法律等方面的情況。15世紀初葉，西洋各國的社會發展形態還很不平衡，有的國家等級森嚴，軍隊、法制已初具規模。比如占城國“酋長所居高廣，屋宇門墻俱磚灰甃砌，及堅硬之木雕琢獸畜之形為華飾，外周磚垣，亦有城墻之備”。“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復屋，門不過三尺，過則即罪之”[12](前集)2。爪哇、暹羅、阿丹等國重兵習武，如阿丹國“人性強梗，有馬步銳兵七八千，所以國勢威重，鄰邦畏之”[11]55。暹羅“風俗勁悍，專尚豪強”，“削檳榔木為標槍，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12](前集)11。爪哇兵為“諸蕃之雄”[12](前集)16。占城國刑罰嚴峻，“罪輕者以藤條杖脊，重者截鼻，為盜者斷手，犯奸者男女烙面成疤痕。罪甚大者，……令罪人坐於尖木之上，木從口出而死”[11]4。而印度半島的榜葛剌國，則“國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門印信行移皆有，軍亦有官管給糧餉”[11]61。而在一些國家，社會形態還處在比較落後的階段。如與爪哇相鄰的重迦邏“無酋長，以年高德者王之”[12](後集)13。印度半島的柯枝、古裏有“木瓜”民，“無屋居之，惟穴居樹巢”[12](前集)33,34。溜洋國居民也是“巢樹穴居”，“裸形無衣，惟結樹葉遮前後也”[12](後集)23。
下西洋三書的作者每到一處，還深入其地，了解記錄當地的民情風俗、文化與宗教等風貌。三書所記載西洋各國眾彩繽紛的民俗，開人眼界。如占城、爪哇國民俗忌人摸頭，“如有觸其頭者，如中國殺人之恨”。爪哇、錫蘭等地有好吃檳榔之俗，終日“不絕於口”。暹羅舊有鳥葬之俗，“人死，擡屍於郊外海邊，放沙際，隨有金色之鳥大如鵝者，三五十數，飛集空中，下將屍肉盡食飛去。余骨家人號泣就棄海中而歸，謂之鳥葬”。又記印度半島的榜葛蒯國，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國的耍虎、耍羊、耍猴等雜耍馬戲，技藝絕勝[11]6,8,11,37,21,62,65。三書所記各國淳樸的民風，更是令人稱道。如蘇門答刺北邊的花面國“強不奪弱”，“富不倚驕，貧不生盜，可謂一區之善”[12](前集)24。馬來半島上的龍牙犀角地區民風淳厚，“以親戚尊長為重，一日不見，則攜酒持肴而問安”[12](前集)25。天方國則“居民安業，風俗好善”[12](後集)25。又西洋各國有的已有文字，如占城、爪哇皆有文字，然無紙筆，占城“用羊皮槌薄，或樹皮熏黑”，“以白粉載字為記”[11]4；爪哇則“以尖刀刻之，亦有文法，國語甚美軟”[11]14。三書還詳細記述西洋各國之宗教習慣和習俗，《瀛涯勝覽》記占城、暹羅、錫蘭、小葛蘭、柯枝、古裏等國的佛教習俗和傳說，記東南亞、阿拉伯等國家的伊斯蘭教儀式和穆斯林不食豬肉、婦女蒙面的習俗。《星槎勝覽》還詳細描述了天方國即麥加的聖殿、黑石等結構、形狀。這些都為人們了解佛教、伊斯蘭教的傳播保存了寶貴的資料。
三書還註意記載西洋各國的農業、手工業生產和經濟活動。東南亞各國因“田沃勤熱”，所以農業往往比較發達。如暹羅“田平而沃，稼多豐熟”；舊港“田土甚肥，倍於他壤。古雲：一季種谷，三季生金。言其米谷盛而為金也。民故富饒”。而阿拉伯半島、東非等國則因“數年無雨”，“草木不生”，所以不合耕種。如佐法兒國“田廣而少耕，山地皆黃，亦不生草木，牛羊駝馬惟食魚幹”[12](前集)11,18;(後集)18。手工業方面，西洋各國所生產多有海鹽、西洋布、釀酒等。酒的品種多樣，如榜葛剌國“酒有三四等，椰子酒、米酒、樹酒、茭樟酒”[11]60，有些地方還有“蔗酒”。西洋人民心靈手巧，善於就地取材，一物多用。如古裏國“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漿甚甜，好吃，可釀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飯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殼為碗、為杯，又好燒灰，打鑲金銀細巧生活。樹好造屋，葉好蓋屋”[11]47。三書還記述了各國的貨幣流通，如《西洋番國誌》記爪哇、舊港用中國銅錢，暹羅以海貝為錢，蘇門答剌的七成淡金鑄錢稱“底哪兒”，古裏國的六成金鑄錢稱“吧南”，祖法兒的金幣稱“倘加”，阿丹國的金幣稱“甫嚕黎”、銅幣稱“甫嚕斯”，榜葛剌國的銀幣亦稱“倘加”，忽魯謨斯國的銀幣亦稱“底哪兒”[10]10,12,14,20,29,35,36,38,42。
四、西洋三書的世界性意識
