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前一場的主講者科斯好心地送給我一份他的講稿。他在第一頁就提到："我一直是在到達之後，才了解自己到了哪裏。"我卻不是如此。打從我立誌要成為經濟學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開始就探索是什麽因素造就了經濟的富庶或貧困，因為在我看來，只有作到了這點，接著才能談如何改善經濟的表現。探索經濟表現的最初根源，可以說是一段漫長而充滿意外旅程，從馬克思主義轉變到認知科學（cognitivescience），但一路走來，這項持久不變的目標卻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學術生涯．

我出牛於馬薩諸塞州的劍橋，並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學府有何關聯，而是家父當時擔任附近城鎮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LifeInsurancepany）的經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醫院就在劍橋。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麽，上有兄姐各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歐洲之前出生的。

國際化的教育經歷

從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們因為父親工作的關系搬了好幾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後來他升任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加拿大辦事處的主管，我們又搬到了渥太華。因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們乃前往歐洲遊歷，1929年到1930年間，我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書。後來我在渥太華完成小學教育，再進入一家私立中學。1933年搬回美國後，我在紐約市以及長島的私立學校分別念過短暫的時間，最後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學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時我迷上了攝影，而我認為自己年輕的歲月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曾在國際性的大專及高中攝影競賽中，榮獲首獎以及第三、第四與第七名。

我的家庭並不是書香門第。家父當初進入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擔任小職員時，連高中還沒畢業；至於家母，我也不敢確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過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聰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識發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長輩也都對我有相當的影響，他們引介我進入了古典音樂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萊（AdelaideNorth）還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學那年，原本已經拿到了哈佛的入學許可，可是因家父調任為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西岸主管，我們又搬到了舊金山。因為不想離家太遠，於是我決定改念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那裏，我變成了馬克思主義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觀。

馬克思主義當時之所以吸引人，在於它似乎能對那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們正面對的經濟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學的凱恩斯學派之前的經濟學，對此則並未觸及。我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時，我突然發現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場變得很孤單，因為其他人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轉向支持戰爭了。

因為忙著參與學生運動，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大學部的成績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績大概比"C"稍好，不過我選了三門主修：政治學、哲學以及經濟學。我原本打算進入法學院，但隨著世界大戰爆發，再加上不願殺人的意誌強烈，因此1942年5月從柏克萊畢業後，我進入了商船服務。

就在出海後不久，艦長把我叫到艦橋上，問我是否願意學習領航：大部分的高級船員都只受過基礎教育，而我們的船正由舊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亞。後來，我真的成為領航員，而且樂在其中。我們往返行駛在舊金山與澳大利亞之間，並且進入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

海上航行的歲月，讓我有三年的時間持續不斷地閱讀，就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立誌要成為經濟學者。大戰的最後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梅達（Alameda）的海事人員學校，教授領航的課程。這時我又一次接觸攝影，而陷入兩難的抉擇；到底要當攝影師，還是進入經濟學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著農村安全署（FarmSecurityAdministration）攝影部主管藍姬（DorrotheaLange），到加利福尼亞州中部山谷拍攝過境候鳥的照片。藍姬一直想說服我當攝影師，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職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系，卻鼓勵我往經濟學發展。結果是先生贏了。

鉆研經濟史

我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所就讀——由於大學成績乏善可陳，這是唯一接受我的學校。作為研究生，我所設定的目標，是要找出到底是什麽決定了經濟體系運作的方式及其成敗。顯然，經濟史是最符合這一目標的範疇。我不敢說自己在柏克萊研究所學到了什麽正規的經濟學。當時影響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統經濟學的主流之列——如布萊迪（RobertBrady），在經濟思想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羅金（LeoRogin），至於M·M·奈特（奈特的兄弟）雖然不相信理論，但是對經濟史的事實及背景卻了如指掌，後來成為我在柏克萊的導師，也是論文指導教授。我也曾用死記的方式來學習一些必要的理論，但卻無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義。

