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人說我不懂“現實”，不懂現實，追求“抽象”，勇氣雖若熱烈，實無邊際。在楊墨並進時代，不免近於無所歸依，因之“落伍”。這個結論不錯，平常而自然。極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現實”，和從溫室中培養長大的知識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樣，和另一種出身小城市自以為是屬於工農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樣，所以不僅目下和一般人所謂現實脫節，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脫節了。試疏理個人遊離於楊墨以外種種，寫一個小文章，用作對於一切陌生訪問和通信所寄托的責備與希望的回答。

我第一次聽到“現實”兩個字，距如今已二十五年。我原是個不折不扣的鄉巴老，輾轉於川黔湘鄂二十八縣一片土地上。耳目經驗所及，屬於人事一方面，好和壞都若離奇不經。這分教育對於一個生於現代城市中的年青人，實在太荒唐了。可是若把它和目下還存在於中國許多事情對照對照，便又會覺得極平常了。當時正因為所看到的好的農村種種逐漸崩毀，只是大小武力割據統治作成的最愚蠢的爭奪打殺，對於一個年青人教育意義是現實，一種混合愚蠢與墮落的現實，流註浸潤，實在太可怕了，方從那個半匪半軍部隊中走出。不意一走便撞進了住有一百五十萬市民的北京城。第一回和一個親戚見面時，他很關心的問我：“你來北京，作什麽的？”我即天真爛漫地回答說：“我來尋找理想，讀點書。”“嗐，讀書。你有什麽理想，怎麽讀書？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萬大學生，畢業後無事可做，愁眉苦臉不知何以為計。大學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塊錢一月，還是打拱作揖聯合罷教軟硬並用爭來的。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書死，哪有你在鄉下作老總有出息！”“可是我怎麽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麽都學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擡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被殺的臨死時的沈默，恰象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靈魂是個看不見的東西，可是它存在，它將從另外許多方面能證明存在。這種腐爛是有傳染性的，於是大小軍官就相互傳染下去，越來越墮落，越變越壞。

你可想得到，一個機關三百職員有百五十支煙槍，是個什麽光景？我實在呆不下了，才跑出來！……我想來讀點書，半工半讀，讀好書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麽下去實在要不得！“

我於是依照當時《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學運動社會運動原則意見，引用了些使我發迷的美麗詞令，以為社會必須重造，這工作得由文學重造起始，文學革命後，就可以用它燃起這個民族被權勢萎縮了的情感，和財富壓癟扭曲了的理性。兩者必須解放，新文學應負責任極多。我還相信人類熱忱和正義終必擡頭，愛能重新粘合人的關系，這一點明天的新文學也必須勇敢擔當。我要那麽從外面給社會的影響，或從內裏本身的學習進步，證實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可能。說去說來直到自己也覺得不知所謂時，方帶怔止祝事實上呢，只需幾句話即已足夠了。“我厭惡了我接觸的好的日益消失壞的支配一切那個醜惡現實。若承認它，並好好適應它，我即可慢慢升科長，改縣長，作廳長。但我已因為厭惡而離開了。”至於文學呢，我還不會標點符號！我承認應當從這個學起，且絲毫不覺得慚愧。因為我相信報紙上說的，一個人肯勤學，總有辦法的。

親戚為人本富於幽默感，聽過我的荒謬絕倫抒情議論後，完全明白了我的來意，充滿善心對我笑笑地說：“好，好，你來得好。人家帶了弓箭藥弩入山中獵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帶了一腦子不切實際幻想入北京城作這分買賣。你這個古怪鄉下人，膽氣真好！憑你這點膽氣，就有資格來北京城住下，學習一切經驗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為信仰而來，千萬不要把信仰失去！因為除了它，你什麽也沒有！”

我當真就那麽住下來了。摸摸身邊，剩余七塊六毛錢。五四運動以後第三年。

怎麽向新的現實學習？先是在一個小公寓濕黴黴的房間，零下十二度的寒氣中，學習不用火爐過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兩天不吃東西，學習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饑力。再其次是從饑寒交迫無望無助狀況中，學習進圖書館自行摸索的閱讀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筆，無日無夜寫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給各報章雜誌，在毫無結果等待中，學習對於工作失敗的抵抗力與適應力。各方面的測驗，間或不免使得頭腦有點兒亂，實在支撐不住時，便跟隨什麽奉系直系募兵委員手上搖搖晃晃那一面小小白布旗，和五七個面黃饑瘦不相識同胞，在天橋雜耍棚附近轉了幾轉，心中浮起一派悲憤和混亂。到快要點名填誌願書發飯費時，那親戚說的話，在心上忽然有了回音，“可千萬別忘了信仰！”這是我唯一老本，我哪能忘掉？便依然從現實所作成的混亂情感中逃出，把一雙餓得昏花朦朧的眼睛，看定遠處，借故離開了那個委員，那群同胞，回轉我那“窄而黴小齋”，用空氣和陽光作知己，照舊等待下來了。記得郁達夫先生第一次到我住處來看看，在口上，隨後在文章上，都帶著感慨勸我向親戚家順手偷一點什麽，即可從從容容過一年時，我只笑笑。為的是他只看到我的生活，不明白我在為什麽而如此生活。這就是我到北方來追求抽象，跟現實學習，起始走的第一段長路，共約四年光景。年青人歡喜說“學習”和“鬥爭”，可有人想得到這是一種什麽學習和鬥爭！

