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十一月七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講演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多謝大家好意，讓我今生有機會來到貴校談談半個世紀以前，我比較熟悉的事情和個人在這一段時間中（工作、生活、學習）的情況。在並世作家中，已有過不少的敘述，就是提及我初期工作情形的也有些不同的敘述。近年來香港刊物中發表的，也多充滿了好意。據我見到得來的印象，有些或從三十年代上海流行的小報上文壇消息照抄而成，有些又從時代較晚的友好傳述中得來，極少具體明白當時社會環境的背景。所以即或出於一番好意，由我看來，大都不夠真實可信，以至於把握不住重點，只可供談天用，若作為研究根據，是不大適當的。特別是把我學習寫作的成就說的過高，更增我深深的慚愧。因此我想自己來提供一點回憶材料，從初到北京開始。正如我在四十年前寫的一本自傳中說的，“把廣大社會當成一本大書看待”，如何進行一種新的學習教育情形，我希望盡可能壓縮分成三個部分來談談：

１。是初來時住前門外“酉西會館”那幾個月時期的學習。

２。是遷到北大沙灘紅樓附近一座小公寓住了幾年，在那小環境中的種種。

３。是當時大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到我的工作，和對於工作的認識及理解。

這三點都是互相聯系，無法分開的。

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達北京的。照當時習慣，初來北京升學或找出路，一般多暫住在會館中，凡事有個照料。我住的酉西會館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錢建立，為便利入京應考進士舉人或候補知縣而準備的，照例附近還有些不動產業可收取一定租金作為修補費用。大小會館約二十個房間，除了經常住些上湘西十三縣在京任職低級公務員之外，總有一半空著，供初來考學校的同鄉居祝我因和會館管事有點遠房表親關系，所以不必費事，即遷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對我說來，可就不小，因為不必花租金。出門向西走十五分鐘，就可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廠。那裏除了兩條十字形街，兩旁有幾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裏還有更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我當時雖還無資格走進任何一個店鋪裏去觀光，但經過鋪戶大門前，看到那些當時不上價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鋪門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畫軸，也就夠使我忘卻一切，神往傾心而至於流連忘返了。向東走約二十分鐘，即可到前門大街，當時北京的繁華鬧市，一切還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規模。各個鋪子門前櫃臺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臨街各種飲食攤子，為了兜攬生意、招引主顧，金、石、竹、木的各種響器敲打得十分熱鬧，各種不同叫賣聲，更形成一種大合唱，使得我這個來自六千裏外小小山城的“鄉下佬”，覺得無一處不深感興趣。且由住處到大街，共有三條不同直路，即廊房頭、二、三條。頭條當時恰是珠寶冠服以及為明清兩朝中上層階級服務而準備的多種大小店鋪。扇子鋪門前羅列著展開三尺的大扇面，上繪各種彩繪人物故事畫，內中各種材料作成的新舊成品，團扇、紈扇、摺子扇更羅列萬千，供人選用。廊房二條則出售珠玉、象牙、犀角首飾佩件，店面雖較小，作價成交，卻還動以千元進出。還到處可以看到小小作坊，有白發如銀琢玉器工人，正在運用二千年前的簡單圓輪車床作玉器加工，終使它成為光彩耀目的珠翠成品。這一切，都深深吸引住我，使得我流連忘返。

當時走過前門大街進入東騾馬市大街，則又儼然換了另一世界，另一天地。許多店鋪門前，還懸掛著“某某鏢局”三尺來長舊金字招牌，把人引入《七俠五義》故事中。我的哥哥萬裏尋親到熱河赤峰一帶走了半年，就是利用這種鏢局的保險憑證，坐騾車從古北口出關的！我並且還親眼見到用兩只駱駝擡一棚轎參差而行，準備上路遠行。我還相信上面坐的不是當年的能仁寺的十三妹就可能是當時小報正在刊載、引人註目的北京大盜燕子李三！總之，這種種加起來，說它象是一個明清兩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館，也不算過分！至於向南直到天橋，那就更加令人眼花繚亂。到處地攤上都是舊官紗和過了時的緞匹材料，用比洋布稍貴的價錢叫賣。另一處又還拿成堆的各種舊皮貨叫賣。內中還到處可發現外來洋貨，羽紗、倭絨、嗶嘰、哢喇，過了時的衣裙。總之，處處都在說明延長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滅，雖只有十多年，粘附這個王朝而產生的一切，全部已報廢，失去了意義。一些掛貨店內代表王族威嚴的三眼花翎和象征達官貴族地位的五七葉白芝麻鵲/oo翎羽扇，過去必需二百兩官銀才到手的，當時有個三五元就可隨時成交。

