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1917～），湖南平江人，中共黨史專家。著有《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等。

跟家英是在延安時就認識的。延安當年是一個“莫道都穿粗布服，稱呼同誌一家人”的地方；人們相互間很容易熟識，沒有什麼戒備（整風審幹填“小廣播”表，那是後來的事情）。1941年後，我在《解放日報》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寄來，必經我手，於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延安的生活，值得人們回憶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粗布服”這個題目，就很值得寫一篇文章。那時每年只發一套單衣，襯衣褲是不發的。夏天人們都愛下河洗衣、洗澡或找水深之處遊泳。有一次，家英在河裏洗澡，碰見一群女同誌來洗衣，他在水中起不來了，因為他只有一條褲衩，剛洗過曬在河灘上。

文字之交後來一直保持著。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時，我寫過一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湖南的革命與反革命》，家英在《長江日報》上見到，壓縮了工人運動等部分，改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推薦給《學習》發表了。原來我還以為是《學習》哪一位編輯多事。1952年調北京後，我轉到工業系統工作。第一次見面時，我把過去搜集到的一大批有關近代、現代史的書籍，全部送給他了；表示從此“洗手”，同文字生涯告別。可是仍然留下一個“麻煩”：離開湖南前夕，我匆匆寫了本書，《中國青年》要連載。於是將這個“麻煩”交給了家英，由他全權處理，他的工作崗位也便於處理此事。1956年此書出版時，對他刪改的一些部分，我有不同意見，又恢復了原狀，但他並不堅持己見。

由於“隔行隔山”，同在北京，卻不易見面。大概是1955年或1956年，有一天晚飯後，我們同另外一位共同熟識的朋友碰到一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上下，亂扯了一陣；意猶未盡，肚子又有一點餓，於是一同到西四牌樓的消夜攤，吃小菜，喝老酒。家英是四川人，龍門陣擺到深夜兩點。七十年代初，在京郊山下那個隔離審查的地方，有一天忽然想起這件事，感慨系之，哼了四句：

咫只天涯見面難，只緣都在作京官。

百年一遇龍門陣，西四牌樓消夜攤。

幾天之後，猶感傷不已，估計總有一天會再經過西四牌樓的，於是又哼了一首

何處可尋消夜攤？四牌樓夜景非前。

曾經有句憐遙夢，相對無人哭逝川。

由於一種千載難逢的偶然機會，從1958年1月開始，直到1959年9月，我們得以時常在工作也是開會時見面了。大家知道，這個期間是當代中國發生第一個大折騰的年代。我們比一般同誌更直接生活在歷史的漩渦之中。作為個人來說，我大嗆了幾口水，被淹得半死不活。家英還好，得以幸免。這個期間的交往，就不限於擺擺龍門陣，或者跑跑琉璃廠了；而是經常討論時政，憂心國家，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了。這是真正的交心，當然也是危險的交心。前些日子，去看董邊同誌，才知道，我們當年交心的內容，有許多家英並沒有跟自己的妻子說過。我在工業部門，他則常下農村。在了解情況方面，我們正好互相補充，使頭腦比較冷靜，有共同語言，能夠不留情面地針砭時弊。我們都經過延安的整風學習，有作調查研究的習慣（在延安時都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不喜歡說也討厭聽那些空話、大話，很看不慣某些吹牛奉迎的人。我們年紀輕些，在某些人眼中，也許屬於“嘴上沒毛”之類，但我們抱有“赤子之心”。

家英從小失去父母，在哥哥姐姐家中長大，當過中藥鋪的小學徒，這使他熟悉民間疾苦。他在抗戰前，接受成都地下黨同誌的引導，積極參加救亡活動。1937年到延安。1947年他參加過晉綏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深知農村情況。解放後，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圍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厭惡江青的一些行為（當然，那時議論的還多屬於生活方面）。據董邊同誌告訴我，他同陳伯達作過長期鬥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因此，陳對他恨之入骨。我們當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訴過我：這位“陳夫子”制了一顆“閑章”，曰“野鶴閑雲”，特別喜愛，以此自詡。其實，這正從反面露出此人當年的極大牢騷：無權無勢。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錯了，但還想方設法翻修，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同誌硬不買賬，於是懷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經常向他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麼書？”“註意什麼問題？”之類。這種察顏觀色、探聽氣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風，我們非常反感，也覺得是一種危險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這位“經濟學家”趕時髦，搶浪頭，發表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謬論，遭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責。摔了這個筋鬥，陳伯達痛苦之至，我們毫不同情。

1959年4月上海會議之前，家英在四川農村蹲點，是穿著“便服”趕到上海的，幾乎引起進出住處的不便。那次會議，東道主極盡招待之能事。此時此地，他向我描述了在農村挨餓的情景，以及基層幹部的浮誇。那時他領導的一個工作組正在四川有名的全國勞模羅世發的家鄉作調查，羅世發談了他如何被逼講假話、虛報產量的情況。6月底，廬山會議之前，許多嚴重的“左”的錯誤，如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特別是共產風，已經發現，在逐步糾正之中。開會前夕，毛主席指出十九個要討論的問題，準備糾“左”。會議的初期，是“神仙會”，毛主席找我們少數幾個人談了三次，談得很融洽，有時滿堂歡笑。家英將工作組寫的有關羅世發的材料交了上去。我們盡自己所知，作了匯報，也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最重要的一條是：應當讓陳雲同誌重新主管財經工作。