事實上，我一直要到從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時，借著和高登（DonGordon）這位優秀的年輕理論家下棋的機會，才開始真正學到經濟理論。在三年的時間裏，我們每天從中午下棋到下午兩點，在棋藝上找略勝一籌，但在經濟理論上是他指導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經濟學者的方式思考，而這項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論文是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史，獲得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獎助金，到美國東海岸從事基礎研究的工作。那是收獲豐碩的一年。我不只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墨頓（RobertMerton）的社會學研討課程，也接觸了哈佛大學的科爾企業家中心（ArthurColeEntrepreneurialCenter）。由於熊彼特是企業家學派（EntrepreneurialSchool）的導師，因此我受到他強烈的影響。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論文擴充的壽險分析以及壽險公司與投資銀行的關系。

後來，我的研究工作轉向發展一套分析性架構，以觀察區域經濟成長，我並在《政治經濟期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標題為《區位理論與區域性經濟成長》（LocationTheoryandReginalEconomic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發，我發展出一套主要的經濟成長理論。

在經濟史學會（EconomicHistoryAssociation）的某次會議中，我幸運地結識了當時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費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間，我應邀前往該局擔任研究員，那是我生命中極為關鍵的一年。我不但結識了與局裏往來的重要經濟學者，而且每周會去巴爾的摩（Baltimor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HopkinsUniversity）向顧誌耐學習，他的指導給我非常深遠的影響。在經濟研究局那年所從事的實證研究工作，為我早期主要的數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國的國際收支——奠定了基礎。

我在1944年第一次結婚。研究所求學時代，妻子在學校教書的收入是我們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三個兒子道格拉斯、克裏斯多佛及麥爾肯，在1951年至1975年間出生。三個小孩都上學後，我妻子成為華盛頓州議會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從我任職於經濟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獲得福特教師獎助金（FordFacultyFellow）前往日內瓦從事研究的十年間，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國經濟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1790年至1860年美國的經濟成長》（TheEconomicGrowthoftheUnitedStatesfrom1790to1860）。該書對市場如何在一個以出口為主的成長模型中運作，有直截了當的分析。

經濟史新貌

到1960年時，年輕一代的經濟史學者之間已然彌漫著一股騷動，嘗試將這個學科從原來以敘述性、制度面為主的性質，轉變成重視分析性與數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職於經濟研究局的那一年，該局和經濟史學會共同針對美國經濟成長展開第一次數量化研究的專案計劃，並在馬薩諸塞州的威廉斯鎮（Williamstown）舉辦了一場會議，我也發表了一篇有關1790年到1860年美國國際收支的論文。這次會議可以說是經濟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過直到我早期的兩位學生——任教於普渡大學（Purdue）的休斯（JonHushes）以及戴維斯（LanceDavis），才首度把有興趣將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導入歷史研究的經濟史學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大會非常成功，以後就成為例行的年會。與會人員包括經濟史學者、理論家以及計量經濟學者。會議進行期間，可以說百無禁忌，演講人常會遭到嚴厲的批評，然而，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經濟史這門學科，因而備感興奮。

我們在經濟學界受到熱情的接納。各大學的經濟學系迅速表示有興趣聘用新經濟史學者，或者說是我們自稱的克裏歐計量學者（cliometricians——克裏歐是司職歷史的希臘女神）。也因此，當我和華盛頓大學的同事墨裏斯（MorrisDavidMorris）共同規劃這方面的研究所課程時，的確吸引了一些素質最佳的學生來加入經濟史的研究工作。60年代與70年代初期，就業市場上的反應頗佳，我們的學生很快地就在全國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間，我決定把研究的重點從美國的經濟史轉到歐洲，也因此當我獲得福特的獎助金前往日內瓦作為期一年的研究時，我決定重新調整研究方法，結果也導致我的學術生涯全盤改變。因為我很快地發現，新古典經濟理論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釋中世紀以來歐洲經濟中的基本社會變遷。

