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父吟》裏，白先勇又一次采用全能觀點的第三人稱客觀敘述法，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對白托出小說情節之大部分。然而這篇小說最引人註意的特點，是中國文學典故的采納與運用，以及這些典故賦予這篇小說的特殊影射含義。

情節動作（action）發生在一個深冬午後的短短數小時內。地點是臺北近郊天母的翁寓，小說一開始，我們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樸園（樸公），由五十歲左右的雷委員陪同，從王孟養的公祭典禮回到自己家裏。樸公和王孟養同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元老；雷委員則是王盂養的學生與多年的幕僚。樸公邀雷委員入屋內，到書房用茶，閑話時談起辛亥年間的舊事，以及自己和王盂養過去的一段淵源。接著樸公對當天的公祭說了幾句意見，他對王盂養的兒子王家驥之疏離中國人情禮俗，特別表示遺憾。雷委員陪樸公下棋，見他困乏打盹，便堅持告辭。樸公送到門口，再三囑咐雷委員多費點心，幫忙照料他老師的後事。雷委員離去後，樸公在院子裏耽擱一會兒，回憶起半個世紀以前辛亥年問的一些快事，最後才扶著他小孫子的肩膀，祖孫二人入內共進晚餐。

這篇小說裏面出現的角色，一共四人：七旬上下的樸公，五十左右的雷委員，六十開外的侍從賴副官，和一個年方八九，暫時離開留居美國的父母而回臺和祖父同居的小男孩效先。然而，除了這四個人，《梁父吟》裏還有一個十分重要但沒出面（也不可能出面）的角色，即去世了的王孟養。而這篇小說裏引人註意的中國文學典故之運用，和王孟養這個人物，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系。

無可置疑地，白先勇取用《三國演義》裏面的部分故事，揉入小說情節裏，同時以蜀漢的英雄豪傑來影射此篇小說的人物。但有一點十分耐人尋味，即王孟養這個沒出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張飛，一方面又是諸葛亮，而從這一個相異的起點出發《梁父吟》這篇小說可以導致兩種相當不同的解釋。不僅小說含義不同，連小說氣氛甚至小說主角都不同。更令人拍案驚奇的，是這兩種看似不能互相契合的含義，最終又奇跡似地回歸一處，融匯成一體。現在就讓我們分析討論這篇小說的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以張飛影射王盂養

樸公邀雷委員到書房喝茶談話，說起他和仲默、孟養三人當初結識的一段淵源。他們是四川武備學堂的先後同學，本來互不認識，但都參加倒滿運動，武昌革命時碰巧歸成一組，才相識。就在起義之前幾小時。

大家幾杯燒酒一下肚，高談國家興亡，都禁不住萬分慷慨起來，你老師最是激昂，我還記得，他喝得一臉血紅，把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兩個人，便效那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在院子裏敵血為盟，對天起誓：“不殺滿奴，誓不生還。”約定日後大家有福共享，有難同當。那時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個人連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來，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師年紀最小，是老麽。他那時才不過是二十歲——

《三國演義》裏，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年紀最小的是張飛，而結義的念頭也是張飛出的。白先勇以張飛喻王孟養，此為證一。樸公一再感嘆王孟養的性子太剛太烈，以致一輩子吃虧；又向雷委員微笑問道：“你們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裏的大太陽——烈不可當，是嗎？”而桃園三傑之中，也是張飛的脾氣最剛最烈，後來被範疆、張達二人謀殺，也因為他“性暴如火”。此為證二。樸公追敘武昌起義之日，大勢既定，王孟養站到黃鶴樓欄桿上，揮著一柄馬刀，豪狂大呼：“革命英雄——王孟養在此。”這使我們聯想起張飛，在長阪橋頭，手挺蛇矛，立馬橋上，對曹操軍隊厲聲大喝：“燕人張翼德在此！”此證三。

我們既能相當有把握他說，白先勇存心把王孟養比喻成張飛，那麽，排行老大的樸公，就應該是蜀漢皇帝劉備了。而仲默和孟養二人都已先後去世，也正符合關張在劉備之前先後亡故。實際上，白先勇在描寫樸公時，確實特別賦予他中國古代理想政治領袖的風度與器度，以及純粹漢族之正統古典精神。小說一開頭，我們就感覺到他的帝王風儀，高貴氣質與豪傑氣派：

老者身著黑緞面起暗團花的長袍，足登一雙絨布皂鞋，頭上戴了一頂紫貂方帽，幾絡白發從帽沿下露了出來，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兩頤卻蓄著一掛豐盛的銀髯。老者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可是他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

