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家草木》肉食者不鄙

獅子頭

獅子頭是淮安菜。豬肉肥瘦各半，愛吃肥的亦可肥七瘦三，要“細切粗斬”，如石榴米大小(絞肉機絞的肉末不行)，荸薺切碎，與肉末同拌，用手摶成招柑大的球，入油鍋略炸，至外結薄殼，撈出，放進水鍋中，加醬油、糖，慢火煮，煮至透味，收湯放入深腹大盤。

獅子頭松而不散，入口即化，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與之相比。

周總理在淮安住過，會做獅子頭，曾在重慶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做過一次，說：“多年不做了，來來來，嘗嘗!”想必做得很成功，因為語氣中流露出得意。

我在淮安中學讀過一個學期，食堂裏有一次做獅子頭，一大鍋油，獅子頭像炸麻團似的在油裏翻滾，撈出，放在碗裏上籠蒸，下襯白菜。一般獅子頭多是紅燒，食堂所做卻是白湯，我覺最能存其本味。

鎮江肴蹄

鎮江肴蹄，鹽漬，加硝，放大盆中，以巨大石塊壓之，至肥瘦肉都已板實，取出，煮熟，晾去水汽，切厚片，裝盤。瘦肉顏色殷紅，肥肉白如羊脂玉，入口不膩。

吃肴肉，要蘸鎮江醋，加嫩姜絲。

乳腐肉

乳腐肉是蘇州松鶴樓的名菜，制法未詳。我所做乳腐肉乃以意為之。豬肋肉一塊，煮至六七成熟，撈出，俟冷，切大片，每片須帶肉皮，肥瘦肉，用煮肉原湯入鍋，紅乳腐碾爛，加冰糖、黃酒，小火燜。乳腐肉嫩如豆腐，顏色紅亮，下飯最宜。湯汁可蘸銀絲卷。

腌篤鮮

上海菜。鮮肉和鹹肉同燉，加扁尖筍。

東坡肉

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全國到處都有東坡肉。蘇東坡愛吃豬肉，見於詩文。東坡肉其實就是紅燒肉，功夫全在火候。先用猛火攻，大滾幾開，即加作料，用微火慢燉，湯汁略起小泡即可。東坡論煮肉法，雲須忌水，不得已時可以濃茶烈酒代之。完全不加水是不行的，會焦糊粘鍋，但水不能多。要加大量黃酒。揚州燉肉，還要加一點高粱酒。加濃茶，我試過，也吃不出有什麽特殊的味道。

傳東坡有一首詩：“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與不瘦，除非天天筍燒肉。”未必可靠，但蘇東坡有時是會寫這種打油體的詩的。冬筍燒肉，是很好吃。我的大姑媽善做這道菜，我每次到姑媽家，她都做。

黴幹菜燒肉

這是紹興菜，全國各處皆有，但不似紹興人三天兩頭就要吃一次，魯迅一輩子大概都離不開黴幹菜。《風波》裏所寫的蒸得烏黑的黴幹菜很誘人，那大概是不放肉的。

黃魚鯗燒肉

寧波人愛吃黃魚鯗(黃魚幹)燒肉，廣東人愛吃鹹魚燒肉，這都是外地人所不能理解的口味，其實這種搭配是很有道理的。近幾年因為違法亂捕，黃魚產量銳減，連新鮮黃魚都很難吃到，更不用說黃魚鯗了。

火腿

浙江金華火腿和雲南宣威火腿風格不同。金華火腿味清，宣威火腿味重。

昆明過去火腿很多，哪一家飯鋪裏都能吃到火腿。昆明人愛吃肘棒的部位，橫切成圓片，外裹一層薄皮，裏面一圈肥肉，當中是瘦肉，叫做“金錢片腿”。正義路有一家火腿莊，專賣火腿，除了整只的、零切的火腿，還可以買到火腿腳爪，火腿油。火腿油燉豆腐很好吃。護國路原來有一家本地館子，叫“東月樓”，有一道名菜“鍋貼烏魚”，乃以烏魚片兩片，中夾火腿一片，在平底鐺上烙熟，味道之鮮美，難以形容。前年我到昆明去，向本地人問起東月樓，說是早就沒有了，“鍋貼烏魚”遂成《廣陵散》。

華山南路吉慶祥的火腿月餅，全國第一。一個重舊秤四兩，名曰“四兩砣”。吉慶祥還在，而且有了分號，所制四兩砣不減當年。

臘肉

湖南人愛吃臘肉。農村人家殺了豬，大部分都腌了，掛在廚竈房梁上，煙熏成臘肉。我不怎樣愛吃臘肉，有一次在長沙一家大飯店吃了一回蒸臘肉，這盤臘肉真叫好。通常的臘肉是條狀，切片不成形，這盤臘肉卻是切成頗大的整齊的方片，而且蒸得極爛，我沒有想到臘肉能蒸得這樣爛!入口香糯，真是難得。

夾沙肉·芋泥肉

夾沙肉和芋泥肉都是甜的，夾沙肉是川菜，芋泥肉是廣西菜。厚膘豚肩肉，煮半熟，撈出，瀝去湯，過油灼肉皮起泡，候冷，切大片，兩片之間不切通，夾入豆沙，裝碗籠蒸，蒸至四川人所說“粑而不爛”倒扣在盤裏，上桌，是為夾沙肉。芋泥肉做法與夾沙肉相似，芋泥較豆沙尤為細膩，且有芋香，味較夾沙肉更勝一籌。

白肉火鍋

白肉火鍋是東北菜。其特點是肉片極薄，是把大塊肉凍實了，用刨子刨出來的，故入鍋一涮就熟，很嫩。白肉火鍋用海蠣子(蠔)作鍋底，加酸菜。

烤乳豬

烤乳豬原來各地都有，清代滿漢餐席上必有這道菜，後來別處漸漸沒有，只有廣東一直盛行，大飯店或燒臘攤上的烤乳豬都很好。烤乳豬如果抹一點甜面醬卷薄餅吃，一定不亞於北京烤鴨。可惜廣東人不大懂得吃餅，一般烤乳豬只作為冷盤。

一九九二年九月九日

載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家庭》-

汪曾祺《人家草木》手把肉

蒙古人從小吃慣羊肉，幾天吃不上羊肉就會想得慌。蒙古族舞蹈家斯琴高娃(蒙古族女的叫斯琴高娃的很多，跟那仁花一樣的普遍)到北京來，帶著她的女兒。她的女兒對北京的飯菜吃不慣。我們請她在晉陽飯莊吃飯，這小姑娘對紅燒海參、脆皮魚……統統不感興趣。我問她想吃什麽，“羊肉!”我把服務員叫來，問他們這兒有沒有羊肉，說只有醬羊肉。“醬羊肉也行，鹹不鹹?”“不鹹。”端上來，是一盤羊犍子。小姑娘白嘴把一盤羊犍子都吃了。問她：“好吃不好吃?”“好吃!”她媽說：“這孩子!真是蒙古人!她到北京幾天，頭一回說‘好吃’。”

蒙古人非常好客，有人騎馬在草原上漫遊，什麽也不帶，只背了一條羊腿。日落黃昏，看見一個蒙古包，下馬投宿。主人把他的羊腿解下來，隨即殺羊。吃飽了，喝足了，和主人一家同宿在蒙古包裏，酣然一覺。第二天主人送客上路，給他換了一條新的羊腿背上。這人在草原上走了一大圈，回家的時候還是背了一條羊腿，不過已經不知道換了多少次了。─米─花─在─線─書─庫─ book.mihua.net

“四人幫”肆虐時期，我們奉江青之命，寫一個劇本，搜集材料，曾經四下內蒙古。我在內蒙古學會了兩句蒙古話。蒙古族同誌說，會說這兩句話就餓不著。一句是“不達一的”——要吃的；一句是“莫哈一的”——要吃肉。“莫哈”泛指一切肉，特指羊肉(元雜劇有一出很特別，漢話和蒙古話摻和在一起唱。其中有一句是“莫哈整斤吞”，意思是整斤地吃羊肉)。果然，我從伊克昭盟到呼倫貝爾大草原，走了不少地方，吃了多次手把肉。

*月是草原最美的時候。經過一夏天的雨水，草都長好了，草原一片碧綠。阿格長好了，灰背青長好了，阿格和灰背青是牲口最愛吃的草。草原上的草在我們看起來都是草，牧民卻對每一種草都叫得出名字。草裏有野蔥、野韭菜(蒙古人說他們那裏的羊肉不膻，是因為羊吃野蔥，自己把味解了)。到處開著五顏六色的花。羊這時也都上了膘了。

內蒙古的作家、幹部愛在這時候下草原，體驗生活，調查工作，也是為去“貼秋膘”。進了蒙古包，先喝奶茶。內蒙古的奶茶制法比較簡單，不像西藏的酥油茶那樣麻煩。只是用鐵鍋坐一鍋水，水開後抓入一把茶葉，滾幾滾，加牛奶，放一把鹽，即得。我沒有覺得有太大的特點，但喝慣了會上癮的(蒙古人一天也離不開奶茶。很多人早起不吃東西，喝兩碗奶茶就去放羊)。擺了一桌子奶食，奶皮子、奶油(是稀的)、奶渣子……還有月餅、桃酥。客人喝著奶茶，蒙古包外已經支起大鍋，坐上水，殺羊了。蒙古人殺羊真是神速，不是用刀子捅死的，是掐斷羊的主動脈。羊掙紮都不掙紮，就死了。馬上開膛剝皮，工具只有一把比水果刀略大一點的折刀。一會兒的工夫，羊皮就剝下來，抱到稍遠處曬著去了。看看殺羊的現場，連一滴血都不濺出，草還是幹幹凈凈的。

“手把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塊的羊肉。一手“把”著一大塊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塊肉吃完了，骨頭上連一根肉絲都不剩。有小孩子割剔得不凈，媽媽就會說：“吃幹凈了，別像那幹部似的!”幹部吃肉，不像牧民細心，也可能不大會使刀子。牧民對奶、對肉都有一種近似宗教情緒似的敬重，正如漢族的農民對糧食一樣，糟踏了，是罪過。吃手把肉過去是不預備佐料的，頂多放一碗鹽水，蘸了吃。現在也有一點佐料，醬油、韭菜花之類。因為是現殺、現煮、現吃，所以非常鮮嫩。在我一生中吃過的各種做法的羊肉中，我以為手把羊肉第一。如果要我給它一個評語，我將毫不猶豫地說：無與倫比!

吃肉，一般是要喝酒的。蒙古人極愛喝酒，而且幾乎每飲必醉。我在呼和浩特聽一個土默特旗的漢族幹部說“駱駝見了柳，蒙古人見了酒”，意思就走不動了——駱駝愛吃柳條。我以為這是一句現代俗話。偶讀一本宋人筆記，見有“駱駝見柳，蒙古見酒”之說，可見宋代已有此諺語，已經流傳幾百年了。可惜我把這本筆記的書名忘了。宋朝的蒙古人喝的大概是武松喝的那種煮酒，不會是白酒——蒸餾酒。白酒是元朝的時候才從*傳進來的。

在達茂旗吃過一次“羊貝子”，即煮全羊。整只羊放在大鍋裏煮。據說蒙古人吃只煮三十分鐘，因為我們是漢族，怕太生了不敢吃，多煮了十五分鐘。整羊，剁去四蹄，趴在一個大銅盤裏。羊頭已經切下來，但仍放在脖子後面的腔子上，上桌後再搬走。吃羊貝子有規矩，先由主客下刀，切下兩條脖子後面的肉(相當於北京人所說的“上腦”部位)，交叉斜搭在肩背上，然後其他客人才動刀，各自選取自己愛吃的部位。羊貝子真是夠嫩的，一刀切下去，會有血水滋出來。同去的編劇、導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淺嘗即止，鄙人則吃了個不亦樂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認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誠然誠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無事。

蒙古人真能吃肉。海拉爾有兩位書記到北京東來順吃涮羊肉，兩個人要了十四盤肉，服務員問：“你們吃得完嗎?”一個書記說：“前幾天我們在呼倫貝爾，五個人吃了一只羊!”

蒙古人不是只會吃手把肉，他們也會各種吃法。呼和浩特的燒羊腿，爛，嫩，鮮，入味。我尤其喜歡吃清蒸羊肉。我在四子王旗一家不大的飯館中吃過一次“拔絲羊尾”。我吃過拔絲山藥、拔絲土豆、拔絲蘋果、拔絲香蕉，從來沒聽說過羊尾可以拔絲。外面有一層薄薄的脆殼，咬破了，裏面好像什麽也沒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經化了。這東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為太好吃了!