這個時節個人以外的中國社會呢，代表武力有大帥，巡閱使，督軍和馬弁……。代表文治有內閣和以下官吏到傳達。

代表人民有議會參眾兩院到鄉約保長，代表知識有大學教授到小學教員。武人的理想為多討幾個女戲子，增加家庭歡樂。

派人和大土匪或小軍閥招安搭夥，膨脹實力。在會館衙門做壽擺堂會，增加收入並表示闊氣。再其次即和有實力的地方軍人，與有才氣的國會文人敘譜打親家，企圖穩定局面或擴大局面。凡屬武力一直到夥夫馬夫，還可向人民作威作福，要馬料柴火時，嚇得縣長越墻而走。至於高級官吏和那個全民代表，則高踞病態社會組織最上層，不外三件事娛樂開心：一是逛窯子，二是上館子，三是聽樂子。最高理想是討幾個小婊子，找一個好廚子。（五子登科原來也是接收過來的！）若兼作某某軍閥駐京代表時，住處即必然成為一個有政治性的俱樂部，可以唱京戲，推牌九，隨心所欲，京兆尹和京師警察總監絕不會派人捉賭。會議中照報上記載看來，卻只聞相罵，相打，打到後來且互相上法院起訴。兩派議員開會，席次相距較遠，神經興奮無從交手時，便依照《封神演義》上作戰方式，一面大罵一面祭起手邊的銅墨盒法寶，遠遠拋去，弄得個墨汁淋漓。一切情景恰恰象《紅樓夢》頑童茗煙鬧學，不過在莊嚴議會表演而已。相形之下，會議中的文治派，在報上發表的憲法約法主張，自然見得黯然無色。任何理論都不如現實具體，但這卻是一種什麽現實！在這麽一個統治機構下，窮是普遍的事實。因之解決它即各自著手。管理市政的賣城磚，管理廟壇的賣柏樹，管理宮殿的且因偷盜事物過多難於報銷，為省事計，索興放一把火將那座大殿燒掉，無可對證。一直到管理教育的一部之長，也未能免俗，把京師圖書館的善本書，提出來抵押給銀行，用為發給部員的月薪。

總之，凡典守保管的，都可以隨意處理。即自己性命還不能好好保管的大兵，住在西苑時，也異想天開，把圓明園附近大路路面的黃麻石，一塊塊撬起賣給附近學校人家起墻造房子。賣來買去，政府當然就賣倒了。一團腐爛，終於完事。但促成其崩毀的新的一群，一部分既那麽貼進這個腐爛堆積物，就已經看出一點征象，於不小心中沾上了些有毒細菌。當時既不曾好好消毒防止，當然便有相互傳染之一日。

從現實以外看看理想，這四年中也可說是在一個新陳代謝掙紮過程中。文學思想運動已顯明在起作用，擴大了年青學生對社會重造的幻想與信心。那個人之師的一群呢，五四已過，低潮隨來。官僚取了個最象官僚的政策，對他們不聞不問，使教書的同陷於絕境。然而社會轉機也即在此。教授過的日子雖極困難，惟對現實的否定，差不多卻有了個一致性。學生方面則熱忱純粹分子中，起始有了以縱橫社交方式活動的分子，且與五四稍稍不同，即“勤學”與“活動”已分離為二。不學並且象是一種有普遍性的傳染玻（這事看來小，發展下去影響就不小！五四的活動分子，大多數都成了專家學者，對社會進步始終能正面負責任。三一八的活動分子，大多數的成就，便不易言了。許多習文學的，當時即擱了學習的筆，在種種現實中活動，聯絡這個，對付那個，歡迎活的，紀念死的，開會，打架，——這一切又一律即名為革命過程中的爭鬥，莊嚴與猥褻的奇異混和，竟若每事的必然，不如此即不成其為活動。問問“為什麽要這樣？”就中熟人即說：“這個名叫政治。政治學權力第一。如果得到權力，就是明日偉大政治家”。這一來，我這個鄉下人可糊塗了。第一是料想不到文學家的努力，在此而不在彼。其次是這些人將來若上了臺，能為國家作什麽事？有些和我相熟的，見我終日守在油膩膩桌子邊出神，以為如此呆下去不是自殺必然會發瘋，從他們口中我第二次聽到現實。證明抽象的追求現實方式。

“老弟，不用寫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現實，凈作書呆子做白日夢，夢想產生偉大的作品，哪會有結果？不如加入我們一夥，有飯吃，有事做，將來還可以——只要你願意，什麽都不難。”

“我並不是為吃飯和做事來北京的！”

“那為什麽？難道當真喝北風、曬太陽可以活下去？欠公寓夥食賬太多時，半夜才能回住處，欠館子飯賬三五元，就不大能從門前走過，一個人能夠如此長遠無出息的活下去？我問你。”

“為了證實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夠。”