他註宅院中，“別的樹木都沒有種，單沿著圍墻卻密密的栽了一叢紫竹”。他喝的是“鐵觀音”，坐的是“一張紫壇木太師椅”，書房陳設“十分古雅”，“一壁上掛著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畫的寒林漁隱圖。兩旁的對子卻是鄭板橋的真跡，寫得十分的蒼勁雄渾”；“另一壁也懸了一副對聯，卻是漢魏的碑體，乃是展堂先生的遺墨”（按：展堂先生乃革命元老胡漢民的號）。烏木大書桌上，“文房四寶一律齊全。一個漢玉鯉魚筆架，一塊大籟閣珍藏的古硯，一只透雕的竹筆筒裏插著各式的毛筆”。桌上單放著一部線裝資治通鑒，已經“翻得起了毛”。我們由此推知，樸公長年累月研習國家興衰之道，生民休戚之事。此外，作者在文中取用“龍”“鳳”字眼，亦是一種暗示。

樸公的性格脾氣，也和劉備一樣忠厚寬和，少得罪人。他自己也說：“我一生謹慎，吃虧的地方少。”他用“狂狷”二字形容王孟養的為人：“‘狂涓’二字是你老師的好處，可是他一輩子吃虧，也就在這個上頭。”論語子路篇裏，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盂子盡心下篇裏，孟子也對萬章說：“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把人分成三個等級：中道為上，狂狷次之，而“閹然媚於世”的鄉願，則屬下級。張飛和王孟養，都可說是孟子所謂的“其誌嘐嘐、不屑不潔”的狂狷之士。而劉備和樸公，大概就是孔盂所說的“中行”、“中道”者吧！

樸公是一個固執持守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他把今日的現實世界，很小心地關在自家門外。我們註意到，樸公宅中那個佝僂蒼老，“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的侍從，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兩次“過去把大門關上”。樸公閉關自守，不斷在他那只饕餮文三腳鼎的古銅香爐，燃著龍涎香；但濃郁的龍涎香味只能彌漫在書房裏，與屋外的現實汙濁空氣完全不能調和。樸公以全部心力攀住中國傳統，排斥西洋潮流，難怪他腰上的僵痛，電療幾次總不見效，可是服下奚服一的中藥，就“好像還克化得動似的”。

正因為樸公是這樣一個尊重傳統的人，又因他對結拜的義弟懷著深厚情誼，他對王孟養的兒子違背中國人情禮俗的態度與作風，感到特別遺憾，愀然說道：“看見這些晚輩們行事，有時卻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王家驥由於久居美國，受到洋化，思想行為都只講究理性現實，不耐煩於中國人情禮儀。又屈己貼合現世，毫無他父親當年創國的不屈不撓之精神。樸公見他不能接續中國傳統，不肯繼承自己父親的精神遺嚴，一方面為整個中國的前途感覺惘悵，另一方面更替王孟養感到十二萬分的惋惜。

樸公替王孟養惋惜悵憾，固然不錯，但他自己呢？他自己，將來是否就有子孫來接續他創建民國的崇高理想與精神？來繼承他珍藏保留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樸公本人，可能對此甚抱希望，因為他的小孫子效先，從美國回來同他住了一段日子，不但已懂得孝敬長輩，親侍祖父湯藥，而且也背得上幾首唐詩了！當效先瑯瑯背出《涼州詞》，雷委員喝彩道，“莫怪我唐突，將來恐怕‘雛鳳清於老鳳聲’呢”，樸公雖然嘴裏說“不要謬獎他”，臉上卻“不禁泛滿了得意的笑容”。樸公對他這個孫子的嚴訓兼慈愛，處處表現出來。譬如，效先奉上湯藥時。

樸公擡頭看見他，臉上馬上泛出了一絲笑容，但是卻厲聲喝道：

“還不快叫雷伯伯？”

然而，樸公若真以為他能靠這個八九歲的幼孫來繼承傳統，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樸公已經“七旬上下”，任憑他有何等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的肉體生命是持續不了多久的了。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讓效先一直留居臺灣，陪伴孤獨的祖父，一旦樸公去世，他們還是會把他接回美國，使他很快變回一個“小洋人”。所以樸公和王孟養的命運，說起來也相差不多。這也就是我們國家傳統文化的命運！（樸公不斷在古銅香爐裏點香，當然就是作者暗示香火接代的問題。）

樸公的這種自欺與脫離現實，是這篇小說的主要反諷。但作者的基本態度是尊敬與同情，而非譏誚嘲笑。在我們現今這個只有“鄉願”才能飛黃騰達的世界裏，樸公卻不肯同流合汙，討好俗世，而堅持固守傳統理想，排斥現實勢力，做一個中道而行的儒士。如此，在不可避免的實際失敗中，他卻獲得了一份莊嚴光榮的精神勝利。