我在新疆唐巴拉牧場吃過哈薩克的手抓羊肉。做法與內蒙古的手把肉略似，也是大鍋清水煮，但切的肉塊較小，煮的時間稍長。肉熟後，下面條，然後裝在大瓷盤裏端上來。下面是面，上面是肉。主人以刀把肉切成小塊，客人以手抓肉及面同吃。吃之前，由一個孩子執銅壺註水於客人之手。客人手上澆水後不能向後甩，只能待其自幹，否則即是對主人不敬。銅壺頸細而長，壺身鏤花，有中亞風格。

載一九九三年第二、三期《新苑》-

汪曾祺《人家草木》豆腐

豆腐點得比較老的，為北豆腐。聽說張家口地區有一個堡裏的豆腐能用秤鉤鉤起來，扛著秤桿走幾十裏路。這是豆腐麽?點得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為豆腐腦。比豆腐腦稍老一點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腦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

豆腐壓緊成型，是豆腐幹。

卷在白布層中壓成大張的薄片，是豆腐片。東北叫幹豆腐。壓得緊而且更薄的，南方叫百頁或千張。

豆漿鍋的表面凝結的一層薄皮撩起晾幹，叫豆腐皮，或叫油皮。我的家鄉則簡單地叫做皮子。

豆腐最簡便的吃法是拌。買回來就能拌。或入開水鍋略燙，去豆腥氣。不可久燙，久燙則豆腐收縮發硬。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裏的上上品。嫩香椿頭，芽葉未舒，顏色紫赤，嗅之香氣撲鼻，入開水稍燙，梗葉轉為碧綠，撈出，揉以細鹽，候冷，切為碎末，與豆腐同拌(以南豆腐為佳)，下香油數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香椿頭只賣得數日，過此則葉綠梗硬，香氣大減。其次是小蔥拌豆腐。北京有歇後語：“小蔥拌豆腐——一青二白。”可見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拌豆腐特宜小蔥，小蔥嫩，香。蔥粗如指，以拌豆腐，滋味即減。我和林斤瀾在武夷山，住一招待所。斤瀾愛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皆上拌豆腐一大盤，但與豆腐同拌的是青蒜。。米。花。在。線。書。庫。 BoOk.miHUA.NeT

青蒜炒回鍋肉甚佳，以拌豆腐，配搭不當。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這是侉吃法，南方人不敢領教。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覺得豈有此理。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卻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飯館裏，是吃陽澄湖大閘蟹之前的一道涼菜。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塊，同拌，無姜汁蒜泥，只少放一點鹽而已。好吃麽?用上海話說：蠻嶄格!用北方話說：旱香瓜——另一個味兒。鹹鴨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但必須用敝鄉所產“高郵鹹蛋”。高郵鹹*黃色如朱砂，多油，和豆腐拌在一起，紅白相間，只是顏色即可使人胃口大開。別處的鹹鴨蛋，尤其是北方的，蛋黃色淺，又無油，卻不中吃。

燒豆腐大體可分為兩大類：用油煎過再加料燒的；不過油煎的。

北豆腐切成厚二分的長方塊，熱鍋溫油兩面煎。油不必多，因豆腐不吃油。最好用平底鍋煎。不要煎得太老，稍結薄殼，表面發皺，即可鏟出，是名“虎皮”。用已備好的肥瘦各半熟豬肉，切大片，下鍋略煸，加蔥、姜、蒜、醬油、綿白糖，兌入原豬肉湯，將豆腐推入，加蓋猛火煮二三開，即放小火咕嘟。約十五分鐘，收湯，即可裝盤。這就是“虎皮豆腐”。如加冬菇、蝦米、辣椒及豆豉即是“家鄉豆腐”。或加菌油，即是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

“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揚州有名的素菜，好幾本菜譜著錄，但我在揚州一帶的寺廟和素菜館的菜單上都沒有見到過。不知道文思和尚豆腐是過油煎了的，還是不過油煎的。我無端地覺得是油煎了的，而且無端地覺得是用黃豆芽吊湯，加了上好的口蘑或香、竹筍，用極好秋油，文火熬成。什麽時候材料湊手，我將根據想象，試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將是素菜葷做，放豬油，放蝦籽。

虎皮豆腐切大片，不過油煎的燒豆腐則宜切塊，六七分見方。北方小飯鋪裏肉末燒豆腐，是常備菜。肉末燒豆腐亦稱家常豆腐。燒豆腐裏的翹楚，是麻婆豆腐。相傳有陳婆婆，臉上有幾粒麻子，在鄉場上擺一個飯攤，挑油的腳夫路過，常到她的飯攤上吃飯，陳婆婆把油桶底下剩的油刮下來，給他們燒豆腐。後來大人先生也特意來吃她燒的豆腐。於是麻婆豆腐名聞遐邇。陳麻婆是個值得紀念的人物，中國烹飪史上應為她大書一筆，因為麻婆豆腐確實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領是：一要油多。二要用牛肉末。我曾做過多次麻婆豆腐，都不是那個味兒，後來才知道我用的是瘦豬肉末。牛肉末不能用豬肉末代替。三是要用郫縣豆瓣。豆瓣須剁碎。四是要用文火，俟湯汁漸漸收入豆腐，才起鍋。五是起鍋時要撒一層川花椒末。一定得用川花椒，即名為“大紅袍”者。用山西、河北花椒，味道即差。六是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說話，應該把說話的嘴騰出來。麻婆豆腐必須是：麻、辣、燙。

昆明最便宜的小飯鋪裏有小炒豆腐。豬肉末，肥瘦，豆腐捏碎，同炒，加醬油，起鍋時下蔥花。這道菜便宜，實惠，好吃。不加醬油而用鹽，與番茄同炒，即為番茄炒豆腐。番茄須燙過，撕去皮，炒至成醬，番茄汁滲入豆腐，乃佳。

砂鍋豆腐須有好湯，骨頭湯或肉湯，小火燉，至豆腐起蜂窩，方好。砂鍋魚頭豆腐，用花鰱(即胖頭魚)頭，劈為兩半，下冬菇、扁尖(腌青筍)、海米，湯清而味厚，非海參魚翅可及。

“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鄉菜。豆腐切成指甲蓋大的小薄片，推入蝦子醬油湯中，滾幾開，勾薄芡，盛大碗中，澆一勺熟豬油，即得。叫做“汪豆腐”，大概因為上面泛著一層油。用勺舀了吃。吃時要小心，不能性急，因為很燙。滾開的豆腐，上面又是滾開的油，吃急了會燙壞舌頭。我的家鄉人喜歡吃燙的東西，語雲：“一燙抵三鮮。”鄉下人家來了客，大都做一個汪豆腐應急。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沒有到過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無非是蝦子多，油多。近年高郵新出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鹽，不用醬油。我想給家鄉的廚師出個主意：加入蟹白(雄蟹白的油即蟹的精子)，這樣雪花豆腐就更名貴了。

不知道為什麽，北京的老豆腐現在見不著了，過去賣老豆腐的攤子是很多的。老豆腐其實並不老，老，也許是和豆腐腦相對而言。老豆腐的佐料很簡單：芝麻醬、腌韭菜末。愛吃辣的澆一勺青椒糊。坐在街邊攤頭的矮腳長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餅，夾一個薄脆，是一頓好飯。

四川的豆花是很妙的東西，我和幾個作家到四川旅遊，在樂山吃飯。幾位作家都去了大館子，我和林斤瀾鉆進一家只有穿草鞋的鄉下人光顧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豆花只是一碗白湯，啥都沒有。豆花用筷子夾出來，蘸“味碟”裏的作料吃。味碟裏主要是豆瓣。我和斤瀾各吃了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很美。豆花湯裏或加切碎的青菜，則為“菜豆花”。北京的豆花莊的豆花乃以雞湯煨成，過於講究，不如鄉壩頭的豆花存其本味。

北京的豆腐腦過去澆羊肉口蘑渣熬成的鹵。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還要加一勺蒜泥水。現在的鹵，羊肉極少，不放口蘑，只是一鍋稠糊糊的醬油黏汁而已。即便是過去澆鹵的豆腐腦，我覺得也不如我們家鄉的豆腐腦。我們那裏的豆腐腦溫在紫銅扁缽的鍋裏，用紫銅平勺盛在碗裏，加秋油、滴醋、一點點麻油，小蝦米、榨菜末、芹菜(藥芹即水芹菜)末。清清爽爽，而多滋味。

中國豆腐的做法多矣，不勝記載。四川作家高纓請我們在樂山的山上吃過一次豆腐宴，豆腐十好幾樣，風味各別，不相雷同。特別是豆腐的質量極好。掌勺的老師傅從磨豆腐到烹制，都是親自為之，絕不假手旁人。這一頓豆腐宴可稱寰中一絕!

豆腐幹南北皆有。北京的豆腐幹比較有特點的是熏幹。熏幹切長片拌芹菜，很好。熏幹的煙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花幹、蘇州幹是從南邊傳過來的，北京原先沒有。北京的蘇州幹只是用味精取鮮，蘇州的小豆腐幹是用醬油、糖、冬菇湯煮出後晾得半幹的，味長而耐嚼。從蘇州上車，買兩包小豆腐幹，可以一直嚼到鄭州。香幹亦稱茶幹。我在小說《茶幹》中有較細的描述：

……豆腐出凈渣，裝在一個小蒲包裏，包口紮緊，入鍋，碼好，投料，加上好香油，上面用石頭壓實，文火煨煮，要煮很長時間。煮得了，再一塊一塊從蒲包裏倒出來，這種茶幹是圓形的，周圍較厚、中間較薄，周身有蒲包壓出來的細紋，……這種茶幹外皮是深紫色的，掰了，裏面是淺褐色的。很結實，嚼起來很有咬勁，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幹”。

茶幹原出界首鎮，故稱“界首茶幹”。據說乾隆南巡，過界首，曾經品嘗過。

幹絲是淮揚名菜。大方豆腐幹，快刀橫披為片，刀工好的師傅一塊豆腐幹能片十六片；再立刀切為細絲。這種豆腐幹是特制的，極堅致，切絲不斷，又綿軟，易吸湯汁。舊本只有拌幹絲。幹絲入開水略煮，撈出後裝高足淺碗，澆麻油醬醋。青蒜切寸段，略焯，五香花生米搓去皮，同拌，尤妙。煮幹絲的興起也就是五六十年的事。幹絲母雞湯煮，加開陽(大蝦米)，火腿絲。我很留戀拌幹絲，因為味道清爽，現在只能吃到煮幹絲了。幹絲本不是“菜”，只是吃包子燒麥的茶館裏，在上點心之前喝茶時的閑食。現在則是全國各地淮揚菜系的飯館裏都預備了。我在北京常做煮幹絲，成了我們家的保留節目。北京很少遇到大白豆腐幹，只能用豆腐片或百頁切絲代替。口感稍差，味道卻不遜色，因為我的煮幹絲裏下了幹貝。煮幹絲沒有什麽訣竅，什麽鮮東西都可往裏擱。幹絲上桌前要放細切的姜絲，要嫩姜。

臭豆腐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我在上海、武漢都吃過。長沙火宮殿的臭豆腐毛澤東年輕時常去吃。後來回長沙，又特意去吃了一次，說了一句話：“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這就成了“最高指示”，寫在照壁上。火宮殿的臭豆腐遂成全國第一。油炸臭豆腐幹，宜放辣椒醬、青蒜。南京夫子廟的臭豆腐幹是小方塊，用竹簽像冰糖葫蘆似的串起來賣，一串八塊。昆明的臭豆腐不用油炸，在炭火盆上擱一個鐵篦子，臭豆腐幹放在上面烤焦，別有風味。

在安徽屯溪吃過黴豆腐，長條豆腐，長了二寸長的白色的絨毛，在平底鍋中煎熟，蘸醬油辣椒青蒜吃。凡到屯溪者，都要去嘗嘗。

豆腐乳各地都有。我在江西進賢參加土改，那裏的農民家家都做腐乳。進賢原來很窮，沒有什麽菜吃，頓頓都用豆腐乳下飯。做豆腐乳，放大量辣椒面，還放柚子皮，味道非常強烈，廣西桂林、四川忠縣、雲南路南所出豆腐乳都很有名，各有特點。腐乳肉是蘇州松鶴樓的名菜，肉味濃醇，入口即化。廣東點心很多都放豆腐乳，叫做“南乳××餅”。

南方人愛吃百頁。百頁結燒肉是寧波、上海人家常吃的菜。上海老城隍廟的小吃店裏賣百頁結：百頁包一點肉餡，打成結，煮在湯裏，要吃，隨時盛一碗。一碗也就是四五只百頁結。北方的百頁缺韌性，打不成結，一打結就斷。百頁可入臭鹵中腌臭，謂之“臭千張”。

杭州知味觀有一道名菜：炸響鈴。豆腐皮(如過幹，要少潤一點水)，瘦肉剁成細餡，加蔥花細姜末，入鹽，把肉餡包在豆腐皮內，成一卷，用刀剁成寸許長的小段，下油鍋炸得餡熟皮酥，即可撈出。油溫不可太高，太高豆皮易糊。這菜嚼起來發脆響，形略似鈴，故名響鈴。做法其實並不復雜。肉剁極碎，成泥狀(最好用刀背剁)，平攤在豆腐皮上，折疊起來，如小錢包大，入油炸，亦佳。不入油炸，而以醬油冬菇湯煮，豆皮層中有汁，甚美。北京東安市場拐角處解放前有一家肉店寶華春，兼賣南味熟肉，賣一種酒菜：豆腐皮切細條，在醬肉湯中煮透，撈出，晾至微幹，很好吃，不貴。現在寶華春已經沒有了。豆腐皮可做湯。燉酥腰(豬腰燉湯)裏放一點豆腐皮，則湯色雪白-

汪曾祺《人家草木》貼秋膘

人到夏天，沒有什麽胃口，飯食清淡簡單，芝麻醬面(過水，抓一把黃瓜絲，澆點花椒油)；烙兩張蔥花餅，熬點綠豆稀粥……兩三個月下來，體重大都要減少一點。秋風一起，胃口大開，想吃點好的，增加一點營養，補償補償夏天的損失，北方人謂之“貼秋膘”。

北京人所謂“貼秋膘”有特殊的含意，即吃烤肉。

烤肉大概源於少數民族的吃法。日本人稱烤羊肉為“成吉思汗料理”(青木正《中華腌菜譜》裏提到)，似乎這是蒙古人的東西。但我看《元朝秘史》，並沒有看到烤肉。成吉思汗當然是吃羊肉的，“秘史”裏幾次提到他到了一個什麽地方，吃了一只“雙母乳的羊羔”。羊羔而是“雙母乳”(兩只母羊餵奶)的，想必十分肥嫩。一頓吃一只羊羔，這食量是夠可以的。但似乎只是白煮，即便是烤，也會是整只的烤，不會像北京的烤肉一樣。如果是北京的烤肉，他吃起來大概也不耐煩，覺得不過癮。我去過內蒙幾次，也沒有在草原上吃過烤肉。那麽，這是不是蒙古料理，頗可存疑。北京賣烤肉的，都是回民館子。“烤肉宛”原來有齊白石寫的一塊小匾，寫得明白：“清真烤肉宛”，這塊匾是寫在宣紙上的，嵌在鏡框裏，字寫得很好，後面還加了兩行註腳：“諸書無烤字，應人所請自我作古。”

我曾寫信問過語言文字學家朱德熙，是不是古代沒有“烤”字，德熙復信說古代字書上確實沒有這個字。看來“烤”字是近代人造出來的字了。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我到過回民集中的蘭州，到過新疆的烏魯木齊、伊犁、吐魯番，都沒有見到如北京烤肉一樣的烤肉。烤羊肉串是到處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種。北京的烤肉起源於何時，原是哪個民族的，已不可考。反正它已經在北京生根落戶，成了北京“三烤”(烤肉，烤鴨，烤白薯)之一，是“北京吃兒”的代表作了。

