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阿波羅是預言家，他指派給我這工作……

眾人：你已陶醉於這神力了嗎？

卡桑德拉：是的，那時我已預感到了這城市的命運。

——摘自埃斯庫羅斯：《阿伽門農》

我們的時代關於愛與意誌的引人註目的問題在於，盡管從前我們總是將其視為生活困境的解決之道，而如今其本身已成為問題。的確，在這個過渡的時期，愛與意誌變得更為艱難，指導我們心靈航向的古老神話與象征已不復存在，焦慮已成為流行病；我們彼此相擁，盡力讓自己感覺什麼是愛；我們不敢選擇，因為我們害怕一旦選擇了一件事或一個人，我們就會失去另外一個。我們太害怕了，因此無法抓住機會。於是我們從根本上放棄了與之相連的情感與過程——而愛與意誌首當其沖。個體被迫審視自己的內心，也被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這樣的新問題所困擾。即：即使我知道自己是誰，我也無足輕重，我無法影響其他人。接下來便是冷漠，繼之而來的則為暴力，因為沒有人能夠永遠忍受因自己的無力而產生的麻木感。

愛作為生活困境的解決之道而被大肆宣揚，人們的自尊的提高或降低仰賴於是否得到愛。那些認為自己找到愛的人沈溺於自己是正人君子的想法，就如同從前加爾文教徒的財產被當作他們成為了上帝選民的確鑿證據。而那些未能找到愛的人不僅或多或少有一種剝奪感，而且他們的內心更深處，受到傷害更嚴重的地方，他們的自尊被破壞，他們感到自己被貼上了新型賤民的標簽。他們求助於精神治療，訴說當他們淩晨醒來時，倒未必是感到特別孤獨或不愉快，但他們深信他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生活的大秘訣，並因此而備受折磨。而且一直以來，離婚率不斷升高，文學藝術作品中的陳詞濫調日漸增多，並且人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對於許多人而言，性越來越容易得到，但卻越來越失去其意義。這種“愛”即使是不完全虛幻的，也是極其飄忽不定的，於是一些新的左翼政治團體成員得出這樣的結論：愛正是被我們的保守的社會損害的。因此他們所倡導的改革有著這樣明確的目的：建立一個“更有可能產生愛的世界”。

在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之中，不難理解性愛——這一救贖之梯中最低級的人所共有的愛之表現形式就成為了我們關註的焦點，因為性根植於人之生理需求的本性。我們似乎至少可以仰賴它給予我們一種愛的復制品，但性卻也成為了西方人成敗的評判標準和負擔而非救贖。關於愛與性之技巧的書籍不斷出版，雖然可能幾周之內仍很熱銷，但卻不可信。因為雖然大多數人無法說清，但似乎已意識到我們將追求性技巧視為得到救贖的方式而對其狂熱的程度已使我們忘記了我們所追求的救贖。慌不擇路是人類古老而又是有諷刺意味的習慣，當我們失去了愛的價值與意義時，我們便會更執著於對性的研究、數據以及技術幫助。無論金賽（Kinsey）調查與馬斯特斯—約翰遜（MastersJohnson）的研究本身成敗如何，它們都是一種文化的反應，在這種文化中，愛所包含的人的意義不斷失去。愛被當成一種動力，一種推動我們的生活繼續前進的力量。但我們時代的巨變表明現在這動力本身也值得懷疑，愛已成為它自身的問題。

因此，實際上，愛已變得自相矛盾，以致一些進行家庭研究的人總結道：“愛”不過是家庭中更強勢的成員藉以控制其他成員的一個名義。羅納德-蘭恩（RonaldLaing）斷言，愛是暴力的面具。

意誌可說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們從維多利亞的祖先那裏繼承了這樣的信念：生活中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理性地決定該做什麼——如此，意誌便作為“能力”，使得我們隨時能夠做出決斷。而現在已不再是決定做什麼的問題，而是決定如何做決定的問題。意誌自身的基礎本身已經成為疑問。

意誌是種假象嗎？自弗洛伊德始的許多心理學家證明的確如此：“意誌力”和“自由意誌”這樣的詞——在我們父輩的詞匯中不可或缺——在現代的、時髦的討論中已銷聲匿跡，或只是作為笑柄。人們去醫師那裏尋求他們失去的意誌的替代品：學習如何獲得“潛意識”來指導他們的生活，或學習最新的條件作用技巧來使得他們的行為得體，或使用藥物來消除一些生存的動機，或學習最新的“感情宣泄法”。但卻未意識到情感實質上不是能夠爭取到的東西，而是你使自己沈湎於某種生命狀態之方式的副產品，但問題在於，他們為何要使用這樣的狀態？在對於意誌的調查中，萊斯利-法勃（LeslieFarber）斷言在意誌的失敗中包含著我們時代的主要病癥。我們這時代應該被稱為“混亂意誌的時代”。

