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尋根”的意向，但不好說什麼“派”。一談派就有點陣營感、運動感，而真正的文學有點像自言自語，與熱熱鬧鬧的事沒有多大關系。

贊成“尋根”的作家也是千差萬別的，合戴一頂帽子有點別扭。“尋根”也只是很多問題中的一個，我們談了根，也談了葉子，談了枝幹。是不是要有“葉子派”？“枝幹派”？

劉曉波批判中國封建傳統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見，可以贊同。問題在於，批判東方封建就否定東方文化，那麼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批判宗教對人性的壓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藝術一筆勾銷？這樣就太簡單了。題材後瞻和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多是取材於希臘、羅馬神話，但很難說那是一場倒退的運動。而且談文學也不宜用“進步”和“倒退”這樣一些詞。不懂得功利觀和審美觀是兩種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學附庸於功利，用一種即便是十分現代的功利觀，來統一所有的文學，這本身就不“現代”，與現代多元思維方式相去甚遠了。

劉說中國傳統文化是“理性本位”，因此必須徹底拋棄。但我看不出，西方傳統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而且中國的莊禪哲學，從來就涉嫌非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以孔孟為表，以莊禪為裏；以孔孟治世，以莊禪修身。莊禪哲學中所包含的相對觀念、直覺觀念、整體觀念，至今是人類思想的一大筆財富。中國人對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僅有愛因斯坦、萊布尼茲、玻爾、普理高津、海德格爾等學界大智者，才驚嘆東方文化的智慧。我們要做的事，是要研究這種智慧在中國近代以來怎樣變成了一樣空洞無用的精神鴉片，研究莊子怎樣變成了魯迅筆下的阿Q，進而解決這個問題，使它的負面效應轉化為正面效應。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中國出了阿Q，就連坐莊子，對什麼都覺得自慚形穢。

把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情緒，擴展為文化上全盤西化的主張，這是一種思維越位，一種走火入魔。說“中國傳統文化全是糟粕”這個命題的範圍界限在哪裏？讓十億中國人都戒中文用西語、禁絕中醫獨尊西藥？我懷疑這不是立論者的本意，他們只是借助偏激來增強自己聲音的響亮度而已。我們不必過分認真。

主題可以是思想，是線條的；也可以是情緒，是塊面的。當然也可以線面結合，又清晰又朦朧。《爸爸爸》的著眼點是社會歷史，是透視巫楚文化背景下一個種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誕，新黨和舊黨都無力救世。《女女女》的著眼點則是個人行為，是善與惡互為表裏，是禁錮與自由的雙雙變質，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我希望讀者和我一起來自省和自新，建立審美化的人生信仰。但這些主題不是一些定論，幾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論。因此不僅是讀者，我自己也覺得難以把握。

小說應該是一些困境。這家有“齊物論”，佛家有“不起分別”說，也是困境。我有一次說，作者對描寫對象的認識過程，在創作中應該是一次成功，也應該是一次失敗。於是發現自己迷失了，把讀者也引入了一種迷失。但這種迷失是新的尋求的起點和動力。哲學、科學、文學，最終總是發現自己對著一個奇詭難測的悖論。悖論是邏輯和知識的終結，卻是情緒和直覺的解放，通向新的邏輯和知識。

無須偏好眼下某種被視為“新潮”風範的晦澀沈悶，有時為了把思想情緒表現得更強烈，不得已犧牲一點明朗，私心也當遺憾。應該盡力做到把故事寫得明白。讀者讀不懂故事，作者應負其責；要是讀者讀懂了故事卻不解其含義，責任在於讀者自己，在於讀者自己的理解力。若預感到這些含義還有些價值和趣味，那就一起來自找苦吃吧。當然，很多讀者恐怕沒有費這種氣力的必要，他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幹，時間很寶貴。