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鐵條釘成的圓板，下面燒著大塊的劈材，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裏拌好佐料——醬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點水，交給顧客，由顧客用長筷子平攤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鐵條之間有小縫，下面的柴煙火氣可以從縫隙中透上來，不但整個“炙子”受火均勻，而且使烤著的肉帶柴木清香；上面的湯鹵肉屑又可填入縫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過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為炙子頗高，只能站著烤，或一只腳踩在長凳上。大火烤著，外面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脫得只穿一件襯衫。足鄧長凳，解衣磅礴，一邊大口地吃肉，一邊喝白酒，很有點剽悍豪霸之氣。滿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這氣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平常食量，吃一斤烤肉，問題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的，有的是。自己烤，嫩一點，焦一點，可以隨意。而且烤本身就是個樂趣。

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烤肉季，烤肉宛，烤肉劉。烤肉宛在宣武門裏，我住在國會街時，幾步就到了，常去。有時懶得去等炙子(因為顧客多，炙子常不得空)，就派一個孩子帶個飯盒烤一飯盒，買幾個燒餅，一家子一頓飯，就解決了。烤肉宛去吃過的名人很多。除了齊白石寫的一塊匾，還有張大千寫的一塊。梅蘭芳題了一首詩，記得第一句是“宛家烤肉舊馳名”，字和詩當然是許姬傳代筆。烤肉季在什剎海，烤肉劉在虎坊橋。

從前北京人有到野地裏吃烤肉的風氣。玉淵潭就是個吃烤肉的地方。一邊看看野景，一邊吃著烤肉，別是一番滋味。聽玉淵潭附近的老住戶說，過去一到秋天，老遠就聞到烤肉香味。

北京現在還能吃到烤肉，但都改成由服務員代烤了端上來，那就沒勁了。我沒有去過。內蒙也有“貼秋膘”的說法，我在呼和浩特就聽到過。不過似乎只是漢族幹部或說漢語的蒙族幹部這樣說。蒙語有沒有這說法，不知道。呼市的幹部很願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調查材料。別人就會說：“哪裏是去考察，調查，是去‘貼秋膘’去了。”呼市幹部所說“貼秋膘”是說下去吃羊肉去了。但不是去吃烤肉，而是去吃手把羊肉。到了草原，少不了要吃幾頓羊肉。有客人來，殺一只羊，這在牧民實在不算什麽。關於手把羊肉，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收入《蒲橋集》，茲不重述。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大概要到陰歷九月，羊才上膘，才肥。羊上了膘，人才可以去“貼”。

載一九九三年《中國美食家》試刊號-

汪曾祺《人家草木》栗子

栗子的形狀很奇怪，像一個小刺猬。栗有“鬥”，鬥外長了長長的硬刺，很紮手。栗子在鬥裏圍著長了一圈，一顆一顆緊挨著，很團結。當中有一顆是扁的，叫做臍栗。臍栗的味道和其他栗子沒有什麽兩樣。堅果的外面大都有保護層，松子有鱗瓣，核桃、白果都有苦澀的外皮，這大概都是為了對付松鼠而長出來的。

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脆嫩，只是栗殼很不好剝，裏面的內皮尤其不好去。

把栗子放在竹籃裏，掛在通風的地方吹幾天，就成了“風栗子”。風栗子肉微有皺紋，微軟，吃起來更為細膩有韌性。不像吃生栗子會弄得滿嘴都是碎粒，而且更甜。賈寶玉為一件事生了氣，襲人給他打岔，說：“我想吃風栗子了。你給我取去。”怡紅院的檐下是掛了一籃風栗子的。風栗子入《紅樓夢》，身價就高起來，雅了。這栗子是什麽來頭，是賈蓉送來的?劉老老送來的?還是寶玉自己在外面買的?不知道，書中並未交待。

栗子熟食的較多。我的家鄉原來沒有炒栗子，只是放在火裏烤。冬天，生一個銅火盆，丟幾個栗子在通紅的炭火裏，一會兒，砰的一聲，蹦出一個裂了殼的熟栗子，抓起來，在手裏來回倒，連連吹氣使冷，剝殼入口，香甜無比，是雪天的樂事。不過烤栗子要小心，弄不好會炸傷眼睛。烤栗子外國也有，西方有“火中取栗”的寓言，這栗子大概是烤的。

北京的糖炒栗子，過去講究栗子是要良鄉出產的。良鄉栗子比較小，殼薄，炒熟後個個裂開，輕輕一捏，殼就破了，內皮一搓就掉，不“護皮”。據說良鄉栗子原是進貢的，是西太後吃的(北方許多好吃的東西都說是給西太後進過貢)。

北京的糖炒栗子其實是不放糖的，昆明的糖炒栗子真的放糖。昆明栗子大，炒栗子的大鍋都支在店鋪門外，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時往鍋裏倒一碗糖水。昆明炒栗子的外殼是黏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必須洗手。栗肉為糖汁沁透，很甜。

炒栗子宋朝就有。筆記裏提到的“栗”，我想就是炒栗子。汴京有個叫李和兒的，栗有名。南宋時有一使臣(偶忘其名姓)出使，有人遮道獻栗一囊，即汴京李和兒也。一囊栗，寄托了故國之思，也很感人。

日本人愛吃栗子，但原來日本沒有中國的炒栗子。有一年我在廣交會的座談會上認識一個日本商人，他是來買栗子的(每年都來買)。他在天津曾開過一家炒栗子的店，回國後還賣炒栗子，而且把他在天津開的炒栗子店鋪的招牌也帶到日本去，一直在東京的炒栗子店裏掛著。他現在發了財，很感謝中國的炒栗子。

北京的小酒鋪過去賣煮栗子。栗子用刀切破小口，加水，入花椒大料煮透，是極好的下酒物。現在不見有賣的了。

栗子可以做菜。栗子雞是名菜，也很好做，雞切塊，栗子去皮殼，加蔥、姜、醬油，加水淹沒雞塊，雞塊熟後，下綿白糖，小火燜二十分鐘即得。雞須是當年小公雞，栗須完整不碎。羅漢齋亦可加栗子。

我父親曾用白糖煨栗子，加桂花，甚美。

北京東安市場原來有一家賣西式蛋糕、冰點心的鋪子賣奶油栗子粉。栗子粉上澆稀奶油，吃起來很過癮。當然，價錢是很貴的。這家鋪子現在沒有了。

羊羹的主料是栗子面。“羊羹”是日本話，其實只是潮濕的栗子面壓成長方形的糕，與羊毫無關系。

河北的山區缺糧食，山裏多栗樹，鄉民以栗子代糧。栗子當零食吃是很好吃的，但當糧食吃恐怕胃裏不大好受。

載一九九三年第八期《家庭》-

汪曾祺《人家草木》豆汁兒

沒有喝過豆汁兒，不算到過北京。

小時看京劇《豆汁記》(即《鴻鸞禧》，又名《金玉奴》，一名《棒打薄情郎》），不知“豆汁”為何物，以為即是豆腐漿。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學請我吃了烤鴨、烤肉、涮羊肉，問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兒?”我是個“有毛的不吃撣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的，喝豆汁兒，有什麽不“敢”?他帶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兩碗，警告我說：“喝不了，就別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來，幾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學問：“怎麽樣?”我說：“再來一碗。”

豆汁兒是制造綠豆粉絲的下腳料。很便宜。過去賣生豆汁兒的，用小車推一個有蓋的木桶，串背街、胡同。不用“喚頭”(招徠顧客的響器)，也不吆喚。因為每天串到哪裏，大都有準時候。到時候，就有女人提了一個什麽容器出來買。有了豆汁兒，這天吃窩頭就可以不用熬稀粥了。這是貧民食物。《豆汁記》的金玉奴的父親金松是“桿兒上的”(叫花頭)，所以家裏有吃剩的豆汁兒，可以給莫稽盛一碗。

賣熟豆汁兒的，在街邊支一個攤子。一口銅鍋，鍋裏一鍋豆汁，用小火熬著。熬豆汁兒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兒一翻大泡，就“”了。豆汁兒攤上備有辣鹹菜絲——水疙瘩切細絲澆辣椒油、燒餅、焦圈——類似油條，但作成圓圈，焦脆。賣力氣的，走到攤邊坐下，要幾套燒餅焦圈，來兩碗豆汁兒，就一點辣鹹菜，就是一頓飯。

豆汁兒攤上的鹹菜是不算錢的。有保定老鄉坐下，掏出兩個饅頭，問“豆汁兒多少錢一碗”，賣豆汁兒的告訴他，“鹹菜呢?”——“鹹菜不要錢。”——“那給我來一碟鹹菜。”

常喝豆汁兒，會上癮。北京的窮人喝豆汁兒，有的闊人家也愛喝。梅蘭芳家有一個時候，每天下午到外面端一鍋豆汁兒，全家大小，一人喝一碗。豆汁兒是什麽味兒?這可真沒法說。這東西是綠豆發了酵的，有股子酸味。不愛喝的說是像泔水，酸臭。愛喝的說：別的東西不能有這個味兒——酸香!這就跟臭豆腐和啟司一樣，有人愛，有人不愛。

豆汁兒沈底，幹糊糊的，是麻豆腐。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加幾個青豆嘴兒(剛出芽的青豆)，極香。這家這天炒麻豆腐，煮飯時得多量一碗米，——每人的胃口都開了。

八月十六日-

汪曾祺《人家草木》宋朝人的吃喝

唐宋人似乎不怎麽講究大吃大喝。杜甫的《麗人行》裏列敘了一些珍饈，但多系誇張想象之辭。五代顧閎中所繪《韓熙載夜宴圖》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過八品，四個高足的淺碗，四個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圓球形的東西，有點像外面滾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顏色是鮮紅的，很惹眼，用放大鏡細看，不過是幾個帶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麽。蘇東坡是個有名的饞人，但他愛吃的好像只是豬肉。他稱贊“黃州好豬肉”，但還是“富者不解吃，貧者不解煮”。他愛吃豬頭，也不過是煮得稀爛，最後澆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裏咕嘰的，可以解膩。有人“忽出新意”以山羊肉為玉糝羹，他覺得好吃得不得了。這是一種什麽東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罷了。當然，想象起來也不難吃。

宋朝人的吃喝好像比較簡單而清淡。連有皇帝參加的禦宴也並不豐盛。禦宴有定制，每一盞酒都要有歌舞雜技，似乎這是主要的，吃喝在其次。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載《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使臣諸卿只是“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次列果子。惟大遼加之豬羊雞鵝兔連骨熟肉為看盤，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蔥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漿水一桶，立杓數枚”。“看盤”只是擺樣子的，不能吃的。“凡禦宴至第三盞，方有下酒肉、鹹豉、爆肉、雙下鴕峰角子。”第四盞下酒是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第五盞是群仙、天花餅、太平畢羅、幹飯、縷肉羹、蓮花肉餅；第六盞假圓魚、密浮酥捺花；第七盞排炊羊、胡餅、炙金腸；第八盞假沙魚、獨下饅頭、肚羹；第九盞水飯、簇下飯。如此而已。

宋朝市面上的吃食似乎很便宜。《東京夢華錄》雲：“吾輩入店，則用一等玻璃淺碗，謂之‘碧碗’，亦謂之‘造羹’，菜蔬精細，謂之‘造’，每碗十文。”《會仙樓》條載：“止兩人對坐飲酒……即銀近百兩矣。”初看嚇人一跳。細看，這是指餐具的價值——宋人餐具多用銀。

幾乎所有記兩宋風俗的書無不記“市食”。錢塘吳自牧《夢粱錄》《分茶酒店》最為詳備。宋朝的肴饌好像多是“快餐”，是現成的。中國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不說是洗手炒肉絲。《水滸傳》林沖的徒弟說自己“安排得好菜蔬，端整得好汁水”，“汁水”也就是羹。《東京夢華錄》雲“舊只用匙今皆用筋矣”，可見本都是可喝的湯水。其次是各種菜，雞、鴨、鵝。再次是半幹的肉脯和全幹的肉。幾本書裏都提到“影戲”，我覺得這就是四川的燈影牛肉一類的東西。炒菜也有，如炒蟹，但極少。

宋朝人飲酒和後來有些不同的，是總要有些鮮果幹果，如柑、梨、蔗、柿，炒栗子、新銀杏，以及萵苣、“姜油多”之類的菜蔬和瑪瑙餳、澤州餳之類的糖稀。《水滸傳》所謂“鋪下果子按酒”，即指此類東西。

宋朝的面食品類甚多。我們現在叫做主食，宋人卻叫“從食”。面食主要是餅。《水滸》動輒說“回些面來打餅”。餅有門油、*、寬焦、側厚、油鍋、新樣滿麻……《東京夢華錄》載武成王廟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爐。五十幾個爐子一起烙餅，真是好家夥!

