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我進初中，收音機裏在唱《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老師說這很了不得，因為是八十年代，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當時懵懂，似信非信，因為七十年代開始時才幾歲，沒法比。到有一天，開口會講八十年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國家重大轉型的過渡期，這時已經是很多年後，馬路上、房間裏和腦子中，東西早全都變了樣。盡管那時對中國很多新格局的起步年幼無知，聽講的“四個現代化”和共產主義一樣抽象，但回想個人的青春、反叛，因為緊靠各種社會求新氣象，所以尤其鮮明和生動。

初中畢業，我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是八三級。但不到一年改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中專部，也稱附中，當時本科都還沒招生。不無諷刺的是，中國近代美術和美術教育在上海開啟並一度繁榮，多少年後，這裏才總算被批準能有一所美術學院。我們跟了老美校的舊班底，在一堆新人裏。第一個學年的下半學期，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初春，我十六歲。我們因為學習熱情高漲，在學校裏做了一次學生展覽。在這之前，趙無極從歐洲回杭州母校開畫展，是抽象畫，一些同學去看，很受鼓舞。那時有些外國來的風吹草動，總弄得要排長隊。

我們的畫展開在兩間教室裏，展出的都是各自課外畫的習作，也有些小創作。準備展覽那幾天，同學間好像有種說不出的莊重感。開展前一晚，幾個人點了蠟燭，在教室裏唱《魂斷藍橋》中那首著名的蘇格蘭歌曲。我們滿懷惆悵，像是要迎接什麼，唱的卻是告別的歌。那首《友誼地久天長》或正是命運留出的破綻，迎來之際，正是告別之時。但我們不可能看見，要迎來的是什麼。

展覽上，有同學將畫報上的偉人圖像做成拼貼，有人畫的房子，墻腳像冰淇淋一樣化掉。我用西北剪紙的形式，剪了大幅的古漢字；又用寫喜報的紅紙，剪了等身大的人形貼在窗外，陽光一照，分外刺目。這些東西惹了麻煩。展覽才開，有思想敏感的中年老師開始驚慌起來。因為一些畫作形式上比較特殊，跟他們看慣教慣的不一樣，主題不清，近似抽象，或有超現實主義意味。他們就按更早一點的思路，將我們上綱上線了。其中利害的，從這些十六七歲的青年人身上，指認出了政治陰謀。其中一則針對一張水彩風景畫的質問是，為什麼屋前沒有草，屋後陰影裏卻長滿草，這是在諷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嗎？！那種語言方式在那時尤其更早些時代裏，其實不新鮮。但落到自己頭上，這事把學生們弄得很恐慌。我們完全弱勢，頹喪，對了經驗豐富的成年人，有口難辯。學生展被停，門上貼了封條，他們上報了市公安機關，所有東西封存，拍照，錄像。四個學生湯光明、楊旭、周鐵海和我，被從其他二十多位同學中識別出來，由附中曹有成、王音等老師負責處理。

　　事件以後，我們幾個自然走近。我們從此在學校中與眾不同，這在當時可能涉及檔案和分配等，絕不是件讓人輕松的好事。我也沒法再少年了，開始自己的另一個時代，正式全面學習藝術中不甚健全的人生觀，以此應對社會，在大量閱讀和畫畫中繼續成長。

　　之後在校的幾年裏，我們一直在自我和外部環境的壓抑中。思想、言論時有出格，再偷偷鬧點戀愛，滿腦子是與社會現狀距離蠻大的西化思想。我們的藝術成了撞擊壓抑的工具。只有外國現代主義的東西，才讓我們亢奮或得到安慰；對異國情調的假想，才能將我們提升出現實。一九八六年又做了兩次展覽，一次是裝置展，但並不知到自己做的就是國外已稱為裝置藝術的東西；另一個是行為藝術展，但在中國，當時行為藝術這個詞還沒有出現。我不是在虛構《阿甘正傳》似的東西，或標榜超前，不是的。如果有興趣，去讀我的書《上海抽象故事》，我們藝術的由來其實不神秘，更不偶然。

