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煒先生過世已三年多了，每年四月先生的忌日，總會有北大學子到八達嶺陵園掃墓。也常會聽到出版界、學界的朋友提及王先生的只言片語。還不時看到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或新出版專著的“後記”裏，回憶王先生古道可風，感謝他的恩惠。然而，大家的記憶卻不盡相同，出版界津津樂道的是“風入松”書店的創始人，“人，詩意的棲居”、一位儒雅、成功的書商。學界想到的是熊偉先生的門徒，一位堅定、又有些失意的“海德格爾主義者”。王先生的學生們又會回憶一位長者，寬容、睿智，對學生負責、慈愛。弟子們一心向學，但未及理解他的全部思想，他已英年早逝。嘉惠後學，循循善誘，他讓學生終身受益。而經歷八十年代的學人，提起王煒都說是位古道熱腸的好友，重情義，厚道待人。一位不熟悉王先生的朋友曾問我，她聽說的王煒那麼不一樣，是同一個人嗎？也許，這些形象都是他的不同社會面孔，也許他的生活本來就豐富多彩，人們只能看到一個側面。我所認識的王先生，又是一個很不同的側面，生動、具體。一位師長，一個好友，像身邊所有人那樣復雜難測，又罕見地清澈、純粹和率真。在記憶裏，他似乎還洋溢著青春與激情。

我與王煒先生的交往並不長，機緣是他大病多年後，重新在北大外哲所開課。那是我攻博期間，在哲學系的課表上隨意翻到一門“德國哲學研究”課程，授課教師是副教授王煒。我不知道王煒是何許人，只因為這門課的時間與其他課不沖突，就選上了。上課地點在北大“四教”一個極小的教室，難以置信的是，裏面竟還擺著一排排的長條凳。坐在細細的木條上，前後沒著沒落，上這門三小時的課，也不知能撐多久。終於熬到上課了，一位五十多歲的高個子進到講臺，一身西服套裝，打著顏色鮮艷的領帶。雖然氣色很不好，略顯老態龍鐘，但還能看出年輕時曾是位“帥哥”。記得他開場時語速很慢，還透出些緊張來，後來才知道他已近十年沒有開課了。大概是先介紹了一下這門課的內容，記得好像說很多人認為海德格爾與現象學無關，他的著作是存在主義的，而他認為海氏與導師胡塞爾確有傳承關系，應該歸入現象學。又說他並不是什麼現象學專家，只不過比在座諸位早讀了幾本書而已。特別強調無意傳授什麼哲學知識，知識都寫在書本上了，他只想指點一下做學問的路徑。雖然這路徑很迂回、漫長，像林中的小路，但有心人會循著它找到自己的方向。海德格爾正是借鑒了老師的現象學方法，開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或用他掛在嘴邊的海德格爾翻譯體：“一片澄明之地。”“林中路”在他含蓄內斂的語調裏，似乎是個玩味無窮的意境。

王先生環顧一下教室，覺得實在憋屈，坦言自己站在這兒很不自在，學生也受累不淺，不如換到自己的辦公室上課。那裏有開水，環境也舒適。於是整個班的十幾個學生循著他“指點的路徑”，淩亂地向外哲所走去。九月北京的秋老虎很厲害，不遠的幾步路，在烈日炎炎下也嫌漫長。前面王老師與熟悉的學生談興正濃，後面卻早有人掉隊了。到辦公室時，數數不過七八個人了。大家圍著一張長方桌子坐下。王先生一杯清茗，促狹全無，顯得怡然自得。學生們也紛紛倒水沏茶，儼然一個圓桌聚會。這時先生打開手提電腦，我側目看去屏幕上滿滿的講義。後來知道，他上課前總要花大力氣準備要講的東西，但實際用上的卻很少。他講孫周興編譯的《海德格爾選集》，常常一篇文章剛開個頭，大家熱烈地討論下去，結果不長的文章，要很久也講不完。本來一次課三個小時，卻經常拖到四個半小時才下課。一次課下來，王先生精疲力竭，氣色更加難看。學生們也昏頭暈腦地離開了，他卻癱坐在椅子上，吸煙解乏個把小時，才騎車回藍旗營的家。

