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們以上提到的性動機的混亂——在性行為中除了做愛的欲望，呈現出其他幾乎每一種動機——這就無怪乎性的欲望與感覺下降到了幾乎消失的地步。這種感覺的降低常常以麻木的形式出現（現在用不著麻醉劑了），在能夠很好地完成機械意義的性行為的人身上。我們已習慣於躺在沙發椅上的病人說：“我們做愛了，但我沒有任何感覺。”T.S.艾略特在《荒原》中再次告訴了我們病人所說的那種情形。他寫道，在“美麗的女人墮落”後，滿臉粉刺的房產代理公司職員誘奸了她，她回頭在鏡子裏照了一下自己，沒有意識到她那已離去的情人；

她的頭腦讓一個半成形的思想經過：

“總算完了事，完了就好。”

美麗的女人墮落的時候，在她的房裏來回走，獨自，她機械地用手撫平了頭發，又隨手在留聲機上放了一張唱片。

性是“最後的邊疆”，大衛-裏斯曼（David Riesman）在《孤獨的人群》中意味深長地使用了這樣的措辭。傑若德-賽克斯（Gerald Sykes）以同樣的口氣說：“在充斥著市場報告、時間研究、稅收條例和路徑實驗室分析而變得灰色的世界中，反叛者發現性成了唯一的綠色之物。”

熱情，冒險，試驗自己的力量，對於一片廣闊的、激動人心的新天地的發現——那是對於自我，對於與他人關系的感知與體驗，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自我的確認，的確是一種“開疆拓土”的體驗。他們自然會將性能力的展現作為每個人社會心理發展的一個部分。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後的幾十年間，當幾乎其他每一種活動都“受人支配”，人們感到厭倦，對一切都感到毫無熱情和冒險的欲望時，性，在我們的社會中便有了這樣的力量，但出於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是性本身不得不承擔起人格確認的重任，這實際上本該是與所有其他領域共同承擔的責任——邊疆生機勃勃的新奇以及挑戰變得越來越迷失了。

由於我們生活在後裏斯曼時代，正經歷著裏斯曼所謂“受人支配”行為這種雷達反射式的生活方式的長期暗示，最後的邊疆在拉斯維加斯大量湧現而現在根本就沒有什麼邊疆了。年輕人無法再通過性反抗來得到身份的確認所帶來的偷吃禁果的興奮感，因為那裏再也沒有什麼可反叛的了。對於年輕人吸毒成癮的調查顯示，他們反抗父母、反抗社會使“他們自命不凡，興高采烈”——這種感覺從前來自於性，而現在卻不得不從毒品中獲得，一份這樣的研究表明學生們表現出一種“對性的厭倦，而毒品可以讓他們感到興奮、好奇、偷吃禁果的冒險刺激以及社會給予的極大寬容”。

如果我們發現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從前被稱為做愛的行為現在不過像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預言的是“手掌對著手掌喘息”這樣徒勞無益的事，如果他們對我們說他們很難理解詩人在說什麼，如果聽他們失望地說“我們上了床但毫無意義”，這都不是什麼新鮮事。

沒什麼可反抗的，我說了嗎？哦，顯然還剩下一件可以反抗的東西，那就是性本身。對某些人而言，身份的建立、自我的確認也可以，並且也確實常常成為他們對性欲的徹底反抗。我當然不是在鼓吹這個，我想說明的是對性的反抗——這穿著機器人外衣的現代呂希斯特拉忒（Lysistrata）——正隆隆地逼近我們城市的大門，即使不是隆隆逼近，至少也是在我們城市的上空盤旋。性革命的最終到來不是帶著巨響而是低語。

因此毫不奇怪，由於性越來越像機器，與激情毫不相幹，接著便連快感也降低了，這個問題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說來也怪，我們發現，這是從麻木的態度發展成了封閉的狀態。性接觸本身也要束之高閣，即避免接觸了。這是清教主義另外一個並且是最無建設性的方面。最後，又回到了新禁欲主義。這可以用似乎是來源於某些老道的大學校園的打油詩說明：

咱們校長有話要講，

有了教學機器幫忙，

即使俄狄浦斯國王，

也能學會不與王後上床，

照樣能把做愛完成。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以及其他人歡迎對於性的這種反抗。“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性很快就將死去。”麥克盧漢和雷奧納多（Leonard）寫道，“性概念、性理想和實踐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花花公子》雜誌折頁上的玩伴——有著特大號乳房和屁股，細節全部展露無遺的女孩——是即將逝去的時代死亡之痛苦的標誌。”麥克盧漢和雷奧納多接著預言道：“愛欲在新的無性時代並不會消失而會散播，所有的生命卻會比現在更有情欲。”

這最後的保證如果可信確實可以令人寬慰，但如往常一樣，麥克盧漢對於目前現象的敏銳洞察力卻不幸地置於歷史的框架之中——“前部落文化”，帶有其所謂減少男女間差別的觀點——根本就沒有事實的基礎。他並未給我們任何證據來證實其關於新的愛欲而非冷漠會在兩性差別消失後到來的樂觀預言。實際上，該文中麥克盧漢和雷奧納多對於新電子時代的頂禮膜拜存在著極大的混亂。在將“小樹枝”比做X光片時就如同將索菲婭-羅蘭（SophiaLoren）與魯本斯（Rubens）相對照，他們問道：“一個婦女的X光片能看出什麼？那不是一張真實的照片，而是一個深介入的映像。不是某一特定的女性，而是人類。”是啊！X光片實際上根本就顯示不出那是人類而是一些毫無個性的骨頭或組織的影像，那是拍給具有高度專業知識的醫生看的，我們永遠都不會從那上面看出一個人，任何一位我們認識的男女的形象，更別說是我們所愛的人了。這樣一種對未來“重建信心”的觀點極其令人沮喪和恐懼。

難道我們就不可以在慵懶的性幻想中更愛索菲婭而不是“小樹枝”，且不被新社會排斥嗎？

我們可以參加聖芭芭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有關話題的討論來更認真地對待我們的未來。他們的報告叫《單性別的社會》，在此我們坦率地面對，“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不是兩性或多性，而是單性的社會！男孩留長發，女孩穿短褲……浪漫將消失；實際上，現在它差不多已經消失……只有年收入保障與避孕藥，女人還會選擇結婚嗎？她們幹嘛要結婚呢？”艾利諾-戛斯夫人（Eleanor Garth），一位與會者、本文的作者，接著指出這種劇變也會發生在養育孩子的問題上。“當成熟的卵子可被植入唯利是圖者的子宮，而一個人的後代可以從精子庫中挑選會是怎樣呢？如果有那樣的條件，女人會選擇重新制造其丈夫嗎？沒有問題，沒有嫉妒，沒有愛的傳遞……那些玻璃器皿裏培養出的孩子又會怎樣？這種我們認為出現在現在孩子培養中的公共之愛會不會成為人的品質呢？女性在這種狀況下會不會失去生存的驅力而變得像這一代美國男人這樣趨向死亡呢？我提出問題並非為了辯護，我想到這些可能發生就感到不寒而栗。”

戛斯夫人和其同事認為性革命的潛在問題不在於人們怎樣對待性器官和性革命本身，而在於其對人性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讓我擔憂的是隨著生命科學的快速發展，我們的人性和賦予人生命的那些品質確有可能消失，而似乎沒有人對這些發展中利弊的選擇進行探討。”

我們在這本書中進行討論的目的就是為了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如何對其利弊進行選擇——也就是說，是破壞還是加強構成人的“人性和賦予人生命的那些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