　　裝置展覽在復旦大學做，開了即被停掉。行為藝術的在虹口區一個文化館裏表演，來看的人不少。其中包括後來以做先鋒戲劇著名的張獻，許多年後才聽他說起，講成是八十年代他經歷過的，最健康的社會生活。然而，那次展覽過後，又遇到過更嚴重的有關機構的查問。當時我還是附中在校學生。

　　二○○七年在上海有過一個叫《被槍斃的方案》的當代藝術文獻展，上述那幾次展覽，有關資料還在展覽裏展出，包括實況錄像。我這些八十年代被槍斃的個人經歷，以及更多人、更重大地在藝術上尋求開啟全新藝術表達方式的經歷，在那個時間段裏，前赴後繼地湧現出來。那幾年，全國各地都在發生，據說涉及到好幾千名藝術家。回顧這些事情，這聯系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思想解放運動，當然絕不是偶然。到一九八九年為止，這一波裏發生的視覺藝術上的沖擊，在後來的藝術理論論述裏，被歸納成“八五美術新潮運動”。這個充滿中國地域特色的，社會化的文化藝術運動，成了近三十年裏起步的中國當代藝術的基礎。

　　秋天我收到一份北京寄來的邀請函，說以歐洲著名藝術收藏家和贊助人尤倫斯夫婦的名義，邀請參加他們在北京舉辦的“八五美術新潮”回顧展開幕晚宴。請帖上寫著要穿晚禮服。對於我，這成了諷刺。中國當代藝術這一視覺藝術流派，當年為了沖破約制，更有力地表達時代之聲，迫不急待叼上西方的奶頭，吸取營養。那邊想問題的思路、玩出來的形式，包括過日子的方式，都是我們喜聞樂見想模仿的。這當然讓他們高興。於是九十年代後西方人接踵而來，賞識我們，邀請參展，收藏作品。如今知道，這原來是條更粗的體制之腿，資本之鏈。關於“八五”那回事，那晚穿晚禮服出席的人們當然各自有思路。但為那個昨天，要套上晚禮服去跟名流寒暄，我不會幹。對於我來講，“八五”是關於拒絕和鄙視主流體制裏的鉆營，是庶民起事，是要讓自己的藝術從冰和火裏長出嫩草──人因此得以自然的表達。所以，我要對晚宴策劃者嗤之以鼻，以算作我對“八五”經歷的認真回顧。

　　九十年代從海外回來，老同學楊旭跟我講，當年我們附中負責人曹有成老師，這幾年中兩次見到他，老遠就叫住他，說要道歉，講他們以前那樣對學生不好。這時他自己已依靠電腦輔助，在畫油畫。二○○○年秋在一個老同學的畫展上，我畢業後第一次再見到曹老師。他原來高大的身軀，這時看著已不那麼高昂。這位老畫家見面第一句卻又是要道歉。他說當年你們是對的，是我們錯了！我理解，他說的對錯，不是指具體事件處理過程，而是講當年對藝術該怎麼發展的看法。

　　曹有成老師讓我們都感動，說什麼好，這是我們國家少見的誠懇和負責。他講這話時，金茂大廈已經造好，第一次在國家美術館裏接受裝置、行為和錄像等藝術手法的上海雙年展正在開幕。“與國際接軌”的話，重如國家領導，輕到市井小民都在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新藝術方向，即對現當代西方的全面學習和模仿，已經蔚然成風。我們進美術學校最開頭時，曹老師跟我們講好，藝術要為工農兵，為人民服務，要被他們喜聞樂見這回事，這時已名存實虛。他看到藝術的樣式多了，和海外的交流多了，被外國人叫好了，賣錢了，越賣越貴了，畫家生活好起來了。這些都是真的。所以他要跟我們講你對他錯。我猜，現在的這些，是他年富力強做畫家時，沒想或不敢想象的。這種種變化的苗頭，他看來是我們在八十年代青春孟浪，憑了認真和單純撩撥起來，所以他要重新肯定。我們是他的學生。