鄭和船隊的世界性意識不僅表現在他們有較為寬闊的世界概念，即對西洋各國的地理、歷史和社會現狀有盡可能的了解，而且還表現在他們認識到中外歷史文化發展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並通過下西洋三書的記述反映出中外交流的歷史成就和重要意義。
三書的這種世界性意識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析。
首先，三書記述了中外交通的歷史，和中國人移居海外與當地居民友好相處的史實。我國東南、南方沿海居民早有漂洋過海，移居南洋和開發南洋的歷史。下西洋三書記載了中國人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和地區成批聚居，建立新村；或雜居於當地，與“原住民”通婚生活，世代繁衍的歷史與現實。如在爪哇“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11]8；其中杜板一地有中國人所創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余家”[11]9；蘇魯馬益一地也有中國人居住。舊港國“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11]16。暹羅國也有中國人移居的痕跡，“國語頗似廣東鄉談音韻”[11]21。另外，滿刺加國也有中國人的後裔，其國人“皮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也”[12](前集)20。這些都是中國人與當地居民一起開拓、建設居留國的事跡。三書通過中國移民在域外安居樂業的事實，彰顯了“四海為家”的世界觀念。
第二，三書記載了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並備受尊重的情形，體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聯系。比如，《星槎勝覽》記淳泥國人“凡見唐人在其國，甚有愛敬。有醉者則扶歸家宿，以禮待之若舊故”[12](後集)14。暹羅女子“遇我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12](前集)11。西洋各國人民對中國人的友愛熱情甚至在刑罰上都表現出偏愛，如費信說真臘國刑罰規定“蕃人殺唐人償其命，唐人殺蕃人則罰其金，無金賣身贖罪”[12](後集)1。三書還記載了西洋人民對中國文化“知所尊崇，慕尚聲教”[14] 的熱愛。如記暹羅國有道士“頌經持齋，服色略似中國之制”[12](前集)11。琉球國人“能習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效唐體”[12](後集)8。對於傳播中國文化的鄭和船隊，西洋各國的王酋或居民更是待以隆重的歡迎和禮遇。比如費信說鄭和船隊到達占城時，“其酋長與部領皆乘馬出郊迎接詔賞，匍匐感沐天恩，奉貢方物”[12](前集)2。記船隊到達榜葛刺，即現在的孟加拉國時，其王“遣部領賫衣服等物，人馬千數迎接”[12](前集)39。船隊開讀明廷詔書時，其王“恭禮拜迎詔”，隨後“鋪絨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12](前集)40。在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國，馬歡記其王聞寶船抵達，“即率大小頭目至海濱迎接”，“行禮甚恭謹感伏”[11]55。以上材料雖然是片斷、零散的，但卻從一個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文明在域外的影響，說明了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共同發展的有機聯系。
第三，三書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外貿易的繁榮，說明了中國與西洋各國經濟發展的互補性。鄭和船隊“溝通四夷”，建立和平友好國際邦交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與西洋各國進行商品貿易。從三書的記載可以看出，船隊分赴亞非進行貿易，是把馬來半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作為三個主要貿易區的。在鄭和下西洋的航線上，滿剌加、古裏、忽魯謨斯是針對三個貿易區的三個商貿據點。