小說裏，樸公的言談表現，處處展示出他那令人欽佩但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思想行為，實在太遠離現世，太不合於科學昌明、講究理性的今日。譬如他主持治喪會，堅持傳統禮儀，因為有了任何錯失，便是“對亡者失敬”。又因擔心王孟養“打了一輩子的仗，殺孽重”，而替他許願，代他手抄一卷金剛經，等做“大七”那天，拜大悲懺時替他還願。雷委員告辭時，樸公又特別囑咐：

“還有一句話，是你老師臨終時留下來的，日後回大陸，無論如何要把他的靈柩移回家鄉去。你去告訴他的那些後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養常穿的軍禮服，他的那些勛章也要存起來，日後移靈，他的衣衾佩掛是要緊的。”

這些，都十足表現樸公對“精神”的尊重，與對王盂養的厚誼。但若以今日的科學眼光與現實理性態度來評論，人，死了就是死了，還忙什麽？樸公是多麽迷信！多麽自找麻煩！也難怪王家驥聽著樸公的話，“竟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樸公確實已經老邁。但他一直保留著當年創建民國的耿直不屈精神，而這精神，使他那上了年紀的肉身，也增添一份異樣之神采。我們註意到，五十上下的雷委員，“面容顯得有點焦黃疲憊”。六十開外的穿中山裝的賴副官，更是頭發落盡，背部佝僂，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只有樸公一人，雖已“七旬上下”，“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胸前銀髯臨風飄然”，“踏著遲緩而穩健的步子”。而他的做事態度，是堅持原則，有始有終，不肯半途而廢。他和雷委員對弈，下到二十手時，身體困乏而瞌睡起來。雷委員立即起身告辭。樸公自知身體不支，精神上卻不肯放棄。“怔怔的思索了半晌”，他終於說：

“也好，那麽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樸公這種心有余而力不足，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狀，正可比《歲除》之賴鳴升。其實，樸公就是貴族階級的賴鳴升，文儒高雅的賴嗚升。而《梁父吟》這篇小說，和《歲除》也很有相似處，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語行動，來揭露他們自己的性格。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篇小說是樸公的性格悲劇。

第二種解釋——以諸葛亮影射王盂養

依照上面所論，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張飛，則《梁父吟》的主角是影射劉備（漢室正統後裔）的翁樸園。如此，《梁父吟》便是樸公的故事，正如《歲除》是賴鳴升的故事。可是我們發現，白先勇在另一方面，又以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養。而從這一出發點推展，《梁父吟》的含義就大為改變：沒出面的王孟養變成了小說的主角，正如衰微的李家是《思舊賦》的真正主角。而樸公，和《思舊賦》裏的二女仆一樣，退居次要角色，變成了悼念憑吊主角的人。我們也可換一句話說，依照小說的第一種解釋，便是樸公追念王孟養，樸公追念辛亥革命。依照小說的第二種解釋，則是王孟養被追念，辛亥革命被追念。兩者之間重點不同，主角也就不同。

白先勇以諸葛亮影射王孟養的用心，我們可在小說裏找到證據。從樸公談話敘述中，我們得知他們三個結拜弟兄，在民國建立以後幾十年間，東征西討之時，以王盂養為最“叱咤風雲”，官位也升得最高，當了“總司令”。樸公說：“平心而論，講到才略機智，我要首推你們老師。”雷委員也說：“恩師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王孟養的靈堂裏，挽聯嵌了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這些顯然都暗指王盂養為諸葛亮。但最有力的一個證據，是小說篇名“梁父吟”。

梁父吟，又名梁甫吟，原來是漢樂府的曲名。據說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諸葛亮一心興漢，而功敗垂成，後人追念他壯誌未酬的悲烈，作詩哀悼他，詩中就提到梁父吟。例如李商隱的《籌筆驛》：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裏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還有杜甫的《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這首杜甫的《登樓》，特別值得註意，因為樸公書房壁上所掛鄭板橋手筆的對子，寫的正是這首詩裏的“錦江春色來天地，王壘浮雲變古今”二句。由此可見，白先勇存心把這首詩的旨境意境，容納入這篇小說裏。另外，王孟養靈堂裏的挽聯之“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詩《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鵬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十分崇敬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誌復興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氣節。《登樓》一首，系天寶之亂，杜甫避蜀時所作。他當時悼念諸葛亮與感時憂國的心情，正是樸公在《梁父吟》小說裏悼念王孟養與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別是小說最後一段，樸公獨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風”中，面對盛開過的三五朵蘭花殘苞，哀悼曾經叱咤風雲的王孟養，追念辛亥年間的往事，其心境與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為梁父吟”。

如此，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梁父吟》這篇小說就成了王盂養的故事，王孟養的悲劇。而樸公就退一步，成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敘述者。從他對雷委員的談話，我們看到一個英雄的興起、高騰、衰敗與死亡。

