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炎·林中路——王煒先生瑣憶

王煒先生過世已三年多了,每年四月先生的忌日,總會有北大學子到八達嶺陵園掃墓。也常會聽到出版界、學界的朋友提及王先生的只言片語。還不時看到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或新出版專著的“後記”裏,回憶王先生古道可風,感謝他的恩惠。然而,大家的記憶卻不盡相同,出版界津津樂道的是“風入松”書店的創始人,“人,詩意的棲居”、一位儒雅、成功的書商。學界想到的是熊偉先生的門徒,一位堅定、又有些失意的“海德格爾主義者”。王先生的學生們又會回憶一位長者,寬容、睿智,對學生負責、慈愛。弟子們一心向學,但未及理解他的全部思想,他已英年早逝。嘉惠後學,循循善誘,他讓學生終身受益。而經歷八十年代的學人,提起王煒都說是位古道熱腸的好友,重情義,厚道待人。一位不熟悉王先生的朋友曾問我,她聽說的王煒那麼不一樣,是同一個人嗎?也許,這些形象都是他的不同社會面孔,也許他的生活本來就豐富多彩,人們只能看到一個側面。我所認識的王先生,又是一個很不同的側面,生動、具體。一位師長,一個好友,像身邊所有人那樣復雜難測,又罕見地清澈、純粹和率真。在記憶裏,他似乎還洋溢著青春與激情。

我與王煒先生的交往並不長,機緣是他大病多年後,重新在北大外哲所開課。那是我攻博期間,在哲學系的課表上隨意翻到一門“德國哲學研究”課程,授課教師是副教授王煒。我不知道王煒是何許人,只因為這門課的時間與其他課不沖突,就選上了。上課地點在北大“四教”一個極小的教室,難以置信的是,裏面竟還擺著一排排的長條凳。坐在細細的木條上,前後沒著沒落,上這門三小時的課,也不知能撐多久。終於熬到上課了,一位五十多歲的高個子進到講臺,一身西服套裝,打著顏色鮮艷的領帶。雖然氣色很不好,略顯老態龍鐘,但還能看出年輕時曾是位“帥哥”。記得他開場時語速很慢,還透出些緊張來,後來才知道他已近十年沒有開課了。大概是先介紹了一下這門課的內容,記得好像說很多人認為海德格爾與現象學無關,他的著作是存在主義的,而他認為海氏與導師胡塞爾確有傳承關系,應該歸入現象學。又說他並不是什麼現象學專家,只不過比在座諸位早讀了幾本書而已。特別強調無意傳授什麼哲學知識,知識都寫在書本上了,他只想指點一下做學問的路徑。雖然這路徑很迂回、漫長,像林中的小路,但有心人會循著它找到自己的方向。海德格爾正是借鑒了老師的現象學方法,開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或用他掛在嘴邊的海德格爾翻譯體:“一片澄明之地。”“林中路”在他含蓄內斂的語調裏,似乎是個玩味無窮的意境。

王先生環顧一下教室,覺得實在憋屈,坦言自己站在這兒很不自在,學生也受累不淺,不如換到自己的辦公室上課。那裏有開水,環境也舒適。於是整個班的十幾個學生循著他“指點的路徑”,淩亂地向外哲所走去。九月北京的秋老虎很厲害,不遠的幾步路,在烈日炎炎下也嫌漫長。前面王老師與熟悉的學生談興正濃,後面卻早有人掉隊了。到辦公室時,數數不過七八個人了。大家圍著一張長方桌子坐下。王先生一杯清茗,促狹全無,顯得怡然自得。學生們也紛紛倒水沏茶,儼然一個圓桌聚會。這時先生打開手提電腦,我側目看去屏幕上滿滿的講義。後來知道,他上課前總要花大力氣準備要講的東西,但實際用上的卻很少。他講孫周興編譯的《海德格爾選集》,常常一篇文章剛開個頭,大家熱烈地討論下去,結果不長的文章,要很久也講不完。本來一次課三個小時,卻經常拖到四個半小時才下課。一次課下來,王先生精疲力竭,氣色更加難看。學生們也昏頭暈腦地離開了,他卻癱坐在椅子上,吸煙解乏個把小時,才騎車回藍旗營的家。

