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常常想一個問題:絢麗的楚文化到哪裏去了?我曾經在汨羅江邊插隊落戶,住地離屈子祠僅二十來公裏。細察當地風俗,當然還有些方言詞能與楚辭掛上鉤。如當地人把“站立”或“棲立”說為“集”,這與《離騷》中的“欲遠集而無所止”吻合,等等。除此之外,楚文化留下的痕跡就似乎不多見。如果我們從洞庭湖沿湘江而上,可以發現很多與楚辭相關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眾多寺廟樓閣卻不是由“楚人”占據的:孔子與關公均來自北方,而釋迦牟尼則來自印度。至於歷史悠久的長沙,現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遺址之外,很難見到其他古跡。那麼浩蕩深廣的楚文化源流,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中斷幹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麼?

兩年多以前,一位詩人朋友去湘西通道縣侗族地區參加了一次歌會,回來興奮地告訴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瑤、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嶺裏找到了還活著的楚文化。那裏的人慣於“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縈茅以占,結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裏,你才能更好地體會到楚辭中那種神秘、奇麗、狂放、孤憤的境界。他們崇拜鳥,歌頌鳥,模仿鳥,作為“鳥的傳人”,其文化與黃河流域“龍的傳人”有明顯的差別。後來,我對湘西多加註意,果然有更多發現。史料記載:在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勞動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為古之楚地),後來,由於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苗族傳說中是蚩尤為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到山中)。苗族遷徙史歌《爬山涉水》,就隱約反映了這段西遷的悲壯歷史。看來,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說,是不無根據的。

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說文化的土壤裏,根不深,則葉難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個“尋根”的問題。這裏還可說一南一北兩個例子。

南是廣東。人們常說不久前的香港是“文化沙漠”,這恐怕與現代商品經濟瓦解了民族文化主體有關。你到臨近香港的深圳,可以看到蓬勃興旺的經濟,有輝煌的賓館,舒適的遊樂場,雄偉的商貿大廈,但較難看到傳統文化遺跡。倒常能聽到一些舶來詞:的士、巴士、緊士(工裝褲),波士(老板)以及OK。嶺南民間多天主教,且重商甚於重文。對西洋文化的簡單復制,只能帶來文化的失血癥。明人王士性《廣誌繹》中說:粵人分四,“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音,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三曰俚人,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惟耕墾為活:四曰(疋旦)戶,舟居穴行,僅同水族,亦解漢音,以探海為生。”這介紹了分析廣東傳統文化的一個線索。將來嶺南的文化在商品經濟的熔爐中再生,也許能在“俚人”、“東人”和“(疋旦)戶”之中獲取不少特異的潛能吧。

北是新疆。近年來新疆出了不少詩人,小說家卻不多,當然可能是暫時現象。我到新疆時,遇到一些青年作家,他們說要出現真正的西部文學,就不能沒有傳統文化的骨血。我對此深以為然。新疆文化的色彩豐富。白俄羅斯族中相當一部分源於戰敗東遷的白俄“歸化軍”及其家屬,帶來了歐洲的東正教文化;維、回等族的伊斯蘭文化,則是沿絲綢之路來自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域;漢文化及其儒教在這裏也深有影響。各種文化的交匯,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歷史,是應該催育出一大批奇花異果的。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以及本世紀的日本文學,不就是得天獨厚地得益於東、西方文化的雙重雙面影響嗎?如果割斷傳統,失落氣脈,只是從內地文學中“橫移”一些主題和手法,勢必是無源之水,很難有新的生機和生氣。

幾年前,不少作者眼盯著海外,如饑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介紹一個薩特,介紹一個海明威,介紹一個艾特瑪托夫,都引起轟動。連品位不怎麼高的《教父》我《克萊默夫婦》,都會成為熱烈的話題。作為一個過程,是正常而重要的。近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是: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帶上了濃郁的秦漢文化色彩,體現了他對商州細心的地理、歷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說,則頗得吳越文化的氣韻。杭育曾對我說,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與南方的孤獨。這都是極有興趣的新題目。與此同時,遠居大草原的烏熱爾圖,也用他的作品連接了鄂溫克族文化源流的過去和未來,以不同凡響的篝火、馬嘶與暴風雪,與關內的文學探索遙相呼應。

他們都在尋“根”,都開始找到了“根”。這大概不是出於一種謙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對方言歇後語之類淺薄地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歷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表現。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層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時行的名稱和時行的領帶,不消幾年就全部換新。下面一層略為堅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馬《安東尼》等作品中的當令人物,郁悶而多幻想,熱情洶湧,喜歡參加政治,喜歡反抗,又是人道主義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氣老是痛苦不堪,穿著顏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這些思想感情才會消失。往下第三層的特征,可以存在於一個完全的歷史時期,雖經劇烈的摩擦與破壞還是巍然不動,比如說古典時代的法國人的習俗:禮貌周到,殷勤體貼,應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說話很漂亮,多少以凡爾賽的侍臣為榜樣,談吐和舉動都守著君主時代的規矩。這個特征附帶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學、愛情、家庭,都留著主要特征的痕跡。但這無論如何頑固,也仍然是要消滅的。比這些觀念和習俗更難被時間鏟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們身上的某些哲學與社會傾向,某些對道德的看法,對自然的了解,表達思想的某種方式。要改變這個層次的特征,有時得靠異族的侵入,徹底的征服,種族的雜交,至少也得改變地理環境,遷移他鄉,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總之要使精神氣質與肉體結構一齊改變才行。丹納幾乎是個“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其見解不需要被我們完全贊成,但他至少從某一側面幫助我們領悟到了所謂文化的層次。