遍檢《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這大概和明朝人的縱欲有關系，記得魯迅好像曾經說過。

宋朝人好像實行的是“分食制”。《東京夢華錄》雲“用一等玻璃淺碗……每碗十文”，可證。《韓熙載夜宴圖》上畫的也是各人一份，不像後來大家合坐一桌，大盤大碗，筷子勺子一起來。這一點是頗合衛生的，因不易傳染肝炎。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汪曾祺《人家草木》尋常茶話

袁鷹編《清風集》約稿。我對茶實在是個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換三次葉子。每天起來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講究。對茶葉不挑剔。青茶、綠茶、花茶、紅茶、沱茶、烏龍茶，但有便喝。茶葉多是別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開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論什麽茶，總得是好一點的。太次的茶葉，便只好留著煮茶葉蛋。

《北京人》裏的江泰認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為還有一種功能，是：提神。《陶庵夢憶》記閔老子茶，說得神乎其神。我則有點像董日鑄，以為“濃、熱、滿三字盡茶理”。我不喜歡喝太燙的茶，沏茶也不愛滿杯。我的家鄉認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滿，茶要淺”，茶斟得太滿是對客人不敬，甚至是罵人。於是就只剩下一個字：濃。我喝茶是喝得很釅的。常在機關開會，有女同誌嘗了我的一口茶，說是“跟藥一樣”。因此，寫不出關於茶的文章。要寫，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話。

我讀小學五年級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麽忽然高了興，要教我讀書。“穿堂”的左側有兩間空屋。裏間是佛堂，掛了一幅丁雲鵬畫的佛像，佛的袈裟是紅的。佛像下，是一尊烏斯藏銅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來燒一炷香。外間本是個貯藏室，房梁上掛著幹菜，幹的粽葉。靠墻有一缸“臭鹵”，面筋、百葉、筍頭、莧菜都放在裏面臭。臨窗設一方桌，便是我的書桌。祖父每天早晨來講《論語》一章，剩下的時間由我自己寫大小字各一張。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閑邪公家傳》，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裏拿來給我的。隔日作文一篇。還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種叫做“義”的文體，只是解釋《論語》的內容。題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義”，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有一題是“孟子反不伐義”。

祖父生活儉省，喝茶卻頗考究。他是喝龍井的，泡在一個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興砂壺裏，用一個細瓷小杯倒出來喝。他喝茶喝得很釅，一次要放多半壺茶葉。喝得很慢，喝一口，還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義”，有時會另拿一個杯子，讓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從此我知道龍井好喝，我的喝茶濃釅，跟小時候的熏陶也有點關系。

後來我到了外面，有時喝到龍井茶，會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鄉有“喝早茶”的習慣，或者叫做“上茶館”。上茶館其實是吃點心、包子、蒸餃、燒賣、千層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點心未端來之前，先上一碗幹絲。我們那裏原先沒有煮幹絲，只有燙幹絲。幹絲在一個敞口的碗裏堆成塔狀，臨吃，堂倌把裝在一個茶杯裏的作料——醬油、醋、麻油澆入。喝熱茶、吃幹絲，一絕!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幾乎天天泡茶館。“泡茶館”是西南聯大學生特有的說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館”，“坐”，本有消磨時間的意思，“泡”則更勝一籌。這是從北京帶過去的一個字。“泡”者，長時間地沈溺其中也，與“窮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語源。聯大學生在茶館裏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幹什麽的都有。聊天、看書、寫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館是讀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稱泡茶館的冠軍。此人姓陸，是一怪人。他曾經徒步旅行了半個中國，讀書甚多，而無所著述，不愛說話。他簡直是“長”在茶館裏。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獨自坐著看書。他連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館裏，一起來就到茶館裏洗臉刷牙。聽說他後來流落在四川，窮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館裏賣的都是青茶，茶葉不分等次，泡在蓋碗裏。文林街後來開了家“摩登”茶館，用玻璃杯賣綠茶、紅茶——滇紅、滇綠。滇綠色如生青豆，滇紅色似“中國紅”葡萄酒，茶葉都很厚。滇紅尤其經泡，三開之後，還有茶色。我覺得滇紅比祁(門)紅、英(德)紅都好，這也許是我的偏見。當然比斯裏蘭卡的“利普頓”要差一些——有人喝不來“利普頓”，說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惡，不能勉強。我在昆明喝過大烤茶。把茶葉放在粗陶的烤茶罐裏，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傾入滾水，茶香撲人。幾年前在大理街頭看到有烤茶缸賣，猶豫一下，沒有買。買了，放在煤氣竈上烤，也不會有那樣的味道。

一九四六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請客。飯後，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幾個人圍著淺黃色的老式圓桌，看陳蘊珍(蕭珊)“表演”濯器、熾炭、註水、淋壺、篩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這茶太釅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婦，有靳以、黃裳。一轉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蕭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也沒有喝一次工夫茶的興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過一杯好茶。

一九四七年春，我和幾個在一個中學教書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難忘的兩樣方物，一是醋魚帶把。所謂“帶把”，是把活草魚脊肉剔下來，快刀切為薄片，其薄如紙，澆上好秋油，生吃。魚肉發甜，鮮脆無比。我想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切膾”。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龍井。真正的獅峰龍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槍，泡在玻璃杯裏，茶葉皆直立不倒，載浮載沈，茶色頗淡，但入口香濃，直透肺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貴了。一杯茶，一塊大洋，比吃一頓飯還貴。獅峰茶名不虛，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這樣的味道。我自此才知道，喝茶，水是至關重要的。

我喝過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龍潭泉水。騎馬到黑龍潭，疾馳之後，下馬到茶館裏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過癮。泉就在茶館檐外地面，一個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見泉水骨嘟骨嘟往上冒。井岡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溫泉水滑洗凝脂”並非虛語。井岡山水洗被單，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腦”茶，色味俱發，不知道水裏含了什麽物質。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沒有喝出什麽道理。濟南號稱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觀賞，以泡茶，不覺得有什麽特點。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鹽城。鹽城真是“鹽城”，水是鹹的。中產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張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裏，備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澤。菏澤牡丹甲天下，因為菏澤土中含堿，牡丹喜堿性土。我們到菏澤看牡丹，牡丹極好，但是茶沒法喝。不論是青茶、綠茶，沏出來一會兒就變成紅茶了，顏色深如醬油，入口鹹澀，由菏澤往梁山，住進招特所後，第一件事便是趕緊用不帶堿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這一天才舒服。無論貧富，皆如此。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門歷史博物館工作。館裏有幾位看守員，歲數都很大了。他們上班後，都是先把帶來的窩頭片在爐盤上烤上，然後輪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門城樓的展覽室裏去坐著。他們喝的都是花茶。北京人愛喝花茶，以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葉花”)。我不太喜歡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離不開茶。他到莫斯科開會，蘇聯人知道中國人愛喝茶，倒是特意給他預備了一個熱水壺。可是，他剛沏了一杯茶，還沒喝幾口，一轉臉，服務員就給倒了。老舍先生很憤慨地說：“他媽的!他不知道中國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許只有中國人如此。外國人喝茶都是論“頓”的，難怪那位服務員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裏，以為老先生已經喝完了，不要了。

龔定庵以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蘇州東山的“雕花樓”喝過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樓”原是一個華僑富商的住宅，樓是進口的硬木造的，到處都雕了花，八仙慶壽、福祿壽三星、龍、鳳、牡丹……真是集惡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過茶是泡在大碗裏的，我覺得這有點煞風景。後來問陸文夫，文夫說碧螺春就是講究用大碗喝的。茶極細，器極粗，亦怪!

在湖南桃源喝過一次擂茶。茶葉、老姜、芝麻、米、加鹽放在一個擂缽裏，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細末，用開水沖開，便是擂茶。我在《湘行二記》中對擂茶有較詳細的敘述，為省篇幅，不再抄引。

茶可入饌，制為食品。杭州有龍井蝦仁，想不惡。裘盛戎曾用龍井茶包餃子，可謂別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說俳人小聚，食物極簡單，但“惟茶粥”一品，萬不可少。茶粥是啥樣的呢?我曾用粗茶葉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為這便是“茶粥”了。有一陣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發明的茶粥，自以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鴨子乃以柏樹枝、樟樹葉及茶葉為熏料，吃起來有茶香而無茶味。曾吃過一塊龍井茶心的巧克力，這簡直是惡作劇!用上海人的話說：巧克力與龍井茶實在完全“弗搭界”。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汪曾祺《人家草木》泡茶館

“泡茶館”是聯大學生特有的語言。本地原來似無此說法，本地人只說“坐茶館”。“泡”是北京話。其含義很難準確地解釋清楚。勉強解釋，只能說是持續長久地沈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裏面。“泡蘑菇”、“窮泡”，都有長久的意思。北京的學生把北京的“泡”字帶到了昆明，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便創造出一個新的語匯。“泡茶館”，即長時間地在茶館裏坐著。本地的“坐茶館”也含有時間較長的意思。到茶館裏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雲南叫吃茶)。不過聯大的學生在茶館裏坐的時間往往比本地人長，長得多，故謂之“泡”。

有一個姓陸的同學，是一怪人，曾經徒步旅行半個中國。這人真是一個泡茶館的冠軍。他有一個時期，整天在一家熟識的茶館裏泡著。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這家茶館裏。一起來就到茶館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下來，泡一碗茶，吃兩個燒餅，看書。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飯。吃了飯，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飯。晚飯後，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燈火闌珊，才夾著一本很厚的書回宿舍睡覺。

昆明的茶館共分幾類，我不知道。大別起來，只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大茶館，一類是小茶館。

正義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館，樓上樓下，有幾十張桌子。都是荸薺紫漆的八仙桌，很鮮亮。因為在熱鬧地區，坐客常滿，人聲嘈雜。所有的柱子上都貼著一張很醒目的字條：“莫談國事”。時常進來一個看相的術士，一手捧一個六寸來高的硬紙片，上書該術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為往往不帶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藝名”，因為他並未出家，也不唱戲)，一只手捏著一根紙媒子，在茶桌間繞來繞去，嘴裏念說著“送看手相不要錢”!“送看手相不要錢”——他手裏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時用來指示手紋的。

這種大茶館有時唱圍鼓。圍鼓即由演員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歡“圍鼓”這個詞。唱圍鼓的演員、票友好像不是取報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閑人聚攏來唱著玩。但茶館卻可借來招攬顧客，所以茶館便於鬧市張貼告條：“某月日圍鼓”。到這樣的茶館裏來一邊聽圍鼓，一邊吃茶，也就叫做“吃圍鼓茶”。“圍鼓”這個詞大概是從四川來的，但昆明的圍鼓似多唱滇劇。我在昆明七年，對滇劇始終沒有入門。只記得不知什麽戲裏有一句唱詞“孤王頭上長青苔”。孤王的頭上如何會長青苔呢?這個設想實在是奇，因此一聽就永不能忘。

我要說的不是那種“大茶館”。這類大茶館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館，包括正義路那家興隆鼎盛的大茶館，後來大都陸續停閉了。我所說的是聯大附近的茶館。

從西南聯大新校舍出來，有兩條街，鳳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長。這兩條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館。

從聯大新校舍，往東，折向南，進一座磚砌的小牌樓式的街門，便是鳳翥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館。這是一家小茶館，只有三張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狀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較粗糙的，隨意畫了幾筆蘭花的蓋碗。除了賣茶，檐下掛著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謂的涼薯)，這也是賣的。張羅茶座的是一個女人。這女人長得很強壯，皮色也頗白凈。她生了好些孩子。身邊常有兩個孩子圍著她轉，手裏還抱著一個孩子。她經常敞著懷，一邊奶著那個早該斷奶的孩子，一邊為客人沖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狀如猿猴，而目光銳利如鷹。他什麽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卻捧了一個大碗喝牛奶。這個男人是一頭種畜。這情況使我們頗為不解。這個白皙強壯的婦人，只憑一天賣幾碗茶，賣一點草鞋、地瓜，怎麽能餵飽了這麽多張嘴，還能供應一個懶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國的婦女似乎有一種天授的驚人的耐力，多大的負擔也壓不垮。

由這家往前走幾步，斜對面，曾經開過一家專門招徠大學生的新式茶館。這家茶館的桌椅都是新打的，塗了黑漆。堂倌系著白圍裙。賣茶用細白瓷壺，不用蓋碗(昆明茶館賣茶一般都用蓋碗)。除了清茶，還賣沱茶、香片、龍井。本地茶客從門外過，伸頭看看這茶館的局面，再看看裏面坐得滿滿的大學生，就會挪步另走一家了。這家茶館沒有什麽值得一記的事，而且開了不久就關了。聯大學生至今還記得這家茶館是因為隔壁有一家賣花生米的。這家似乎沒有男人，站櫃賣貨是姑嫂兩人，都還年輕，成天塗脂抹粉。尤其是那個小姑子，見人走過，輒作媚笑。聯大學生叫她花生西施。這西施賣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來買，就給得多。難看的給得少。因此我們每次買花生米都推選一個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幾步，路東，是一個紹興人開的茶館。這位紹興老板不知怎麽會跑到昆明來，又不知為什麽在這條小小的鳳翥街上來開一爿茶館。他至今鄉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種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情緒，所以對待從外地來的聯大學生異常親熱。他這茶館裏除了賣清茶，還賣一點芙蓉糕、薩其瑪、月餅、桃酥，都裝在一個玻璃匣子裏。我們有時覺得肚子裏有點缺空而又不到吃飯的時候，便到他這裏一邊喝茶一邊吃兩塊點心。有一個善於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學經常在紹興人茶館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賬。不但喝茶可以欠賬，我們有時想看電影而沒有錢，就由這位口琴專家出面向紹興老板借一點。紹興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開錢櫃，拿出我們需要的數目。我們於是歡欣鼓舞，興高采烈，邁開大步，直奔南屏電影院。

再往前，走過十來家店鋪，便是鳳翥街口，路東路西各有一家茶館。

路東一家較小，很幹凈，茶桌不多。掌櫃的是個瘦瘦的男人，有幾個孩子。掌櫃的事情多，為客人沖茶續水，大都由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兒子擔任，我們稱他這個兒子為“主任兒子”。街西那家又臟又亂，地面坑窪不平，一地的煙頭、火柴棍、瓜子皮。茶桌也是七大八小，搖搖晃晃，但是生意卻特別好。從早到晚，人坐得滿滿的。也許是因為風水好。這家茶館正在鳳翥街和龍翔街交接處，門面一邊對著鳳翥街，一邊對著龍翔街，坐在茶館，兩條街上的熱鬧都看得見。到這家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閑人、趕馬的“馬鍋頭”、賣柴的、賣菜的。他們都抽葉子煙。要了茶以後，便從懷裏掏出一個煙盒——圓形，皮制的，外面塗著一層黑漆，打開來，揭開覆蓋著的菜葉，拿出剪好的金堂葉子，一支一支地卷起來。茶館的墻壁上張貼、塗抹得亂七八糟。但我卻於西墻上發現了一首詩，一首真正的詩：

記得舊時好，

跟隨爹爹去吃茶。

門前磨螺殼，

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筆題寫在墻上的。這使我大為驚異了。這是什麽人寫的呢？-

每天下午，有一個盲人到這家茶館來說唱。他打著揚琴，說唱著。照現在的說法，這應是一種曲藝，但這種曲藝該叫什麽名稱，我一直沒有打聽著。我問過“主任兒子”，他說是“唱揚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麽?我有一次特意站下來聽了一會兒，是：