開始一段時間,我們幾個學生總摸不到門,一討論就跑題,不著邊際。王老師一次次把大家拉回到文本上來,卻從不用學術權威的口吻評價對錯。即使某位問出極不上道的問題,在座諸君早露出一臉不屑,而先生沈思片刻,把問題分解展開,分門別類歸入哲學研究的問題框架,再細致梳理概念源流,抽離剝去種種因襲、偏見,反問回問題的真實本意。這時,冒失鬼發現自己還沒有弄清楚問題是什麼,我們在座的其他人也深感慚愧,意識到揮舞專業術語或大概念誇誇其談,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無知而已。一個最“不專業”的問題,卻往往掀開知識的遮羞布,讓人看到與自己最切身而又堂而皇之、草率敷衍的難題。在王先生這裏,哲學不只是一套系統知識,更關乎生存的困境。雖然海德格爾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核心部分,但是海德格爾哲學從來不是一套專業知識系統,更不是真理話語。觸動他的是海氏思想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王煒喜歡用“打開”、“去蔽”等陌生化的中文,來描述這種批判性和否定性。因為語言常被教條和流行話語所征用,賦予了過多的歧義。他希望借助一種“非肯定性”思維,顛覆哲學話語中系統化的偏執和真理意誌。

漸漸的,這門課成了我的課表中最重要的。每周我都會拿出大量時間準備下次課的內容,整天紮在圖書館裏查閱資料。王煒先生強調文本細讀,逐字逐句對照德文原本與中文譯本,每個概念斤斤考究。有時在一個詞或一個句子上會討論個把小時,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他心目中有個讀書的境界,就像伽達默爾當年那樣,帶幾個學生精讀巨典,十年不輟,但今天生活的節奏怎能容人如此的奢侈。人常為王先生惋惜,他著作不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王煒先生常提起老師熊偉當年從師海德格爾,回國後專註於編譯海氏著作,一生很少著書立說,並引為佳話。他也步導師後塵,嘔心瀝血研究海德格爾,苦心孤考究語言,以期能言人所難言。但文字一落紙面,意思總出意表之外。語言乖性無常,所謂一說就錯,一說就俗。他追求語言的澄明境界,也就常覺得下筆艱難。記得有一次準備到香港參加一個哲學研討會,一篇短短的發言稿,他足足寫了四個月,反復修改,仍不滿意。如果沒有開會的期限,估計永遠也不會拿出來發表。這就是為什麼他雖曾校對幾百萬字的書稿,翻譯、重譯若幹西學經典,卻發表文章不多,只因太看重鉛字的信譽。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中,這種學風當然很不合時宜,所以大家覺得他不得誌,而他卻處之淡然。

王先生的課一學期接一學期地開下去,我也一次不落地跟著上。從一般性的師生關系,慢慢就有了私交。在課上討論還不夠,我還常在私下請教。天氣好時一起出外散步,天氣差時隨便找個地方坐下,海闊天空,常聊到深夜還不盡興。這個時候,我對王煒先生有了不同的認識。他很懷舊,一回憶起往事,就神氣活現起來。他不到二十歲就當了兵,在北海艦隊某基地服役。因為是機要通信兵,所以有特權隨身帶槍出入兵營。他高高的個子,一身戎裝,騎在挎鬥摩托上(用他的京片子說法就是“挎子”),腰裏別著五四手槍,疾馳在蓬萊的湖光山色之間,好個風流美少年。恢復高考後,他第一批考進北大,就趕上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之後,又經歷幾次風風雨雨,交到了不少“過心的朋友”。看著他那麼虛弱的體態,我怎麼也想象不出這位曾是“什剎海體校”的體育健將,總覺得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一次去清華大學新建的遊泳館遊泳,讓我領教了他的身手不凡。我開始還覺得自己是行家,要與他一試高低。哪曾想,我前面一路拼命緊遊,他卻不緊不慢,如魚兒戲水,身輕似箭,劃幾下水,就超到前面去了。雖因心臟不好,他不敢長遊,但就這幾下子,已讓人側目。

