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於2011年底出版了一本新書《城市的勝利》，引起了從《經濟學人》到《紐約時報》等嚴肅國際媒體的廣泛註意。他在《波士頓環球報》上也發表了文章，題為《如果你熱愛自然，就搬到城裏來》。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把我們心目中的環境主義先知梭羅描繪為一個罪惡昭彰的環境破壞者（梭羅的一次野炊就燒毀了300英畝的森林！），解構了瓦爾登湖的神話。在他看來，人類是對自然有極大破壞力的物種。如果人類熱愛自然的話，最好的辦法不是到自然中去，而是離自然越遠越好。

他和另外一位經濟學家馬休·卡恩（Matthew Kahn）的研究揭示，美國的碳排放有40％來自家用能源和交通，其中私家車又是最大的排放源。私家車的使用和人口密度緊密相關；人口越密集，私家車的使用越少。在家庭收入和住房面積同等的情況下，居住在人口密度大於10,000/平方英裏地區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為687加侖；居住在人口密度小於1,000/平方英裏地區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為1,164加侖。以波士頓地區為例，僅就開車這一項而言，都市家庭平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起郊區家庭來就要少6,700磅。如果把家用能源算進去，差別就更大了。從市區移居到郊區，往往是離開公寓搬進獨門獨戶的大房子，這意味著家庭用電量將增長88％。標準的郊區家庭比都市家庭每年多排放6噸二氧化碳，其中包括4,400磅的取暖排放和1,800磅的電力排放。

所以，格萊澤呼籲，如果你熱愛自然的話，就遠離瓦爾登湖，到擁擠的波士頓市中心去定居。住在鋼筋混凝土建築中比住在森林中更環保。無巧不成書的是，最近《波士頓環球報》報道，因為梭羅的崇拜者過多，瓦爾登湖人滿為患，自然生態和景觀都面臨著危機。
　　在格萊澤看來，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僅有利於保護自然生態，而且還能刺激創新。高密度都市中面對面的人際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自古以來就是人類進步的引擎。但是，戰後美國的都市化，實際上是在否定“城市勝利”說。因為郊區化稀釋了城市人口，造成了大都市的貧困和犯罪等諸多社會問題。中產階級厭煩城市的多元性，寧願搬到郊區，和與自己經濟狀況類似的人生活在一起。表面上，美國戰後廢除了種族隔離，但郊區化卻創造了新的社會隔離，不同種族和階層的人照樣各過各的日子。
　　看看人口數據就知道，戰後美國的傳統城市普遍處於衰落狀態。最大的城市紐約，1950年時的人口為789萬多，到1990年時降至732萬多；芝加哥1950年時的人口為362萬多，到2010年時不足270萬；費城1950年時的人口超過200萬，如今只有152萬出頭；底特律最為明顯，1950年時的人口接近185萬，如今只剩下71萬；我所在的波士頓屬於中等城市，1950年時的人口為80萬，如今才61萬多。而從1950年至今，整個美國的人口整整翻了一倍。不錯，一些新興城市，如洛杉磯、休斯敦，在這一時期都經歷了高速擴張，但它們都屬於鋪張型的汽車社會。洛杉磯居民使用公交的比例僅為10％，休斯敦才5％多一點。毫無疑問，增長的人口大多數還是跑到了郊區，或郊區和市區難分的大都市圈。這還不僅僅是居民。1942年，企業巨頭AT&T-Bell把電話實驗室從擁擠的曼哈頓遷到了新澤西州郊區。戰後，各大企業紛紛效仿，那勢頭頗像今日的“外包”。在一望無際的郊區，企業蓋的遠不只是一兩棟樓，而是工業園、科技園。這使其工作空間一下子擴大了數倍。白領職工從富裕的郊區家的車房內一路開到辦公室前空曠的停車場上，無處不是夢幻般的田園景色。這種奢侈得超出前人想象的“田園資本主義”，成為戰後美國的標誌。
　　然而，美國的城市病、貧富分化等一系列問題也由此而來。“田園資本主義”可以使中高產階層從自己的車房直接到達辦公室門口，與一路所經過的社會隔絕開來；孩子全在本階層所居住的富裕社區內讀書。美國的公立學校大部分由本地房地產稅支持，高房價的郊區自然教育經費充足。城市的貧民窟和郊區的世外桃源彼此老死不相往來，使富裕和貧困都世代化。美國原有的高社會流動消失了。
　　到了70年代，石油危機使人們意識到“田園資本主義”的能源瓶頸，環保運動的崛起也使人們對汽車社會開始反省。於是，80年代初期，“新城市主義”興起了，其要旨是回歸汽車社會以前城市設計的原則。比如，註重創造步行空間，以公共交通特別是輪軌通勤設施為核心來設計城市，強調密集型的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汽車的運用等。這樣，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衛星城，彼此靠輪軌連接。輪軌車站成為都市和衛星城的中心地帶，各種商業和公共設施林立，大部分人口可以步行或騎自行車到達這樣的中心地帶。如今，“新城市主義”已經成為城市理論的主流，其建築和規劃師承擔著越來越多的社區和城市設計工作。
　　90年代，雖然郊區化愈演愈烈，乃至發展成遠郊化；但“新城市主義”的潛流也越來越強，都市的復興使市區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可以接受。其中比較成功的例子大概當屬紐約市。在90年代，紐約的治安大為改進。從1990年到2010年，人口從732萬猛漲到817萬多。紐約居民通勤使用公交的比例接近55％，在美國大城市中名列第一。近年來，市長布隆伯格大力推行自行車，也取得了顯著效果。這次經濟“大衰退”導致了遠郊房市的徹底崩潰，而都市和近郊則率先開始復興。城市的吸引力越來越大。愛德華·格萊澤此時推出宣告“城市的勝利”的新書，可謂生逢其時。
　　不過，區區幾年的“大衰退”真的能對半個多世紀的郊區化蓋棺論定嗎？恐怕不會這麽簡單。事實上，對抗“新城市主義”、支持郊區化的新建築和規劃理論——“景觀都市主義”正在蓬勃崛起，並在哈佛這樣的學術重鎮安營紮寨。不過，這裏的曲折也只能是後話了。