……

良田美地賣了，

高樓大廈拆了，

嬌妻美妾跑了，

狐皮袍子當了……

我想了想，哦，這是一首勸戒鴉片的歌，他這唱的是鴉片煙之為害。這是什麽時候傳下來的呢?說不定是林則徐時代某一憂國之士的作品。但是這個盲人只管唱他的，茶客們似乎都沒有在聽，他們仍然在說話，各人想自己的心事。到了天黑，這個盲人背著揚琴，點著馬桿，踽踽地走回家去。我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飽麽?О米О花О在О線О書О庫О http://book.mihua.net

進大西門，是文林街，挨著城門口就是一家茶館。這是一家最無趣味的茶館。茶館墻上的鏡框裏裝的是美國電影明星的照片，蓓蒂·黛維絲、奧麗薇·德·哈茀蘭、克拉克·蓋博、泰倫寶華……除了賣茶，還賣咖啡、可可。這家的特點是：進進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麂皮夾克的比較有錢的男同學外，還有把頭發卷成一根一根香腸似的女同學。有時到了星期六，還開舞會。茶館的門關了，從裏面傳出《藍色的多瑙河》和《*寡婦》舞曲，裏面正在“嘣嚓嚓”。

和這家斜對著的一家，跟這家截然不同。這家茶館除賣茶，還賣煎血腸。這種血腸是牦牛腸子灌的，煎起來一街都聞見一種極其強烈的氣味，說不清是異香還是奇臭。這種西藏食品，那些把頭發卷成香腸一樣的女同學是絕對不敢問津的。

由這兩家茶館往東，不遠幾步，面南便可折向錢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館，樓上樓下，茶座不少。說這家茶館是“老式”的，是因為茶館備有煙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個粗如小指半尺長的竹管，一頭裝一個帶爪的蓮蓬嘴，這便是“煙筒”。在蓮蓬嘴裏裝了煙絲，點以紙媒，把整個嘴埋在筒口內，盡力猛吸，筒內的水咚咚作響，濃煙便直灌肺腑，頓時覺得渾身通泰。吸煙筒要有點功夫，不會吸的吸不出煙來。茶館的煙筒比家用的粗得多，高齊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邊，吸時尤需底氣充足。這家茶館門前，有一個小攤，賣酸角(不知什麽樹上結的，形狀有點像皂莢，極酸，入口使人攢眉)、拐棗(也是樹上結的，應該算是果子，狀如雞爪，一疙瘩一疙瘩的，有的地方即叫做雞腳爪，味道很怪，像紅糖，又有點像甘草)和泡梨(糖梨泡在鹽水裏，梨味本是酸甜的，昆明人卻偏於鹽水內泡而食之。泡梨仍有梨香，而梨肉極脆嫩)。

過了春節則有人於門前賣葛根。葛根是藥，我過去只在中藥鋪見過，切成四方的棋子塊兒，是已經經過加工的了，原物是什麽樣子，我是在昆明才見到的。這種東西可以當零食來吃，我也是在昆明才知道。一截葛根，粗如手臂，橫放在一塊板上，外包一塊濕布。給很少的錢，賣葛根的便操起有點像北京切涮羊肉的肉片用的那種薄刃長刀，切下薄薄的幾片給你。雪白的。嚼起來有點像幹瓤的生白薯片，而有極重的藥味。據說葛根能清火。聯大的同學大概很少人吃過葛根。我是什麽奇奇怪怪的東西都要買一點嘗一嘗的。

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就坐在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裏寫的。茶館離翠湖很近，從翠湖吹來的風裏，時時帶有水浮蓮的氣味。

回到文林街。文林街中，正對府甬道，後來新開了一家茶館。這家茶館的特點一是賣茶用玻璃杯，不用蓋碗，也不用壺。不賣清茶，賣綠茶和紅茶。紅茶色如玫瑰，綠茶苦如豬膽。第二是茶桌較少，且覆有玻璃桌面。在這樣桌子上打橋牌實在是再適合不過了，因此到這家茶館來喝茶的，大都是來打橋牌的，這茶館實在是一個橋牌俱樂部。聯大打橋牌之風很盛。有一個姓馬的同學每天到這裏打橋牌。解放後，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黨員，昆明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學生運動搞得那樣熱火朝天，他每天都只是很閑在，很熱衷地在打橋牌，誰也看不出他和學生運動有什麽關系。

文林街的東頭，有一家茶館，是一個廣東人開的，字號就叫“廣發茶社”——昆明的茶館我記得字號的只有這一家，原因之一，是我後來住在民強巷，離廣發很近，經常到這家去。原因之二是——經常聚在這家茶館裏的，有幾個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級的學生。這些人多多少少有一點玩世不恭。那時聯大同學常組織什麽學會，我們對這些儼乎其然的學會微存嘲諷之意。

有一天，廣發的茶友之一說：“咱們這也是一個學會，——廣發學會!”這本是一句茶余的笑話。不料廣發的茶友之一，解放後，在一次運動中被整得不可開交，胡亂交待問題，說他曾參加過“廣發學會”。這就惹下了麻煩。幾次有人專程到北京來外調“廣發學會”問題。被調查的人心裏想笑，又笑不出來，因為來外調的政工人員態度非常嚴肅。廣發茶館代賣廣東點心。所謂廣東點心，其實只是包了不同味道的甜餡的小小的酥餅，面上卻一律貼了幾片香菜葉子，這大概是這一家餅師的特有的手藝。我在別處吃過廣東點心，就沒有見過面上貼有香菜葉子的——至少不是每一塊都貼。

或問：泡茶館對聯大學生有些什麽影響?答曰：第一，可以養其浩然之氣。聯大的學生自然也是賢愚不等，但多數是比較正派的。那是一個汙濁而混亂的時代，學生生活又窮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卻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並能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和窮困，並不頹喪灰心，這跟泡茶館是有些關系的。第二，茶館出人才。聯大學生上茶館，並不是窮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讀書的。

聯大圖書館座位不多，宿舍裏沒有桌凳，看書多半在茶館裏。聯大同學上茶館很少不夾著一本乃至幾本書的。不少人的論文、讀書報告，都是在茶館寫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講師的《哲學概論》期終考試，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館裏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聯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聯大校史，搞“人才學”，不能不了解了解聯大附近的茶館。第三，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我對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都發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館有一定關系。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麽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裏泡出來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載一九八四年第九期《滇池》-

汪曾祺《人家草木》七載雲煙(1)

天地一瞬

我在雲南住過七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準確地說，只能說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遠只到過呈貢，還有滇池邊一片沙灘極美、柳樹濃密的叫做鬥南村的地方，連富民都沒有去過。後期在黃土坡、白馬廟各住過年把二年，這只能算是郊區。到過金殿、黑龍潭、大觀樓，都只是去遊逛，當日來回。我們經常活動的地方是市內。市內又以正義路及其旁出的幾條橫街為主。正義路北起華山南路，南至金馬碧雞牌坊，當時是昆明的貫通南北的幹線，又是市中心所在。我們到南屏大戲院去看電影，——演的都是美國片子。更多的時間是無目的地閑走，閑看。

我們去逛書店。當時書店都是開架售書，可以自己抽出書來看。有的窮大學生會靠在櫃臺一邊，看一本書，一看兩三個小時。

逛裱畫店。昆明幾乎家家都有錢南園的寫得四方四正的顏字對聯。還有一個吳忠藎老先生寫的極其流利但用筆扁如竹篾的行書四扇屏。慰情聊勝無，看看也是享受。

武成路後街有兩家做錫箔的作坊。我每次經過，都要停下來看做錫箔的師傅在一個木墩上墊了很厚的粗草紙，草紙間襯了錫片，用一柄很大的木槌，使勁夯砸那一垛草紙。師傅渾身是汗，於是錫箔就槌成了。沒有人願意陪我欣賞這種槌錫箔藝術，他們都以為：“這有什麽看頭!”

逛茶葉店。茶葉店有什麽逛頭?有!華山西路有一家茶葉店，一壁掛了一副嵌在鏡框裏的米南宮體的小對聯，字寫得好，聯語尤好：

靜對古碑臨黑女

閑吟絕句比紅兒

我覺得這對得很巧，但至今不知道這是誰的句子。尤其使我不明白的，是這家茶葉店為什麽要掛這樣一副對子?

我們每天經過，隨時往來的地方，還是大西門一帶。大西門裏的文林街，大西門外的鳳翥街、龍翔街。“鳳翥”、“龍翔”，不知道是哪位擅於辭藻的文人起下的富麗堂皇的街名，其實這只是兩條丁字形的小小的橫豎街。街雖小，人卻多，氣味濃稠。這是來往滇西的馬鍋夫卸貨、裝貨、喝酒、吃飯、抽鴉片、睡女人的地方。我們在街上很難“深入”這種生活的裏層，只能切切實實地體會到：這是生活!我們在街上閑看。看賣木柴的，賣木炭的，賣粗瓷碗、賣砂鍋的，並且常常為一點細節感動不已。

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響最深，使我成為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作家，——不是另一種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聯大，新校舍。

騎了毛驢考大學

萬裏長征，

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

衡山湘水，

又成離別，

絕僥移栽楨幹質，

九州遍灑黎元血。

盡笳吹弦誦在山城，

情彌切……

——西南聯大校歌

日寇侵華，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被迫南遷，組成一個大學，在長沙暫住，名為“臨時大學”。後遷雲南，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這是一座戰時的，臨時性的大學，但卻是一個產生天才，影響深遠，可以彪炳於世界大學之林，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平列而無愧色的，窳陋而輝煌的，奇跡一樣的，“空前絕後”的大學。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聯大!

像蜜蜂尋找蜜源一樣飛向昆明的大學生，大概有幾條路徑。

一條是陸路。三校部分同學組成“西南旅行團”，由北平出發，走向大西南。一路夜宿曉行，埋鍋造飯，過的完全是軍旅生活。他們的“著裝”是短衣，打綁腿，布條編的草鞋，背負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上橫置一把紅油紙傘，有點像後來的大串聯的紅衛兵。除了擺渡過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三千五百裏，算得是一個壯舉。旅行團有部分教授參加，聞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聞先生一路畫了不少鉛筆速寫。其時聞先生已經把胡子留起來了，——聞先生曾發願：抗戰不勝，誓不剃須!

另一路是海程。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輪船，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後坐滇越鐵路火車，由老街入境，至昆明。

有意思的是，輪船上開飯，除了白米飯之外，還有一籮高粱米飯。這是給東北學生預備的。吃高粱米飯，就鹹魚、小蝦，可以使“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的流亡學生得到一點安慰，這種舉措很有人情味。

我們在上海就聽到滇越路有瘴氣，易得惡性瘧疾，沿路的水不能喝，於是帶了好多瓶礦泉水。當時的礦泉水是從法國進口的，很貴。

沒有想到惡性瘧疾照顧上了我!到了昆明，就發了病，高燒超過四十度，進了醫院，醫生就給我打了強心針(我還跟護士開玩笑，問“要不要寫遺書”)。用的藥是606，我趕快聲明：我沒有生梅毒!

出了院，暈暈惚惚地參加了全國統一招生考試。上帝保佑，竟以第一誌願被錄取，我當時真是像做夢一樣。

當時到昆明來考大學的，取道各有不同。

有一位歷史系學生姓劉的同學是自己挑了一擔行李，從家鄉河南一步一步走來的。這人的樣子完全是一個農民，說話鄉音極重，而且四年不改。

有一位姓應的物理系的同學，是在西康買了一頭毛驢，一路騎到昆明來的。此人精瘦，外號“黑鬼”，寧波人。

這樣一些莘莘的學子，不遠千裏，從四面八方奔到昆明來，考入西南聯大，他們來幹什麽，尋找什麽?

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尋找智慧的。

也有些沒有明確目的，糊裏糊塗的。我在報考申請書上填了西南聯大，只是聽說這三座大學，尤其是北大的學風是很自由的，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我就是沖著吊兒郎當來的。

我尋找什麽？

尋找瀟灑。

斯是陋室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處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學校、祠堂。自建的，集中，成片的校舍叫“新校舍”。

新校舍大門南向，進了大門是一條南北大路。這條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這條土路把新校舍劃分成東西兩區。

西邊是學生宿舍。土墻，草頂。土墻上開了幾個方洞，方洞上豎了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挨著土墻排了一列雙人木床，一邊十張，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沒有的。兩個裝肥皂的大箱摞起來。既是書桌，也是衣櫃。昆明不知道哪裏來的那麽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數都有這樣一筆“財產”。有的同學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窩，也有占了一個床位卻不來住的。有的不是這個大學的，卻住在這裏。有一位，姓曹，是同濟大學的，學的是機械工程，可是他從來不到同濟大學去上課，卻從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寫小說。有些同學成天在一起，樂數晨夕，堪稱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來，幾乎等於不認識的。我和那位姓劉的歷史系同學就是這樣，我們倆同睡一張木床，他住上鋪，我住下鋪，卻很少見面。他是個很守規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時作息。我是個夜貓子，每天在系圖書館看一夜書，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寢時，他已經在校園樹下苦讀英文了。

大路的東側，是大圖書館。這是新校舍惟一的一座瓦頂的建築。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門外“搶圖書館”，——搶位置，搶指定參考書。大圖書館藏書不少，但指定參考書總是不夠用的。

每月月初要在這裏開一次“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簡稱“國民月會”。把圖書館大門關上，釘了兩面交叉的*旗，便是會場。所謂月會，就是由學校的負責人講一通話。講的次數最多的是梅貽琦，他當時是主持日常校務的校長(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梅先生相貌清臒，人很嚴肅，但講話有時很幽默。有一個時期昆明鬧霍亂，梅先生告誡學生不要在外面亂吃，說：“有同學說‘我在外面亂吃了好多次，也沒有得一次霍亂’，同學們!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更東，是教室區。土墻，鐵皮屋頂(塗了綠漆)。下起雨來，鐵皮屋頂被雨點打得乒乒乓乓地響，讓人想起王禹的《黃崗竹樓記》。

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裏面放了一些一邊有一塊平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設計可能還是從美國傳來的，我在愛荷華——耶魯都看見過。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吳宓(雨僧)先生講《紅樓夢》，一看下面有女生還站著，就放下手杖，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於是一些男同學就也趕緊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寶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吳先生才開始講。