“信仰和希望，多動人的名詞，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這個空洞名詞拖下去，挨下去，以為世界有一天忽然會變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麽單純，你所信仰希望的唯有革命方能達到。革命是要推翻一個當前，不管它好壞，不問用什麽手段，什麽方式。這是一種現實。你出力參加，你將來就可作委員，作部長，什麽理想都可慢慢實現。你不參加，那就只好做個投稿者，寫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過這種怪寒傖的日子下去了。”

“你說信仰和希望，只是些單純空洞名詞，對於我並不如此。它至少將證明一個人由堅信和宏願，能為社會作出點切切實實的貢獻。譬如科學……”“不必向我演說，我可得走了。我還有許多事情！四點鐘還要出席同鄉會，五點半出席戀愛自由討論會，八點還要……老弟，你就依舊寫你的傑作吧，我要走了。”

時間於是過去了，“革命”成功了。現實使一些人青春的綠夢全褪了色。我那些熟人，當真就有不少憑空作了委員，娶了校花，出國又回國，從作家中退出，成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但也似乎證實了我這個鄉下人的呆想頭，並不十分謬誤。做官固然得有人，作事還要人，掛個作家牌子，各處活動，終日開會吃點心固然要人，低頭從事工作更要人。守住新文學運動所提出的莊嚴原則，從“工具重造”觀點上鍥而不舍有所試驗的要人，從“工具重用”觀點上，把文學用到比宣傳品作用深遠一些，從種種試驗取得經驗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來臨，也如所憂慮的加速分化。

在這個現實過程中，不幸的作了古人，幸運的即作了要人。文學成就是各自留下三五十首小詩，或三五篇小說，裝點裝點作家身分。至於我呢，真如某兄所說，完全落了伍。因為革命一來，把三毛到一元文字的投稿家身分也剝奪了，只好到香山慈幼院去作個小職員。但自己倒不在意，只覺得剛走畢第一段路，既好好接觸這個新的現實，明白新的現實，一切高尚理想通過現實時，所形成的分解與潰亂，也無一不清清楚楚，而把保留敘述這點兒現實引為己任，以為必可供明日悲劇修正的參考。

在革命成功熱鬧中，活著的忙於權利爭奪時，剛好也是文學作品和商業資本初次正式結合，用一種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會時，現實政治和抽象文學亦發生了奇異而微妙的聯系。我想要活下去，繼續工作，就必得將工作和新的商業發生一點關系。我得起始走進第二步路，於是轉到一個更大更現實的都市，上海。上海的商人，社會，以及作家，便共同給我以另外一課新的測驗，新的經驗。

當時情形是一個作家總得和某方面有點關連，或和政治，或和書店——或相信，或承認，文章出路即不大成問題。若依然只照一個“老京派”方式低頭寫，寫來用自由投稿方式找主顧，當然無出路。且現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既已感染到作家間，於是流行一種現實爭鬥，一律以小幫夥作基礎，由隔離形成小恩小怨，對立並峙。或與商業技術合流，按照需要，交換阿諛，標榜同道，企圖市場獨占。或互相在文壇消息上制造謠言，傾覆異己，企圖取快一時。在這種變動不安是非不明的現實背景中，人的試驗自然也因之而加強。為適應環境更需要眼尖手快，以及能忽彼忽此。有昨日尚相互惡罵，今日又握手言歡的。有今天剛發表雄赳赳的議論，大家正為他安全擔心，隔一日卻已成為什麽什麽老夥計的。也有一面兼營舞場經理，賭場掌櫃，十分在行，一面還用綠色水筆寫戀愛詩，紅色水筆寫革命詩的。……總之，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對於文學，由這些人說來，不過是一種求發展求生存的工具或裝飾而已。既不過是工具或裝飾，熱鬧而不認真處，自然即種下些惡種子，影響於社會的將來。很可惜即一些準備執筆的年青朋友，習染於這個風氣中，不能不一面學習寫作，一面就學習送喪拜壽。其時個人用個虔誠謹慎態度有所寫作，成績足以自見的，固不乏人。但一到集團，便不免空空洞洞。集團表面越勢力赫赫，這部門也就越見得空虛。

文運既由個人自由競爭轉而成為黨團或書商勢力和錢財的堆積比賽，老板為競爭營業計，因之昨日方印行普羅文學，明日又會提倡兒童婦女教育。對作家則一律以不花錢為原則，減少商品成本，方合經濟學原理。但為營業計，每一書印出尚可見大幅廣告出現，未嘗不刺激了作者，以為得不到金錢總還有個讀者。至於政治，則既有那種用作家名分作委員要人的在內，當然還要文學，因此到某一天，首都什麽文學夜會時，參加的作家便到了四五百人。且有不少女作家。事後報上還很生動的敘述這個夜會中的種種，以為要人和美麗太太都出席，增加了夜會的歡樂進步空氣。要人之一其實即是和我同在北平小公寓中住下，做了十多年作家，還不曾印行過一個小小集子的老朋友。也就是告我政治即權力的活動家。夜會過後，這“魔手生蛋”一般出現的四百作家，也就似乎忽然消失了，再不曾聽說有什麽作品上報了。這個現實象征的是什麽，熱鬧是否即進步，或稍稍有點進步的希望？現實對某些人縱不可怕，對年青的一輩卻實在是影響惡劣。原來一種新的腐敗已傳染到這個部門，一切如戲，點綴政治。無怪乎“文學即宣傳”一名詞，毫無人感覺奇異。……鄉下人覺得三年中在上海已看夠了，學夠了，因之回到了北平，重新消失於一百五十萬市民群中，不見了。我明白，還只走完第二段路，尚有個新的長長的寂寞跋涉，待慢慢完成。北平的北風和陽光，比起上海南京的商業和政治來，前者也許還能督促我，鼓勵我，爬上一個新的峰頭，貼近自然，認識人生。