作家們寫住房問題,寫過很多牢騷和激動,目光開始投向更深的層次,希望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他們很容易首先註意到鄉土。鄉土是城市的過去,是民族歷史的博物館。哪怕是農舍的一梁一棟,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漢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廟,北京除了一片宮墻,那些林立的高樓,寬闊的瀝青路,五彩的霓虹燈,南北一樣,多少有點缺乏個性;而且歷史短暫,太容易變換。於是,一些表現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憶、陳建功等等,想寫出更多的中國“味”,便常常讓筆觸越過這表層文化,深入到胡同、裏弄、四合院或小閣樓裏。有人說這是“寫城市裏的鄉村”。我們不必說這是最好的辦法,但我們至少可以指出這是凝集歷史和現實、是擴展文化縱深感的手段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更多地屬於不規範之列。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於經典,不入正宗,更多地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們有時可以被納入規範,被經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戲所經歷的過程一樣。反過來,有些規範的文化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從經典上消逝而流入鄉野,默默潛藏,默默演化。像楚辭中有的風采,現在還閃爍於湘西的窮鄉僻壤。這一切,像巨大無比、暖昧不明、熾熱翻騰的大地深層,潛伏在地殼之下,承托著地殼——我們的規範文化。在一定的時候,規範的東西總是絕處逢生,依靠對不規範的東西進行批判地吸收,來獲得營養,獲得更新再生的契機。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前鑒。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地殼而是地下的巖漿,更值得作家們註意。

這絲毫不意味著閉關自守,不是反對文化的對外開放,相反,只有找到異己的參照系,吸收和消化異己的因素,才能認清和充實自己。但有一點似應指出,我們讀外國文學,多是讀翻譯作品,而被譯的多是外國的經典作品、流行作品或獲獎作品,即已入規範的東西。從人家的規範中來尋找自己的規範,模仿翻譯作品來建立一個中國的“外國文學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國優秀作家與某民族傳統文化的復雜聯系,我們對此缺乏材料以作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出,他們是有脈可承的。比方說,美國的“黑色幽默”與美國人的幽默傳統和“牛仔”趣味、與卓別林、馬克·吐溫、歐·亨利等是否有關呢?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與拉美光怪陸離的神話、寓言、傳說、占蔔迷信等文化現象是否有關呢?薩特、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小說和哲理戲劇,與歐洲大陸的思辨傳統,甚至與舊時的經院哲學是否有關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覺派”,與佛教禪宗文化,與東方士大夫的閑適虛凈傳統是否有關呢?希臘詩人埃利蒂斯與希臘神話傳說遺產的聯系就更明顯了。他的《俊傑》組詩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舉行聖餐的形式,散文與韻文交替使用,參與了從荷馬到當代整個希臘詩歌傳統的創造。

另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來自藝術界。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寫了一個畫家,屬現代派,但他真誠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畫家,很少提及現代派的同誌。他後來逃離了繁華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叢林裏,長年隱沒,含辛茹苦,最終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現代藝術的支點,創造了傑作。這就是後來橫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後,中國文學向外國學習,學西洋的,東洋的,俄國和蘇聯的;也曾向外國關門,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貨都封禁焚燒。結果帶來民族文化的毀滅,還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現在從外匯券到外國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裏成了時髦。但在這種徹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縮和毀滅之中,中國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對東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認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經衰落,而古老沈睡著的東方文明,可能在外來文明的“挑戰”之下,隱退後而得“復出”,光照整個地球。我們暫時不必追究湯氏的話是真知還是臆測,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學者都抱有類似的觀念。科學界的笛卡爾、萊布尼茲、愛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學界的托爾斯泰、薩特、博爾赫斯等,都極有興趣於東方文化。傳說張大千去找畢加索學畫,畢加索也說:你到巴黎來做什麼?巴黎有什麼藝術?在你們東方,在非洲,才會有藝術。……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嗎?在這些人註視著的長江、黃河兩岸,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裏正在出現轟轟烈烈的改革和建設,在向西方“拿來”一切我們可用的科學和技術等等,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陰陽相生,得失相成,新舊相因。萬端變化中,中國還是中國,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在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物質方面,我們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

這是我們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談會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發現他對中國的民俗、字畫、醫道諸方面都頗有知識。他在會上談了對苗族服裝的精辟見解,最後說:“一個民族自己的過去,是很容易被忘記的,也是不那麼容易被忘記的。”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大家都沈默了,我也沈默了。

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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