身處這樣一個激變時代，個體被驅回其自己的意識中。當愛與意誌的根基已被動搖，並被完全破壞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被推到表面之下，並在我們的意識以及我們社會“無法言喻的集體意識”中搜尋愛與意誌的根源。我們所使用的“根源”（source）一詞與法語“源頭”（source）同義，即水從中流出的最初源泉，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愛與意誌產生的根源，我們就有可能找到這些最基本的體驗所必需的新形式，以使其在我們正步入的新時代切實可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追求，就如同每一個這樣的探索，是一種對於道德的探求，因為我們正在尋求新時代道德得以建立的基礎。每一個敏感的人都能感到他正處於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edalus）的境地：“我出發……在我靈魂的鍛造場中鍛造我族類尚未產生的意識。”

我在這一章標題中所使用的“分裂性”一詞，意為自我封閉，避免親密關系，無感覺能力。我所使用的詞並非精神病理學意義的，而是用以描述我們文化的一般狀況，以及構成該種文化狀況的人們的傾向，安東尼-斯托爾（AnthonyStorr）則更多地從精神病理學角度對該種狀況進行描述。他認為精神分裂的人冷漠、疏離、傲慢、自我封閉，這有可能導致暴力攻擊行為。斯托爾說，這一切都是被壓抑的對愛的渴望之復雜表現。而孤僻則是一種對敵意的防禦行為，它源自嬰兒期對愛與信任的曲解，這使他永遠懼怕真正的愛，“因為它威脅到他的生存”。

就其本身而言，我同意斯托爾的觀點，但我認為精神分裂狀態是我們這個過渡時代的一般趨勢，而斯托爾所說的嬰兒期所感到的“無助與被忽視”不僅來自其父母，而且來自我們文化的幾乎每一方面。父母自身就很無助，而他們便是對其文化無意識的表達。精神分裂的人則是科技人的自然產物。這是一種生存之道並不斷地被加以利用——這就可能爆發成為暴力。在其“正常的”感覺中，精神分裂的人無須壓抑，這樣的精神分裂的性格狀態是否在某些個案中會發展為精神分裂樣狀態，只能看將來的發展。如果個體能坦率地承認並面對其目前這種帶有精神分裂特性的狀態，很可能就不會發展到這一步，安東尼-斯托爾還指出分裂的人格“深信自己不招人愛，感覺因批評而受到攻擊或羞辱”。

當我評估斯托爾的描述時，我認為有一點站不住腳。他把弗洛伊德、笛卡爾、叔本華和貝多芬作為精神分裂的例子，“以笛卡爾和叔本華為例，正是由於他們與愛的疏離才使他們的哲學誕生”。而對於貝多芬，他是這樣評述的：

作為對現實人類的失望與忌恨的補償，貝多芬想象出了一個充滿了愛與友誼的理想世界……他的音樂，就其蘊含的力量而言，或許比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更明顯地顯示出大量的攻擊性。不難想象，如果他未能將此種敵意在音樂中升華，他就可能患上偏執型精神病。

斯托爾的矛盾之處在於，如果這些人被視為心理疾病患者，而且假設他們被“治愈了”，我們就看不到他們的作品了。因而我認為必須承認精神分裂狀態是應對十分困難的處境時的一種有益的方式。盡管其他文化會促使精神分裂特質的人更具創造性，我們的文化卻迫使他們更割裂更機械。

在我以愛與意誌為中心問題進行討論時，我並未忘記我們這個時代那些正向的特質以及實現個體滿足感的可能性。當時代之舟飄忽不定時，每個人都要在某種程度上自主，更多的人會設法發現自我並實現自我。但當個體的力量極其弱小時，我們聽到最多的的確就是關於個體力量的呼聲了。而我在寫這些問題，寫這些要引起我們註意的呼聲是什麼。

這些問題有一個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奇怪的特點：它們預言了未來。一個時期的問題是：什麼是可以決定卻尚未決定的，什麼是存在之危機。我們姑且不論我們如何重視“決定”一詞，倘若沒有新的可能性，也就沒有危機——有的只是絕望，我們的心理困惑表達了我們潛意識的欲望。我們遭遇我們的世界，發現它不能滿足自我或自我不能滿足它，於是問題產生了；有什麼受到了傷害、崩塌了，就像葉芝（Yeats）描述的那樣：我們……感到傷痛,耕種之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