我以為作家本無足貴，可貴者應當是他能產生作品。作品亦未必盡可貴，可貴者應當他的成就或足為新文學運動提出個較高標準，創造點進步事實：一面足以刺激更多執筆者，有勇氣，能作各種新的努力和探險，一面且足以將作品中可浸潤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對讀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響。

因此一個作家當然不能僅具個作家身分，即用此身分轉而成為現實政治的清客，或普通社會的交際花為己足。必需如一般從事科學或文史工作者，長時期沈默而虔敬的有所從事，在謹嚴認真持久不懈態度上，和優秀成就上，都有同樣足資模範的紀錄。事業或職業部門多，念念不忘出路不忘功利的，很可以在其他部門中得到更多更方便機會，不必搞文學，不必充作家。政治上負責者無從扶助這個部門的正常發展，也就得放棄了它，如放棄學校教育一樣，將它一律交給自由主義者，聽其在陽光和空氣下自由發展。（教育還包含了點權利，必國家花錢，至於文學，卻近乎完全白盡義務，要的是政府給予以自由，不是金錢！）這個看法本極其自然，與事實需要亦切合。然於時政治上已有個獨占趨勢，朝野既還有那些走路象作家，吃飯象作家，稿紙上必印就“××創作用稿”，名片上必印就“××文學會員”的活動人物，得在上海爭文運作為政治據點，且寄食於這個名分上。因之在朝在野可作成的空氣，就依然還是把作家放入宣傳機構作屬員為合理。凡違反這個趨勢的努力都近於精力白費，不知現實。“民族文學”“報告小說”等等名詞即應運而生。多少人的活動，也因之與中國公文政治有個一致性，到原則方案提出後，照例引起一陣辯論，辯論過後，告一段落，再無下文。正因為空文易熱鬧，實難見好，相互之間爭持名詞是非，便轉而越見激烈。到無可爭持時，同屬一夥還得爭個名分誰屬，誰發明，誰領導，來增加文運活潑空氣。真如所謂“妄人爭年，以後止者為勝”，雖激烈而持久，無助於真正進步亦可想而知！活潑背後的空虛，一個明眼人是看得出的。

文學運動既離不了商業競賣和政治爭奪，由切實工作轉入宣傳鋪張，轉入死喪慶吊儀式趨赴裏，都若有個夙命的必然。在這個風氣流轉中，能制造點綴“時代”風景的作家，自然即無望產生受得住歲月陶冶的優秀作品。玩弄名詞復陶醉催眠於名詞下的作家既已很多了，我得和那個少數爭表現。工作也許比他人的稍麻煩些，沈悶些，需保持單純和嚴謹，從各方面學習試用這支筆，才能突破前人也超越自己。工作遊離於理論糾紛以外，於普通成敗得失以外，都無可避免。即作品的表現方式，也不得不從習慣以外有所尋覓，有所發現，擴大它，重造它，形成一種新的自由要求的基矗因之試從歷史傳說上重新發掘，腐舊至於佛典中喻言禁律，亦嘗試用一種抒情方式，重新加以處理，看看是不是還能使之翻陳出新。文體固定如駢文和偈語，亦嘗試將它整個解散，與鄙俚口語重新拼合，證明能不能產生一種新的效果。我還得從更多不同地方的人事和景物取證，因之不久又離開北京，在武漢，在青島各地來去過了三年。就中尤以在青島兩年中，從多陽光的海岸邊所作的長時間的散步，大海邊的天雲與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瑩如玉的螺蚌殘骸所得的沈默無聲的教育，竟比一切並世文豪理論反而還具體。惟工作方式既遊離於朝野文學運動理論和作品所提示的標準以外，對於寄食的職業又從不如何重視，所以對普遍生活言，我近於完全敗北。

然而對於工作信仰和希望，卻反而日益明確。在工作成就上，我明白，還無望成為一個優秀作家，在工作態度上，卻希望能無愧於手中一支筆，以及幾個良師益友一群贊賞者對於這支筆可作的善意期許。

東北陷於日人手中後，敵人勢力逼近，平津、華北有特殊化趨勢。為國家明日計，西北或河南山東，凡事都得要重新作起，問題不輕細。有心人必承認，到中央勢力完全退出時，文字在華北將成為唯一抵抗強鄰堅強自己的武器。三十歲以上一代，人格性情已成定型，或者無可奈何了，還有個在生長中的兒童與少壯，待註入一點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氣。因之和幾個師友接受了一個有關國防的機構委托為華北學生編制基本讀物。從小學起始，逐漸完成。把這些教材帶到師大附小去作實驗的，還是個國立大學校長，為理想的證實，特意辭去了那個莊嚴職務，接受這麽一份平凡工作。鄉下人的名銜，則應當是某某小學國文教師的助理。（同樣作助理的，還有個是國內極負盛名大學的國文系主任！）照政治即權力的活動家說來，這義利取舍多不聰明，多失計。但是，鄉下人老實沈默走上第三段路，和幾個良師益友在一處工作繼續了四年，很單純，也很愉快。