但是進出這些掛貨鋪，除了一些外國洋老太太，一般人民是全不感興趣的。此外還有夜市曉市，和排日輪流舉行的廟會，更可增長我的見聞。總的印象是北京在變化中，正把附屬於近八百年建都積累的一切，在加速處理過程中。我在這個離奇環境裏，過了約半年才遷到北京大學附近沙灘，那時會館中人家多已升了小小煤爐。開始半年，在一種無望無助孤獨寂寞裏，有一頓無一頓的混過了。但總的說來，這一段日子並不白費，甚至於可說對我以後十分得益。而且對於我近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矗可以說是在社會大學文物歷史系預備班畢了業。但是由於學習方法和一般人不相同，所以幫助我遷移到北大紅樓附近去住的表弟黃村生，還認為我遷近北大，可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氣，性情會更開朗些。表弟年齡雖比我小兩歲多，可是已是農業大學二年級學生，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有了他，我後來在農大經常成為不速之客，一住下就是十天半月，並因此和他同宿舍十二個湖南同學都成了朋友。正如在燕大方面，同董秋斯相熟後，在那裏也結識了十多個朋友，對我後來工作，都起過一些好影響。

我是受“五四”運動的余波影響，來到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的。事實上，我的目標並不明確，理想倒是首先必需掙紮離開那個可怕環境。因為從辛亥前夕開始，在我生長的小小山城裏，看到的就總是殺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殺人叫“秋決”，犯死刑必由北京決定，用日行三百裏的快驛“雞毛文書”，急送請兵備道備案處理。行刑日，且必在道尹衙門前放三大炮。如由知事監護，且必在行刑後急促返回城隍廟，執行一場戲劇性的手續，由預伏在案下的劊子手，爬出自首，並說明原因。知事一拍驚堂木，大罵一聲“鄉愚無知”，並喝令差吏形式上一五一十打了一百板，發下了一兩碎銀賞號，才打道回衙，繳令完事。但是我那地方是五溪蠻老巢，苗民造反的根據地，縣知事也被賦予殺人特權，隨時可用站籠吊死犯小罪苗民。我從小就看到這種殘暴虐殺無數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殺，和後來在軍隊中的所見，使我深深感覺到誰也無權殺人。盡管我在當時情況下，從別人看來工作是“大有前途”，可是從我自己分析，當時在一個軍部中，上面的“長字”號人物，就約有四十三個不同等級長官壓在我頭上。我首先必須掙脫這種有形的“長”和無形的壓力，取得完全自由，才能好好處理我的生命。所以從家中出走。有了自由才能說其他。到北京雖為的是求學，可是一到不久，就不作升學考慮。因為不久就聽人說，當時清華是最有前途的學校，入學讀兩年“留學預備班”，即可依例到美國。至於入學辦法，某一時並未公開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有人只憑一封介紹信，即免考入學。至於北大，大家都知道，由於當時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遠見與博識，首先是門戶開放，用人不拘資格，只看能力或知識。最著名的是梁漱溟先生，先應入學考試不錄取，不久卻任了北大哲學教授。對於思想也不加限制，因此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諸先生可同在一校工作。不僅如此，某一時還把保皇黨辜鴻銘老先生也請去講學。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次講演，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藍色腰帶。最引人註意的是背後還拖了一條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用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數人繼續發笑，多數可就沈默了。這句話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從中國近五十年社會發展來看看，使我們明白近年來大家常說的“封建意識的嚴重和泛濫”，影響到國家應有的進步，都和那條無形辮子的存在息息相關。這句話對當時在場的人，可能不多久就當成一句“趣話”而忘了。我卻引起一種警惕，得到一種啟發，並產生一種信心：即獨立思考，對於工作的長遠意義。先是反映到“學習方法”上，然後是反映到“工作態度”上，永遠堅持從學習去克服困難，也永遠不斷更改工作方法，用一種試探性態度求取進展。在任何情形下，從不因對於自己工作的停頓或更改而灰心喪氣，對於人的愚行和褊執狂就感到絕望。也因此，我始終認為，做一個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不應當在他官職的大而多，實在應當看他的作品對於人類進步、世界和平有沒有真正的貢獻。