找尋新分析架構

新古典理論所關切的是市場的運作，同時又假設市場中存在能夠運作的先決條件，但對市場是如何演進而來，則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論是靜態的分析，而我們需要一套動態的理論，來說明經濟隨著時間而演進的過程。我們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論中並不存在。長期以來，我一直在追尋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構，因而引發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趣與關切。早在研究所期間，我就曾讀過韋布倫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們對經濟體系運作的透徹見解，但他們並沒有提出一套理論架構。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夠用來解釋以及分析經濟史的理論結構。老式的制度經濟學，因為無法能提供這種理論架構，也因此無從真正成為替代新古典理論的另一項選擇。馬克思主義開宗明義就表明了對制度面的關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點的好問題，並對長期的變遷有所說明，但是它的模型裏頭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階級當作分析的單位，又沒有將人口的改變納為主要的變遷來源。至於新古典理論的長處，是在於毫不妥協地專註在稀少性的問題上，因此將競爭視為整個經濟學的關鍵所在，同時以個人為分析的單位，並以經濟的方式進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種方法的優點於一套理論結構之中，正是我等為新制度經濟學所作的努力。

為什麽要專註在制度呢？在不確定的世界，人類設法以制度把人際之間的互動建立結構。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也因此成為塑造經濟、政治、與社會組織的誘因架構（frameworkofincentives）。所謂制度包括了正式規則（憲法、法律、規定）與非正式的限制（慣例、行事準則、行為規範），以及上述規則與限制的有效執行。執行者可能是第三者（執法與社會放逐）、第二者（報復行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準則）。制度加上技術，決定了構成總生產成本的交易及轉換（生產）成本，從而影響經濟的表現。由於制度與采用的技術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市場的效率可以說是直接取決於制度面的架構。

我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現在兩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InstitutionalChangeandAmericanEconomic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與托馬斯（Robert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這兩本著作試圖發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並應用到經濟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國經濟成長過程中，新的制度及組織如何演化形成。在歐洲的研究中，我們認定財產權的形成是經濟表現的關鍵因素，同時也對照探討財產權在荷蘭與英格蘭以及法國與西班牙這兩組國家的演化過程。

上述兩本著作仍是立基於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假設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論定義為何）。更嚴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構下，無從解釋經濟陷於長期低迷的現象。因此，我開始探究到底是什麽地方出了差錯。個人的信念，顯然是影響其選擇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視的經濟學者才會不重視觀念、意識形態及偏見。一旦察覺這一點，就不得不對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檢討。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構，是相當漫長的過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對制度的觀點，能夠解釋何以制度所導致的結果，不能在長期內產生經濟成長；（2）發展出一個政治經濟的模型，借此來解釋制度的基本來源。最後，經濟學者還必需掌握，為何人們會形成能影響其選擇的意識型態與觀念。

經濟組織的成本

科斯對演化中的架構提出了一項關鍵性的連結點．在《廠商的本質》一文中，科斯讓我們思考經濟組織的成本。不過科斯所關切的是決定廠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關切的是關系到經濟整體表現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經對我提到，他認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組織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術變動等量齊觀，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給我審視經濟組織成本的切入點。科斯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社會成本問題》，該文將新古典理論和制度面的分析連結起來。這篇論文所傳達的理念是，當交易成本大於零時，制度會塑造市場結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很幸運地，我在華盛頓大學的諸多同事中，有幾位在很早期就認真地研讀過科斯的著作。張五常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機分校艾智仁的學生，他在芝加哥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時認識了科斯，之後他來到西雅圖。張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論上有一些重要的貢獻——特別是他強調，量度財貸、勞務或代理商績效的多元面向時，所耗費的測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來源（因為不完全的測量將會導致財產權界定不完整）。巴塞爾（YoramBarzel）在張五常離開華盛頓大學前往香港大學後，繼續他所留下的工作。我從他們兩位身上學到許多，我的下一本書也明顯受到他們的影響。

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andChanseinEconomicHistory）一書中，我放棄了制度是有效率的這項假設，並試著解釋為何"無效率"的統治會產生甚至長久存在。我開始探討歷史上不同形態的經濟組織的交易成本，同時也研究意識形態的改變如何影響政治及經濟的決策。在理論介紹的章節之後，我以八章的篇幅，對經濟史重新詮釋，時間自公元前八千年農業起源時代橫跨到20世紀。