這樣的陋室之中，卻培養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汪曾祺《人家草木》七載雲煙(2)

聯大五十周年校慶時，校友從各地紛紛返校。一位從國外趕回來的老同學(是個男生)，進了大門就跪在地下放聲大哭。

前幾年我重回昆明，到新校舍舊址(現在是雲南師範大學)看了看，全都變了樣，什麽都沒有了，只有東北角還保存了一間鐵皮屋頂的教室，也岌岌可危了。

不衫不履

聯大師生服裝各異，但似乎又有一種比較一致的風格。

女生的衣著是比較整潔的。有的有幾件華貴的衣服，那是少數軍閥商人的小姐。但是她們也只是參加Party時才穿，上課時不會穿得花裏胡哨的。一般女生都是一身陰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紅的毛衣。低年級的女生愛穿“工褲”，——勞動布的長褲，上面有兩條很寬的帶子，白色或淺花的襯衫。這大概本是北京的女中學生流行的服裝，這種風氣被貝滿等校的女生帶到昆明來了。τ米τ花τ在τ線τ書τ庫τ BoOk.mIHUA.net

男同學原來有些西裝革履，褲線筆直的，也有穿麂皮夾克的，後來就日漸少了，絕大多數是藍布衫，長褲。幾年下來，衣服破舊，就想各種辦法“彌補”，如貼一張橡皮膏之類。有人褲子破了洞，不會補，也無針線，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結了一個疙瘩。這樣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

教授的衣服也多殘破了。聞一多先生有一個時期穿了一件一個親戚送給他的灰色夾袍，式樣早就過時，領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買了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深藍氆氌的一口鐘(大概就是彜族察爾瓦)披在身上，遠看有點像一個俠客。有一個女生從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經黑了，路上沒有人，她聽到後面有梯裏突魯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追了上來，很緊張。回頭一看，是化學教授曾昭倫。他穿了一雙空前(露著腳趾)絕後鞋(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著)，因此發出此梯裏突魯的聲音。

聯大師生破衣爛衫，卻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學問，真是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這種精神，人天可感。

當時“下海”的，也有。有的學生跑仰光、臘戌，躉賣“玻璃*”、“旁氏口紅”；有一個華僑同學在南屏街開了一家很大的咖啡館，那是極少數。

采薇

大學生大都愛吃，食欲很旺，有兩個錢都吃掉了。

初到昆明，帶來的盤纏尚未用盡，有些同學和家鄉郵匯尚通，不時可以得到接濟，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處吃館子。汽鍋雞、過橋米線、新亞飯店的過油肘子、東月樓的鍋貼烏魚、映時春的油淋雞、小西門馬家牛肉館的牛肉、厚德福的鐵鍋蛋、松鶴樓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館)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一個遍。

錢逐漸用完了，吃不了大館子，就只能到米線店裏吃米線、餌塊。當時米線的澆頭很多，有悶雞(其實只是醬油煮的小方塊瘦肉，不是雞)、爨肉(即肉末、音川，雲南人不知道為什麽愛寫這樣一個筆畫繁多的怪字)、鱔魚、葉子(油炸肉皮煮軟，有的地方叫“響皮”，有的地方叫“假魚肚”)。米線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饞，辣加鹹”。如果不吃辣，進門就得跟堂倌說：“免紅!”

到連吃米線、餌塊的錢也沒有的時候，便只有老老實實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夥食”。飯是“八寶飯”，通紅的糙米，裏面有砂子、木屑、老鼠屎。菜，偶爾有一碗回鍋肉、炒豬血(雲南謂之“旺子”)，常備的菜是鹽水煮蕓豆，還有一種叫“魔芋豆腐”，為紫灰色的，爛糊糊的淡而無味的奇怪東西。有一位姓鄭的同學告誡同學：飯後不可張嘴——恐怕飛出只鳥來！

一九四四年，我在黃土坡一個中學教了兩個學期。這個中學是聯大辦的，沒有固定經費，薪水很少，到後來連一點極少的薪水也發不出來，校長(也是同學)只能設法弄一點米來，讓教員能吃上飯。菜，對不起，想不出辦法。學校周圍有很多野菜，我們就吃野菜。校工老魯是我們的技術指導。老魯是山東人，原是個老兵，照他說，可吃的野菜簡直太多了，但我們吃得最多的是野莧菜(比園種的家莧菜味濃)、灰菜(雲南叫做灰菜，“”字見於《莊子》，是個很古的字)，還有一種樣子像一根雞毛撣子的掃帚苗。野菜吃得我們真有些面有菜色了。

有一個時期附近小山下柏樹林裏飛來很多硬殼昆蟲，黑色，形狀略似金龜子，老魯說這叫豆殼蟲，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鍋裏幹爆了，撒了一點花椒鹽，就起酒來。在他的示範下，我們也爆了一盤，閉著眼睛嘗了嘗，果然好吃。有點像鹽爆蝦，而且有一股柏樹葉的清香，——這種昆蟲只吃柏樹葉，別的樹葉不吃。於是我們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飯的葷菜。這玩意多得很，一會兒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要寫一寫我在昆明吃過的東西，可以寫一大本，撮其大要寫了一首打油詩。怕讀者看不明白，加了一些註解，詩曰：

重升肆裏陶杯綠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謂之“玫瑰重升”，似乎有點玫瑰香氣。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綠陶的小碗裏，一碗可盛二小兩。

餌塊攤來炭火紅餌塊分兩種，都是米面蒸熟了的。一種狀如小枕頭，可做湯餌塊、炒餌塊。一種是橢圓的餅，猶如鞋底，在炭火上烤得發泡，一面用竹片塗了芝麻醬、花生醬、甜醬油、油辣子，對合而食之，謂之“燒餌塊”。

正義路邊養正氣汽鍋雞以正義路牌樓旁一家最好。這家無字號，只有一塊匾，上書大字：“培養正氣”，昆明人想吃汽鍋雞，就說：“我們今天去培養一下正氣。”

小西門外試撩青小西門馬家牛肉極好。牛肉是蒸或煮熟的，不炒菜，分部位，如“冷片”、“湯片”……有的名稱很奇怪。如大筋(牛鞭)、“領肝”(牛肚)。最特別的是“撩青”(牛舌，牛的舌頭可不是撩青草的麽?但非懂行人覺得這很費解)。“撩青”很好吃。

人間至味幹巴菌昆明菌子種類甚多，如“雞”，這是菌之王，但至今我還不知道為什麽只在白蟻窩上長“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時熟後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須加大量的蒜，否則會昏倒。有個女同學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青頭菌”，菌蓋青綠，菌絲白色，味較清雅。味道最為雋永深長，不可名狀的是幹巴菌。這東西中吃不中看，顏色紫赭，不成模樣，簡直像一堆牛屎，裏面又夾雜了一些松毛、雜草。可是收拾幹凈了撕成蟹腿狀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一箸入口，酒興頓漲，飯量猛開。這真是人間至味！

世上饞人大學生，

尚有灰堪漫吃字（雲南讀平聲）。

更循柏葉捉昆蟲，

一束光陰付苦茶。

昆明的大學生(男生)不坐茶館的大概沒有。不可一日無此君，有人一天不喝茶就難受。有人一天喝到晚，可稱為“茶仙”。茶仙大抵有兩派。一派是固定茶座。有一位姓陸的研究生，每天在一家茶館裏喝三遍茶，早，午，晚。他的牙刷、毛巾、洗臉盆就放這家茶館裏，一起來就上茶館。另一派是流動茶客，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愛到處溜，腿累了就走進一家茶館，坐下喝一氣茶。全市的茶館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館，並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廁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被尿憋死。

關於喝茶，我寫過一篇《泡茶館》，已經發表過，寫得相當詳細，不再重復，有詩為證：

水厄囊空亦可賒我們和鳳翥街幾家茶館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賬，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錢去看電影。

枯腸三碗嗑葵花茶館常有女孩子來賣炒葵花子，繞桌輕喚：“瓜子瓜，瓜子瓜。”

昆明七載成何事？

一束光陰付苦茶。

水流雲在

雲南人對聯大學生很好，我們對雲南、對昆明也很有感情。我們為雲南做了一些什麽事，留下一點什麽?

有些聯大師生為雲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實事，比如地質系師生完成了《雲南礦產普查報告》，生物系師生寫出了《中國植物誌·雲南卷》的長編初稿，其他還有多少科研成果，我不大知道，我不是搞科研的。

比較明顯的、普遍的影響是在教育方面。聯大學生在中學兼課的很多，連聞一多先生都在中學教過國文，這對昆明中學生學業成績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學生接受了*思想，呼吸到獨立思考，學術自由的空氣，使他們為學為人都比較開放，比較新鮮活潑。這是精神方面的東西，是抽象的，是一種氣質，一種格調，難於確指，但是這種影響確實存在。如雲如水，水流雲在。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載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中國作家》-

汪曾祺《人家草木》跑警報

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系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裏算哪裏，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裏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話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麽?”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來，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麽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

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報”。“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詞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並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麽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惟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有一個姓馬的同學最善於跑警報。他早起看天，只要是萬裏無雲，不管有無警報，他就背了一壺水，帶點吃的，夾著一卷溫飛卿或李商隱的詩，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陽偏西，估計日本飛機不會來了，才慢慢地回來。這樣的人不多。

警報有三種。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紹警報有幾種，會被認為有“神經病”，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對今天的青年，卻是一項新的課題。一曰“預行警報”。

聯大有一個姓侯的同學，原系航校學生，因為反應遲鈍，被淘汰下來，讀了聯大的哲學心理系。此人對於航空舊情不忘，曾用黃色的“標語紙”貼出巨幅“廣告”，舉行學術報告，題曰《防空常識》。他不知道為什麽對“警報”特別敏感。他正在聽課，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聲喊叫：“現在有預行警報，五華山掛了三個紅球!”可不!擡頭望南一看，五華山果然掛起了三個很大的紅球。五華山是昆明的制高點，紅球掛出，全市皆見。我們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裏，正在聽講，怎麽會“感覺”到五華山掛了紅球呢?——教室的門窗並不都正對五華山。

一有預行警報，市裏的人就開始向郊外移動。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門或大西門，出大西門的似尤多。大西門外，越過聯大新校門前的公路，有一條由南向北的用渾圓的石塊鋪成的寬可五六尺的小路。這條路據說是驛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溝裏。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見的是馱著鹽巴、碗糖或其他貨物的馬幫走過。趕馬的馬鍋頭側身坐在木鞍上，從齒縫裏噝噝地吹出口哨(馬鍋頭吹口哨都是這種吹法，沒有撮唇而吹的)，或低聲唱著呈貢“調子”：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放呀放放牛，

妹那個在至花園那個梳那個梳梳頭。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招呀招招手，

妹那個在至花園點那個點點頭。

這些走長道的馬鍋頭有他們的特殊裝束。他們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腦後掛著漆布的涼帽，腳下是一雙厚牛皮底的草鞋狀的涼鞋，鞋幫上大都繡了花，還釘著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這種鞋似只有馬鍋頭穿，我沒見從事別種行業的人穿過。馬鍋頭押著馬幫，從這條斜陽古道上走過，馬項鈴嘩棱嘩棱地響，很有點浪漫主義的味道，有時會引起遠客的遊子一點淡淡的鄉愁……

有了預行警報，這條古驛道就熱鬧起來了。從不同方向來的人都湧向這裏，形成了一條人河。走出一截，離市較遠了，就分散到古道兩旁的山野，各自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呆下來，心平氣和地等著——等空襲警報。

聯大的學生見到預行警報，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聽到空襲警報：汽笛聲一短一長，才動身。新校舍北邊圍墻上有一個後門，出了門，過鐵道(這條鐵道不知起訖地點，從來也沒見有火車通過)，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來得及。——所以雷先生才會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只有預行警報，聯大師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課的。

跑警報大都沒有準地點，漫山遍野。但人也有習慣性，跑慣了哪裏，願意上哪裏。大多是找一個墳頭，這樣可以靠靠。昆明的墳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墳主的名諱，還刻出“×山×向”，並開出墳塋的“四至”。這風俗我在別處還未見過。這大概也是一種古風。

說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幾個比較集中的“點”。古驛道的一側，靠近語言研究所資料館不遠，有一片馬尾松林，就是一個點。這地方除了離學校近，有一片碧綠的馬尾松，樹下一層厚厚的幹了的松毛，很軟和，空氣好，——馬尾松揮發出很重的松脂氣味，曬著從松枝間漏下的陽光，或仰面看松樹上面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都極舒適外，是因為這裏還可以買到各種零吃。昆明做小買賣的，有了警報，就把擔子挑到郊外來了。五味俱全，什麽都有。最常見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麥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竈用的關東糖，不過做成一個直徑一尺多，厚可一寸許的大糖餅，放在四方的木盤上，有人掏錢要買，糖販即用一個刨刃形的鐵片楔入糖邊，然後用一個小小的鐵錘，一擊鐵片，丁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極多，個大皮薄仁飽，很香，也很便宜。我們有時能在松樹下面撿到一個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開鱗瓣，一顆一顆地吃起來。——那時候，我們的牙都很好，那麽硬的松子殼，一嗑就開了！-

另一集中點比較遠，得沿古驛道走出四五裏，驛道右側較高的土山上有一橫斷的山溝(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溝深約三丈，溝口有二丈多寬，溝底也寬有六七尺。這是一個很好的天然防空溝，日本飛機若是投彈，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溝裏，即便是在溝頂上爆炸，彈片也不易蹦進來。機槍掃射也不要緊，溝的兩壁是死角。這道溝可以容數百人。有人常到這裏，就利用閑空，在溝壁上修了一些私人專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這些防空洞不僅表面光潔，有的還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圖案，綴成對聯。對聯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記得兩副，一副是：

人生幾何

戀愛三角

一副是：

見機而作

入土為安

對聯的嵌綴者的閑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許是有感而發，後一副卻是記實。

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入雲南省境了，但是進雲南省不一定到昆明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空襲警報到緊急警報之間，有時要間隔很長時間，所以到了這裏的人都不忙下溝，——溝裏沒有太陽，而且過早地像雲岡石佛似的坐在洞裏也很無聊，——大都先在溝上看書、閑聊、打橋牌。很多人聽到緊急警報還不動，因為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也不定準來，常常是折飛到別處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見飛機的影子了，這才一骨碌站起來，下溝，進洞。聯大的學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