他的課也越來越帶有“cult”的色彩,課上的學生個個成了“死黨”,年復一年地跟著先生上課。雖然每學期都是海德格爾,但是讀本各不相同,從《形而上學導論》到海德格爾著的《尼采》,卻單不講那本最重要的《存在與時間》。我私下問緣故,他只說後半部是關於時間的,不好把握,雖然一直在思考時間問題,可到現在也沒有理清楚。這時,他把話題轉向了自己不尋常的經歷。按王煒先生的話說,他已經死過一回了。當年心梗和腦梗同時爆發,醫院兩次下了病危通知,能活過來真算個奇跡。在大病中他體驗了時間和人存在的意義。身強力壯時,死亡只是他人的死亡,一個事件而已,沒有關己切身的體驗。當死亡突然不期而至,生死一線的時候,死才成為生命中最極端又最切膚的經驗,對生命與時間也才有真正不同的領悟。從這一刻起,死亡就在日常生活中揮之不去,但並不是恐懼,而是清醒、本真地面對生命。死亡是理解時間的基本前提,只有先行到死這一極端的生存可能性之中,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面對一個脫俗、獨立的自我,也才能整體地領悟時間與生命意義。當你追問時間問題時,並不是“時間是什麼”這樣一個問題,而是我們存在的“如何”的問題。所以,企圖用“知”的方式去分析、認識時間概念時,卻總發現不得要領。生命中有那麼多東西無法從書本裏學習,而“做”也許才是理解我們時間性存在的一條通途。“知”與“行”和“信”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一直困擾著王煒的思考。他還有個八十年代的一直未圓的夢:走出書齋,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影響更多的人。他要籌建一個學人俱樂部,取名“林中路”。人們可以在裏面舒適地讀書、飲茶、討論、交流。這樣,知識分子有了一個自己的去處,在一個有歸屬感的空間相會。

但是此時王先生的身體每況愈下,出現腹瀉,氣色也越來越差。校醫院開始診斷為痢疾,打一周的點滴消炎。我幾次陪先生去校醫,一邊打點滴,他一邊談“林中路”的種種設想,眼中閃著憧憬,也透出一絲困惑。突然間,病情急轉直下,送到北醫三院才查出是種不尋常的梗塞,於二○○五年四月十一日驟然病逝,還不滿五十七歲。在鋪天蓋地的悼念文章中,讓我最有感觸的是說先生有“性情”,那種學院體制裏久違的文人氣質。哲學是先生的治學方向,但似乎從來都不是職業特長。學術專業也不是他的社會身份,更不是生計、飯碗。他不願在“技”的層面為學,總愛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為人處世性情與學問互為表裏。在體制內授課不能滿足他的意趣,於是又搞了個讀書會。組織起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國際關系、公共關系等專業不同卻興趣相投學人一起讀書。先從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讀起,然後再根據大家願望選擇新文本。記得當時讀書會的條件比較差,外面是風雪交加的寒夜,王煒小辦公室裏面擠得滿滿當當,一人手裏捧著個熱水杯取暖,杯裏的水很快就涼了,可爭論卻越發熱烈了。在這間小屋裏,沒有老師,沒有學生,沒有長輩和晚輩,大家完全平等,都是來讀書的人。來去自由,沒有學分更沒有課時費,大家憑興趣聚到一起。樸素清淡,坐而論道,這方凈土讓人暫時逃離了現實的營營擾擾。以心傳心,大家彼此間的疏離感沒有了,日後結下深厚的友誼。王煒先生常坐在一邊微笑不語,也許正在此時,他“林中路”的設想慢慢成形了。

王先生去世後,讀書會面臨一個抉擇,是解散還是繼續。經過再三商量,大家決定繼續讀下去,於是從康德、尼采到福柯,然後又讀回到奧古斯丁。在讀書過程中,不斷有人退出,出國了,有新工作了,去其他城市了,興趣轉移了。又不斷有人加入進來,地點也不斷變換。但有某種氛圍似乎沒有變,它一直伴隨著讀書活動。

一葉落知天下秋,新學期開始了,讀書會又開張了。像往常一樣,開場時我介紹王煒的讀書理念,但在座的已沒有多少人聽說過這個名字。這時回味當年跟先生讀書時的陶然之境,仍讓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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