在爭奪口號名詞是非得失過程中，南方以上海為中心，已得到了個“雜文高於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個結論，結論且有個地方性，有個時間性，一離開上海，過二三年後，活潑熱鬧便無以為繼，且若無可追尋。在南京，則文學夜會也夠得個活潑熱鬧！在北平呢，真如某“文化兄”所說，死沈沈的。人與人則若遊離渙散，見不出一個領導團體。

對工作信念，則各自為戰，各自低頭尋覓學習，且還是一套老心情，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與群眾脫離，與現實脫離。某“文化兄”說得當然是一種真實。但只是真實的一面，因為這死沈沈與相對的那個活潑潑，一通過相當長的時間，譬如說，三年四年吧，比較上就會不同一點的。在南方成就當然也極大。惟一時引起註意熱鬧集中的大眾語、拉丁化等等，卻似乎只作成一個政治效果，留下一本論戰的總集，熱鬧過後，便放棄了。總之，團體和成就竟若一個相反比例，集團越大成就就越少。所以在南京方面，我們竟只留下一個印象，即“夜會”繼以“虛無”。然而在北方，在所謂死沈沈的大城裏，卻慢慢生長了一群有實力有生氣的作家。曹禺、蘆焚、卞之琳、蕭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是在這個時期中陸續為人所熟習的，而熟習的不僅是姓名，卻熟習他們用個謙虛態度產生的優秀作品！因為在遊離渙散不相粘附各自為戰情形中，即有個相似態度，爭表現，從一個廣泛原則下自由爭表現。再承認另一件事實，即聽憑比空洞理論還公正些的“時間”來陶冶清算，證明什麽將消滅，什麽能存在。這個發展雖若緩慢而呆笨，影響之深遠卻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這個扶育工作時，《大公報》對文學副刊的理想，朱光潛、聞一多、鄭振鐸、葉公超、朱自清諸先生主持大學文學系的態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態度，共同作成的貢獻是不可忘的。

只可惜工作來不及作更大的展開，戰爭來了。一切書呆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財富權勢，以及年青一輩對生活事業的溫馨美夢，同樣都於頃刻間失去了意義。於是大家沈默無言在一個大院中大火爐旁，毀去了數年來所有的資料和成績，匆匆離開了北平，穿過中國中部和西南部，轉入雲南。現實雖若摧毀了一切，可並不曾摧毀個人的理想。

這並不是個終結，只是一個新的學習的開始。打敗仗圖翻身，勝利後得建國，這個部門的工作，即始終還需要人臨以莊敬來謹慎從事。工作費力而難見好。在人棄我取意義下，我當然還得用這一支筆從學習中討經驗，繼續下去。

到雲南後便接近一個新的現實社會。這社會特點之一，即耳目所及，無不為戰爭所造成的法幣空氣所滲透。地方本來的厚重樸質，雖還保留在多數有教養的家庭中，隨物質活動來的時髦，卻裝點到社會表面。陽光下自由既相當多，因之帶刺的仙人掌即常常纏了些美而易謝的牽牛花，和織網於其間的銀綠色有毒蜘蛛，彼此共存共榮。真實景物中即還包含了個比喻，即在特別溫暖氣候中，能生長高尚理想，也能繁榮腐臭事實。少數人支配欲既得到個充分發展機會，積累了萬千不義財富，另外少數人領導欲亦需要尋覓出路，取得若幹群眾信托。兩者照理說本相互對峙，不易混合，但不知如何一來，卻又忽然轉若可以相互依賴，水乳交融，有錢有勢的如某某軍閥官僚，對抽象忽發生興味，裝作追求抽象的一群，亦即忽略了目前問題。因之地方便於短短時期中忽然成為民主的溫室。到處都可聽到有人對於民主的傾心，真真假假卻不宜過細追問。銀行客廳中掛滿了首都名流的醜惡字畫，又即在這種客廳中請來另外一些名流作家反復演講。在這個溫室中，真正對學術有貢獻，做人也站得住的純粹知識分子，在國家微薄待遇中，在物價上漲剝削中，無不受盡困辱饑餓，不知何以為生。有些住處還被人趕來趕去。也少有人註意到他們對國家社會戰時平時的重要性，或就能力所及從公私各方面謀補救之力。小部分在學識上既無特別貢獻，為人還有些問題的，不是從彼一特殊意義中，見得相當活躍，即是從此一微妙關系中，見得相當重要。或相反，或相成，於是到處有國際猜迷的社論，隔靴搔癢的座談，新式八股的講演，七拼八湊的主張。凡事都若異常活潑而熱烈，背後卻又一例寄托於一個相當矛盾的不大不小各種機緣上。一切理想的發芽生根機會，便得依靠一種與理想相反的現實。所以為人之師的，一面在推廣高尚的原則，一面亦即在承認並支持一些不甚高尚的現實。一些青年朋友，呼吸此種空氣，也就成為一個矛盾混合體。貧窮的子弟多還保有農村的樸質純粹，非常可愛；官商子弟暴發戶，則一面從不拒絕家中得來的不義之財，買原子筆學跳舞，以為時髦不落人後，一面也參加回把朗誦詩晚會，免得思想落伍。由於一時興奮，什麽似乎都能否定，興奮過後繼以沈默，什麽似乎又即完全承認。社會一面如此，另一面則又有些人，儼若遊離於時代苦悶以外，實亦在時代苦悶之中。即一部分知識分子，平時以儒學自許，自高自卑情緒錯綜糾結，寂寞難受，思有以自見，即放棄了“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理性態度，聽生命中剩余宗教情緒泛濫，一變而公開為人念咒誦經，打鬼驅魔。還有人從種種暗示中促成家中小孩子白日見神見鬼，且於小小集團中，相互煽惑，相互傳染。舉凡過去神權社會巫術時代的形形色色，竟無不在著長袍洋裝衣冠中復演重生。由藏入滇的喇嘛，穿上朱紅明黃緞袍，坐了某委員的廳長吉普車滿街兜風，許多有知無知的善男信女，因之即在大法王駐蹕處把頭磕得個昏昏沈沈，求傳法得點靈福。（這些人可絕想不到中甸大廟那個活佛，卻是當地唯一鐘表修理人！）大約這也分散了些民主的信仰，於是就來了“政治”，又有什麽“國特”活動的近乎神跡鬼話的傳說，鋪張於彼此寒暄裏。……試為之偈曰：“一切如戲，點綴政治。一切如夢，認真無從。一切現實，背後空虛。仔細分析，轉增悲憫。”一切有生，於抵抗、適應、承受由戰爭而來的抽象具體壓力時所見出種種圓景幻象，在有形政權解體以前，固必然如彼如此也。