上舉的前一副對聯或許是一種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現實意義的。跑警報是談戀愛的機會。聯大同學跑警報時，成雙作對的很多。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寶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學來了，“嗨!”於是欣然並肩走出新校舍的後門。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麽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使兩方的關系更加親近了。女同學樂於有人伺候，男同學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一點騎士風度。正如孫悟空在高老莊所說：“一來醫得眼好，二來又照顧了郎中，這是湊四合六的買賣。”從這點來說，跑警報是頗為羅曼蒂克的。有戀愛，就有三角，有失戀。跑警報的“對兒”並非總是固定的，有時一方被另一方“甩”了，兩人“吹”了，“對兒”就要重新組合。寫(姑且叫做“寫”吧)那副對聯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學。不過，也不一定。

警報時間有時很長，長達兩三個小時，也很“膩歪”。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轟炸已畢，人們就輕松下來。不一會，“解除警報”響了：汽笛拉長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塵土，絡繹不絕地返回市裏。也有時不等解除警報，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烏雲，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飛機不會來。在野地裏被雨淋濕，可不是事！一有雨，我們有一個同學一定是一馬當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說那位報告預行警報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個宿舍搜羅了很多雨傘，放在新校舍的後門外，見有女同學來，就遞過一把。他怕這些女同學挨淋。這位侯同學長得五大三粗，卻有一副賈寶玉的心腸。大概是上了吳雨僧先生的《紅樓夢》的課，受了影響。侯兄送傘，已成定例。警報下雨，一次不落。名聞全校，貴在有恒。——這些傘，等雨住後他還會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斂回來，再歸還原主的。

跑警報，大都要把一點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學系的研究生曾經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因此，跑警報時，特別是解除警報以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嶽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聯大師生跑警報時沒有什麽可帶，因為身無長物，一般大都是帶兩本書或一冊論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裏不是什麽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麽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抗戰期間，昆明有過多少次警報，日本飛機來過多少次，無法統計。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毀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記憶，大東門外，有一次日本飛機機槍掃射，田地裏死的人較多。大西門外小樹林裏曾炸死了好幾匹馱木柴的馬。此外似無較大傷亡。警報、轟炸，並沒有使人產生血肉橫飛，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其實沒有什麽實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是嚇唬嚇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產生恐懼。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麽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於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於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載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滇池》-

汪曾祺《人家草木》西南聯大中文系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麽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

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中文系的學風和別的系也差不多：*、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制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系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系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麽“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誌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只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系。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並沒有人老掛在嘴上。聯大教授的“派性”不強。唐蘭先生講甲骨文，講王觀堂(國維)、董彥堂(董作賓)，也講郭鼎堂(沫若)，——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沫(讀如妹)若”。聞一多先生講(寫)過“擂鼓的詩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幹涉，想講什麽就講什麽，想怎麽講就怎麽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幹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只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作什麽?”罵有些註解家，只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麽說?”他還批評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個有註解的本子，發給學生的是白文，“你把註解發給學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這些意見，我以為是對的。他講了一學期《文選》，只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好幾堂課大講“擬聲法”。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挺長的法國字，舉了好些外國例子。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回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

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裏裏外外都是人。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註都背出來。

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艷)。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只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了。沈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沈先生怎樣教課，我已寫了一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茲不贅。他講創作的精義，只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雲”。

聯大教授之間，一般是不互論長短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有時放言月旦，也無所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辦公室當著一些講師助教，就評論過兩位教授，說一個“集穿鑿附會之大成”、一個“集羅唆之大成”。他不考慮有人會去“傳小話”，也沒有考慮這兩位教授會因此而發脾氣。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對學生的要求是不嚴格的。除了一些基礎課，如文字學(陳夢家先生授)、聲韻學(羅常培先生授)要按時聽課，其余的，都較隨便。比較嚴一點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詩”。他一首一首地講，要求學生記筆記，背，還要定期考試，小考，大考。有些課，也有考試，考試也就是那麽回事。一般都只是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聯大中文系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同學交了一篇關於李賀的報告給聞先生，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先生激賞。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輪》。就憑這份報告，在期終考試時，楊先生宣布該生可以免考。

聯大教授大都很愛才。羅常培先生說過，他喜歡兩種學生：一種，刻苦治學；一種，有才。他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去教書，叫學生拿了他的親筆介紹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繼侗先生。介紹信上寫的是“……該生素具創作夙慧。……”一個同學根據另一個同學的一句新詩(題一張抽象派的畫的)“願殿堂毀塌於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練習交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評語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具有“夙慧”，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出之於今天的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我在西南聯大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是亂七八糟看了不少書。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去看書。有時只我一個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墻外是墳地，非常安靜。在系裏看書不用經過什麽借書手續，架上的書可以隨便抽下一本來看。而且可抽煙。有一天，我聽到墻外有一派細樂的聲音。半夜裏怎麽會有樂聲，在墳地裏?我確實是聽見的，不是錯覺。

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我也許會成為一個畫家。如果考不取聯大，我準備考當時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

一九八八年-

汪曾祺《人家草木》新校舍(1)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會館、祠堂、學校，只有新校舍是聯大自建的，也是聯大的主體。這裏原來是一片墳地，墳主的後代大都已經式微或他徙了，聯大征用了這片地並未引起麻煩。有一座校門，極簡陋，兩扇大門是用木板釘成的，不施油漆，露著白茬。門楣橫書大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門是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連下雨，泥濘沒足，極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為東西兩區。

路以西，是學生宿舍。土墻，草頂。兩頭各有門。窗戶是在墻上留出方洞，直插著幾根帶皮的樹棍。空氣是很流通的，因為沒有人愛在窗洞上糊紙，當然更沒有玻璃。昆明氣候溫和，冬天從窗洞吹進一點風，也不要緊。宿舍是大統間，兩邊靠墻，和墻垂直，各排了十張雙層木床。一張床睡兩個人，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沒有留心過這樣的宿舍共有多少間。我曾在二十五號宿舍住過兩年。二十五號不是最後一號。如果以三十間計，則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聯大學生三千人，工學院住在拓東路迤西會館；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計起來，可以住得下。

學生並不老老實實地讓雙層床靠墻直放，向右看齊，不少人給它重新組合，把三張床拼成一個U字，外面掛上舊床單或釘上紙板，就成了一個獨立天地，屋中之屋。結鄰而居的，多是談得來的同學。也有的不是自己選擇的，是學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號宿舍住的時候，睡靠門的上鋪，和下鋪的一位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他是歷史系的，姓劉，河南人。他是個農家子弟，到昆明來考大學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擔行李走來的。——到昆明來考聯大的，多數是坐公共汽車來的，乘滇越鐵路火車來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來的。物理系有個姓應的學生，是自己買了一頭毛驢，從西康騎到昆明來的。

我和歷史系同學怎麽會沒有見過面呢？他是個很用功的老實學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樹林裏去讀書。我是個夜貓子，天亮才回床睡覺。一般說，學生搬床位，調換宿舍，學校是不管的，從來也沒有辦事職員來查看過。有人占了一個床位，卻終年不來住。也有根本不是聯大的，卻在宿舍裏住了幾年。有一個青年小說家曹卣，——他很年輕時就在《文學》這樣的大雜誌上發表過小說，他是同濟大學的，卻住在二十五號宿舍。也不到同濟上課，整天在二十五號寫小說。

桌椅是沒有的。很多人去買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個肥皂箱就夠用了。上面一個，面上糊一層報紙，是書桌。下面兩層放書，放衣物，這就書櫥、衣櫃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來學士在這樣的肥皂箱桌面上寫出了洋洋灑灑的論文。

宿舍區南邊，校門圍墻西側以裏，是一個小操場。操場上有一副單杠和一副雙杠。體育主任馬約翰帶著大一學生在操場上上體育課。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襯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條獵褲，從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紅潤，連光禿禿的頭頂也紅潤，腦後一圈雪白的鬈發。他上體育課不說中文，他的英語帶北歐口音。學生列隊，他要求學生必須站直：“Boys!Youmustkeepyourbodystraight!”我年輕時就有點駝背，始終沒有straight起來。

操場上有一個籃球場，很簡陋。遇有比賽，都要臨時畫線，現結籃網，但是很多當時的籃球名將如唐寶華、牟作雲……都在這裏展過身手。

大路以東，有一條較小的路。這條路經過一個池塘，池塘中間有一座大墳，成為一個島。島上開了很多野薔薇，花盛時，香撲鼻。這個小島是當初規劃新校舍時特意留下的。於是成了一個景點。

往北，是大圖書館。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頂建築。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學生在外面等著。一開門，就爭先進去，搶座位(座位不很多)，搶指定參考書(參考書不夠用)。晚上十點半鐘。圖書館的電燈還亮著，還有很多學生在裏面看書。這都是很用功的學生。大圖書館我只進去過幾次。這樣正襟危坐，集體苦讀，我實在受不了。

圖書館門前有一片空地。聯大沒有大會堂，有什麽全校性的*便在這裏舉行。在圖書館關著的大門上用摁釘摁兩面*旗，也算是會場。我入學不久，張清常先生在這裏教唱過聯大校歌(校歌是張先生譜的曲)，學唱校歌的同學都很激動。每月一號，舉行一次“國民月會”，全稱應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可是從來沒有人用全稱，實在太麻煩了。國民月會有時請名人來演講，一般都是梅貽琦校長講講話。梅先生很嚴肅，面無笑容，但說話很幽默。有一陣昆明鬧霍亂，梅先生勸大家不要在外面亂吃東西，說：“有一位同學說，‘我吃了那麽多次，也沒有得過一次霍亂。’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開國民月會時，沒有人老實站著，都是東張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發現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太陽竟是十三只角(按規定應是十二只)！

“一二·一慘案”(國民黨軍隊槍殺三位同學、一位老師)發生後，大圖書館曾布置成死難烈士的靈堂，四壁都是挽聯，靈前擺滿了花圈，大香大燭，氣氛十分肅穆悲壯。那兩天昆明各界前來吊唁的人絡繹於途。

大圖書館後面是大食堂。學生吃的飯是通紅的糙米，裝在幾個大木桶裏，盛飯的瓢也是木頭的，因此飯有木頭的氣味。飯裏什麽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稱為“八寶飯”。八個人一桌，四個菜，裝在醬色的粗陶碗裏。菜多鹽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蕓豆，還有一種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涼粉似的東西。

大圖書館的東面，是教室。土墻，鐵皮頂。鐵皮上塗了一層綠漆。有時下大雨，雨點敲得鐵皮丁丁當當地響。教室裏放著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塊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隨便搬動，從這間教室搬到那間。吳宓先生上“紅樓夢研究”課，見下面有女生沒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頗有騎士風度的男同學於是追隨吳先生之後，也去搬。到女同學都落座，吳先生才開始上課。

我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不愛上課。有的教授授課是很嚴格的。教西洋通史(這是文學院必修課)的是皮名舉。他要求學生記筆記，還要交歷史地圖。我有一次畫了一張馬其頓王國的地圖，皮先生在我的地圖上批了兩行字：“閣下所繪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第一學期期終考試，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學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這樣兩學期平均，才能及格，這怎麽辦?到考試時我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一個坐在我的左邊，一個坐在我的右邊。坐在右邊的同學姓鈕，左邊的那個忘了。我就抄左邊的同學一道答題，又抄右邊的同學一道。公布分數時，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還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課也很認真。他教我們宋詩。他上課時帶一沓卡片，一張一張地講。要交讀書筆記，還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課，因此朱先生對我印象不佳。

多數教授講課很隨便。劉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選》，一個學期才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

聞一多先生上課時，學生是可以抽煙的。我上過他的“楚辭”。上第一課時，他打開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邊紙筆記本，抽上一口煙，用頓挫鮮明的語調說：“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他講唐詩，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這樣講唐詩，別的大學裏大概沒有。聞先生的課都不考試，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

唐蘭先生教詞選，基本上不講。打起無錫腔調，把詞“吟”一遍：“‘雙鬢隔香紅啊——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算講過了。

西南聯大的課程可以隨意旁聽。我聽過馮文潛先生的美學。他有一次講一首詞：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頭，

吳山點點愁。

馮先生說他教他的孫女念這首詞，他的孫女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點頭”，他舉的這個例子我一直記得。

吳宓先生講“中西詩之比較”，我很有興趣地去聽。不料他講的第一首詩卻是：

一去二三裏，

煙村四五家，

樓臺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課，書倒真也讀了一些。中文系辦公室有一個小圖書館，通稱系圖書館。我和另外一兩個同學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看書。系辦公室的鑰匙就由我們拿著，隨時可以進去。系圖書館是開架的，要看什麽書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這些麻煩手續。有的同學看書是有目的有系統的。一個姓範的同學每天摘抄《太平禦覽》。我則是從心所欲，隨便瞎看。我這種亂七八糟看書的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我覺得這個習慣挺好。夜裏，系圖書館很安靜，只有哲學心理系有幾只狗怪聲嗥叫——一個教生理學的教授做實驗，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經結紮起來，狗於是怪叫。有一天夜裏我聽到墻外一派鼓樂聲，雖然悠遠，但很清晰。半夜裏怎麽會有鼓樂聲?只能這樣解釋：這是鬼奏樂。我確實聽到的，不是錯覺。我差不多每夜看書，到雞叫才回宿舍睡覺。——因此我和歷史系那位姓劉的河南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

新校舍大門東邊的圍墻是“*墻”。墻上貼滿了各色各樣的壁報，左、中、右都有。有時也有激烈的論戰。有一次三青團辦的壁報有一篇宣傳國民黨觀點的文章，另一張“群社”編的壁報上很快就貼出一篇反駁的文章，批評三青團壁報上的文章是“咬著尾巴兜圈子”。這批評很尖刻，也很形象。“咬著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對這一警句還記得十分清楚。當時有一個“冬青社”(聯大學生社團甚多)，頗有影響。冬青社辦了兩塊壁報，一塊是《冬青詩刊》，一塊就叫《冬青》，是刊載雜文和漫畫的。馮友蘭先生、查良釗先生、馬約翰先生，都曾經被畫進漫畫。馮先生、查先生、馬先生看了，也並不生氣。

除了壁報，還有各色各樣的啟事。有的是出讓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讓的衣物就放在大門旁邊的校警室裏，可以看貨付錢。也有尋找失物的啟事，大都寫著：“鄙人不慎，遺失了什麽東西，如有撿到者，請開示姓名住處，失主即當往取，並備薄酬。”所謂“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學貼出啟事：“尋找眼睛。”另一位同學在他的啟事標題下用紅筆畫了一個大問號。他尋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鏡”。

新校舍大門外是一條碎石塊鋪的馬路。馬路兩邊種著高高的柚加利樹(即案樹，雲南到處皆有)。

馬路北側，挨新校的圍墻，每天早晨有一溜賣早點的攤子。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煎雞蛋餅。一個瓷盆裏放著雞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攤在平鐺上，煎熟，加一把蔥花。廣東老太太很舍得放豬油。雞蛋餅煎得兩面焦黃，豬油吱吱作響，噴香。一個雞蛋餅直徑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饞。

晚上，常有一個貴州人來賣餛飩面。有時餛飩皮包完了，他就把餛飩餡撥在湯裏下面。問他：“你這叫什麽面?”貴州老鄉毫不遲疑地說：“桃花面!”