開始一段時間，我們幾個學生總摸不到門，一討論就跑題，不著邊際。王老師一次次把大家拉回到文本上來，卻從不用學術權威的口吻評價對錯。即使某位問出極不上道的問題，在座諸君早露出一臉不屑，而先生沈思片刻，把問題分解展開，分門別類歸入哲學研究的問題框架，再細致梳理概念源流，抽離剝去種種因襲、偏見，反問回問題的真實本意。這時，冒失鬼發現自己還沒有弄清楚問題是什麼，我們在座的其他人也深感慚愧，意識到揮舞專業術語或大概念誇誇其談，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無知而已。一個最“不專業”的問題，卻往往掀開知識的遮羞布，讓人看到與自己最切身而又堂而皇之、草率敷衍的難題。在王先生這裏，哲學不只是一套系統知識，更關乎生存的困境。雖然海德格爾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核心部分，但是海德格爾哲學從來不是一套專業知識系統，更不是真理話語。觸動他的是海氏思想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王煒喜歡用“打開”、“去蔽”等陌生化的中文，來描述這種批判性和否定性。因為語言常被教條和流行話語所征用，賦予了過多的歧義。他希望借助一種“非肯定性”思維，顛覆哲學話語中系統化的偏執和真理意誌。

漸漸的，這門課成了我的課表中最重要的。每周我都會拿出大量時間準備下次課的內容，整天紮在圖書館裏查閱資料。王煒先生強調文本細讀，逐字逐句對照德文原本與中文譯本，每個概念斤斤考究。有時在一個詞或一個句子上會討論個把小時，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他心目中有個讀書的境界，就像伽達默爾當年那樣，帶幾個學生精讀巨典，十年不輟，但今天生活的節奏怎能容人如此的奢侈。人常為王先生惋惜，他著作不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王煒先生常提起老師熊偉當年從師海德格爾，回國後專註於編譯海氏著作，一生很少著書立說，並引為佳話。他也步導師後塵，嘔心瀝血研究海德格爾，苦心孤考究語言，以期能言人所難言。但文字一落紙面，意思總出意表之外。語言乖性無常，所謂一說就錯，一說就俗。他追求語言的澄明境界，也就常覺得下筆艱難。記得有一次準備到香港參加一個哲學研討會，一篇短短的發言稿，他足足寫了四個月，反復修改，仍不滿意。如果沒有開會的期限，估計永遠也不會拿出來發表。這就是為什麼他雖曾校對幾百萬字的書稿，翻譯、重譯若幹西學經典，卻發表文章不多，只因太看重鉛字的信譽。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中，這種學風當然很不合時宜，所以大家覺得他不得誌，而他卻處之淡然。

王先生的課一學期接一學期地開下去，我也一次不落地跟著上。從一般性的師生關系，慢慢就有了私交。在課上討論還不夠，我還常在私下請教。天氣好時一起出外散步，天氣差時隨便找個地方坐下，海闊天空，常聊到深夜還不盡興。這個時候，我對王煒先生有了不同的認識。他很懷舊，一回憶起往事，就神氣活現起來。他不到二十歲就當了兵，在北海艦隊某基地服役。因為是機要通信兵，所以有特權隨身帶槍出入兵營。他高高的個子，一身戎裝，騎在挎鬥摩托上（用他的京片子說法就是“挎子”），腰裏別著五四手槍，疾馳在蓬萊的湖光山色之間，好個風流美少年。恢復高考後，他第一批考進北大，就趕上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之後，又經歷幾次風風雨雨，交到了不少“過心的朋友”。看著他那麼虛弱的體態，我怎麼也想象不出這位曾是“什剎海體校”的體育健將，總覺得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一次去清華大學新建的遊泳館遊泳，讓我領教了他的身手不凡。我開始還覺得自己是行家，要與他一試高低。哪曾想，我前面一路拼命緊遊，他卻不緊不慢，如魚兒戲水，身輕似箭，劃幾下水，就超到前面去了。雖因心臟不好，他不敢長遊，但就這幾下子，已讓人側目。

