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蠡（1908～1942），浙江天臺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海星》、《囚綠記》、《竹刀》等。

今年的春天，我在一個中學裏教書。學校的所在地是離我的故鄉七八十裏的山間，然而已是鄰縣了。這地方的形勢好像畚箕的底，三面環山，前一面則是通海口的大路，這裏是天然的避難所和遊擊戰的根據地。學校便是為了避免轟炸，從近海的一個城市遷來的。

我來這裏是太突兀。事前自己並未想到，來校後別人也不知道。雖則這地方離我家鄉不遠，因為山鄉偏僻，從來不曾到過。往常，這一帶是盜匪出沒的所在，所以如沒有什麼要事，輕易不會跑到這山窩裏來。這次我來這學校，一半是感於辦學校的師友的盛意，另一半則是因為出外的路斷了，於是我便暫時住下來。

這裏的居民說著和我們很近似的鄉音，房屋建築形式以及風俗習慣都和家鄉相仿。少小離鄉的我，住在這邊有一種異常的親切之感。倘使我不是在外間羈絆著許多未了的職務，我真甘願長住下去。我貪羨這和平的一個角落，目前簡直是歸隱了，沒有訪問，沒有通信，我過著平淡而寂寞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同學走進我的房間，說是一位先生要見我。

這使我很驚訝。在這裏，除了學校的同事外，我沒有別的朋友。因為他們還不曾知道我，在這山僻地方有誰來找我呢？我疑惑著。我搜尋我的記憶，摸不著頭腦，而這位先生已跨進來了。

他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一瞥眼我就覺得很熟識，可是一時想不起來。我連忙讓坐，倒茶，遞煙，點火，我借種種動作來延長我思索的時間，我不便請教他的尊姓，因為這對於素悉的人是一種不敬。我仔細分析這太熟識的面貌上的每一條皺紋，我註意他的舉止和說話的聲音，我苦苦地記憶。忽然我叫起來。

“蘭畦先生！”

見我驚訝的樣子，他緩慢地說：

“還記得我吧？”

“記得記得。”

我們暫時不說話。這突如的會面使我一時找不出話端，我平素是那麼木訥。我呆了好久。

蘭畦先生是我幼年的私塾師。正如他的典型的別號所表示，他代表一批“古雅”的人物。他也有著“古雅”的面孔：古銅色的臉，端正的鼻子，整齊的八字胡。他穿了一件寬大的藍布長衫，外面罩上黑布馬褂。頭上戴一頂舊皮帽，著一雙老布棉鞋。他手裏拿了一根長煙管，衣襟上佩著眼鏡匣子——眼鏡平常是不用的——他的裝束，是十足古風的。這種的裝束，令人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山裏人，這往往成為輕薄的城裏人嘲笑的題材，他們給他一個特別的名稱“清朝人”，這便是“遺民”的意思。

他在我家裏坐館，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我想起私塾的情形，恍如隔了一整個世紀。那時我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父親把他的希望和他的兒子關在一起，在一座空樓內，叫這位蘭畦先生督教。我過的是多麼寂寞的日子啊！白天不準下樓，寫字讀書，讀書寫字。蘭畦先生對我很嚴厲：破曉起床，不洗臉讀書；早飯後背誦，點句，讀書，寫字；午飯後也是寫字，讀書；天黑了給我做對仗，填字。夜間溫課，熬過兩炷香。我讀著佶屈聱牙的句子，解說著自己不懂而別人也不懂的字義。蘭畦先生有時還無理地責打我，呵斥我，我小小的心中起了反感和憎恨。我恨他的人，恨他的長煙管，恨他的戒尺，但我最恨的是他的朱筆，它點汙了我的書，在書眉上記下日子，有時在書面上記下責罰。於是我便把寫上難堪字樣的書面揉爛。

自他辭館後，我立意不再理睬他，不再認他做先生，不想見他的面。真的，當我從外埠的中學念書回來，對於他的嚴刻還未能加以原諒。

現在，他坐在我的面前，還是那副老樣子。二十多年前的老樣子。他微笑地望著，望著他從前責打過的孩子。這孩子長大了，而且也做了別人的教師。他在默認我的面貌。

“啊，二十多年了！”終於我說了出來。

“二十多年，你成了大人，我成了老人。”

“身體好麼？”

“窮骨頭從來不生病。我的父親還在呢，九十左右了，仍然健步如飛。幾時你可以看到他。”他引證他一家人都是有極結實的身體。

“真難得。我祖父在日，也有極健康的老年。”我隨把他去世的事情告訴他。

“他是被人敬愛的老人。你的父母都好麼？”

“好。”

“姐妹們呢？”

“都好。”

他逐個地問著我家庭中的每一人。這不是應酬敷衍，也不是一種嚕蘇，是出於一種由衷的關切。他不復是嚴峻的塾師，倒是極溫藹的老人了。隨後我問他怎樣會到這裏來，怎會知道我，他微笑了。他一一告訴我，他原要到離此十幾裏的一個山村去，是順路經過此地的。他說他是無意中從同學口裏聽到我在這裏教書，他想看看隔了二十多年的我是怎個樣子，看看我是否認得他。他說他看到我很高興，又說他立刻就要動身，一面站起來告辭。

“住一兩天不行麼？”我挽留他。

“下次再有機會，現在我得走。”他伸手去取他的隨身提篋。

我望著這提篋，頗有幾斤重量，而且去那邊的山嶺相當陡峻，我說，“送先生去吧。”