馬路對面常有一個賣水果的。賣桃子，“面核桃”和“離核桃”，賣泡梨——棠梨泡在鹽水裏，梨肉轉為極嫩、極脆。

晚上有時有雲南兵騎馬由東面馳向西面，馬蹄鐵敲在碎石塊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麽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麽?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一九九二年七月五日

載一九九二年第十期《芒種》-

汪曾祺《人家草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1)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余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麽，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麽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麽幾個。問題是由什麽樣的人來教，用什麽方法教。現在的大學裏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讓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麽”，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裏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麽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麽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裏斯多德怎麽說、福樓拜怎麽說、托爾斯泰怎麽說、高爾基怎麽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麽。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裏並未發揮罄盡的余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於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於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幹凈)，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麽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裏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麽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裏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裏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裏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麽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於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新村，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裏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裏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上“上官碧”的名字。誰借的什麽書，什麽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復員”，有些同學的行裝裏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並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後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大胖女人為什麽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裏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後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後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歷史的人，覺得並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後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制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嘆，是對人的驚嘆。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誌，著書老去為抒情”，是記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裏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誌的封面!”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裏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於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只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只小皮箱，皮箱裏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誌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裏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只大鬥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外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麽環境下永遠不消沈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裏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嶽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他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後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為得意。有人問金先生為什麽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裏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余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載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人民文學》-

汪曾祺《人家草木》星鬥其文，赤子其人(1)

沈先生逝世後，傅漢斯、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一幅挽辭。字是晉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張充和寫的。詞想必也是她擬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鬥其文赤子其人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誌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裏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歷表時，“民族”一欄裏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麽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遊泳(他叫“遊水”)。進城後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遊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裏)。行軍、拉船，鍛煉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裏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

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麽!”他在信裏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麽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跡。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贊，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舍，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是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裏，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跡的手稿。

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麽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松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裏。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裏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裏樹陰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

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

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裏牽出一條，那裏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至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只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呵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面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面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作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墻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面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著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只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只錦雞，還抱著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作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麽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範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面。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

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只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誌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後，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嶽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

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麽事。去了，只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裏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余時間各自在屋裏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余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

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

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後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借書的癡子不少，還書的癡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

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瞇瞇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凈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鉆研文物，而且鉆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對歷史文物有很大興趣。他寫的關於展子虔遊春圖的文章，我以為是一篇重要文章，從人物服裝顏色式樣考訂圖畫的年代的真偽，是別的鑒賞家所未註意的方法。他關於書法的文章，特別是對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見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總要看看市招，到裱畫店看看字畫。昆明市政府對面有一堵大照壁，寫滿了一壁字(內容已不記得，大概不外是總理遺訓)，字有七八寸見方大，用二爨摻一點北魏造像題記筆意，白墻藍字，是一位無名書家寫的，寫得實在好。我們每次經過，都要去看看。

昆明有一位書法家叫吳忠藎，字寫得極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畫店都有他的剛剛裱好的字。字寫得很熟練，行書，只是用筆枯扁，結體少變化。沈先生還去看過他，說“這位老先生寫了一輩子字”!意思頗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見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聯上錢南園的四方大顏字，也還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後即喜歡搜集瓷器。有一個時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貴的舊瓷器，只是不配套，因為是一件一件買回來的。他一度專門搜集青花瓷。買到手，過一陣就送人。西南聯大好幾位助教、研究生結婚時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

沈先生對陶瓷賞鑒極精，一眼就知是什麽朝代的。一個朋友送我一個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給他看，他說：“元朝東西，民間窯!”有一陣搜集舊紙，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過色的，瓷青的、豆綠的、水紅的，觸手細膩到像煮熟的雞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極了。至於繭紙、高麗發箋，那是凡品了(他搜集舊紙，但自己舍不得用來寫字。晚年寫字用糊窗戶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

在昆明，搜集了一陣耿馬漆盒。這種漆盒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復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都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有一陣研究中國絲綢，弄到許多大藏經的封面，各種顏色都有：寶藍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紋也是各式各樣。

沈先生後來寫了一本《中國絲綢圖案》。有一陣研究刺繡。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鏡盒、香袋。不知他是從哪裏“尋摸”來的。這些繡品的針法真是多種多樣。我只記得有一種繡法叫“打子”，是用一個一個絲線疙瘩綴出來的。他給我看一種繡品，叫“七色暈”，用七種顏色的絨繡成一個團花，看了真叫人發暈。他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我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裏有一聯：

玩物從來非喪誌，

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全是記實。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贊嘆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臺上轉那麽一轉，準能把全巴黎都“鎮”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別捐給了幾個博物館、工藝美術院校和工藝美術工廠，連收條都不要一個。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從不講究。他在《湘行散記》裏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後是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記得是從房東手裏買的一件舊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線呢面)，他穿在身上，說是很暖和，高興得像一個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沒見他下過一次館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號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飯時總是到對面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超不過兩角五分。三姐是會做菜的，會做八寶糯米鴨，燉在一個大砂鍋裏，但不常做。

他們住在中老胡同時，有時張充和騎自行車到前門月盛齋買一包燒羊肉回來，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賓胡同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茨菇。沈先生愛吃茨菇，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王亞蓉住在我們家馬路對面，——他七十多了，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常為了一點研究資料上的小事到處跑)，我讓他過一會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只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他的喪事十分簡單。他凡事不喜張揚，最反對搞個人的紀念活動。反對“辦生做壽”。他生前累次囑咐家人，他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但火化之前，總要有一點儀式。新華社消息的標題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是合適的。只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約二十多個布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制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裏。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裏翠翠在夢裏采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載一九八八年第七期《人民文學》-

汪曾祺《人家草木》金嶽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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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嶽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裏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只的鏡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

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幹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麽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註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perpent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什麽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遊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麽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麽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裏只有幾個人。學生裏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麽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麽。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麽《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裏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裏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只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只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麽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麽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裏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余還有什麽，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載一九八七年第五期《讀書》-

汪曾祺《人家草木》趙樹理同誌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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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同誌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眉細而微彎，眼狹長，與人相對，特別是傾聽別人說話時，眼角常若含笑。聽到什麽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出聲來。有時他自己想到什麽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起來。趙樹理是個非常富於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聰明，精細而含蓄，不是存心逗樂，也不帶尖刻傷人的芒刺，溫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隨時覺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發一笑，不禁莞爾。

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裏和他的臉上隨時可見（我很希望有人寫一篇文章，專談趙樹理小說中的幽默感，我以為這是他的小說的一個很大的特點）。趙樹理走路比較快（他的腿長；他的身體各部分都偏長，手指也長），總好像在側著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熱鬧的集市的人叢中，怕碰著別人，給別人讓路。趙樹理同誌是我見到過的最沒有架子的作家，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嫵媚的作家。~米~花~在~線~書~庫~ book.mihua.net

樹理同誌衣著樸素，一年四季，總是一身藍卡嘰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華的“行頭”，一件水獺皮領子、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體不好，怕冷，冬天出門就穿起這件大衣來。那是剛“進城”的時候買的。那時這樣的大衣很便宜，拍賣行裏總掛著幾件。奇怪的是他下鄉體驗生活，回到上黨農村，也是穿了這件大衣去。那時作家下鄉，總得穿得像個農民，至少像個村幹部，哪有穿了水獺領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鄉的農民並不因為這件大衣就和他疏遠隔閡起來，趙樹理還是他們的“老趙”，老老少少，還是跟他無話不談。看來，能否接近農民，不在衣裳。但是敢於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農民見外的，恐怕也只有趙樹理同誌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沒有考慮穿什麽衣服“下去”的問題。

他吃得很隨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遊擊”。他總是吃最小的飯館。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聯宿舍住了幾年）附近有幾家小飯館，樹理同誌是常客。這種小飯館只有幾個菜。最貴的菜是小碗壇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蓋被窩”——菠菜炒粉條，上面蓋一層薄薄的攤雞蛋。樹理同誌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蓋被窩。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點多鐘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個胡同裏有一溜賣夜宵的攤子。樹理同誌往長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餛飩，兩個燒餅夾豬頭肉，喝二兩酒，自得其樂。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傳達室，用兩個指頭當鼓箭，在一張三屜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黨梆子的鼓。上黨梆子的鑼經和京劇不一樣，很特別。如果有外人來，看到一個長長臉的中年人，在那裏如醉如癡地打鼓，絕不會想到這就是作家趙樹理。

趙樹理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農村才子。王春同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樹理同誌曾在一個集上一個人唱了一臺戲：口念鑼經過門，手腳並用作身段，還誤不了唱。這是可信的。我就親眼見過樹理同誌在市文聯內部晚會上表演過起霸。見過高盛麟、孫毓起霸的同誌，對他的上黨起霸不是那麽欣賞，他還是口念鑼經，一絲不茍地起了一趟“全霸”，並不是比劃兩下就算完事。雖是逢場作戲，但是也像他寫小說、編刊物一樣地認真。

趙樹理同誌很能喝酒，而且善於劃拳。他的劃拳是一絕：兩只手同時用，一會兒出右手，一會兒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幾年每年要請兩次客，把市文聯的同誌約去喝酒。一次是秋天，*盛開的時候，賞菊（老舍先生家的*養得很好，他有個哥哥，精於藝菊，稱得起是個“花把式”）；一次是臘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豐盛而有北京特點。老舍先生豪飲（後來因血壓高戒了酒），而且劃拳極精。老舍先生劃拳打通關，很少輸的時候。劃拳是個鬥心眼的事，要捉摸對方的拳路，判定他會出什麽拳。年輕人鬥不過他，常常是第一個“倆好”就把小夥子“一板打死”。對趙樹理，他可沒有辦法，樹理同誌這種左右開弓的拳法，他大概還沒有見過，很不適應，結果往往敗北。

趙樹理同誌講話很“隨便”。那一陣很多人把中國農村說得過於美好，文藝作品尤多粉飾，他很有意見。他經常回家鄉，回來總要做一次報告，說說農村見聞。他認為農村還是很窮，日子過得很艱難。他戲稱他戴的一塊表為“五驢表”，說這塊表的錢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那時候誰家能買五頭毛驢，算是了不起的富戶了。他的這些話是不合時宜的，後來挨了批評，以後說話就謹慎一點了。

趙樹理同誌抽煙抽得很兇。據王春同誌的文章說，在農村的時候，嫌煙袋鍋子抽了不過癮，用一個山藥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裝了一“蛋”煙，狂抽幾口，才算解氣。進城後，他抽煙卷，但總是抽最次的煙。他抽的是什麽牌子的煙，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棕黃的皮兒，煙味極辛辣。他逢人介紹這種牌子的煙，說是價廉物美。

趙樹理同誌擔任《說說唱唱》的副主編，不是掛一個名，他每期都親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該發稿的日期，還沒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經過初、二審的稿子抱到屋裏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點的，就丟在一邊，弄得滿室狼藉。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編輯部發出。他把這種編輯方法叫做“絕處逢生法”。有時實在沒有較好的稿子，就由編委之一自己動手寫一篇。有一次沒有像樣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誌說：“老趙，你自己搞一篇！”老趙於是關起門來炮制。《登記》（即《羅漢錢》）就是在這種等米下鍋的情況下急就出來的。

趙樹理同誌的稿子寫得很幹凈清楚，幾乎不改一個字。他對文字有“潔癖”，容不得一個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個時候，有人愛用“”字。有的編輯也喜歡把作者原來用的“你”改“”。樹理同誌為此極為生氣。兩個人對面說話，本無需標明對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語言中第二人稱代名詞也極少分性別的。“”字讀“奶”，不讀“你”。有一次樹理同誌在他的原稿第一頁頁邊寫了幾句話：“編輯、排版、校對同誌註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為‘’字，否則要負法律責任。”

樹理同誌的字寫得很好。他寫稿一般都用紅格直行的稿紙，鋼筆。字體略長，如其人，看得出是歐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筆。他的毛筆字我只見過一幅，字極瀟灑，而有功力。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見到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剛成立，負責“宮務”的同誌請十幾位作家用宣紙毛筆題詞，嵌以鏡框，掛在會議室裏。也請樹理同誌寫了一幅。樹理同誌寫了六句李有才體的通俗詩：

古來數誰大，皇帝老祖宗。

今天數誰大，勞動眾弟兄。

還是這座廟（勞動人民文化宮原是太廟）。

換了主人翁！

一九九○年六月八日

載一九九○年第五期《今古傳奇》-

汪曾祺《人家草木》聞一多先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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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裏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鬥，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雲南後，先在蒙自呆了一年。聞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裏。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於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先生總不下樓。www.kungua.com

西南聯大校舍安排停當，學校即遷至昆明。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鬥，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制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茍。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只有兩句“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傑、大歷十才子、《河嶽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裏的pointli*（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先生講唐詩的妙悟，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於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只於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後，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只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鑒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雲亦雲，只抄書，無創見。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載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南方周末》-

汪曾祺《人家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