在延安時，我們是革命的晚輩，通過整風學習，我們更加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深刻理解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對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許多老同誌差。《毛澤東選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我們也不比陳伯達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澤東選集）四卷987條註釋的主編，更是如此。由於各自有機會接觸過主席的一些手跡，以及早年不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邊工作，我們對主席的不同凡響、棋高一著，比一般同誌可能感觸更深一些。可是，我們也確實沒有將主席當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個人。因而對主席的某些缺點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議論。家英當時有一個集中的想法，即主席應當擺脫日常事務，總結一些重大經驗，專心於理論的著作，這樣對後代更有意義。在廬山時，他跟我談過一副對聯，下聯是“成書還待十年閑”，即指這個意思。他很惋惜主席誌不在此。他早就同我談過，編《毛澤東選集》時，主席常有厭於回顧舊作的情緒，而興趣全在新的事物。

1959年廬山的大風波，原因很復雜，這同當時有興風作浪、惟恐天下不亂之人，也有關系。7月23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懷同誌之後，我和家英等四個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走到半山腰的一個石亭中，遠望長江天際流去，近聽山中松濤陣陣，大家仍無言相對。亭中有一塊大石，上刻王陽明一首七絕，亭柱卻無聯刻。有人提議：寫一首對聯吧。我揀起地下燒焦的松枝，欲書未能時，家英搶著寫下了這一首名聯：

四面江山來眼底

萬家憂樂到心頭

寫完了，四個人依舊默默無聲，沿著來時的道路，各自歸去。

家英當年跟我談過，如果允許他離開中南海時，想提三條意見，最後一條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應當說，這是一個黨員對黨的領袖最高的關懷。在山上開“神仙會”階段，由於我的不謹慎，這三條意見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誌談了，開大會時被捅了出來。此事當時雖被“掩蓋”過去，仍然影響到家英後來的處境，使我長期耿耿於懷。在山上時，我曾有過一種很悲觀的情緒，向家英流露過。開完會，回到北京之後，他特地跟我通過一次電話，其中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道義之交。”不幸被人聽見，幾天之後，我家中的電話就被拆除了。

1960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荒勞動。前期在一個村子裏，同老鄉三同；後期調到虎林西崗農場場部，場部的生活條件稍好一些。由於身體關系，1961年底調回北京。其後兩年，我獨自一人在京閑居。兩年間，同家英見過三次面，都是電話約到市內某一新華書店碰面，然後帶著大口罩，漫步街頭，找到有單間的飯館，繼續過去那種長談。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調到場部，是他和別的幾個關心我的同誌作的安排。七十年代初作的雜詩中，曾記述此事：打起精神學打場，忽傳意外轉西崗，長安故舊多關切，不忍其人葬大荒。這次在飯館談了一個下午，談到北大荒當時少見炊煙的暮色和農民的生活景況時，我很動了感情。家英也談起廬山會議之後，他所受到的種種冷遇。我們都有這樣一個共同的願望：國家和人民再也經不起折騰了，今後無論如何不要再搞大運動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這首詩：

鬧市遮顏時，胡同猶可行。

人間多雨露，海內有知音。

冷眼觀塵世，熱腸向眾生。

炎涼今亦甚，把酒賤浮名。

1963年12月，我被派到大別山中一個水電站去當文化教員。離京之前，與家英話別，到後海岸邊散步，該夜又到一個小酒店喝酒。當然，談的主要還是當前大事。他正參加起草農村工作的後十條，說不久後，我會聽到傳達的。他談此事，也是讓我對形勢放心之意。臨分手時，走過景山很遠了。對我的遭遇，這夜他特別感慨系之，又講起吳季子來。夜半回到住處時，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強睡去。

客身不意復南遷，隨遇而安別亦難。

後海林陰同月步，鼓樓酒座候燈闌。

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為難壁上觀。

夜半宮西墻在望，不知再見又何年。

真沒料到，這夜竟是我同家英的永訣！“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年，雖然相約，如有事就直接通信，但接受山上的教訓，莫再連累他，一直沒有給他寫過信，上面這首詩他也不知道。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間了。前些日子見到董邊同誌時，她比較詳細談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況。21日中央文革來人通知，兩條罪名：同當時被批鬥的辦公廳負責同誌關系不正常；一貫右傾。撤職交代，搬出中南海。並收走了全部文件。隨即又聽到辦公廳大會上宣布了另一條罪狀：篡改毛主席著作。這是指整理有關《海瑞罷官》的談話時，他不贊成將彭德懷寫進去。他這時面對著兩個大敵，陳伯達與江青；還有一個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憤慨，對妻子說道：“我的問題是陳伯達和江青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業業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場！”“那些壞人、惡人，終會得到惡報。”記得魯迅談到自殺時，說過這樣的話：自殺是對環境的一種抗議。家英之死，是對當時環境的抗議。

七十年代初，住在京郊那個隔離審查的地方，懷念家英時，還作過這樣一首七律：

老柳安詳圍海邊，園中深院院中園。

多時不見忽相憶，無事而來亂扯談。

世界縱橫三萬裏，古今上下五千年。

戲言猶記料身後，又是黃昏絮滿天！

家英專搜集清人字，我則兼搜字畫；曾戲約後入土者，有繼承權。董邊同誌告訴我，家英的藏書只收回很少一部分；有些難得的字條已散失，我送給他的一幅鄭板橋字還幸存。收回的書籍中找到一本有我簽名的日本版《東洋讀史地圖》，就帶回留著紀念了。

這篇瑣碎的“懷念”該結束了。但是對家英的懷念是永遠不會結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