由於戰爭太久，大家生活既艱苦又沈悶，國事且十分糟，使人對於現實政治更感到絕望，多少人神經都支持不住，失去了本來的柔韌，因之各以不同方式，謀得身心兩面的新的平衡。從深處看，這一切本不足奇。但同是從深處看，“民主溫室”之破碎凍結，一變而成為冰窖，自是意中事。這個溫室固可望培養滋育某種健康抽象觀念，使之經風雨，耐霜雪，但亦可能生成野蒿蕁麻。而後者的特殊繁殖性，且將更容易於短時期普遍蔓延，使地面形成一個回復荒蕪現象，也是意中事。鄉下人便在這個復雜多方的現實中，領略現實，並於回復過程中，認識現實，簡簡單單過了九年日子。在這段時間中，對於能變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適應時代，追求理想，終又因為當權者爪牙一擊而毀去的朋友，我充滿敬意。可是對於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用完全沈默來承當戰爭所加給於本身的苦難，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時反而被年青人誤解，亦若用沈默來否定這個現實的，實抱同樣敬意。為的是他們的死，他們的不死，都有其莊嚴與沈痛。而生者的擔負，以及其意義，影響於國家明日尤其重大。我明白，我記住，這對我也即是一種教育。

這是鄉下人的第四段旅程，相當長，相當寂寞，相當苦辛。但卻依然用那個初初北上向現實學第一課的樸素態度接受下來了。尤其是戰事結束前二年，一種新式縱橫之術，正為某某二三子所采用，在我物質精神生活同感困難時期，對我所加的誹謗襲擊。另一方面，我的作品一部分，又受個愚而無知的檢查制度所摧毀。幾個最切身的親友，且因為受不住長時期戰爭所加於生活的壓力，在不同情形下陸續毀去。從普通人看來，我似乎就還是無抵抗，不作解救之方，且仿佛無動於中。然而用沈默來接受這一切的過程中，至少家中有個人卻明白，這對我自己，求所以不變更取予態度，用的是一種什麽艱苦掙紮與戰爭！

這其間，世界地圖變了。這個前後改變，凡是地下資源所在，人民集中，商業轉口，軍略必爭處，以及廣大無垠的海洋和天空，也無不有鋼鐵爆裂作成的死亡與流血。其繼續存在的意義上，無不有了極大分別。即以中國而言，屬於有形的局勢和無形的人心，不是也都有了大大變更？即以鄉下人本身而言，牙齒脫了，頭發花了，至於個人信念，卻似乎正好用這一切作為測驗，說明它已仿佛頑固僵化，無可救藥。

我只能說，脫掉的因為不結實，聽它脫掉。毀去的因為脆弱，也只好隨之毀去。為追求現實而有所予，知適應現實而有所取，生活也許會好得多，至少那個因失業而發瘋親戚還可望得救。但是我的工作即將完全失去意義。一個人有一個人的限度，君子豹變既無可望，恐怕是近於夙命，要和這個集團爭渾水摸魚的現實脫節了。這也就是一種戰爭！即甘心情願生活敗北到一個不可收拾程度，焦頭爛額，爭取一個做人的簡單原則，不取非其道，來否認現代簡化人頭腦的勢力所作的掙紮。我得做人，得工作，二而一，不可分。我的工作在解釋過去，說明當前，至於是否有助於未來，正和個人的迂腐頑固處，將一律交給歷史結算去了。