他的課也越來越帶有“cult”的色彩，課上的學生個個成了“死黨”，年復一年地跟著先生上課。雖然每學期都是海德格爾，但是讀本各不相同，從《形而上學導論》到海德格爾著的《尼采》，卻單不講那本最重要的《存在與時間》。我私下問緣故，他只說後半部是關於時間的，不好把握，雖然一直在思考時間問題，可到現在也沒有理清楚。這時，他把話題轉向了自己不尋常的經歷。按王煒先生的話說，他已經死過一回了。當年心梗和腦梗同時爆發，醫院兩次下了病危通知，能活過來真算個奇跡。在大病中他體驗了時間和人存在的意義。身強力壯時，死亡只是他人的死亡，一個事件而已，沒有關己切身的體驗。當死亡突然不期而至，生死一線的時候，死才成為生命中最極端又最切膚的經驗，對生命與時間也才有真正不同的領悟。從這一刻起，死亡就在日常生活中揮之不去，但並不是恐懼，而是清醒、本真地面對生命。死亡是理解時間的基本前提，只有先行到死這一極端的生存可能性之中，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面對一個脫俗、獨立的自我，也才能整體地領悟時間與生命意義。當你追問時間問題時，並不是“時間是什麼”這樣一個問題，而是我們存在的“如何”的問題。所以，企圖用“知”的方式去分析、認識時間概念時，卻總發現不得要領。生命中有那麼多東西無法從書本裏學習，而“做”也許才是理解我們時間性存在的一條通途。“知”與“行”和“信”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一直困擾著王煒的思考。他還有個八十年代的一直未圓的夢：走出書齋，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影響更多的人。他要籌建一個學人俱樂部，取名“林中路”。人們可以在裏面舒適地讀書、飲茶、討論、交流。這樣，知識分子有了一個自己的去處，在一個有歸屬感的空間相會。

但是此時王先生的身體每況愈下，出現腹瀉，氣色也越來越差。校醫院開始診斷為痢疾，打一周的點滴消炎。我幾次陪先生去校醫，一邊打點滴，他一邊談“林中路”的種種設想，眼中閃著憧憬，也透出一絲困惑。突然間，病情急轉直下，送到北醫三院才查出是種不尋常的梗塞，於二○○五年四月十一日驟然病逝，還不滿五十七歲。在鋪天蓋地的悼念文章中，讓我最有感觸的是說先生有“性情”，那種學院體制裏久違的文人氣質。哲學是先生的治學方向，但似乎從來都不是職業特長。學術專業也不是他的社會身份，更不是生計、飯碗。他不願在“技”的層面為學，總愛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為人處世性情與學問互為表裏。在體制內授課不能滿足他的意趣，於是又搞了個讀書會。組織起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國際關系、公共關系等專業不同卻興趣相投學人一起讀書。先從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讀起，然後再根據大家願望選擇新文本。記得當時讀書會的條件比較差，外面是風雪交加的寒夜，王煒小辦公室裏面擠得滿滿當當，一人手裏捧著個熱水杯取暖，杯裏的水很快就涼了，可爭論卻越發熱烈了。在這間小屋裏，沒有老師，沒有學生，沒有長輩和晚輩，大家完全平等，都是來讀書的人。來去自由，沒有學分更沒有課時費，大家憑興趣聚到一起。樸素清淡，坐而論道，這方凈土讓人暫時逃離了現實的營營擾擾。以心傳心，大家彼此間的疏離感沒有了，日後結下深厚的友誼。王煒先生常坐在一邊微笑不語，也許正在此時，他“林中路”的設想慢慢成形了。

王先生去世後，讀書會面臨一個抉擇，是解散還是繼續。經過再三商量，大家決定繼續讀下去，於是從康德、尼采到福柯，然後又讀回到奧古斯丁。在讀書過程中，不斷有人退出，出國了，有新工作了，去其他城市了，興趣轉移了。又不斷有人加入進來，地點也不斷變換。但有某種氛圍似乎沒有變，它一直伴隨著讀書活動。

一葉落知天下秋，新學期開始了，讀書會又開張了。像往常一樣，開場時我介紹王煒的讀書理念，但在座的已沒有多少人聽說過這個名字。這時回味當年跟先生讀書時的陶然之境，仍讓人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