按三書記載，馬來半島上的滿刺加是寶船船隊的頭一個商品中轉站，馬歡說中國寶船一到，就在這裏“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囤在其內。去各國船只回到此處取齊，打整蕃貨，裝載船內”，等待南風正順開洋回國。[11]25 印度半島上的古裏，是寶船船隊的第二個中轉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處港口與西洋各國南聯北接，東西通達，故馬歡稱之為“西洋大國”[11]42，費信稱“其亦西洋諸蕃之碼頭也”[12](前集)34。而位於波斯灣的忽魯謨斯則可經營阿拉伯半島的商貿，又處於亞歐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並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趕集買賣”[11]63。所以鄭和船隊將此定為商貿的第三個據點。
三書記載鄭和船隊與西洋各國的商貿活動是形式多樣的。按馬歡所述，有的地方是委托當地頭目或稱為“哲地”的財主進行買賣，如古裏國、柯枝國。有的是直接與當地居民進行物物交換或錢物交易，如在祖法兒，“其王差頭目通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蘇合油、木別子這類，來換易纻絲、磁器等物”；在阿丹國，是“國王即諭其國人，但有珍寶，許令賣易”[11]54—55。這些互利互惠、平等直接的交易，加深了中國人民與西洋各國人民的友誼。除民間貿易外，更多的是通過鄭和船隊的出使，建立起龐大的朝貢貿易體系，從此西洋各國利用朝貢貿易體系與明朝保持通暢的商貿往來。馬歡《瀛涯勝覽》中所記20國，無不前來中國朝貢方物。三書之中所記各國“進貢朝廷”、“進奉中國”、“赴闕進貢”、“獻齋於朝廷”之例，俯拾皆是。而朝廷在接受貢品後，往往本著“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15] 的方針，“賜賫有加”，給對方以優厚的回賜。
明初中國，社會經濟和生產技術居世界前列，中國先進的手工業產品和生產工具為西洋諸國所歡迎和使用。鄭和船隊不僅傳播了中華禮樂文化等精神文明，也傳播了先進的物質文明。按三書的記載，寶船經常運往西洋的“貨用”有青白花瓷、銅鐵農具、金銀、燒珠、印花布、色絹、絲綢、錦緞、水銀、雨傘、麝香、樟腦、草席、銅錢、鐵鼎等40多種，而其中“中國麝香、纻絲、色絹、青磁盤碗、銅錢、樟腦”，則為各國“甚喜”之貨物。[11]37 當然，三書也記錄了鄭和船隊從西洋采購的各種奇珍異寶和大量的土特產品。中外商貿繁榮的景象，反映了中國與西洋各國經濟上的互惠互利，同時也說明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性。
鄭和船隊的遠航，是一次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下西洋三書以其翔實的內容，一方面從研究域外的角度，使人們既了解五彩繽紛的外部世界，又認識中華文明在世界範圍的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努力反映中外交流的歷史成就，也向人們說明了世界各國歷史發展的聯系性。這些豐富的世界性意識對於促進明代社會以更為開放的態勢面向世界，在明中後期開放海禁，“分市東西路”[16]，對於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不斷加劇，是有其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的。
收稿日期：200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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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蘇繼庼．島夷誌略校釋·域外物產貿易品名[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4] 外國傳七·淳泥國傳[M]//明史：卷三二五．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15] 外國傳六·瑣裏傳[M]//明史：卷三二五．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16] 周起元．東西洋考序[M]//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