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國西南以及東南亞的少數民族中間，歷史上隨著南方民族的屢屢戰敗，曾經被以孔孟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種非正統非規範的文化，至今也沒有典藉化和學者化，主要蓄藏於民間。這是一種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學、科學、文藝還沒有充分分化，理性與非理性基本上混濁一本。屈原寫《離騷》、《天問》、《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麗、憂憤深廣的創作元素，那種人神合一、時空錯雜的特點，就與這種文化的影響有關。這是東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藝術家註意的。文學思維是一種直覺思維——不是指具體的文學作品，具體作品中總是有理性滲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學，好比酒中的酒精－－這種文化的元素和基質是直覺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這種直覺思維的某種歷史的標本。隨著人類進入科學和工業的時代，整個人類精神發生了向理性的傾斜，直覺思維，或者說非理性的思維，被忙忙碌碌的人類排拒了，進入了隱秘的潛意識的領域，在那裏沈睡。只有在酒後，在夢中，在瘋癲狀態下，在幼兒時期，總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況下，人們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這種思維的跡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學與酒，文學與夢，文學與“癡狂”，文學與“童心”的某種密切關系，但沒有深入地探究。列維·布留爾等等研究原始思維，皮亞傑等等研究兒童思維，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潛意識思維，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沒有註意到或沒有強調它們與藝術思維的關系。

原始時期就是人類的幼年時期，而幼年時期就是一個人的原始時期。它們並沒有消逝，而是潛入了人類現在的潛意識裏。在這個意義上，開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開掘人類的童心和潛意識。這正是藝術要做的事。

人類在科學與工業社會裏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於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條理分割了，變成了某種職業、身份、性別、利益、年齡、觀念，因此需要一種逆向的回復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朧和混沌。人作為成年人太勞苦了，需要重溫童年的好夢。藝術就是這樣產生的。藝術是對科學的逆向補充。

非理性主義。談“主義”比較容易簡單化，容易造成思維越位。其實也應贊成和提倡理性。問題是過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錯了地方。比如說從事常規的經濟和科學，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萬壽無疆”，“在險峰”“追窮寇”什麼的，像寫詩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時從事文學藝術卻要緊跟黨的文件，圖解政治理論，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無非理性思維的一席之地。這叫寒火不清，陰差陽錯。

又有人說中國人公共意識太強，習慣於公天下和大一統，私我意識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義或個人主義。我對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國國民中是私利主義太少嗎？那種人整人、窩裏鬥的勁頭，那種在公共場所大吵大嚷橫沖直撞的現象叫什麼主義？問題是私不私、公不公，隱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陰差陽錯。所以，我認為中國文化心理問題不是一個本體的問題，不是一個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謂社會意識的問題，而是一個改變結構的問題。

文學中也是這樣。經過十年文革，中國作家現在既需要強化理性又需要強化非理性，滋陰也要壯陽。而且特別要註意的是：不要用錯地方。

絕對客觀的真實大概不會有，這已被物理學證明了。談真實的時候應註意層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區分一下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真實，這樣巴爾紮克和馬爾克斯都可以說寫得真實，史傳和神話都真實。不然就談不清楚了。寫作時有時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時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變假為真，化真入假。《紅樓夢》中“假作真來真亦假”，有“甄”“賈”二公。這都是從另一個層次來談真假，與文學中的虛假造作無關。

文革是災難，也是一道閃電，使人看清了很多東西。中國新時期作家，都是文革孕生出來的。

傷痕文學的時期已遠遠過去了。比題材，比膽量，比觀念，比技巧的熱鬧也已經過去或將要過去了，沖鋒陷陣和花拳繡腿已不足以為文壇輸血了。國內這十年，匆匆補了人家幾個世紀的課，現在正面臨著一個疲勞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將滯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會轉向通俗文學和紀實文學，有少數作者可能堅持建築自己的哲學世界和藝術世界，成為審美文學的大手筆。

大眾傳播，或者說電子文化，將對文學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文學是印刷文化時期的帝王，但現在它的地盤大大收縮了。電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綜合性、大眾性、快捷性、簡約性等等。人們見多識廣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現一批批速成的觀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讀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淺薄，容易速朽。這對文學將亦禍亦福。當然，這不光是文學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我有一個感覺，人類文化正面臨一次根本性的婚變，一次意義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電子文化洞開了一個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險的精神空間，也將大大重塑人性的狀態。

當然，作為一個具體的作者，也不必為未來算命。文學有點像自言自語。他管不了那麼多。

1986.11

（選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之韓少功隨筆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