“不必，不必。你有功課，我自己去。”他推辭著。他眉宇間卻露出一種喜悅，是一種受了別人尊敬感覺到的喜悅。

我堅執要送他。我說好久不追隨先生了，送一程覺得很愉快。我說我預備請一點鐘假，因為上午我只有一課，隨時可補授的。

窗外，站著許多同學，交頭接耳地議論些什麼，好像是猜測這位老先生和我的關系。

我站起來，大聲地向他們介紹，說這位是我的先生，我幼年的教師。他現在要到某村去，我要送他。我預備請一點鐘假。

同學中間起了竊竊的語聲。看他們的表情，好像說：“你有了這樣的一位教師，不見得怎麼光榮。”

於是我又向他們介紹：“這是我的先生。”

我們走了。出校門時，有幾位同學故意問我到那裏去，送的是我的什麼人，我特地大聲回答，我送他到某村去，他是我的先生。

路上，我們有著瑣碎的談話。他問起我：

“你認得×××麼？他做了旅長了。”

“不大認得。”

“××呢，他是法政大學畢業的，聽說做了縣長。”

“和我陌生。我沒讀過法政。”

“××，你應該認得的。”

“我的記性太壞。”

“××，你的同宗。”

“影像模糊，也許會過面。”

“還有××？”

“只知其名，未識其面。”

“那末你只記得我？”

“是的。記得先生。”

他微噓一口氣。好像得到一種慰藉。他，他知道，他是被人遺忘的一個。很少有人記得他，尊敬他的。他是一個可憐的塾師。

“如果我在家鄉住久些，還想請先生教古文呢。從前念的都還給先生了。”我接著帶笑說。

“太客氣了。現在應該我向你請教了。”

這句並沒有過分。真的，他有許多地方是該向我請教了。當他向我訴說他的家境的寒苦，他仍不得不找點口之方，私塾現在是取消了，他不得不去找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他不得不丟開四書五經，拿起國語常識；他不得不丟下紅朱筆，拿起粉筆；他不得不離開板凳，站在講臺上；他是太老了，落伍了，他被人家輕視，嘲笑，但他仍不得不忍受這一切；他自己知道不配做兒童教師，他所知道的新知識不見得比兒童來得多，但是他不得不哄他們，騙他們，把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告訴他們；言下他似不勝感喟。

“現在的課本我真弄不來。有一次說到‘咖啡’兩字，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只就上下文的意義猜說‘這是一種飲料’，這對麼？”

“對的。咖啡是一種熱帶植物的果實，可以焙制飲料，味香，有提神的功用。外國人日常喝的，我們在外邊也常喝的。還有一種可可，和這差不多，也是一種飲料。”

“還有許多陌生字眼，我不知道怎解釋也不知怎麼讀。例如氣字底下做個羊字，或是字，金旁做個烏字或白字，這不知是些什麼東西？”

“這是一些化學名詞，沒讀過化學的人，一時也說不清楚，至於讀音，順著半邊去讀就好了。”

他感慨了。他說到他這般年紀，是應該休息了。他不願意坑害人家子弟，把錯誤的東西教給孩子們。他說他寧願做一個像從前一樣的塾師，教點《幼學瓊林》或是《書經》、《詩經》之類。

“先生是應該教古文而不該教小學的。”我說。

“是的，小學比私塾苦多了。這邊的小學，每星期二三十點鐘，一年的薪金只有幾十塊錢，自己吃飯。倒不如坐館舒服得多！”

我知道這情形。在這山鄉間，小學仍不過是私塾的另一個形式。通常一個小學只有一個教師，但也分成好幾年級，功課也有許多門：國語，常識，算術，音樂，體操等。大凡進過中學念過洋書的年輕人，都有著遠大的夢想，不肯幹這苦職業，於是這被人鄙視的位置，只有失去了希望的老塾師們肯就。我的先生自從若幹年前私塾制廢除後，便在這種“新私塾”裏教書了。

“現在你到××幹什麼呢？”我還不知道他去那邊的目的。

“便是來接洽這裏的小學位置喲！”好像十分無奈似的。忽然他指著我頭上戴的帽子問：

“像這樣的帽子要多少錢一頂？”

“大約五六塊錢。”我回答。

“倘使一兩塊錢能買到便好了。我希望能夠有一頂。”

“你頭上的皮帽也很合適。”我說。

“天熱起來了，還戴得住麼？”

說話間我們走了山嶺的一半。回頭望望，田疇村舍，都在我們的腳下。他於是指著蟠騰起伏的峰嶺和點綴在綠色的田野間的像雀巢般的村舍，告訴我那些村莊和山嶺的名字。不久，我們踅過了山頭。前面，在一簇綠色的樹林中顯露出幾座白堊墻壁。“到了。”他對我說，他有點微喘。我停住腳步，將手中提篋交給他，說我不進去，免得打擾人家。他堅要我進去吃了午飯走，我固執地要回校。他於是吐出他最後的願望，要我在假期中千萬到他家去玩玩，住一宿，談一回天，於他是愉快的。他將因我的拜訪而覺得驕傲。他把去他家的路徑指點給我，並描出他屋前舍後的景物，使我便於找尋，但我的腦裏卻想著他所說的帽子，我想如何能在冬季前寄給他。它應是如何顏色，如何大小，我把這些問得之後，回身下山走了。

我下山走。我心裏有一種矛盾的想頭：我想到這位老塾師，又想到他所教的一批孩子。“他沒有資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權利。”我苦惱了。我又想中國教育的基礎，最高學府建築在不健全的小學上，猶如沙上築塔——我又聯想到許多個人和社會的問題，忽然聽到腦後有人喊。

“餵，向左邊岔路走哪。”

原來我信步走錯了一條路。這路。像個英文的Y字母，來時覺得無岔路，去時卻是兩條。我回頭，望見我的先生，仍站在山頭上，向我揮手。

“我認識路的，再見，先生。”我重向他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