國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偉大玩火情形中，大燒小燒都在人意料中。歷史上玩火者的結果，雖常常是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毀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會那麽用古鑒今。可是燒到後來，很可能什麽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以及……但是到那時，年青的一代，要生存，要發展，總還會有一天覺得要另外尋出一條路的！這條路就必然是從“爭奪”以外接受一種教育，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在這種憧憬中，以及憧憬擴大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與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在當前，在明日，我們若希望那些在發育長成中的頭腦，在僵化硬化以前，還能對現實有點否定作用，而又勇於探尋能重鑄抽象，文學似乎還能作點事，給他們以鼓勵，以啟示，以保證，他們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種希望和勇氣，明日來在這個由於情緒凝結自相殘毀所作成的屍骨瓦礫堆積物上，接受持久內戰帶來的貧乏和悲慘，重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國家！

我回來了，回到離開了九年相熟已二十五年的北京大城中來了。一切不同，一切如舊。從某方面言，二十年前軍閥政客議員官僚的種種，都若已成陳跡，已成過去。這種過去陳跡的敘述，對於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青朋友，即已近於一種不可信的離奇神話，竟不象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但試從另一角度看看，則凡是歷史上影響到人類那個貪得而無知的弱點，以及近三十年來現代政治，近八年的奴役統治共同培養成功的一切弱點，卻又象終無從消失，只不過象是經過一種壓縮作用，還保存得上好，稍有機會即必然會慢慢膨脹，恢復舊觀。一不小心，這些無形無質有劇性毒的東西，且能於不知不覺間傳染給神經不健全身心有缺陷抵抗力又特別脆弱的年青人。受傳染的特征約有數種，其一即頭腦簡化而統一，永遠如在催眠中，生活無目的無理想，年齡長大出洋留學讀一萬卷書後，還無從救濟那個麻木呆鈍。另外一種，頭腦組織不同一點，又按照我那些老熟人活動方式，變成一個小華威先生，熟習世故哲學，手提皮包，打磨得上下溜光，身分和靈魂都大同小異，對生命也還是無目的，無信心。……提到這個典型人時，如從一個寫小說的因材使用觀說來，本應當說這縱不十分可愛，也毫不什麽可憎。復雜與簡單，我都能欣賞，且將由欣賞而相熟共事。可是若從一個普通人觀點想想，一個國家若有一部分機構，一部分人，正在制造這種一切場面上都可出現的朋友，我們會不會為這個國家感到點兒痛苦和危懼？

國家所遭遇的困難雖有多端，而追求現實、迷信現實、依賴現實所作的政治空氣和傾向，卻應該負較多責任，當前國家不祥的局勢，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長，而擴大。誰都明知如此下去無以善後，卻依然毫無真正轉機可望，坐使國力作廣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殺的悲劇。這種悲劇是不是還可望從一種觀念重造設計中，作點補救工作？個人以為現實雖是強有力的巨無霸，不僅支配當前，還將形成未來。舉凡人類由熱忱理性相結合所產生的偉大業績，一與之接觸即可能癱瘓圮坍，成為一個無用堆積物。然而我們卻還得承認，凝固現實，分解現實，否定現實，並可以重造現實，唯一希望將依然是那個無量無形的觀念！由頭腦出發，用人生的光和熱所蓄聚綜合所作成的種種優美原則，用各種材料加以表現處理，彼此相粘合，相融匯，相傳染，慢慢形成一種新的勢能、新的秩序的憧憬來代替。知識分子若缺少這點信心，那我們這個國家，才當真可說是完了！

人人都說北平是中國的頭腦，因為許多人能思索，且能將知識和理性有效註入於年青一代健康頭腦中。學校次第復員，說明這頭腦又將起始負起了檢討思索的責任。看看今年三萬學生的投考，宜使人對於這頭腦的如何運用，分外關心。

北平天空依然藍得那麽令人感動，陽光明朗空氣又如此清新。間或從一個什麽機關門外走過，看到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總象是有點象征意味，不免令一些人內心感到點渺茫煩憂，又給另外一些人於此中懷有一些希冀。這些煩憂和希冀，反應到普通市民情緒中，或者頃刻間即消失無余，註入年青學生頭腦裏，很顯然即會有作用。北平市目前有將近二萬的大學生，情緒郁結比生活困苦還嚴重，似乎即尚無人想到，必須加以疏理。若缺少有效的安排，或聽其漫無所歸，實非國家民族之福，反而將悲劇延長。“學術自由”一名詞，已重新在這個區域叫得很響，可見對於它國人寄托了多少希望。名詞雖若相當空泛，原則的兌現，實應為容許與鼓勵剛發育完成的頭腦，吹入一點清新活潑自由獨立的空氣。使之對於自己當前和未來，多負點責任。能去掉依賴的自然習慣，受奴役麻醉的強迫習慣，對現實的腐朽氣味和畸形狀態，敢懷疑，敢否認，並仔細檢討現實，且批評凡用武力支持推銷的一切抽象。若這種種在目前還近於一種禁忌，關涉牽連太多如何努力設法除去不必要的禁忌，應當是北平頭腦可作的事，也是待發展的文學思想運動必需擔當的事。

