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嶽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裏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只的鏡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

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幹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麼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註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什麼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遊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裏只有幾個人。學生裏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麼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裏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裏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只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只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裏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余還有什麼，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載一九八七年第五期《讀書》-

趙樹理二三事

趙樹理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眉細而微彎，眼狹長，與人相對，特別是傾聽別人說話時，眼角常若含笑。聽到什麼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出聲來。有時他自己想到什麼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起來。趙樹理是個非常富於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聰明，精細而含蓄，不是存心逗樂，也不帶尖刻傷人的芒刺，溫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隨時覺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發一笑，不禁莞爾。

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裏和他的臉上隨時可見（我很希望有人寫一篇文章，專談趙樹理小說中的幽默感，我以為這是他的小說的一個很大的特點）。趙樹理走路比較快（他的腿長；他的身體各部分都偏長，手指也長），總好像在側著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熱鬧的集市的人叢中，怕碰著別人，給別人讓路。趙樹理同誌是我見到過的最沒有架子的作家，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嫵媚的作家。

樹理同志衣著樸素，一年四季，總是一身藍卡嘰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華的“行頭”，一件水獺皮領子、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體不好，怕冷，冬天出門就穿起這件大衣來。那是剛“進城”的時候買的。那時這樣的大衣很便宜，拍賣行裏總掛著幾件。奇怪的是他下鄉體驗生活，回到上黨農村，也是穿了這件大衣去。那時作家下鄉，總得穿得像個農民，至少像個村幹部，哪有穿了水獺領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鄉的農民並不因為這件大衣就和他疏遠隔閡起來，趙樹理還是他們的“老趙”，老老少少，還是跟他無話不談。看來，能否接近農民，不在衣裳。但是敢於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農民見外的，恐怕也只有趙樹理同誌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沒有考慮穿什麼衣服“下去”的問題。

他吃得很隨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遊擊”。他總是吃最小的飯館。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聯宿舍住了幾年）附近有幾家小飯館，樹理同誌是常客。這種小飯館只有幾個菜。最貴的菜是小碗壇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蓋被窩”——菠菜炒粉條，上面蓋一層薄薄的攤雞蛋。樹理同誌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蓋被窩。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點多鐘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個胡同裏有一溜賣夜宵的攤子。樹理同誌往長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餛飩，兩個燒餅夾豬頭肉，喝二兩酒，自得其樂。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傳達室，用兩個指頭當鼓箭，在一張三屜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黨梆子的鼓。上黨梆子的鑼經和京劇不一樣，很特別。如果有外人來，看到一個長長臉的中年人，在那裏如醉如癡地打鼓，絕不會想到這就是作家趙樹理。

趙樹理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農村才子。王春同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樹理同誌曾在一個集上一個人唱了一臺戲：口念鑼經過門，手腳並用作身段，還誤不了唱。這是可信的。我就親眼見過樹理同誌在市文聯內部晚會上表演過起霸。見過高盛麟、孫毓起霸的同誌，對他的上黨起霸不是那麼欣賞，他還是口念鑼經，一絲不茍地起了一趟“全霸”，並不是比劃兩下就算完事。雖是逢場作戲，但是也像他寫小說、編刊物一樣地認真。

趙樹理同誌很能喝酒，而且善於劃拳。他的劃拳是一絕：兩只手同時用，一會兒出右手，一會兒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幾年每年要請兩次客，把市文聯的同誌約去喝酒。一次是秋天，*盛開的時候，賞菊（老舍先生家的*養得很好，他有個哥哥，精於藝菊，稱得起是個“花把式”）；一次是臘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豐盛而有北京特點。老舍先生豪飲（後來因血壓高戒了酒），而且劃拳極精。老舍先生劃拳打通關，很少輸的時候。劃拳是個鬥心眼的事，要捉摸對方的拳路，判定他會出什麼拳。年輕人鬥不過他，常常是第一個“倆好”就把小夥子“一板打死”。對趙樹理，他可沒有辦法，樹理同誌這種左右開弓的拳法，他大概還沒有見過，很不適應，結果往往敗北。

趙樹理同誌講話很“隨便”。那一陣很多人把中國農村說得過於美好，文藝作品尤多粉飾，他很有意見。他經常回家鄉，回來總要做一次報告，說說農村見聞。他認為農村還是很窮，日子過得很艱難。他戲稱他戴的一塊表為“五驢表”，說這塊表的錢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那時候誰家能買五頭毛驢，算是了不起的富戶了。他的這些話是不合時宜的，後來挨了批評，以後說話就謹慎一點了。

趙樹理同誌抽煙抽得很兇。據王春同誌的文章說，在農村的時候，嫌煙袋鍋子抽了不過癮，用一個山藥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裝了一“蛋”煙，狂抽幾口，才算解氣。進城後，他抽煙卷，但總是抽最次的煙。他抽的是什麼牌子的煙，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棕黃的皮兒，煙味極辛辣。他逢人介紹這種牌子的煙，說是價廉物美。

趙樹理同志擔任《說說唱唱》的副主編，不是掛一個名，他每期都親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該發稿的日期，還沒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經過初、二審的稿子抱到屋裏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點的，就丟在一邊，弄得滿室狼藉。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編輯部發出。他把這種編輯方法叫做“絕處逢生法”。有時實在沒有較好的稿子，就由編委之一自己動手寫一篇。有一次沒有像樣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誌說：“老趙，你自己搞一篇！”老趙於是關起門來炮制。《登記》（即《羅漢錢》）就是在這種等米下鍋的情況下急就出來的。

趙樹理同誌的稿子寫得很幹凈清楚，幾乎不改一個字。他對文字有“潔癖”，容不得一個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個時候，有人愛用“”字。有的編輯也喜歡把作者原來用的“你”改“”。樹理同誌為此極為生氣。兩個人對面說話，本無需標明對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語言中第二人稱代名詞也極少分性別的。“”字讀“奶”，不讀“你”。有一次樹理同誌在他的原稿第一頁頁邊寫了幾句話：“編輯、排版、校對同誌註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為‘’字，否則要負法律責任。”

樹理同志的字寫得很好。他寫稿一般都用紅格直行的稿紙，鋼筆。字體略長，如其人，看得出是歐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筆。他的毛筆字我只見過一幅，字極瀟灑，而有功力。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見到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剛成立，負責“宮務”的同誌請十幾位作家用宣紙毛筆題詞，嵌以鏡框，掛在會議室裏。也請樹理同誌寫了一幅。樹理同誌寫了六句李有才體的通俗詩：

古來數誰大，皇帝老祖宗。

今天數誰大，勞動眾弟兄。

還是這座廟（勞動人民文化宮原是太廟）。

換了主人翁！

一九九○年六月八日

載一九九○年第五期《今古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