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余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麽，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麽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麽幾個。問題是由什麽樣的人來教，用什麽方法教。現在的大學裏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讓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麽”，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裏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麽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麽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裏斯多德怎麽說、福樓拜怎麽說、托爾斯泰怎麽說、高爾基怎麽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麽。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裏並未發揮罄盡的余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於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於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幹凈)，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麽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裏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麽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裏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裏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裏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麽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於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新村，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裏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裏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上“上官碧”的名字。誰借的什麽書，什麽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復員”，有些同學的行裝裏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並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後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大胖女人為什麽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裏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後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後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歷史的人，覺得並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後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制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嘆，是對人的驚嘆。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誌，著書老去為抒情”，是記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裏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誌的封面!”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裏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於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只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只小皮箱，皮箱裏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誌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裏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只大鬥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外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麽環境下永遠不消沈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裏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嶽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他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後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為得意。有人問金先生為什麽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裏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余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沈先生逝世後，傅漢斯、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一幅挽辭。字是晉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張充和寫的。詞想必也是她擬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鬥其文赤子其人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誌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裏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歷表時，“民族”一欄裏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麽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遊泳(他叫“遊水”)。進城後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遊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裏)。行軍、拉船，鍛煉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裏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

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麽!”他在信裏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麽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跡。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贊，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舍，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是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裏，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跡的手稿。

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麽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松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裏。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裏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裏樹陰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

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

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裏牽出一條，那裏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至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只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呵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面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面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作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墻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面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著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只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只錦雞，還抱著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作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麽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範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面。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

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只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誌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後，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嶽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

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麽事。去了，只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裏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余時間各自在屋裏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余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

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

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後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借書的癡子不少，還書的癡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

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瞇瞇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凈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鉆研文物，而且鉆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對歷史文物有很大興趣。他寫的關於展子虔遊春圖的文章，我以為是一篇重要文章，從人物服裝顏色式樣考訂圖畫的年代的真偽，是別的鑒賞家所未註意的方法。他關於書法的文章，特別是對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見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總要看看市招，到裱畫店看看字畫。昆明市政府對面有一堵大照壁，寫滿了一壁字(內容已不記得，大概不外是總理遺訓)，字有七八寸見方大，用二爨摻一點北魏造像題記筆意，白墻藍字，是一位無名書家寫的，寫得實在好。我們每次經過，都要去看看。

昆明有一位書法家叫吳忠藎，字寫得極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畫店都有他的剛剛裱好的字。字寫得很熟練，行書，只是用筆枯扁，結體少變化。沈先生還去看過他，說“這位老先生寫了一輩子字”!意思頗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見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聯上錢南園的四方大顏字，也還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後即喜歡搜集瓷器。有一個時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貴的舊瓷器，只是不配套，因為是一件一件買回來的。他一度專門搜集青花瓷。買到手，過一陣就送人。西南聯大好幾位助教、研究生結婚時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

沈先生對陶瓷賞鑒極精，一眼就知是什麽朝代的。一個朋友送我一個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給他看，他說：“元朝東西，民間窯!”有一陣搜集舊紙，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過色的，瓷青的、豆綠的、水紅的，觸手細膩到像煮熟的雞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極了。至於繭紙、高麗發箋，那是凡品了(他搜集舊紙，但自己舍不得用來寫字。晚年寫字用糊窗戶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

在昆明，搜集了一陣耿馬漆盒。這種漆盒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復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都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有一陣研究中國絲綢，弄到許多大藏經的封面，各種顏色都有：寶藍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紋也是各式各樣。

沈先生後來寫了一本《中國絲綢圖案》。有一陣研究刺繡。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鏡盒、香袋。不知他是從哪裏“尋摸”來的。這些繡品的針法真是多種多樣。我只記得有一種繡法叫“打子”，是用一個一個絲線疙瘩綴出來的。他給我看一種繡品，叫“七色暈”，用七種顏色的絨繡成一個團花，看了真叫人發暈。他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我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裏有一聯：

玩物從來非喪誌，

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全是記實。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贊嘆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臺上轉那麽一轉，準能把全巴黎都“鎮”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別捐給了幾個博物館、工藝美術院校和工藝美術工廠，連收條都不要一個。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從不講究。他在《湘行散記》裏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後是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記得是從房東手裏買的一件舊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線呢面)，他穿在身上，說是很暖和，高興得像一個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沒見他下過一次館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號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飯時總是到對面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超不過兩角五分。三姐是會做菜的，會做八寶糯米鴨，燉在一個大砂鍋裏，但不常做。

他們住在中老胡同時，有時張充和騎自行車到前門月盛齋買一包燒羊肉回來，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賓胡同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茨菇。沈先生愛吃茨菇，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王亞蓉住在我們家馬路對面，——他七十多了，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常為了一點研究資料上的小事到處跑)，我讓他過一會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只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他的喪事十分簡單。他凡事不喜張揚，最反對搞個人的紀念活動。反對“辦生做壽”。他生前累次囑咐家人，他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但火化之前，總要有一點儀式。新華社消息的標題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是合適的。只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約二十多個布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制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裏。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裏翠翠在夢裏采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載一九八八年第七期《人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