其實當時最重要的，還是北大學校大門為一切人物敞開。

這是一種真正偉大的創舉。照當時校規，各大學雖都設有正式生或旁聽生的一定名額，但北大對不註冊的旁聽生，也毫無限制，因此住在紅樓附近求學的遠比正式註冊的學生多數倍，有的等待下年考試而住下，有的是本科業已畢業再換一系的，也有的是為待相熟的同學去同時就業的，以及其他原因而住下的。當時五四運動著名的一些學生，多數各已得到國家或各省留學生公費分別出國讀書，內中俞平伯似乎不久即回國，楊振聲先生則由美轉英就學，於三、四年後回到武漢高等師範學校教書，後又轉北大及燕京去教書。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時清華學校由羅家倫任校長，楊振聲任文學院長，正式改清華大學為一般性大學，語文學院則發展為文學院。

有人說我應考北大旁聽生不成功，是不明白當時的旁聽生不必考試就可隨堂聽講的。我後來考燕大二年制國文班學生，一問三不知，得個零分，連兩元報名費也退還。三年後，燕大卻想聘我作教師，我倒不便答應了。不能入學或約我教書，我都覺得事情平常，不足為奇。正如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投稿無出路，卻被當時某編輯先生開玩笑，在一次集會上把我幾十篇作品連成一長段，攤開後說，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說完後，即扭成一團投入字紙簍。這位編輯以後卻作縣長去了。有人說我作品得到這位大編輯的賞識，實在是誤傳。

我的作品得到出路，恰是《晨報》改組由劉勉己、瞿世英相繼負責，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園》一類篇幅內發表。後來換了徐誌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經常發表作品機會。但至多每月稿費也不會過十來元。不久才又在《現代評論》發表作品，因此有人就說我是“現代評論派”，其實那時我只二十三四歲，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說得上是什麽“現代評論派”？作品在《新月月刊》發表，也由於徐誌摩先生的原因，根本不夠說是“新月派”的。至於《小說月報》，

紫色夢】一九二八年由葉紹鈞先生負責，我才有機會發表作品。稍後《東方雜誌》也發表了我的作品，是由胡愈之、金仲華二先生之邀才投稿的。到三十年代時，我在由施蟄存編的《現代》，傅東華編的《文學》都有作品。以文學為事業的因此把我改稱“多產作家”，或加上“無思想的作家”、“無靈魂的作家”，名目越來越新。這些“偉大”批評家，半世紀來，一個二個在文壇上都消滅了，我自己卻才開始比較順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進入新的試探領域。

我從事這工作是遠不如人所想的那麽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學還掌握不住，主要是維持一家三人的生活。為了對付生活，方特別在不斷試探中求進展。許多人都比我機會好、條件好，用一種從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寫點什麽，讀點什麽，到覺得無多意思時，自然就停了筆。當然也有覺得再寫下去也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終於為革命而犧牲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這樣死於革命變動中的。也有些人特別聰明，把寫作當作一個橋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還是一個死心眼笨人，始終相信必需繼續學個三五十年，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達到一個成熟境地，才可能寫出點比較象樣的作品。可是由於社會變化過於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適應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早料到參加這工作二十年，由於思想呆滯頑固，與其占據一個作家的名分，成為少壯有為的青年一代擋路石，還不如即早讓路，改一工作，對於個人對於國家都比較有意義。因此就轉了業，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三十年。

我今年七十八歲，依照新規定，文物過八十年即不可運出國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齡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專家見見面，真是一生極大愉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