辛亥革命時，王孟養才不過是二十歲。三個結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勁道”。武昌城內槍聲一響，別人尚在猶疑，他卻已“搶了幾枚炸彈，拖起馬刀往外面沖去”。混戰了一夜，大勢已定，他突然興致大發，跑到黃鶴樓上，“脫下了一件血跡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樓檐上去，然後他站到黃鶴樓的欄桿上，揮著一柄馬刀，朝了我們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養在此。’”中華民國創建後，幾十年間，他又東征西討，建立功勛，升為總司令，叱咤風雲。他的才略機智無人能比，可是由於他的性格太剛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兩個結拜義兄，還可拘阻他一些。

至於王孟養如何從“總司令”的巔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說裏並未說明。我們只能根據雷委員的談話，得知他超人的才智“還沒能展盡”。而樸公則歸咎於王孟養自己那種“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無論如何，總歸是目前的人事與局勢，迫使這個胸懷大誌的將軍，英雄無用武之地。

三國時代，諸葛亮幫同劉備打天下，劉備死後又繼承他的遺誌，忠誠輔助後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復興漢室。卻不幸壯誌未酬，老死異鄉。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王孟養的命運也相似：先是追隨國父革命，創建民國；接著遵從國父遺誌（樸公書房一副對聯也寫著：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幾十年間東征西討，一心一意要建立統一和平的中華民國。卻也不幸壯誌未酬，老死異鄉。

我們且不追究王孟養的剛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誌，也且不論目前的現實情勢如何迫使他“才智沒能展盡”，他之開始走下坡路，卻也和個人的年歲有不可分離的關系。任憑怎樣一個叱咤風雲的壯士，終有一大也會年老，也會死亡。辛亥年間勇不可當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間轟轟烈烈的大總司令，曾幾何時已衰老臥病在床，不得不由繼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後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養雖然有兒子，但兒子繼承的只是他的肉體生命；他當年創國的那種不屈不撓的剛烈精神，卻無人持續，從此斷絕。難怪樸公喃喃自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獨的。”全面接受理性現買向遺棄傳統“包袱”的王家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於接受他父親的精神遺產。或許根本就否認“精神”的存在。所以當然他會覺得對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無聊事。至於到寺裏念經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

如此觀之，《梁父吟》便是王孟養一生的故事。樸公一方面是故事敘述者，供給小說情節，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對王盂養的追念，制造與固定小說裏的哀悼氣氛。所以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這篇小說就不再是樸公的性格悲劇，而變成近似《思舊賦》的悼念文章，憑吊一個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創偉業的失落。

兩種解釋的融匯

綜上所述，我們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養暗喻為張飛，另方面又把他暗喻為諸葛亮，而從這不同的起點出發，這篇小說可演繹而成為兩個不同的故事，但小說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含義，在我們做最後一步研析時，卻又神妙奇巧地回歸一處，融匯成一體。

首先，樸公、仲默、孟養三人早在辛亥年間歃血為盟，結拜為兄弟，日後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地步。他們是分不開的同體手足，已無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養的故事就是樸公的故事，而樸公的悲哀就是王盂養的悲哀，如此，小說主角不論是那一個，最終意義卻是同樣的。

其次，他們共同創建民國，又繼承國父遺誌，一起東征西討，一心一意要完成國民革命，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劉關張與諸葛亮，將自身命運維系於蜀漢的命運，同心協力復興漢室，樸公和王孟養也把自己奉獻給共同的理想，將“小我”溶入“大我”，於是他們的命運和民國的命運戚戚相關，不能分開。如此，樸公和王孟養的悲哀，也就是民國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僅是兩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時也成為民國的故事。

再者，我們細讀《梁父吟》裏作者對樸公的描寫，即發現樸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創國精神，更秉具中國五千年積留下來的傳統文化之精神。難怪辛亥革命誌士，在武昌起義成功次日，馬上“通電全國，稱中華年號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觀之，《梁父吟》這篇小說，主角不論是樸公或王孟養，最終都回歸到同一意義，成為民國的故事；又擴大引申，成為民族的故事。

不錯——辛亥革命誌士創建民國的不屈不撓剛烈精神，在歷史扉頁上確實留下了永恒的光澤。正如樸公院子裏的蘭花葉子，“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然而，蘭花的盛開時期畢竟已成過去，“一些枯褐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而當樸公和雷委員在深冬午後走向屋內，踏在滿院子裏紫竹脫落的葉籜上，我們仿佛聽到那由於不合時代季節而雕落的中華民族文化，在現世新勢力的壓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葉片，“一直發著必剝的碎聲”。

如此，這篇小說的兩種不同解釋與影射含義，最後終於匯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體。《梁父吟》兼有《歲除》之人物性格刻劃與《思舊賦》的哀悼憑吊氣氛；而作者對中國文學典故的適當采用與巧妙操縱，更使這篇小說增加了深度與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