由於我們對政治過程的認識仍有欠缺之處，因此我一直在找尋誌趣相投者來共同發展政治-經濟模型。列維（MargaretLevi）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者，她和我規劃了一項政治經濟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對此卻是興趣缺乏。為此，我決定離開任教達三十三年之久的華盛頓大學，而在1983年轉到聖路易（St．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University）。這裏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輕政治學者及經濟學者，希望能發展出新的政治經濟模型。這次的轉變後來經證實是明智之舉。我在該校創立了政治經濟研究中心（CenterinPoliticalEconomy），持續進行具有高度創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學在理論上的核心難題，反映在公共選擇理論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沖突的觀點。新公共選擇領域有三部經典：布坎南與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計算》（TheCalculusofConsent），歐爾森（Mancur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Downs）的《民主的經濟理論》（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政府組織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選擇的弗吉尼亞學派（VirginiaSchool）所主張的那樣，是一頭必須加以控制的巨獸嗎？依他們的觀點，國家好似一臺龐大的竊盜機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財產權的論點，卻認為政府能創造安全而富生產力的財產權，成為經濟成長的關鍵。顯然我的觀點和前述視政府為罪惡的看法是南轅北轍。這個問題其實一點都不新鮮。由麥迪生（Madison）、漢彌爾敦（Hamilton）及傑伊（Jay）合寫的《聯邦主義者論文》（TheFederalistPapers），對這方面的問題有極精彩的說明。事實上，有了國家，你不能作什麽，但是沒有國家，你也不能作什麽。從更深層的分析來看，阿羅的不可能理論，對加總個別選擇的整個過程都有其價值。事實上，面對擁有多元價值與偏好的個人，把他們的選擇加總起來，並無法得到集體化的理性選擇。

這些議題都有待解決，因此也引發政治面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表現的基本問題。在《結構與變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關國家的新古典理論，以分析如下的課題；既然有效率的財產權制度可以提升總合所得而增加統治收入，為何仍有統治者要制造出無效率的財產權制度呢？事實上，這些無效率統治的源頭，不外乎出自競爭限制（統治地位被競爭對手取代的威脅）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統治可能會耗費過高的征稅成本，反導致統治者的收入減少）。

政治市場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論》（"ATransactionCostTheoryofPolitics"，The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較為一般化的模型，來說明何以政治市場在先天就比經濟市場缺乏效率；文中我也運用個人以前發展出來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構來探討經濟市場。

交易成本包括測量成本與執行合約成本。在經濟市場中，有客觀的標準可供衡量交易的財貨與勞務的物理詩性（如大小、重量、顏色等等）；至於合約的執行方面，則有賴司法制度的力量。競爭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經濟市場中仍免不了極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場更具有無效率的傾向。在政治市場中，候選人以政見來交換選票；由於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見的動機並不強烈；同時政治市場也不像經濟市場有確保合約執行的機制；因此政治市場的競爭非常不完全。由於政治的議題復雜（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見的動機），導致意識形態的陳腔濫調充斥。換言之，由於政治市場的結構特性以及政治問題的復雜性，稀釋了市場效率的誘因。

在整個80年代，我將精力投註於發展一套政治經濟的架構，以探索長期的制度面變化，並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變革與經濟表現》（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一書。在這項研究中，我希望能發展出制度變遷的理論。我第一步就是將制度從組織中抽離出來。制度是競賽的規則，而組織則是參與競賽者。也就是說，組織是由具有某種目標函數的個人所組成。組織可以是廠商、產業公會、合作社（以上為經濟組織），也包括政黨、立法機構、主管單位（以上為政治組織），或是教會、運動協會、俱樂部（以上為社會組織）。組織以及其內部的開創者在追求目標達成的過程中（不管目標是廠商獲取最大利潤，或是政黨贏得選舉），可以視為是變革的代理人。由於來自制度架構的誘因，創造了讓組織本身得以生存的機會。經濟體系具有稀少及競爭的特性，因此組織是處於生存競爭的情況。競爭又促使組織設法修正制度性架構，以改善本身的競爭地位。競爭的強弱，將會決定制度變革的速率，而變革的方向，則會反映參與者的認知——他們解釋外在環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這套架構來把荷蘭與英國的發展經驗與西班牙作對照分析。前兩國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構築現代經濟成長的財產權；至於西班牙則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切入主觀認知的因素