　　然而，又隔了這些年，站在今天上海最時尚的藝術重鎮莫幹山路50號，極目四望，我的學生Candice Nguyen問我，這些藝術，這種地方，與跟他們一墻之隔的周圍環境裏的人有什麼關系？不及我回答，其他學生已開口說沒關系，這些藝術擺在這裏大多數是為外國人的。莫幹山路上的藝術，表達的東西其實跟周圍生活著的人們沒啥關系，有也牽強，或虛擬。而且，那些人的生活環境，不久也一定會被規劃者拆遷改造，讓位給市場來謀利。

九十年代宏大敘事被推翻，同時失勢的還包括八十年代的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取而代之的是真真假假拿市場說事。如今畫廊、藝術空間開得到處都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火爆，拍賣履創新高，媒體跟了起哄。我們的時代，已在更廣闊的逐利圖景之中。抽象或怪誕早已不成問題，更刺激、媚俗或無聊的圖像，或被當做好玩，或被講成反諷，藝術品反正已是種炒作代碼。這跟我們漸成社會中流砥柱的八十年代新一輩相關嗎？湯光明在教書，楊旭是建築師，周鐵海是大紅大紫的國際知名藝術家。時過境遷的不止是別人，當然也包括還攀附藝術為生的我。二○○七年秋冬，我為紐約大學來上海學習的學生，講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歷程。那門課的主要內容從七十年代末講起。當年我們幹過的一些事，往來的一些人，留下的一些圖片，這時成了教學的一部分。中國當代的藝術史，自有形式美學演進的邏輯，但更像街邊的拆遷和造樓，有舊觀念的退出和迫遷，有開發商，有大手筆投資打造，有高樓大廈，有搬去遠郊，有搬進豪宅，有暴利和種種經營噱頭。越近當下，我越覺得曾經認真看待的那種有力量的藝術，正荒廢意義的標準，而只剩下由我們生產，別人定價的買賣標準。

　　這大概跟我們當年不得不咬上的奶頭有關，那不一定就是漁鉤。那些奶水讓我們跟外面的世界，像是有了種血緣關系。交流順暢了，被納入價值系統，投資和開發便迅猛到來，這或稱之為全球化。有個晚上，一位在上海的西方藝術教師說，那有什麼不好，拋開中國，他們就獲得了世界。我要爭辯的是，那個“世界”包括中國嗎？包括我們周邊的國家，包括非洲嗎？那是什麼世界？吸了還在吸那些奶液的中國當代藝術，在藝術機構、畫廊、策展人、畫商、收藏家等等的圈養之中，多半看似模樣乖巧，其實狹隘蒼白。它們走不到街上，走不到活生生的人群裏，走不到自己親人身邊。那些所謂的自由追求不乏虛假和自我膨脹，擁有者畫地為牢，根本無力反省。

　　這一切，當然不僅僅是那些藝術，是由我們在懵懂之中開始的。那時想要得到的獨立價值判斷之權，事經多年，一樣還是落入旁手。寫到這裏，就像我對以前的講述，因為事關青春，總沒辦法更加客觀。這樣懷疑時，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另外，我只講到事情的一方面，中國內部種種表達上的阻礙還根本沒有涉及。但即便這樣，起碼近三十年來自西方的當代藝術這一派逐步壯大，氣勢如虹，將其他原有各類藝術傳統，包括我們在那之前幾十年建立起的傳統，它們的精神和思想，尤其在市場逐利的壓迫下排擠出局，這些就此能證明我們當下的文化藝術健壯發達，碩果累累，值得炫耀？曹老師說我們是對的，但我們真對嗎？我不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