夜深人靜，天宇澄碧，一片燦爛星光所作成的夜景，莊嚴美麗實無可形容。由常識我們知道每一星光的形成，其實都相去懸遠，零落孤單，永不相及。然而這些星光雖各以不同方式而存在，又仍若各自為一不可知之意誌力所束縛，所吸引，因而形成其萬分復雜的宇宙壯觀。人類景象亦未嘗不如是。溫習過去，觀照當前，懸揣未來，鄉下人當檢察到個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單純熱忱和朦朧信仰，二十五年使用到這個工作上，所作成的微末光芒時徘徊四顧，所能看到的，亦即似乎只是一片寥廓的虛無。不過面對此虛無時，實並不#*徨喪氣，反而引起一種嚴肅的感櫻想起人類熱忱和慧思，在文化史上所作成的景象，各個星子煜煜灼灼，華彩耀目，與其生前生命如何從現實脫出，陷於隔絕與孤立，一種類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轉油然而生。

我這個鄉下人似乎得開始走第三站路了。昔人說，“德不孤，必有鄰”。證明過去，推想未來，這種沈默持久的跋涉，即永遠無個終點，也必然永遠會有人同時或異代繼續走！去再走個十年八年，也許就得放下筆長遠休息了。“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玩味蒙莊之言，使人反而增加從容。二十年來的學習，擔當了一個“多產作家”的名分，名分中不免包含了些嘲諷意味，若以之與活動分子的相反成就比，實更見出這個名分的不祥。但試想想，如果中國近二十年多有三五十個老老實實的作家，能忘卻普遍成敗得失，肯分擔這個稱呼，即或對於目下這個亂糟糟的社會，既無從去積極參加改造，也無望消極去參加調停，惟對於文學運動理想之一，各自留下點東西，作為後來者參考，或者比當前這個部門的成就，即豐富多了。二十五年前和我這個親戚的對話，還在我生命中，信仰中。二十五年前我來這個大城中想讀點書，結果用文字寫成的好書，我讀得並不多，所閱覽的依舊是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現在又派到我來教書了。說真話，若書本只限於用文字寫成的一種，我的職業實近於對尊嚴學術的嘲諷。因國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於讓一個不學之人，用文字以外寫成的書來胡說八道。然而到這裏來我倒並不為褻瀆學術而難受。因為第一次送我到學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適之先生。一九二九年，他在中國公學作校長時，就給了我這種機會。這個大膽的嘗試，也可說是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因為不特影響到我此後的工作，更重要的還是影響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推廣到國內相熟或陌生師友同道方面去時，慢慢所引起的作用。這個作用便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的健康發展，及其成就。這一點如還必需擴大，值得擴大，讓我來北大作個小事，必有其意義，個人得失實不足道，更新的嘗試，還會從這個方式上有個好的未來。

惟在回到這裏來一個月後，於陌生熟識朋友學生的拜訪招邀上，以及那個充滿善意、略有幽默的種種訪問記的刊載中，卻感到一種深深的恐懼。北平號稱中國的頭腦，這頭腦之可貴，應當包含各部門專家豐富深刻知識的堆積。以一個大學言來，值得我們尊敬的，有習地質的，學生物的，治經濟政治的，弄教育法律的，即文史部門也還有各種學識都極重要。至於習文學，不過是學校中一個小小部門，太重視與忽視都不大合理。與文學有關的作家，近二十年來雖具有教育兼娛樂多數讀者的義務，也即已經享受了些抽象的權利，即多數的敬愛與信托。若比之於學人，又仿佛顯得特別重要。這實在是社會一種錯覺。這種錯覺乃由於對當前政治的絕望，並非對學術的真正認識關心。因為在目前局勢中，在政治高於一切的情況中，凡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於上層統治的人物，都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卻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在企圖化幹戈為玉帛調停聲中，凡為此而奔走的各黨各派，也都說是代表群眾，仔細分析，卻除了知道他們目前在奔走，將來可能作部長、國府委員，有幾個人在近三十年，真正為群眾做了些什麽事。當在人民印象中。又曾經用他的工作，在社會上有以自見？在習慣上，在事實上，真正豐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覺醒，就還是國內幾個有思想，有熱情，有成就的作家。在對現實瀕於絕望情形中，作家因之也就特別取得群眾真實的敬愛與信托。然而一個作家若對於國家存在與發展有個認識，卻必然會覺得工作即有影響，個人實不值得受群眾特別重視。且需要努力使多數希望，轉移到那個多數在課堂，在實驗室，在工作場，在一切方面，仿佛沈默無聞，從各種挫折困難中用一個素樸態度守住自己，努力探尋學習的專家學人，為國家民族求生存求發展所作的工作之巨大而永久。一個作家之所以可貴，也即是和這些人取同一沈默謙遜態度，從事工作，能將這個忠於求知敬重知識的觀念特別闡揚。這是我在學校裏從書本以外所學得的東西，也是待發展的一種文學理論。

我希望用這個結論，和一切為信仰為理想而執筆的朋友互學互勉。從這結論上，也就可以看出一個鄉下人如何從現實學習，而終於仿佛與現實脫節，更深一層的意義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