在這本書中，我開始認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顯然地，對人們為何作出既有的選擇，應該提出解釋；也應該了解為什麽共產主義或回教基本教義派這類的意識形態，能夠長期主宰人們的選擇與指引經濟的運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認知科學的範疇，理解心靈學習與決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識形態的內涵。1990年以後，我的研究主要是轉到這方面的議題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會科學研究者亦應探索人類對真實世界的主觀認知。他也主張，假如決策者本身的知識與計算能力都嚴重不足時，那麽真實世界的狀況和決策者的認知之間必然會有差距，這是我們在了解他們決策時必須理清的。此外，對於主觀看法的形成，也必須了解其推論過程。不過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決策者計算能力的限制；而我所關切的是意識形態，偏重行為者所能掌握的資訊以及決策作成之後，所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饋。

對人類如何發展自己解讀與說明周圍世界的心智建構，最佳方式是了解人類的學習過程。但是，學習並不只是個人一生經驗的產物，也涵蓋文化中由過去世代累積的經驗。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集體學習（collectivelearning）中內含的經驗都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而具體地呈現於我們的語言、制度、技術及行事方法上。由過去經驗而累積的知識存量，將深植到我們的學習之中，形成影響我們行事作為重要根源——過去的經驗，對現在及未來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學習是逐步累加的過程，但在過程中要透過該社會的文化加以過濾，以決定主觀的價值。不過，一個社會過去經驗的累積，未必能有助於解決新的問題。學習的過程可以說是取決於：（1）一個既定的信念系統如何過濾各種經驗所產生的資訊；（2）個人與社會在不同時間所面對的不同經驗。

這種強調認知科學／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協助我理解過去經濟的歷史以及當前各種經濟的分歧表現。由現代生產經濟衍生的非個人化市場，並不會自動形成低交易成本的條件。賽局理論探討的正是這項課題。在賽局中我們所以願意與別人合作，必須是賽局會反復進行，我們對於對手過去表現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參與的只有少數人——換言之，是能進行個人化交易的小規模社會。至於難以形成持久合作關系，則是因為賽局並不重復進行（或有一場最後賽局時），缺乏對手的資訊，而且參與人數眾多——簡言之，這也正是現代化生產經濟中非個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經濟表現，最重要的課題是營造能改變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ratios）的制度，以鼓勵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為經濟表現有賴於創造有效、也就是具生產性的經濟及政治制度。由於政治市場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經濟表現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長期以來經濟表現並不能盡如人意，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不過我相信，如果要在社會科學上更進一步，必須了解一些不容回避的根本問題：人們如何從事選擇．在什麽樣的條件下，理性的假設才是有用的工具；在不確定或模糊的情況下，個人如何選擇等等。

充實的人生

我於1972年第二度結婚，對象是依莉莎白·凱斯（ElisabethCase）；她自此一直扮演了妻子、伴侶、評論者以及編輯的角色，也可以說是我所研究各項專案計劃的合作夥伴。由於身兼評論者與編輯，她在我個人發展為經濟學家的演化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轉變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確的直覺，能點出我考慮不夠周全的部分，並促使我面對模糊與混淆之處，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內容讓各位認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學術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夠清楚。其實我是在豐富多彩的生活之中，進行著演化為經濟學家的過程。不錯，經濟研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樣的活動也摻雜其中，豐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終沒有忘情於攝影；也一直與一位至友同享垂釣與打獵之樂；我也有兩所農場，一所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後來又在華盛頓州買了一所。我也學會駕駛飛機，在60年代，還有屬於自己的飛機。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樂也持續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前內人和我在夏季時住在密西根北部，這裏是適合從事研究的環境，過去的十五年來，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個早上是我研究的時間，下午則溜狗、打網球或遊泳，到了晚上，由於住處距因持洛肯音樂營（InterlochenMusicCamp）只有16英裏，我們每周會去聽兩、三個晚上的音樂。這裏真是能兼顧學術研究與休閑的絕佳地點，讓我得以充分體驗豐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